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業貴：半個村莊的名字 | 天涯·“新大眾”散文小輯

天有際，思無涯。

《天涯》2026年第4期

點擊封面，馬上下單本期《天涯》

者按

2025年10月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廣泛開展群眾性文化活動，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2026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繁榮互聯網條件下新大眾文藝”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2026年7月3日，海南省新大眾文藝創作與聯絡中心在《天涯》雜志的所在地海口市流芳路8號揭牌，這是全國新大眾文藝業態蓬勃興起的背景下，海南著力繁榮發展新大眾文藝的重要舉措。

新大眾文藝之“新”，在于主體新、形態新、機制新。《天涯》2026年第4期“散文”欄目特別策劃“新大眾”散文小輯，鄔霞、王業貴、程鵬三人的散文作品，凸顯出“新大眾”是這一具有包容性、流動性的集合體的身份主體。他們無論寫故鄉還是他鄉，無論寫自己還是身邊人，都體現出《天涯》一直以來呼吁的“人民性”。

今日，我們推送原刊于2026年第4期“散文”欄目“新大眾”散文小輯中的王業貴《半個村莊的名字》一文，以饗讀者。

半個村莊的名字

王業貴

嗒、嗒、嗒

我們跪著，我和哥哥的食指、中指，摸著父親的頸動脈。他搏動的血管，反彈著我倆的指尖，嗒、嗒、嗒……2021年6月30日11：06，父親死了。

往后，我想到他，就會摸向那個地方。

我一直覺得父親是一個很啰唆的人。他總是向我展示他非凡的交際能力——他跟路上碰到的朋友聊起天來，一說就是一個小時：遠遠地他喊住朋友，用腳頂住拖拉機的剎車片，將它推到最前的卡槽，調小扶手的油門，走下車去……

“這次你一定要去我家吃飯再回去！”父親說。

“我剛從鎮上和朋友喝酒回來……有時間去我那拿菠蘿蜜，它們都掛在樹上，沒人吃嘞。”

“改天一定去……近些年，豬都不好養，我那頭母豬只生了五頭，還壓死了兩頭，養著廢食，明年就不留它了！他娘罵我都罵衰了，你別在大年初一吵架、掃地、摔破東西，會衰！衰一年！哎，你別笑，別不信！”

他的朋友又調侃起他：“你找的那頭種豬，不是‘青年’的咯。”

父親聽后笑著，又轉移到另一個話題：“美山西村那個阿田死了，你知道嗎？他的兩個兒子都死了，因為動了村里的陰地！”

他們探討著養豬之經驗、莊稼梳護之道、個人命運，又回到他的重頭戲——預測明晚的“財富密碼”。“我早就知道會開這個碼！你聽我講26合……押上去，準中！昨晚我夢了1622，你明天押上去，連續押上一個星期，不中算我的！”父親意猶未盡。彼時，我頻繁地在他背后撓頭，不耐煩地叫他離開，他也只是回了一句不懂事后，將我撇在一邊。半小時后，他朋友的妻子打來電話，催他朋友回家，兩人的聊天這才被迫結束。

當父親回到拖拉機旁時，發動機也早已熄了火，他又從車座下拿出搖把，插入車頭，轉動，調大油門，叫我抓牢車架，出發前往鎮上。路上，我跟他嘟囔著：“我再也不跟你出來了！”

我對父親的另一個印象是偏袒。“都十點半了，還不起床？起床干活了！太陽都曬到魂了！”他催人起床的聲音又準時在門外響起。我瞥了一眼時鐘，六點五十多分，縮回被窩又睡。父親每隔幾分鐘便喊一次，如此四五回后，撂下一句：“狗娘養的，我生錯了兒子！”他知道，我聽不得這話。我起來后，他又對我笑。但父親幾乎不叫醒哥哥，這種偏愛讓我不悅。在我表達不滿后，他也總拿一句“你們都這樣比的話，我們都不活了”，便把我的話都堵了回去。下一秒，他又笑著將母親布置給他的任務交給了我：“五啊，我有件事跟你說，你去把豬喂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父親是不公的、煩厭的，但當一切重新回到原野中，我又感覺他是如此溫暖。那一幅幅關于他的畫面，也在我的記憶中鋪展開來：我們在他搭建的兩層簡易的木樓里遠遠地吐荔枝核，樓下趴著兩只土狗。他撐著一個橡皮圈，帶著我蹚過池塘摘西瓜，在池塘里，我們一起笑著。收獲西瓜時，他用拖拉機運了一車的西瓜到鎮上去賣，三舅把他的車停在側邊，小偷偷走了他唯一的一輛灰白色的摩托車，他回來時假裝說沒事，又摸了我的頭。摘辣椒到中午時，他追著那輛“不靈”的鳳凰單車，買包子和雪糕給我們吃。包子有胡蘿卜餡的、韭菜餡的、雞蛋餡的，雪糕有帶頂和不帶頂的。我們吃得很滿足。有時，他又出現在苦瓜地里，苦瓜花落在他的肩頭。

