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擴招的博士畢業了，十幾萬人搶幾萬個崗位

博士生正面臨空前的就業難題。2020年是博士擴招的歷史拐點，招生人數一舉突破11萬人，增幅超過10%。此后每年仍穩定擴招，2025年，博士招生人數首次突破20萬人大關。如今距2020年五六年過去，第一批擴招的博士生逐漸畢業，一系列影響才開始真正顯現。

自2025年起，每年將有超過10萬的博士畢業生涌入就業市場，爭奪幾萬個高校崗位。如今，高校崗位仍在收縮，畢業博士還要與上一年沒找到工作的人、以及海外博士同臺競爭。越來越多的博士畢業生陷入飄零的狀態，有求職者形容，“大批的博士找不到工作，入站博后，博后出站又找不到工作，還是和博士一起卷，就像一個涌動的絞肉機一樣”。

那些依然在讀博士的人，也感受到了一種被“倒逼”的異化感，有人發現研究室的人卷不動只好“躺平”；有人困在發文章的KPI里，同時覺得文章也沒有意義，那我的價值究竟是什么？有人一早就放棄學術追求，只求畢業后找個不那么“卷”的工作——而找到一份這樣的工作也越來越“卷”。

“非升即走就是必須得走”“大專也不好進”，越來越高的求職門檻，不斷降級的求職預期，讓博士們集體陷入身份認同危機：過去20多年的努力真正的意義是什么？如何面對并解決對學歷的虛無主義？

文 |王瀟

編輯 |張輕松

運營 |歪歪

博士飄零

“卷得不正常。”這是今年求職的博士的共同感受，有時候，求職者甚至會被荒謬感暴擊。

“今年傳媒學院只分到了0.5個名額”，傳媒方向博士生李欣妍看到回信后，氣笑了，難道招聘還能只招半個人嗎？

李欣妍在韓國讀博，今年3月畢業，打算在國內找工作。她托學姐和老師打聽了幾所學校的招聘計劃，只覺得讀博歸來，國內好像變天了。那所只有半個名額的學校去年還能招3個人，到了今年，傳媒學院和旅游學院一起分一個名額，“難道要院長、系主任先打一架，完了我們再去打一架？”

但0.5已經算好的了，還有很多學校去年還在招人，今年就沒有名額了。李欣妍打聽了不到10所學校，其中有4所明確發來回信，“你的條件非常優秀，但我們學院今年沒有名額了”。在面試前就得到拒信算是幸運的。李欣妍有個朋友，過了學院的面試，已經開始排課了，結果學校臨時抽掉了學院的名額，“又得重頭來過，再找工作”。雖然名額在減少，但候選人卻在指數級增加，有主動聯系李欣妍的院長告訴她，“往年學院只能收到十幾份簡歷，今年卻收到了五六十份”，意思是，“我們也很搶手，我現在看中你是你的榮幸”。

找工作的過程里，李欣妍不斷被就業市場震驚，進入高校的門檻越來越高。首先，今年發文章的要求直接翻倍了。她打聽的一些學校，去年只要一篇頂刊就有面試機會，今年變成了兩篇頂刊。她發過5篇SSCI，其中3篇是頂刊，全部都是一作，之前進一些學校并不難。但今年，她接觸的一所發達地區的211，不僅要3篇頂刊，還要求包括1篇中文頂刊，她被刷出去了。

編制也是高校拿捏求職者的籌碼。李欣妍學會了很多招聘“黑話”，員額編、控制總量編、考核后轉編......像是報菜名，“各種各樣的編，總結下來就是不給編”。

與此同時，博士還要和博士后一起競爭。李欣妍總共參加了兩個面試，其中一個面試的競爭者幾乎都是博士后。“大批的博士找不到工作，入站博后，博后出站又找不到工作，還是進來和博士一起卷，就像一個涌動的絞肉機一樣。”

▲ 圖 / 《我的解放日志》

李欣妍經常聽一種說法，“找不到工作就先去當個博后”。她有一個師姐，畢業兩年依然沒找到合適的工作，今年打算入站做博后。和她一同進站的博士很多，出站的人勸她，“還是收拾收拾考編考公務員吧”。

