硬任務之下，紙上種田：《焦點訪談》是不是太苛責農民和基層干部了？

紙上種田？

2026年7月14日央視新聞《焦點訪談》對湖南省江華縣的基層農業干部和農民，展開了監督報道，題為《種在紙上的水稻》。

怎么回事呢？小小一個江華縣，是不是田間地頭藏了重大腐敗，以至于驚動了央視？

基本事實如下：

江華縣有基本農田32萬畝，其中一部分農田還可以種植早、晚雙季稻，省市將該縣水稻種植面積任務確定為39萬畝（早稻12.9萬畝，中稻13萬畝，雙季晚稻13.2萬畝），作為硬任務。

從統計局數據、臺賬報表上看，該縣完成了這個任務，然而，央視記者使用無人機航拍發現，雖然道路兩旁可視范圍內種植的都是水稻，在可視范圍之外，不少農田種植的則是煙葉、羅漢果、芋頭、南瓜、苦瓜等經濟作物，并不是水稻。查閱當地賬本發現，領取水稻目標價格補貼的田畝數為23.8萬畝，與任務數差了15萬畝。

節目中，《焦點訪談》認為江華縣農業干部和農民，在玩數字游戲，欺騙上級。

看完報道，我第一感覺并不是覺得江華縣干部和農民干了多大壞事。

農民為什么不種水稻？難道是因為農民蠢嗎？

真實的原因是，種水稻辛苦，卻不賺錢。以早稻為例，一個典型的種糧戶成本是：田租200，種子90、撒肥一畝200，撒肥人工18、割稻倒伏100（未倒伏80）、耕田100、殺蟲殺菌100（用飛防打）、除稗草35，以上加起來是843元。他能收入多少呢？如今稻谷是0.85一斤，按照畝產1100斤算，是935元。

一季下來，滿打滿算100元不到，自己的勞動和管理成本還沒有計算進去。

與之相比，種植芋頭、南瓜、羅漢果等，收入明顯更高，如果是種煙葉，則更高了。一戶農民，如果勤勞種植煙葉的話，收入一二十萬很正常，并不低于到城里打工。而且，種煙葉一般來說是和水稻輪作的，煙葉收成后還可以種一季晚稻。

《焦點訪談》中的農民們，固然在上報水稻種植任務面積時多報了，但是在領取農業種植補貼時，他們沒有多報，而是實報。他們沒有欺騙財政資金的動作。

他們所做的，是兩個方面，一是讓自己多收入一些，一是讓下任務目標的領導安心。

如無人機拍攝的鏡頭看，江華縣并沒有拋荒，他們種植芋頭的農田得到了妥帖的照顧，長勢很好：

在我看來，是這些“硬任務”給農民和基層干部添了麻煩，而不是農民和基層干部給上級領導添了麻煩。

2024年時，被檢方指控受賄8.13億元的貴州省委原書記孫志剛受審。這位書記大人任職貴州時一大政令就是“玉米革命”：舉全省之力禁止貴州農民種植玉米。

“你敢種，我敢鏟，堅決不留苞谷稈。脫貧要幸福，不要種苞谷”。孫志剛在省委層面，對調減玉米種植面積做出“戰略安排”：2018年，貴州全省必須把玉米種植面積從1100萬畝減少到600萬畝。

為此，孫志剛采取“五步工作法”：政策設計、工作部署、干部培訓、監督檢查、追責問責。省農委牽頭督促考核，對作風漂浮、弄虛作假、工作不力和進展緩慢的，要進行通報或約談。壓力層層向下傳導，一些基層干部沒辦法，采取了違法措施：農民種植玉米被發現，將免去三年的合作醫療補貼。

如今看來，孫志剛主導的這場“玉米革命”頗為荒唐：一個人當上了省委書記，就自以為什么都懂，處處指手畫腳，比農民還懂得農民應該種什么。這讓我想起《我愛我家》的一句臺詞：“你爺爺一失誤，我爺爺就要飯。”那時的編劇是真敢說啊。

這不是顯而易見的荒唐嗎？最關心農民利益的是農民自己，這片土地適合種什么，種什么收益大，農民會自行判斷，即便一時判斷不了，也會迅速從周圍學會。

所以，想要農民多種水稻，那么，最應該做的是增加種植水稻的收益。一邊是水稻價格停留在幾十年前，一邊又強令農民種植水稻，這種政令能長久嗎？

從新聞專業角度， 《焦點訪談》這個報道只看到對縣、鄉、村三級展開調查，卻沒有調查采訪制定任務目標的部門，了解他們依據什么來給江華縣下達39萬畝這一水稻種植目標“硬任務”。

這個任務一定是科學的、正確的嗎？ 如果在厘清這一問題之前，湖南省因為《焦點訪談》這則報道就啟動大規模的追責，追責江華縣的基層農業干部，我以為，對農業工作未必是好事。

“紙上種田”是形式主義，可是，許多形式主義造假行為何嘗不是被逼無奈呢？形式主義的背后，有沒有官僚主義呢？

另外，我對報道中的預設前提也頗為疑惑：水稻是糧食，難道芋頭、苦瓜、南瓜就不是糧食了？它們不能吃？農民種這些經濟作物威脅到糧食安全了？

將“糧食”概念縮小到“水稻”，真的好嗎？

種田這種事，還是得尊重農民的意愿，各級政府能做的是因勢利導，而不是橫下暴令。古今中外的教訓無數次地在證明：一個社會的饑荒，往往是來自于人禍，而不是來自于天災。只要不胡作非為，糧食安全就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