父親在村莊中勞作、生活著，他愛著那些生長之物。有時，他儼然成了莊稼的一部分，村莊上的一道車轍。我常看見他馱著藥罐將藥水灑在稻禾上，駕駛著拖拉機為東家載稻谷駛往美山碾米廠，為西家載辣椒趕赴鎮上的集市。更早時，他則一個人挖沙，他的車輪在風里變換著弧度和虛影。他曾自豪地對我說：“文鎮的十多戶人家，有九戶的沙都是我拉的。一車五十塊。最遠的，我拉到了瓊中、八所、王五。你別不信！”他這話，一天說了三次。我笑他絮叨，他又繼續跟我解釋或者重復原話。待我長大一些，我認真地觀察起了父親。我發現鎮上賣肉的、賣建材的、賣五金的，都叫他“不七”，他在跟儋州人聊天時，操一口還算流利的儋州話，我知道父親說的話不假。

后來，因家里的沙地被挖得愈少，辣椒的收成并不好，父親被迫轉行，做了拖拉機手。他改裝了他的車，裝上了鐵齒，耙地去了。那時，他把衣服全丟給了母親，母親給了他最好的“門面”，讓他自由地“馳騁在外”，以至于母親罵他，基本不會頂嘴。

父親耙地的技術很好，水量把握得精準，田被犁得碎、深、平、亮。他以此贏得了村民的口碑，生意甚好。因此，父親有了些許積蓄。沒過多久，他向親戚和兄弟借了一些錢后，買了一臺二手中型的拖拉機——村里管它叫五零二。他買回車的當天，就叫我坐在側邊，帶我去洋田。我知道父親很開心。可他沒開過五零二，路上車不受控制地傾向露兜樹，耙地轉彎時又撞上了田埂，熄火了好幾次。我笑他不會開，陪他耙了兩塊田，就下車走路回了家。翌日，我不知道他從哪受到的指導，竟學會了轉彎漂移的訣竅。盡管村里已有七八臺拖拉機，請父親去耙地的人依然絡繹不絕。我常聽到：“不七啊，我洋田旁邊那塊地，他們都快插完秧了，你去幫我把它耙了，要不然就封住我們了……”“不七啊，你耙地耙得好。我就不愛叫那幾家，下午有空……”“不七啊，水我已經放好一天了。現在不行也得行！”預約父親耙地的人，常排到了幾天后。他推脫一些后，仍忙不過來。那段時間，他習慣性地叫我送飯到田里，他吃完就干活，又到了暮晚。

由于車是二手的，它的毛病不斷，父親每每出車都要修一次，小到更換旋耕機的刀片、齒輪，大到拆換發動機部件。父親并未賺到什么錢。他回來時，我常常能聞到他身上散發出的機油味。他把所有的情感都給了那頭“牛”，有喜悅、憤怒和無奈。那里，發生了太多他的故事：“車，我上去就會；什么車都一樣。我上次也是第一次開……我差點就死在了田里，要不是我跳得快。”他跟我說時，手指指向了胸口和頭。

成年后，我開始覺得父親柔軟。高三的某天，父親說了一些重話，我返回學校后，一個月再也沒給他打過電話。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初中同學突然對我說：“你父親叫你打個電話回家，報個平安。”我聽后，心里一驚……晚上，我給他回了電話。電話那頭，父親笑著，我們只字未提那件事。結束通話前，他又淡淡地說：“沒錢了再叫我打過去。”往后，我們的通話又恢復了——頻率是一周兩三次。電話的全部內容還是：吃飯了嗎？最近怎么樣？不夠錢再打過去。

另一件事發生在酷夏，父親用三姐購買的內存卡插進惠利牌汽車的SD卡槽里聽音樂——“如果是DJ，你還會愛我嗎？你還會愛我嗎？……”“愛情不是你想賣，想買就能賣……”父親外放的聲音很大，車內的鐵皮都在振動著，他一個人聽了一個多小時。他走下來時，對我說：“不好聽。”那時，我看著他，他流著汗，笑著，我一陣心酸。

有時，父親就會變得很深情。他在路上碰到一個村里人，對我說：“在公社時，他無故扣了爺爺的工分，導致我們沒飯吃。他還用木棍，敲爺爺的頭，爺爺的命真苦！”看見一只土狗時，他會對我說：“以前爺爺養的狗，好著哩！它經常跟你爺爺去抓野雞、野兔。爺爺養了它十多年，白色的。”父親也會在劈柴的間隙，跟我說起奶奶：“你奶奶最疼三伯、六伯他們。生前那滿山坡的柴，都是給她的六個孩子的，最不疼我。哎，你奶奶是被一頭牛撞到河里淹死的，死的時候睜著眼。”他也會在某一天跟我說起姐姐：“其實，你媽生了五個孩子。那時，你還沒有出生，你大姐抱過二姐，她又乖又漂亮，還是去世了，因心臟病。”

此后，父親偶爾還是會跟我談起他們。但從他的口吻里說出來，是異常的“淡”。他不想再經歷那些苦痛。

2016年秋，另一些疼痛找上了他：父親在省人民醫院確診了癌癥——非霍奇金淋巴瘤Ⅲ期，淋巴瘤活檢惡性。姐姐把這一切都告訴了我。

嘟……嘟……嘟……“喂，下課了？”父親問。

“你現在怎么樣了？感覺還好嗎？”