博士后原本代表著更高的學術追求，這一制度的意義是幫助博士畢業生完成從“學生”到“獨立研究者”的轉變。但如今，科研流動站仿佛變成了短期找不到工作的博士生的安置處，“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出來后面對的依然是收緊的就業市場”。

985生物學博士王思萌剛剛經歷了一場“壓死駱駝”的面試，面完以后“整個人都不好了”。面試的時候她才了解到對方要招的不是自己這個專業的，且對方全程沒有開攝像頭，只有她對著兩個頭像輸出。面試完對方還給她“上課”：“你看你今天這個表現，我大概知道你為什么一個offer都沒有了。”

在此之前，她已經經歷了幾場不太好的面試。這根“稻草”讓她徹底失眠，“凌晨1點睡，三四點就醒了”。

王思萌也報了很多大專，有個學校甚至要40多人爭一個崗位，“候選人還有很多工作了好幾年的博士”，她想到夸張的報錄比，干脆放棄，“面了也是白面。”她發現自己已經陷入一種災難性思維，還沒開始就感到氣餒。讀博時，她每天都在忙實驗，卷論文，博四一學期只休息了一天，累到一身病。她一直以為只要文章好，就能進高校當老師，對外面的世界沒有覺察，直到投出的簡歷都石沉大海。

曾經有一個學校看到她的簡歷后主動聯系了她，但提出的要求讓她覺得匪夷所思，“要求近期再發文章，掛上他們學校的名字，幫學校拿資金。這怎么可能？他們可能想的是，現在工作這么不好找，我給你提供工作，已經對你很不錯了吧？”

時至今日，王思萌有點賭氣地概括自己讀博的原因，“因為懶，懶得找工作，才會一條路走到黑，一口氣讀到博”。和她同期畢業的同學大多數都決定進站當博后，她用同樣的邏輯推測，“可能都是找不到工作，懶得找吧”。

但除了早早確定做博后，和在就業市場里徘徊碰壁以外，很多博士生似乎正處在第三種狀態：飄著。飄零在就業和博后之間，而這種飄零狀態在文科博士中尤為明顯。

孫怡然在一所211院校讀戲劇影視學方向的博士，原本應該今年畢業，但出國交流一年耽誤了論文進度，選擇延畢。今年6月，她回校參加畢業典禮時，輔導員告訴她，今年有20多個同學畢業，只有2個人拿到靠譜offer，迄今拿到offer的也不到5人，其中1個又回到了讀博前的原單位。

“其他人都在等待，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這兩年，飄零的博士正在增加，而未來，也許會越來越多。

2017年，“雙一流”建設正式啟動，各高校開始擴大博士招生，紛紛將博士培養規模作為沖擊“雙一流”的重要籌碼。博士擴招的拐點出現在2020年，教育部宣布博士研究生招生規模“適度超前布局”。博士招生人數一舉突破11萬人，增幅超過10%。

從那以后，擴招的步伐變得更快，2025年，博士招生人數首次突破20萬人。根據教育部的數據測算，2010年到2015年間，我國博士招生總共只擴招了1.1萬人，而當前的博士招生規模是2010年的將近3倍。2025年初，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進一步明確：到2035年，繼續擴大研究生尤其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提高專業博士學位的占比。

不斷擴大的博士生規模的另一面，是極其有限的高校教職崗位。2023年，中國民航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勝軍曾估算，全國高校可以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3.5萬個左右，這還包括面向碩士和本科的輔導員崗位和其他行政后勤崗位。

而2024年的博士畢業生有9.72萬人，2025年有11.29萬人，2026年畢業人數目前還沒有披露，但預計會繼續增長。也就是說，自2025年起，每年會有超過10萬人涌入一個只能吸收3.5萬人的就業市場，還要與上一年沒找到工作的人、博士后、海歸博士同臺競爭。擴招后畢業的博士，將面臨嚴峻的就業挑戰，要想避免陷入飄零狀態，只能不斷降級預期，尋找出路。

▲ 圖 / 《謝謝你溫暖我》

“究竟還要多努力才行呢？”

