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人文社科封建行會，培養不出賽博天才少女

文 | 延觀風

這兩年，國內高校、特別是文科高校的輿情非常熱鬧。從武大楊景媛處理流程牽出對武大文科的整體不信任，到吸毒記錄封存風波將名校大法學家的邏輯學功底展現給社會評判，再到學術經歷一路造假的高中畢業生堂堂成為博導、首席科學家……

今年的輿情更是一波波把好戲推向高潮。耿同學連續拋出多名院長級學者的論文造假證據，蔣方舟被清華教授舉報抄襲的漫長拉鋸戰幾經反轉最終實錘，第二天賈淺淺的學位和教職也全部摘帽。這一幕幕抓“剽蟲”的大戲可比某抓特務的電影好看得多，人民群眾太喜歡自發走個面給伸張正義的連續劇增添人氣、催更續集了。

此前，我們分析過中國大學存在一系列問題的思想文化根源（《中國高校的自由主義風氣，不光是哪個人的問題》），今天帶入一些經濟的視角，講講高校是怎么頑固堅守封建手工業行會的殘余，讓這部高校打假連續劇能更新到地老天荒。

（當然，筆者的認識并不全面，因此主要拿更熟悉的社會學科領域情況論證和舉例。這不代表理工科的問題小，從早年的王攀陶崇園事件到如今的耿同學打假，早就說明理工科并不是什么耿直樸實的理工宅男集聚地。）

封建行會的壟斷三件套

馬克思指出，生產的形態決定了社會的形態。封建社會手工業的生產過程是高度非標準化的，在生產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明確的操作規范、可復制的簡單流程，而是個人技藝的嫻熟度和藝術化的靈感；產出的非同質化商品既沒有統一、強制的技術規范，也沒有可大范圍競爭淘汰的市場評價。

此外，封建社會出產的手工業原材料有限，供養長期脫離農業生產的工匠非常昂貴，手工業者及其技術具有較高稀缺性。同行業的手工業者再進行聯合，徹底把持細分領域的生產、銷售、標準制定和人才培養，構成了封建行會生產關系的最根本基礎——壟斷。

基于此，封建行會形成了三大特點，不斷強化鞏固壟斷地位，確保子子孫孫都能吃上這碗手藝飯。其一是標準自定。行會對工藝原料、產品形態質量等進行嚴格規定，專業知識成了拒絕消費者和領地統治者參與標準制定的最佳壁壘。積極地講這起到了質量管理的作用，但同時也在本地細分市場筑起了保護性壁壘（就好比此前蘋果的獨特充電口）。

行會還掌握“同行評議”權，認定哪些工匠的手藝達到標準（有的行會還會評價“代表作”masterpiece），有權獨立開店、參與會內事務和收徒。

其二是準入限制。壟斷的核心是人為壓低產品供給，通過制造稀缺抬高價格、牟取超額利潤。行會標本兼治，一方面嚴格限制技術傳播流動，每名師傅能帶的徒弟數量有嚴格限制，除非加入本地行會否則外地工匠禁止到本地開店；另一方面聯合制定上市產品價格，共同維系壟斷價格格局。

其三是人身依附。這既是封建社會的共同特征，也是技能市場壟斷向人身權利壟斷的延伸。學徒拜師后人身權歸屬于師傅，住在師傅家里，沒有工資，聽從師傅對生產和非生產事務的一切安排，學徒結束后要在師傅的店里做工匠，不準跳槽他就。

這種人身依附還會延伸到學徒成為師傅后，比如不準和師傅搶生意等等。學徒的尊嚴乃至人身安全沒有保障，被苛待甚至虐待得到了法律和道德的默許，“師傅教你謀生的技能，所以你就該伺候他、忍受他的虐待”，這點在很多歐洲文學中都可以讀到。

這套等級森嚴、壟斷嚴密的行會制度起到了傳承和改良工藝、維持產品質量底線的積極作用，但終究是生產力低下的結果。當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人類運用非體力能源的能力，標準化生產將海量產品注入到市場，封建行會的壟斷特權如雪在陽光下消失，被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然而總有愛翻歷史垃圾堆的蒼蠅。新自由主義認定一切政府行為都是邪惡，所以政府的對立面一定都是圣潔的白蓮花。在中世紀城市中，行會憑借技術和財富壟斷成為相對獨立于領主的力量，因此在新自敘事中被不斷美化，成了技術的守護者、自由的爭取者。執行人身依附制度的壟斷組織成了自由的代表，足見資產階級的自由絕不包括免于受有產者剝削奴役的自由。

現代手工業的封建殘余

封建行會的“形”已經朽爛，但只要與之類似的生產形態沒有變，封建行會的“幽靈”就會繼續籠罩在相關行業之上。現代經濟中，商品生產高度工業化，但“科學發現”、“依附于人身的技術”等產品的生產還沒有實現非人力能源驅動的工業化，再疊加市場競爭倒逼作用很弱，這些“現代手工業”，自然會催生現代的封建行會。