父親稍作停頓后回答：“你不要回來，我沒事，只是小病。你好好學習。”

當我周末見到父親時，他已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有時，我走進病房里也看見母親偷偷地抹去眼淚。他看見母親哭泣時，就對她講：“我不怕死。哭啥？我還死不了……”通過眾籌，以及二姐和我所在學校發起的捐款，我們很快湊夠了父親的治療費用。當時，父親的身體還算健碩，經過檢查后他便開始了化療。經過化療，父親的味覺喪失了，他的臉變得浮腫，并大量脫發。病友還開玩笑說他來醫院養胖了。父親并未將這些表面的癥狀放在心上，然而他的白細胞和血小板數值已低至危險水平，數月未見回升，白細胞甚至降至1.6×109/L以下。這令他日漸焦躁。那時，他常對我們說：“我討厭醫院，在海口連自來水都像藥一樣難喝，還是老家的井水甜。”幸而在家人的照料下，兩個多月后，他的各項指標——包括白細胞和血小板——均恢復至符合出院標準。出院前醫生叮囑父親：“每隔兩個星期需檢查血常規，白細胞低時就必須打硫培非格司亭，快沒有時再回來購置，要冷藏保存。記得定時吃伊布替尼控制腫瘤的發展。定期回檢……”

父親終于回了家，他也進入了長期治療的階段：定期檢查，一旦發現白細胞、血小板異常，就到縣人民醫院去注射；每日固定時間服用伊布替尼。但由于伊布替尼沒納入醫保，父親考慮到二姐已有家庭又要承擔這昂貴的費用，執意讓我們將藥物替換成價格更便宜的國產藥。他也在吃了幾個療程后，覺得沒有療效，自己偷偷地斷了藥。過了幾個月，他又繼續開他的車，下地務農去了。

此后的幾年，父親的白細胞也時高時低，但未出現顯著惡化的跡象。我們以為父親的病情控制住了……

可2020年秋，父親的身體又出現不適。他忍受著，常以“農忙沒空，我自己的身體自己知道”等理由，推脫著不去醫院。2021年4月，父親在田間被紅蟻叮咬了，腳部腫得厲害，出現了發冷發熱的情況。好在，打了一個多星期的針就康復了。自此，母親看見他要去田里、菜地都叫他穿上雨鞋。可父親不聽勸，又被紅蟻叮咬了，腳腫得更加厲害，打針仍不見好轉。母親罵他活該。說完，母親又叫他必須去醫院。哥哥在父親身邊照顧了一個多星期，他才出了院——后來，母親告訴我。

2021年5月2日，我返回了福州，準備畢業答辯。半個月后，我答辯完畢，只剩畢業證還未拿。5月30日，二姐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你真是不知死活！老爸沒人照顧，我上班中午還要做飯送餐，你要把老爸扔了嗎？老爸白疼你了！”我問二姐：“是不是父親病情加重了？”她沒有回答。下午，我收拾行李，坐了晚上的航班回到了海口。二姐夫把我接進了他們的出租屋，我承擔起了為父親做飯送菜的任務。每天，我從瓊山僑中附近坐公交到達醫院。6月1日，我走進了省腫瘤醫院血液科33號床，我坐在父親的旁邊，他問我，畢業答辯怎樣？我問他，感覺還好嗎？我們互相詢問，但話說得并不多。在父親吃飯的間隙，李醫生將我叫到了辦公室。我得知了那個消息：父親病情惡化了——肺部感染，淋巴瘤的數量和體積都比之前大得多。回來后，我沒敢將這個消息告訴父親。

次日，李醫生就父親的治療方案、手術風險及費用與我溝通，并告知我需自費購買一種藥物（作為“采干”前的必需藥物）。最終，我們接受了李醫生采用“靶向治療”的方案。因為，當時父親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再進行化療、電療。我在同意書上簽下了我的名字。臨走時，我又看見父親摸了自己的腹股溝的淋巴瘤。

6月3日清晨，我早早地將飯菜送到了醫院，陪父親坐了會兒。父親起來后感到頭暈，上廁所時扶了墻，我去攙扶他，他表示不用。父親回來后，揉了揉太陽穴。我放心不下，咨詢了醫生。醫生給出的答案，更傾向于因久臥、低血糖所致。我的心放下了。中午，我在父親那里午休。醒來時，發現他正站在醫院陽臺的玻璃門前空望。他穿著褐色拖鞋，雙手撐在圍墻上，藍色條紋褲管被風拂動，拍打著他的腳踝。我在他身后注視，又怕被他看見。過了十多分鐘，我還是推開了玻璃門。我靠近父親，也把雙手搭在圍墻上，偶爾側過臉，看向他。我們許久沉默。

“你怎么了？怎么還抽上煙了？你以前不是不抽煙的嗎？”我問父親。

“醫院里悶，我出來透透風。沒事，抽抽。”父親說。

“別想那么多，你不是說展望未來嗎？心情好對病情也有幫助……別想太多！”