為了博士畢業后能有好的出路，很多博士都曾是“卷王”。

李欣妍連讀博的機會都是費盡心血才得到的。2020年，碩士畢業的她沒能申請到國內頂級高校的博士，工作兩年后申請到去韓國讀博的機會。那時候韓國博士還沒有被“水博”的名聲影響，她進的也是一所頭部院校，打算全力以赴，為自己爭一個更好的明天。

在國外讀博其實并不容易。很多本地的學生早在研究生階段就定好了導師，留學生因為不了解只能盲選，而且很多老師也不愿意帶留學生，學校里有很多留學生直到寫畢業論文之前都沒有導師指導，“滿足畢業條件的兩篇文章只能自己摸索著來寫”。

但李欣妍不能就此草草畢業。學院里有一位履歷資深的教授，相當于學界的奠基人，李欣妍想當她的學生，可教授快退休了，也不想帶國際生，直接拒絕了她。李欣妍想辦法跟教授拉近距離，創造交流機會。她打聽到教授平時常去做社區活動，有段時間，活動的鋼琴師剛好有事不能彈琴，李欣妍抓住機會去替班。她只在幼兒園學過兩年電子琴，只能白天上博士課程，晚上在家自學簡單的曲子，“一有活動就趕緊去”，彈了差不多一個學期，教授終于被她打動，同意帶她。

讀博前，她也就正式學了半年韓語，所以讀博第一年，她需要在陌生的語言中聽懂艱深的專業課程，只能逼著自己加速學習，一年下來，瘦了20斤。她給自己定的目標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發更多文章。為了達到目標，3年寒暑假，她都沒有回過家。她還記得趕畢業論文的時候，每天去24小時咖啡廳寫到凌晨三四點，然后踩著化了一地的雪和泥回家。論文審查期間，怕連續熬大夜受不住，一邊打“大蒜針”（營養針）補充體能，一邊繼續“肝”，以此換來5篇論文，3篇頂刊的成績。

▲ 李欣妍打大蒜針。

“也許每個人回望過去，都會覺得自己有需要再提升的地方。但是我覺得起碼在讀博的3年里，我把自己能盡的所有努力，都做了。”

卷到頭了的李欣妍，如今必須直面新的就業環境。現在，即便是她幾年前想要逃離的大專，也不那么好進了。

李欣妍對5所本科學校感興趣，如果放在去年，以她的履歷都能進。但今年除了明確拒絕的，還有學校直接不回信息，“稍微穩點的就只剩第5志愿了，屬于當初去雍和宮都沒求過的志愿”。

選擇讀博的人，多少都曾認為自己是擅長讀書和走學術路線的人。在學歷這條路上卷到頭，然后進大學，當老師，曾經是一條清晰且體面的道路。但現在，這條路的盡頭，是淤積的求職者和看不清的出路。

▲ 圖 / 《我的大叔》

在很多博士生眼里，就業方向有一條明確的鄙視鏈：最優選是公辦的高校，985、211、雙非本科；其次是公辦大專；再次是事業單位或者公務員；最次的一等是民辦高校。

如今，很多博士生掙扎在飄的狀態，只能一邊降級預期，一邊自我懷疑。

“我是不是太貪了呢？”王思萌最近總會產生這樣的懷疑。她原本以為自己的條件不算差，導師是院士，在大實驗室里，她的成果和文章也算上游。她想找個離家近點的高校當老師，學校不用太好，最好能稍微輕松一點。如果放在4年前剛讀博時，這個目標還算合理，可如今，似乎“要得太多了”。

從3月初開始投簡歷，一直沒有著落，直到一個二本院校的招生老師明確跟她說，“你的簡歷算是中下游的”，她終于認清：以她的簡歷，本科是進不去的。

開始找大專工作，也并不順利。大專和本科高校的人才培養邏輯不同，更注重培養實用性技能，對老師的要求也會相應發生變化，但王思萌讀博期間做的都是基礎研究，“進大專根本用不上”。

王思萌是山東人，從小就對高學歷有執念，本科后立馬碩博連讀，一年也沒有浪費。讀博4年，幾乎一刻也沒松懈過。

導師實行放養制度，平時很難找到老師，她只能在網上找視頻、看文獻自學。4年里，她幾乎每天早上9點多就到實驗室，直到半夜12點才回宿舍，“節假日基本都在實驗室值班”。即便是難得的休息時間，博后師姐也經常半夜打來電話，王思萌就要立刻到崗。