醫學屬于“依附于人身的技術”，外國的醫師協會幾乎就是封建行會的翻版。比如前年韓國政府計劃擴招醫學專業，降低醫療服務供給稀缺性，立刻引發韓國醫生的強烈反彈，為了維護自己的壟斷利益將患者扔在病房里等死。

中國的醫療體系固然沒有公然制造稀缺的機會，但系統內部的人身依附封建化程度相當之高，近兩年規培生屢屢發生悲劇，無疑是“凡卡”故事的現代翻版。

高校從事的科研工作也屬于現代手工業，科學成果產出依然高度依賴相關工作者頭腦運算和靈光乍現（至少現在AI for Science還沒發展到可以獨立批量產出研究成果的程度），因此其生產方式和人才培養方式整體上仍是行會式的。

現代科學高度專業、高度細分，確實需要充分尊重研究者的學術自由和專業能力，大量研究的質量和價值，也只有具備極高知識儲備的專業人士才能給出公允評價。但是，現代科學又要求大量的資源投入，理工科的實驗投入自不必說，社會科學也是要養研究者這張嘴的。

一些師傅們，試圖把學術話語權擴大到資源投入與分配的權力，將專業壁壘延伸為權力壟斷，將學術自由泛化為不受行政、學生、社會輿論等力量監督的自由，打造“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相信在前文描述行會特征時，讀者已經可以和現代高校建立充分的對比聯系。標準自定對應無腦鼓吹“教授治校”“行政退出”等，同行評議還是同行評議；準入限制變成了依照學歷、帽子乃至師承關系準入，并試圖將“學術共同體”打造成“壟斷共同體”；導師對學生的畢業掌握生殺大權，不少導師變成了老板、學生變成了廉價勞動力，甚至王攀們的免費保姆；等等等等。

有人身依附的受害者，就一定有人身依附的受益者。蔣方舟和賈淺淺兩人，都依仗自己與“行會師傅”的特殊人身關系，在行會中、社會上取得了遠超其專業成就的地位和利益。他們的出丑出事更多是因為高調斂取名氣和利益，受到了更多的外部監督，還有更多悶聲發財的人身依附受益者。有過高校就讀經歷的讀者，都或多或少感受過高校近親繁殖的危害，甚至不幸成為過近親繁殖者口中的“紅利”。

如果說理工科的成果需要經過實驗和工程檢驗，經濟學等社會學科的結論就算不能直接在實驗或工程中驗證，也不能永遠欺騙利益因之受損的社會公眾。此外，他們的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獲得更多資源支持，往往要接受一定具有競爭性質的程序，還能對這些學科的近親繁殖起到或強或弱的抑制作用。

而幾乎不需要接受實踐檢驗的文史藝術，評價標準幾乎完全掌握在“行會師傅”手中，互相吹捧共同上天是發跡常態，再通過血緣、師承或性關系封妻蔭子，所以這些學科是最盛產“天才少年/少女”的領域。當然，學術造假已經是他們身上最小的問題了，但其他問題和本文關系較遠，不作展開討論。

即使經過最基本學術訓練的人都能看出賈淺淺的論文根本不符合畢業要求，即使普羅大眾一眼就能看穿賈淺淺的詩粗制濫造，對她們的投訴舉報的持續時長、給出調查結論和處理結果的時長，甚至超過拿下大老虎的辦案周期。背后的行會師傅能用根本不專業的“學術獨立”擋箭牌拖延這么久，行會系統的封閉性和頑固性可見一斑。

相比其他體制內部門，對高校的監督力度確實小很多，我們的高校主辦力量（行政機關）對高校管理最嚴的是意識形態和安全問題，對學術腐敗、近親繁殖、學術造假、行政低能的問責力度已經相當之低。

一個側面印證是往往是紀律調查牽出學術造假，卻少有因學術造假遭受黨紀處分，所謂的“學術自由”“專業主義”無疑是監督力量介入的重要絆腳石。

來自群眾的監督同樣很弱。學生，尤其是脫離家長直接關照的大學生，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之一，涉世不深、博弈經驗少，高校同時具備對學生的學術管理權、行政管理權和人身管理權，動輒以畢業等影響未來人生的事項要挾，決定了學生的制約監督力量非常弱。

若論絕對權力大小，高校教授或行政人員絕比不上公務員序列中的“官”，但他們受到的紀檢、同儕、下級和管理對象約束最小，相對權力反而最大。

在“專業性”擋箭牌的隔離下，社會公眾監督往往被高校及紀檢部門過濾掉，研究的指責。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封妻蔭子時對公共資金獅子大張口，被社會監督問責時高舉“學術自由”免死金牌。

4月第一波賈淺淺學術不端輿情發酵時，社科報就出來呼吁“慎用輿論監督干涉學術爭鳴”，批評輿論用常識干涉學術觀點、甚至對學者人身攻擊。

至于高校教授總是抱怨“行政干預過多”，高校內部的行政管理確實低效、無能且不人性化，但這大多是行會大師傅對小師傅和學徒的管理，執行這些行政管理的往往也是大師傅的人身依附者，不是行政部門的干預管理。