我沒有制止父親抽煙——我知道這樣他會舒服點。父親又抽了幾口煙后，丟掉了煙蒂，回到了病房。他在病床上坐著，喝熱水時，幾乎沒吹就喝了下去。我很是不解，勸他不要這樣做（前幾日，父親也多次這樣）。父親回答：“這樣燙嗓子舒服些。”我的話被堵了回去。下午，我給他的手機下載了四五十首歌，又下載了抖音，關注了CCTV7和CCTV13（父親很喜歡看這兩個頻道，因為這兩個頻道有他喜歡看的軍事欄目）。這樣，我不在他的身旁時，也不至于無聊或想一些不好的事。臨走前，我問父親是否有衣物要洗洗。他說：“不用，自己還能洗。”我執拗不過父親，跟他道別后，我回到了二姐的住處。晚上，我的朋友“玉米”，通過關系幫我找來了“采干”需使用的藥物（國產：四千元到五千元，印產：八千元到九千元，歐美產：兩萬元到三萬元）。我向她說，我們需要印產的，越快拿到越好。她告訴我說：“別急，我應該還能再砍砍。”隔日清晨，賣家答應以五千八百元的價格，包郵送到醫院。我甚是感謝她。

6月4日晚，醫院給父親安排腦部高場磁共振的檢查（核磁共振強度為1.5T），以評估術前父親癌細胞是否轉移到腦部。我和父親在放射室外，等了半個多小時。一直未喊到父親。“他媽的，你們醫院根本不把我當人看！你們叫我八點來，讓我等那么久！他娘的，只會賺錢！你們是吸血蟲！”父親在門外破口大罵，拉著我要走。我上前問了醫生情況，他向我解釋：“今天來檢查的人有點多，機器又出了點故障。”我將原因告訴了父親，讓他消消火。又過了半小時，父親突然重重地拍了座椅，說：“你們醫院是這么對待病人的嗎？要讓我死在這里嗎？！要讓我死在這里才甘心嗎？！”父親罵了很久，甚至要動手打醫生。我制止住了父親，又再次告知醫生我們預約的時間，并指出醫院安排的不合理性。醫生這才答應，下一個輪到父親。

6月5日，父親的核磁共振結果出來了：灰質與白質邊界清晰，腦室大小正常，未見異常占位性病變。父親的治療計劃順利進行。6月6日早，中源協和的兩個工作人員來到了父親的病房。他們介紹完公司的情況后，向我推介了造血干細胞保存方案及所需費用。當時，省腫瘤醫院沒有保存干細胞的條件。保存干細胞也為父親后續的治療提供保障。考慮到經濟和父親的實際需求，我選了保存時長為三個月的方案，費用大概六千多元。6月7日早，父親的“采干”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三四點，他不敢喝水，我為他買的尿壺也沒用上。結束后，我攙扶父親回到病房，讓他吃了飯。護士長再次叮囑父親：“不要洗澡，不要讓水碰到針眼。今天不要站起，以免暈倒。”6月11日下午，我們回了家。父親在車上連續吃了十幾個黃金百香果。他吃得很開心。6月13日，我們包了粽子，父親幫著捆，像去年一樣。6月20日，我和父親搭乘小車，早早回到腫瘤醫院，做了核酸。在父親排隊做核酸的間隙，我認真聽著醫院大廳里，那臺黑色鋼琴彈出的和弦。我想：我要是會彈，彈給父親聽多好。父親檢測完核酸后，我們又回到了血液科，他換到了15號床。從那天起，我不再兩頭跑，開始真正地陪伴他。陪他去吃早餐，在醫院附近透風，跟他去買水果，途中遇到他的病友，等他們聊完天……我感覺我如此幸福。

6月21日下午，我向父親提起下午要去二姐的住處一趟，會晚點回來，父親答應了。但當六點我準備返程時，二姐突然來電，說：“你現在在哪？你太‘厲害’了！老爸現在都沒有吃飯，你要丟下他？！老爸打電話過來說你要丟下他！哎，我快分裂了，我上課也不讓我省心……”二姐把我訓斥了一頓……二十多分鐘后，二姐接到了我，去飯店叫人炒了幾個菜，就疾速向醫院駛去。大約七點半，我們到達了醫院。我疾跑著到父親的病房，給他燙了筷子，挪好桌椅，然后和父親吃了飯。待二姐離開后，我問父親：“你怎么跟二姐說我丟下你？我不是跟你說我晚點回來嗎？”父親沒有作答，又對著我笑。那時，我并沒有意識到病情的變化讓父親變得敏感、脆弱。

6月22日晚十點，我側躺在醫院的折疊椅上，父親也靜靜躺著。我們許久不說話，我以為父親已經睡著了。廊道里時常傳來呼叫鈴：咚，28號床呼叫；咚，28號床呼叫；咚，11號床呼叫……“五啊，阿二診所那有藥可以治你的腳。”父親突然說。我很是詫異，用手撐起身子，看了父親一眼——他閉著眼。我撥開門簾，跑了出去……次日，我問父親：“你昨天是不是說夢話了？”父親回答：“沒有。”得到父親的回答，我很慶幸，是第二種。父親不知道我得了筋膜炎。那時，他只知道，我有時走一兩公里路，站久了都會很疼。后來，在他離開后的一個月，我打了封閉針才好轉。