最崩潰的一刻是去年元旦，那是她一學期中唯一可能休息的一天，卻被叫回實驗室。在空蕩蕩的教學樓里，她突然又委屈又生氣，開始全身發抖，喘不上氣，手也抽搐成雞爪手，“那一刻真想直接買票回家，不念了”。

身體也變得越來越差。原本，王思萌生活規律，奶茶零食很少碰，可讀博以后，經常熬夜，吃飯也不規律，每天得喝好幾杯咖啡撐起精神。慢慢的，王思萌得了胃病，有大半年都在吃胃藥，“光是腸胃炎就進了兩次急診”。

熬到畢業，已經用盡全力，可還有更嚴峻的現實需要面對。這段時間，有個問題總是在她的腦袋里轉，“究竟還要多努力才行呢？”

可也許，即便一個人再努力，也很難追上迅速變化的時代。

曾在半導體方向讀博的許則明對此深有體會。他2020年畢業時入職了一家事業單位。這兩年，他經常幫領導招聘，篩選簡歷，發現原本博士才發的頂刊論文，如今有些研究生就已經手握好幾篇了，“放幾年前，都達到博士畢業的條件了 ”。

許則明的一個同學打算進高校，剛畢業時就和學校商定：到國外做兩年博后回來入職。結果才一兩年的時間，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同學博后歸來，學校不收了，到現在依然飄著。許則明剛入職一年多時，也曾有日本和加拿大的高校拋來橄欖枝，找他去做科研，他那時很心動，可是考慮到現實問題，還是放棄了。

他慶幸的是選擇了留下，否則以他的簡歷，今年一定進不了現在的單位。

飄在理想和生存之間

更多時候，飄零可能不只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心態，即便已經找到了工作，或者還沒面臨找工作的博士生，心也一直飄著，難以找到確切的落點。

那些工作后離學術漸遠的博士生，會忍不住想象那條沒能堅持下去的科研道路。許則明入職的崗位只招博士生，但事實上，博士期間學習的知識，只有20%會用到工作中，他剛畢業時覺得沒關系，可工作后心里不免遺憾。尤其是拒絕日本和加拿大高校的工作機會后，科研好像變成了心里的一道坎。許則明很滿意現在的工作，但每當刷到朋友圈里在國外做研究的同學，心里總是會生出一種混合著后悔、惋惜的復雜情緒，“原本這樣的生活也可以是我的”。

進入行業內工作，不只是道路選擇的不同，學界和業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邏輯。在漫長的求學生涯里，許則明學到的是尋找、探索并解決新的問題。但在工作中，發現新問題的代價是很大的，他經常會和領導提出自己的發現和建議，但很多時候，領導都會拒絕。生存邏輯的差異也許就是無力感的來源。許則明總是忍不住去想，“國家培養一個博士，如果最后80% 都浪費掉，只拿20%回報社會，我覺得是浪費的”。

各個層級的人壓力都在增加。許則明有一個學長在上海的一所985高校當教授，原本他有好幾個助手，但現在一個助手都不招，有活就自己干，干不完就分給學生，“多招一個人就得多養一個人，就得多交很多錢”。以前他們經常會一起吃飯敘舊，這兩年，學長沒時間聚餐了，偶爾聚會也會花很長時間訴說壓力，“心態完全變了，整個人好像很麻木”。

根源在于科研經費減少了，有一部分的科研經費來自企業，而企業的錢也在變少。許則明所在的公司會專門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于和高校合作，支持高校科研。原本，一個科研項目都是百萬級別的資金，可現在就只有二三十萬元了。

再往回倒推，會發現學術路上的每個環節都被異化了。博士擴招的結果或許是，很多人離真正的學術越來越遠。

李之恒是一所985高校的化學直博生，一開始就是為了以后能從事科研才選擇直博。他覺得自己很理想化，可如今的學術環境，似乎不再純粹了。

最幻滅的瞬間出現在今年上半年，4月開始，曾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攻讀博士的耿洪偉開始連續公開舉報多所985高校的院長級學者論文造假。

