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7月14日，央視《焦點訪談》曝光了湖南省永州市江華縣的“紙上種田”事件，令人震驚：
近幾年來，江華全縣官方公開與上報的稻谷種植面積穩定在38.9萬畝左右，然而實際上領取種糧補貼的稻谷種植面積僅約23.8萬畝，15萬畝水稻憑空“長”在了臺賬上、報表里。
當地一名縣領導的發言尤其“雷人”，她稱：至少要在“可視范圍”內種植水稻，任何人來檢查，目光所及范圍內要看到水稻。于是，國道沿線種水稻做“面子”、縱深農田改經濟作物賺“里子”，村干部人均分攤200畝“假種植任務”，兩套臺賬應付檢查——這場覆蓋縣、鎮、村三級的造假，絕不是個別基層干部的擅自行事，而是一場系統性的“造假工程”。
縣農業農村局負責人更是輕描淡寫，稱“匯報這些東西就像寫文章一樣，只要沒有拋荒，肯定是說完成了”。從指標層層下壓、造假口徑統一，到現場迎檢套路、臺賬造假模板，每一個環節都透著清晰的組織性與指令性。村干部不過是造假鏈條最末端的執行者，真正定下“數字交差”基調、縱容“非糧化”現實、兜底所有虛假數據的，是縣里的決策層。可以說，時任江華縣相關領導，對這場全域性的造假負有首要領導責任。
中央三令五申，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要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縣級黨委政府是耕地保護、糧食生產的直接責任主體。永久基本農田“非糧化”是國家劃出的剛性紅線，統計造假是觸碰底線的違紀違法行為。
江華縣大面積高標準農田、永久基本農田改種羅漢果、蔬菜、芋頭，如此規模的違規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時任主政領導要么對轄區糧食生產真實情況毫不知情，屬于嚴重的失職失察；要么對造假行為心知肚明，甚至親自部署推動以完成考核，屬于明知故犯的瀆職。無論哪一種，都直接違背了糧食安全黨政同責的政治要求，都必須承擔對應的領導責任，沒有任何推諉卸責的空間。
更深一層看“紙上種田”的本質是政績觀扭曲，是時任主政者拿“國之大者”換個人政績。江華地處湘南丘陵地帶，山地多、水田少，耕地資源稟賦有限。若上級下達的水稻種植任務的確不符合當地實際，正確的做法是實事求是向上報告、如實反映困難、申請科學調整。
但時任主政者選擇了成本最低、見效最快的“數字路徑”：用報表注水來完成考核指標，用路邊工程應付上級檢查，用虛假糧食產量換取考核達標。他們算的是個人仕途的“小賬”，虧的是國家糧食安全的“大賬”，消解的是耕地保護制度的剛性。這種“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官僚主義邏輯，正是形式主義屢禁不止的根源。如果事件查處只停留在處理幾名村干部、約談幾個部門負責人，不追究主政者的領導責任，就等于默認“上級壓任務合理、下級造假活該”的荒謬邏輯，無法從根源上杜絕此類鬧劇重演。
守牢18億畝耕地紅線，靠的是實打實的田塊、沉甸甸的稻穗，從來不是紙上的數字。對于江華“紙上種田”事件，永州市委已明確表態“對核查發現的問題嚴肅處理”，相信不會“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也不會只打基層“蒼蠅”、不問責“關鍵少數”。必須嚴格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倒查時任相關領導的責任，既查失職失察之過，也糾政績觀扭曲之弊，才能讓“紙上種田”的荒唐戲碼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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