6月23日下午，父親進行了靶向藥物的注射。床尾的二級護理卡也替換成了一級護理卡，護士采血等常規檢查的頻次也比之前更高。24日、25日父親已多次向我說，討厭抽血，但狀態整體還算良好。探房時，醫生也說：“王晨，目前檢查都挺好的。如果七天后，沒有問題就可以出院了。那時，王晨你還會上電視嘞！”父親離出院的時間越來越近。此后的幾天，我也常跟父親說：“如果成功，到時候你還會上電視嘞，記者還會采訪你嘞。”他聽到了就笑。26日，父親摸了頸部、腋下和腹股溝的淋巴瘤，然后說：“吊完那針舒服了很多，它們真的小了很多。”說完，又叫我過去摸了摸他的淋巴瘤。我看得出來他很開心。27日下午，我給父親買了鵝腿、青菜，削了一個桃子。父親全部吃完，我又削了第二個。晚十點左右，父親開始出現發燒的癥狀。醫生表示：不用擔心，這可能是一個免疫清除的過程。十一點多，父親的發燒情況未見好轉，體溫一度飆到了39℃。我再一次找到值班醫生，她開了一些退燒藥并安排了腦部核磁共振的檢查（強度為2.0T）。我推著父親走向放射室，他顫抖著，看起來很累。在放射室外，我用手摩擦他的掌心、手臂和腳底板。我感覺到父親的手腳如此冰涼。我一直沒有停下，直到放射室的門開了。我把父親推了進去。放射室里很冷。我問醫生：“醫生，能把空調關了嗎？我父親很冷。”醫生拒絕了我的請求，并向我解釋機器不能在常溫下運行，這樣操作會損壞機器。父親檢查完后，我將他推回了15號床。此時，已是晚上十二點零幾分。值班醫生又給父親開了肛塞退燒藥，并為他安上了氧氣機。每隔半個小時，我就用熱水擦拭父親的身體，每隔十多分鐘量一次體溫。我害怕失去父親。他的體溫不穩定，直到凌晨四點多，體溫降到了36.6℃，我的心才放下了。我感覺有些身心俱疲，在折疊床上瞇了一會兒，睡了過去。早上六點十多分，護士過來準備抽血，我被吵醒了。護士呼喚父親起來，他不再應答。血氧儀也顯示父親的血氧飽和度低于90。護士按響了呼叫鈴，李醫生、田醫生立馬趕來進行了急救。我意識到，父親的情況很嚴重，隨即打了電話給家里人。醫生和護士拉上了窗簾，急救了半個多小時后，父親的血氧恢復了，各項生命體征也都回歸正常，但他仍處于無意識的狀態。二姐此時也趕到了醫院，我向她告訴了父親的情況，我們看著父親，嘗試叫起他，但毫無反應。半個小時后，母親他們從臨高趕到了父親的病房。她看著病床上的父親，喊著：“七啊，你的心怎么那么毒？七啊，我們一家子都過來了，我們一家子都過來了，別丟下我們啊。”那時，我瞥見父親眼角流出一些眼淚。十點多，父親第一次抽搐，并伴隨著睜眼不閉的狀況，醫生又立馬進行了搶救。腎上腺素在父親身上一針接一針地打。十幾分鐘后，醫生建議切氣管，以防父親發生意外。我們同意了。經過搶救，父親又再一次從鬼門關被拉了回來。李醫生也把我和二姐叫到了辦公室。她建議我們將父親送進ICU監護，并準備紙巾、護膚霜、洗臉盆等用品給護士。父親還是被推了進去。我們在外邊等著，干等。我所能做的是，每隔半個小時刷一次父親最新的檢驗報告，了解新的學術名詞。下午六點二十多分，我收到了父親的檢驗報告：

項目：腦脊液常規(急診）

王晨男56歲

醫院：海南省腫瘤醫院

申請科室：重癥醫學科

報告結果

臨床診斷：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

顏色[C-YS]

淡黃色

參考值

無色

透明度[C-ZD]

透明

潘氏試驗[N-PTS]

3＋

參考值：陰性

從父親的檢驗報告來看，腦脊液的顏色很不正常。詢問醫生后，他們也沒有給出很明確的原因。我們的心懸著。晚上七點多，我給李醫生發了一條消息：李醫生記得幫忙提醒一下，如果我爸睜眼太久可以用眼藥水滴一下。李醫生回答：沒有睜眼，好的。我心里寬慰了許多，又對比了更早的檢驗數據——父親的各項指標基本在好轉。29日晚，我安靜地睡了過去。

30日早，我們早早坐在重癥監護室的門外等待醫生。我蹲坐在廊道邊，一位六十多歲的阿姨經過時問道：“吃過早餐了嗎？你家里是啥人進了ICU？”我知道她同樣在等她父親從ICU出來。我回答：“是我父親。”她回答：“哦，那我們不一樣。”我起身，移到了另一個地方……