他在博士讀到五年級時選擇退學，轉型做全職科普博主。他曾質疑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團隊在《自然》發表的論文存在數據異常，同濟大學調查后確認學術不端屬實，免去其院長職務并降崗兩級。他還舉報了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教授團隊，涉事高校紛紛啟動調查程序。耿洪偉曾在接受采訪時說：“學術造假最大的原因是‘內卷’，一群為了生存的人，進入一個需要學術追求的環境，本身就不適配。這種身份矛盾，是學術造假多的原因之一。”

對李之恒來說，耿洪偉仿佛把那層窗戶紙捅破了，“潛意識里也知道，造假的成本很低”。這件事像是一個由頭，李之恒又想起這幾年的“不對勁”，先是有其他學校的同學抱怨，實驗臺越來越不夠用，“原來一兩個人用一個實驗臺，現在五六個人一起用”；再是科研項目結項時開始出現“差等”評級，這意味著研究者拿不到相應的經費，也很可能影響未來的項目申報。而這種“差評”以前不會出現。

老師也出現了卷過頭的“躺平”現象，經費難找，環境又太卷，干脆就不努力了。以前，很多老師會旁聽組會，漸漸地，他看不到熟悉的面孔了，李之恒一打聽，“身體都不好了，做了大手術，養身體”；對學術最勤奮的那群人也不卷了，以前很多青年教師雷打不動每天都會出現在實驗室，“像人形攝像頭”。這兩年，也明顯不拼了，“一周只來一兩天，拿到編制評上了青B（青年科學基金項目B類），就不繼續拼了”。

這些“不對勁”的感覺匯總起來，讓李之恒逐漸失望，甚至產生了放棄科研的想法。

前段時間，他開始考慮以后當高中老師，而且聯系了母校的老師打聽高中的編制，如果有空位還要抽空再考一個教師資格證。

導師聽到以后，“覺得特別可惜”，一直勸他再想想。當高中老師就相當于放棄科研，李之恒也很不甘心。

學術環境變形，不是李之恒一個人的感受。孫怡然也越來越覺得自己讀的專業是個“草臺班子”。最近專業里一個外校她曾經非常崇拜的學術“偶像”，被爆出學術不端，隨后被撤稿。“現在一想，不就是因為她有資源，才能發出那些論文？”

當競爭變得過于激烈，攀附導師關系，“蘿卜坑”的現象也會越來越集中。發文章要看導師，找工作也要靠導師，這種“功利主義”的蔓延會擠壓到系統里的每一個人。

▲ 圖 / 《女神蒙上眼》

晦暝時刻

現在的博士，除了要解決未來去哪里的問題，還要面臨身份認同上的飄零：一個博士生要如何在“學歷貶值”的情況下自處，和過去自己走了20多年的路和解。

李之恒曾經把發表的論文當作一種“貨幣”來衡量自己的價值，但現在，論文的效力正在下降，他也就失去了對自己的價值判斷。

這是一種令人迷茫的情況：過去20幾年的努力好像失去了意義，人漸漸陷入了一種對學歷的虛無主義。而對于很多博士生來說，需要面對并解決的也許就是這種虛無主義。

李之恒必須找到一種更牢固的、能重新定義自我價值的貨幣，最常見的衡量方式就是收入。從博二開始，有認識的高中老師找他幫忙，偶爾帶帶學生，李之恒越干越好，每個月都能賺兩萬多元。如今考慮工作時，他也自然而然地想到高中老師，這是他最熟悉的賽道。李之恒有些自嘲地想，“可能快錢賺多了，愈發覺得讀博沒有性價比”。

▲ 圖 / 《寬松世代又如何》

在討論博士生出路時，最常出現的詞匯之一是“沉沒成本”：因為讀了太多年，投入的沉沒成本太多，降級就格外不甘心。

王思萌最近經常出現的情緒就是不甘心。她有一個發小，研究生畢業，去年進了山東的一所本科學校當老師。今年她博士畢業也投了那所學校，可編制滿了，不再招人。

孫怡然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要不斷地給身邊的人解釋，為什么自己還在家里。延畢后，她回了山西老家，身邊的親戚不會夸她優秀，反而在質疑，“為什么讀了這么多年，還在讀”？還有親戚想托關系給她找與她專業毫不相關的實習，催她抓緊找工作。她要不斷地向親戚解釋：還沒博士畢業，博士對口的工作不用實習......到后來干脆破罐子破摔。有次親戚和她炫耀：孩子大專畢業賺了很多錢，讀個藝術生博士有什么用呢？她直接回，“真好，錢分我點吧”。