當然，也有很多大師傅借此要求外部監督力量進一步后撤，擴大自己的獨立王國。其中受西方新自浸淫最深的人文社科又特別推崇“對抗當權”、“自由自治”的封建行會習氣，用自由派意識形態的朽木支撐自己專業性低下的學術危墻。

手工業配行會不是不行，但求求提高點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筆者并不認為高校的行會式管理模式需要被徹底打倒，只要科學技術的生產過程仍然是手工業的，那么就需要同行評議、學術自由等制度安排保障科學產出。筆者主張的是真正的“學術歸學術、管理歸管理”，阻斷學術權威向資源分配權乃至人身控制權泛濫。

在這方面，老牌發達國家們高校的社科領域做的相對較好（注意，是相對），其中一方面是因為監督制約力量相對較強，如對學生權益保護更到位等；另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的社科行會師傅們專業學術水平很高，學術權威在學術上真的有建樹。

中國高校則相反，雖然高校人文社科領域的公知總是批判“外行領導內行”，實際上他們自己都不是本領域的內行，高校人文社科的主要問題是“低水平管理高水平”。

以筆者熟悉的經濟學舉例，從計劃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國內高校經濟學體系進行了一輪大洗牌，90年代經濟學科建設屬于推倒了舊房、新房還遠沒建立起來。在這片學術荒野上，一群傳教士開始跑馬圈地。他們其實并沒有深刻學習理解主流經濟學理論，不過是會念幾句propaganda編織的經文，但乘著對西方制度和理論的狂熱崇拜，都混上了相當高的位置。

筆者反復批判主流經濟學假設天真、結論無法經過實踐考驗、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但起碼作為一個學科體系，其研究方法和數理工具是嚴謹自洽的。然而國內的西方傳教士只帶回來了經文，沒帶回來學科建設方法，一些大專家大教授都不配被稱為專業嫻熟的行會師傅，只配稱作喝洋墨水更早的鄉村士紳。直到更新一批接受過外國嚴格學術教育的海歸不斷回國，經濟學科建設才漸趨規范化。

這就導致在很多高校的經濟學院里，院長的學術水平不如主任，主任不如教授，教授不如青椒，然而資源分配和評價權的分配恰恰相反。說句不恭敬的話，很多頂著院長頭銜的、經常在媒體市場上發表高論的學者，按今天的標準連碩士都畢不了業。

“破四唯”講了這么多年，還是落實的不好，根本原因就在這里。西方有專業水平的行會師傅能夠相對客觀評價學術成果質量的優劣。而國內“師傅評議會”的成員不懂現在的學術成果哪些是好、哪些是差，甚至能不能看懂這些成果都難說，那就“只能”看論文數量、影響因子、海外學歷、咖位級別這些最淺顯易懂的指標。

“師傅評議會”把成果評議權丟給了期刊，但期刊編輯和審稿人的水平也難有保證，在很大程度上只會按照送審“工匠”的頭銜評定成果質量、決定發表，看上去是專業的同行評議，實際上是比拼帽子的人情游戲。有些經濟學大專家在媒體上談論的經濟見解，明顯配不上近兩年他們掛名發表的一些論文質量，顯然論文是那些排名在后的學生的功勞。可僅僅以他們的名字去投稿，這些論文未必能發這么好的期刊。

筆者相信，這種情況在人文社科并不少見，在這種生態下，容納下蔣方舟、賈淺淺實在是易如反掌。蔣方舟事件的反轉很能說明問題：從人大審查數個月注釋規范性無果，發現抄襲新線索后光速處理，說明保蔣小姐的大師傅已經力竭（楊景媛的論文問題更明顯，但學位依然被保下來了），但人大審查委員會確實沒有發現抄襲的學術或技術能力，真沒看出來除了注釋不規范之外的問題。

蔣小姐的論文大概率是完全代筆，自己都不知道文中抄沒抄，而她不幸選擇了輕信審查委員會的學術水平，自認為論文在學術上無懈可擊，高調報警擴大事態，結果被一般路過的吃瓜網友指出抄襲來源，鬧了個我報警抓我自己的黑色幽默。

不光高校中年輕教師的學術能力在變強，社會上網友的專業能力也在不斷提高。從楊景媛的論文被指出幾百處錯誤，到耿同學揭發學術大牛論文中最低級的造假問題（都不用嘗試實驗復現），國內高校鄉紳俱樂部那塊名為“專業學術”的遮羞布已經掛不住了。

教育是中國人對公平最敏感的神經，高校是我國科技趕超和意識形態翻身的重要陣地。輿論主導的高校打假風暴必然將要繼續，不排除成為行政紀檢力量主導的常態。筆者此前經常求求資本家至少搞點資本主義那一套，對于高校來說，則是要求求他們至少搞點封建社會那一套，用真實的專業技能構筑權威和權力的護城河吧！不然在一個稍有學術功底的吃瓜群眾面前，你們的從業風險都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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