八點二十幾分，田醫生從ICU的小門出來了。他把我們叫進了急診室，說：“你父親凌晨一點多，又抽搐了一次。早上，我們也請到了人民醫院專業的神經科醫生，她表示你父親瞳孔已經放大了，腦干反射也消失了。我們該用的藥已經都用了。核磁報告也出來了，左右腦邊界已不清晰……結合你父親多次頭暈，大概率是腫瘤轉移到腦部了。你父親多好的一個人啊！如果他再抽搐一次，命可能就沒了。需要我們做什么，盡管提，包括經濟上的。”“如果我們堅持治療，救活的概率是多少？”我問。“萬分之一，術后效果也不好。”田醫生回答。聽后，我轉身跑了出去……

回來后，母親已經商量要把父親送回家。我們不想父親死在這里。告知田醫生我們的決定后，醫院調配了一輛救護車，田醫生安排李醫生隨行護送，以防父親在途中發生意外。父親被安置在車內，母親陪伴在他身邊。我和三姐則坐在駕駛室。我知道，父親和我們要回家了，我們要回家了……路上，救護車的鳴笛一直鳴響著，我感覺寧靜又窒息。我不知道母親對父親說了什么，我不知道下車后我該怎么安慰母親……一切都安靜了，車輛變得緩慢，我們到達了村莊。路過業壯家的小賣部，村民看著我們……車子在小巷前停下，父親被抬下了車。母親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喊道：“七啊，我們到家了，我們到家了。你知道嗎？你知道嗎？……”那時，我最慶幸的是，我們回來了。父親，我們把你及時送回來了。

回到家中，六伯和堂哥他們已經將父親的后事安排妥當。父親被抬放到草席上，母親堅持一人為他凈身，穿上壽衣、壽鞋。醫生還是拔掉了他的呼吸管。我和哥哥跪在父親的身旁，摸著他的頸動脈，嗒、嗒、嗒、嗒……父親的脈搏逐漸微弱。

嗒。

我告知母親，父親斷了氣，她把他睜著的眼睛撫平。父親死了，56歲。

“七啊，你怎么這么狠心丟下我們？！七啊，七啊，你的兩個孩子還沒結婚，你還沒看到他們……七啊，你的心真狠！你讓我們以后怎么辦啊？！”母親接近崩潰。我強忍著淚水，不想讓父親走得不安心。我對母親說：“不要說了，母親，父親沒有丟下我們……”

我們把父親放進了棺材。我和哥哥咬下仵工快削斷的木棺上的木屑，放入紅包，赤著腳，我們一家子頭低低地送走了父親。

守孝時，母親也跟我們說起了他的一些事：“有一天，你父親突然告訴我銀行卡的密碼，各村欠他犁地的錢的本子放在哪里……你爸在紅蟻叮咬那次，腳腫得下不來床，要小便時從床上摔倒在地，他爬著出去……他打電話來告訴我說，實在疼得受不了，就喝農藥了。”

按照老家的殯葬習俗：我們在地上睡了七天七夜，七天不洗澡，蹲著吃清淡的食物，不敢坐得比父親高。第三天晚十二點，母親端著一碗帶豬肉的米飯走在前頭，哥哥、我依次緊隨，赤著腳，頭微低地給父親送去陰間飯。到了父親的墓地，新土已經壘得很高。母親叫我們跪下。我們對父親說：“爸，我們看你來了……”第七天的凌晨三四點，母親早早地起床準備“出行”，去迎接父親吃第一頓早飯。她徒步五六里到龍波墟吃了煎堆、海南粉，又赤腳徒步回來。母親遵循著地方的傳統，表達著一個妻子對丈夫的愛，也帶著我們的。母親回來后，笑道：“我回來時太陽剛升起來，真紅！”我知道母親內心的意思，她帶著死去的父親吃了一頓飽飯，她很開心，她知道看到的這一切，在習俗里預示一切都會變好。

椰糖

她已經入棺了，村民們躲在青墻或樹的后邊，看著她離開了村莊。在她離開后的一年，我聽說，在起棺前她的丈夫偷偷地往她手里塞了一顆椰糖。

她是業立的母親——村里管她叫fo die（“fo”：臨高話，某某之妻；“die”，即她老公在村中的稱呼）。她家在我家的西邊。在她死后的某一天，我翻了五次族譜，找尋她的名字，依然未果。2025年3月15日，我走向了她家的廚房。那些從前的鏡像，在我腦海鋪展開來……

“兔崽子，我砸死你！我今天要砸死你！你覺得我fo die好欺負是嗎？！”她邊喊邊跑出廚房，抓起石子，蓄力，側身，發出長長的“嘿”聲，往孩子們的方向砸了回去。

有時，她把握的方向不對，反而砸中了鄰居家的房子，鄰居因此破口大罵。但他們知道罵業立的母親無用，控訴她的丈夫無用，后邊再看到孩子經過自己的房子時，就將他們趕得遠遠的。有時，她投擲的力氣稍小，卻將自家的房子砸出了一個大洞。她的兒子去追那群孩子回來，又罵了她。這兩種結果，都讓孩子極度興奮，一次又一次地在她家廚房的背后，用一切“稱手之物”砸向她家的屋頂。