孫怡然刷社交平臺，有條評論說“博士是巨嬰”，她媽媽氣得抓起手機對罵。可孫怡然心里想，“好像也能理解，有時候就像在混日子，還沒對社會作出什么貢獻”。

這其實不是第一次博士擴招。1999年是博士擴招的“元年”，全國招收博士生1.99萬人，比上年增加約4900人，增幅達33%。博士擴招是解決很多問題的直接辦法，既順應“科教興國”的戰略，又是對曾經嬰兒潮的回應，同時作為人才蓄水池，緩解了就業壓力。

這也不僅僅是中國面對的問題。美國學者赫布·柴爾德里斯在《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中描述了美國博士擴招，乃至整個教育系統的變化。他在書中指出，如今的結果是多個環節的變化導致的，在消費者思維、市場流動性、職業地位喪失、技術創新以及人口結構變遷的共同作用下，大學教師早已不復昔日的輝煌。大批學者擱淺在科研的沙灘上，就業市場供過于求，很多剛畢業的博士生們毫無議價權，只能成為兼職教師，幻想成為“終身制教師”。

赫布·柴爾德里斯也承認，這種情況很難扭轉。大學教師的概念已經一去不復返，“屬于它的時代已經過去，這依舊尚待觀察。我們正處于大動蕩時期，撐不過去的不在少數”。

也有人試圖改變現狀。北京一所大學的文學教授譚耕發現，高校給博士生布置了過重的學術任務，致使一些學生喪失做學術的熱情；同時在學術界又有太多人出于功利的目的爭搶著發文章，產出“偽學術”，這是學術界正義的缺失。他公開宣布：不再招收博士學生，“我不想培養功利的學生了”。

但現實情況也許是，最近這段時間恰恰是很多博士生最遠離功利心的時間，在存在主義危機里，他們試圖尋找意義，對抗虛無。

孫怡然原本一心想做大學老師。她平常追星，經常去韓國看演唱會，可疫情時，韓國去不了，每天都把自己悶在宿舍里寫論文，越寫越覺得自己腦子有問題，甚至開始對自己生氣。光是一篇研究生論文，就逼著自己寫了17萬字，身體也開始出現問題，“每天都喘不上氣，像有人用塑料袋罩住自己，整夜睡不著”。

▲ 孫怡然去看演唱會。

那段時間過后，孫怡然突然像一根徹底松掉的彈簧。她現在完全能接受進入一所民辦學校，“如果真的進了（民辦），讓我就此從文章里解脫出來也挺好”。在社會認可的層面上，孫怡然在一步步降級，但她也許正離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越來越近，“工作和生活不用那么近，可以有私人的空間”。

孫怡然還開始做自媒體，她意外地發現，那些與學習有關的帖子流量都很高，突然有種“東邊不亮西邊亮的感覺，人生沒有白走的路”。

里爾克曾寫下，“我愛我生命中的晦冥時刻，它們使我的感官更加深沉......撫平我內心的褶皺。”飄零的博士們，最終發覺，人或許從未真正走出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晦暗不明。

▲ 圖 /《三悅有了新工作》

（李欣妍、王思萌、孫怡然、許則明、李之恒均為化名）

參考文章：

1、《中國科學報》，《招聘“非學術崗位”，需要“全員博士”嗎》

2、界面新聞，《「專訪」“學術造假吹哨人”耿同學：打假知名學者非有意為之，呼吁監管向大經費課題組傾斜》

3、《三聯生活周刊》，《拒絕再招博士生的名校文科導師：我不想培養功利的學生了》

4、赫布·柴爾德里斯，《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

5、《南方周末》，《肄業博士連“打”5位名校教授：頂刊翻車，引發連鎖震蕩》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