起初，孩子砸她家的房子是在傍晚，后邊就忽然變得沒有時令、定律、節韻。

“龜孫！我看你這次能跑到哪？！我砸死你！”清晨，這樣的話語又傳到了我的耳邊。我知道孩子又砸了她家的房子。“我要去你家，告訴你媽……你家的兒子，都把我家的房子砸出一個大洞了，他賠不賠？！”業立的母親說，“就懂欺負我嗎，我這不還回去？！下次你們再敢砸我家的房子，我就……”她說著說著，又哭了出來。中午，她的丈夫務農回來，制止了那群孩子，扶起她，說：“別哭了，我給你買椰糖去。”聽到丈夫要給她買糖時，她的哭聲變得愈發激烈，好像找到了某種出口。等她的丈夫買回糖果，她又忽然站起身來，接過糖果，笑著跟著他走進了房子……

最后，大家也返回了各自的房子，找來新瓦、壓瓦片，將梯子架在屋檐的一角，爬上屋頂修繕，草草了事。這事在我小學以前，屢見不鮮。

“過來啰，看我不砸死你！今天我就不叫fo die了！”她說，“狗娘養的，有種你近一點！你以為我怕你嘞？等你媽回來，我就去你家告訴你媽，你用石頭砸我，看她打不打你啰？！”孩子砸業立的母親，沒有緣由。見她發怒，孩子們更加起勁，一次次用石頭砸她；扔完，又回來挑釁她。“哈哈哈，你過來打我啊？”孩子們邊說，邊上前撅起屁股靠近她。她又激動起來，抓起石子向孩子砸去。有時，她扔出的石頭在地上反彈幾圈后，沒砸中那些孩子，從我腿邊擦過；有時她看見自己砸中一個孩子，喊出“啊”的一聲，就忽然地樂起來。但孩子們身手敏捷，她常常占不到上風。她吃了很多虧，哭了出來。不知過了多久，她又剝開一顆椰糖，將它含在嘴里，舌頭和上顎摩擦出清晰的椰絲。那種甜、燦爛、治愈，進入了她的心里，如一朵石榴花。

她的故事，在附近的幾個村子里傳開了。村里的母親也謹言叮囑自己的孩子：不要靠近她，不要砸她家的房子，不要砸她的身體。往后，孩子們的野和她的疼痛，就不再異質地糾纏、生長，讓村莊變得復雜、悲歡不同。她和孩子的“相愛相殺”，也逐漸地從村莊中抽離；瓦片低槽處的石子也在風雨的吹襲下消失。但在疼痛的時候，她還是會像從前一樣將糖放在嘴里，將它們含到最小。那時，我萌生了叫她“椰糖”的想法，在我心里，悄悄地。

“椰糖”又這樣自然地出現在村莊中：戴著一頂粉色棉帽，穿著透明的膠鞋，時常用樹枝摳下鞋底的石子；停下時，雙手插在胸部的位置，兜里依舊揣著糖。她又巡視村莊去了。在她眼里，村莊每一天都是新的，就像螺母第一次扭動與第二次扭動的區別，就像水牛在清晨和暮晚咀嚼同一棵青草的區別，就像一個人穿入薄霧中又重新寂靜地回來。有一次，她拿著一塊錢買的帶頂雪糕，停在裔就家的院子前，看別人打牌。她打開蓋子，撕開包裝紙，伸出舌頭，舔了舔蓋子；然后，她的手重新舉高，頭側向一邊，吮吸雪糕的尾部，依次把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上殘留的雪糕液舔了個遍，右手又擺正了她的棉帽。事實上，她吃雪糕可以在冬天，戴棉帽也可以在夏天。我認真觀察過這個女人，她迥異于成人的內斂、修飾、不確定，她如此直接地表現出她對一件事物的喜歡。她身上的“甜”表達得如此干凈、原始和不可解釋。

我見到“椰糖”，除了在村里的小賣部，最多是她家的菜園。她蹲下身子，看著自己的丈夫澆灌青菜、卷心菜、生菜、菜花、空心菜、四季豆，只是在旁邊笑笑。“不回去煮飯炒菜，給你老公吃嗎？”鄰居問。她笑笑，說：“不煮，我炒菜不好吃。我在他身邊拔拔草就是他的一種福氣。”

“椰糖”被村里人羨慕著。偶爾，我也聽到村民們講起她的一些故事。“前幾天晚上，我碰到fo die。她的丈夫八九點務農回來，她在小巷邊等著，我問她，吃飯了嗎？為什么在那兒站那么久？她跟我說，家里沒人，要等她的丈夫回來。但她的丈夫回來時，她卻破口大罵，說她的老公是老不死的，說他要丟下她。哈，不過她的老公并沒有理會她，又去做了飯菜給她吃。”“誒，fo die也是真幸福，她是用八輩子修來的福，嫁到了我們村，嫁給了乃亨。他們是朽木放進了烈火，也能‘燃’！”“另一次，她的老公不在家，她說她怕鬼，叫上自己的小兒子跟她一起睡，小兒子不肯，她因此哭了幾個小時。我是聽到fo die哭得這么厲害，去問了業立才知道的。”那時，她的小兒子已二十多歲。

又一次見到“椰糖”，是在一輛緩慢行駛的28寸的鳳凰單車上。當時，她的老公載著她去多文鎮，她坐在自行車的后座，模仿起淑女的坐姿，側向左側，摟著她老公的腰；腳踏板發出一些“音樂”，橡膠葉落在他們的前方，他倆的姿影在鄉鎮公路上拉長、縮小、模糊，又重新在陽光的中心清晰開來。我不自覺地笑笑，笑這個窈窕了一回的女人。我該向他們說些什么呢？說他們的車輪在土地上微微地碾過時，真好看；說他們是兩塊糖，兩塊時尚的糖。那時，父親載著我從他們身邊疾駛而過，她的“甜”和浪漫都在路上，我希望他們一直這樣。

我發現這個傻女人變得很神秘——我偶然聽到過她嫁到我們村的故事。“椰糖”大概三十多歲，通過媒婆的牽線搭橋，嫁到了乃亨家——人人都能摸到他家的屋檐。全部彩禮是一個媒婆紅包。這令我想起，村里人常對窮鬼說的一句話：你放的屁，也是吃隔夜的地瓜放出來的。他家最不窮的，應該是灶里躥出的火苗了吧……在婚禮上，她也吃到了最多的糖，有橢圓的、方形的，有軟糖、有硬糖，有椰味的、有話梅的。那些糖，讓她安心地留在了這里。她不嫌棄丈夫窮，他便對她更深情；因為四十多歲、父母雙亡才娶到她，看誰都像顆蜜棗。她給丈夫生了四個孩子：兩個男孩，兩個女孩。一個是業立，小學文憑，大我五六歲，跟我同過班，常做出“搞笑”的事，身體如枯木，冬天時手腳皸裂，和她一樣整天喊疼；一個是業gong，初中文憑，內向老實，不善溝通交際，常常在割稻谷、拋秧或澆菜。頗為費解的是，我始終未見過他們的女兒；彼時，我曾以為是她丈夫因生活困頓，將她們都“送”給了他人。這種誤解，一直持續到2025年的3月15日。

“fo die的老家在博厚，生兩女夭折。”母親告訴我。我聽后一時語塞，不知道這個傻女人還經歷了什么。

2022年底，“椰糖”的病情更嚴重了。她不明緣由地哭，丈夫給她買糖果吃也沒用。她哭得很厲害，一整天一整天地哭，一個月又一個月地哭。“啊……啊……啊……”哭聲像鋸子一樣。有時，忽然就變得沒有節奏，讓人覺得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好的東西。家里人，因此去問了“公”，先后做了幾次法事。我聽到過幾次：村里的廣播聲、法事聲和她的哭聲雜糅在一起，有一種說不出的意味。法事之后，她竟意外地好了幾個月。鄰居都有一點不習慣，還問了我母親：“她是不是去世了？”

2023年夏天，那種哭聲又回來了，而且比前一次凄厲。她不分晝夜地哭泣，聲音都啞了，卻沒有一滴眼淚。在這期間，家里人又請人做了法事，都不見好轉。廣播聲、銅鈴聲、除咒聲和哭聲，又響在她的家中。偶爾，我們也能聽到她放下哭聲的間隙，說：“你們都不管我了啊？！啊……啊……啊……狗日的，狗雜種！”我們也漸漸習慣了她的哭聲。她的丈夫和兒子也每天在地里忙碌著，不再在她身邊安慰她，不再祈禱神讓她恢復如初……

“哎，fo die怎么這幾天都沒哭了，她是不是走了？”裔就的母親來我家借鋤頭時，突然問。鄰居的話讓我感覺“椰糖”今天確實安靜得很。

當我下到廟前的公路上，看見許多人在鄉親們經常打牌的地方，站著在商討著什么……

她確實走了。

出殯前，按照風俗，仵工在兩根被削掉的木頭上（過鬼節時，掛在門梁上的一種植物）寫下不可知的符文和文字；然后，兩個兒子按照長幼順序，用嘴巴咬下兩塊仵工在棺材上快削斷的“解孝之物”（即棺材上快削斷的木屑），叼入紅包，將它夾在柜中的衣物后，一家人赤著腳，頭微低地在她身后尾送而去。想來，這兩塊隔世之物，也是她留給自己的孩子最后的牽念和佑安了。它能夠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在自己的孩子生重病或遇見不好的事時，用來泡水喝，讓他們“解孝”、辟邪和康復。

半年多后，小兒子業立有了一個女朋友，比“椰糖”胖、俏麗，但精神和她一樣。看見她時，常坐在業立的后座。

2025年7月周末的一天，我再次碰到業立。我調侃起他：“立哥，你是不是把女朋友鎖家里了？都不讓我們見見了？”“我已經把她‘送’回去了，因為她不讓我‘壓’她。他媽的，前幾個星期我還給了她九千元彩禮……”他回答。

后記：《王氏族譜》鳳昌二公德蘭支譜（頭龍土艷），三十年修族譜一次，二〇〇九年歲次己丑年孟夏四月版規定，女子不能上族譜。

作者簡介

王業貴，青年作家，現居海口。已發表作品若干。

*封面圖為羅中立油畫《故鄉組曲-走在水堤上的農夫》（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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