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提供了四年情報為何沒能獲得完全信任？他有歷史問題說不清

內戰歷史上，有一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我黨提供絕密情報，并于解放前夕毅然宜布起義，最終回到人民的懷抱的“紅色間諜”，他就是著名的川籍愛國將領郭汝瑰。

雖然他早年就追隨革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且在1945年之后就與黨聯系，為我軍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甚至曾將國民黨軍的絕密作戰計劃發往延安。但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并沒有平步青云，而是成為了一名戰爭史研究學家。

為共產黨解放事業作出頗多貢獻的郭汝瑰，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后這黨內一直對他存在質疑的聲音？這是由于他身上存在幾點抹不掉的“污點”。

一、與共產黨失聯十五年

正是這個與共產黨失聯十多年的污點，使得后來共產黨方面對他的忠心產生了懷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石。”在抗戰乃至國共內戰期間，原本身為共產黨員卻反手把屠刀對向自己身邊的同志的案例屢屢發生。

比如說郭汝瑰的同學、昔日與他一同接受“勸降郭汝棟”任務的共產黨員傅秉勛，就是隨著四川革命形勢的惡化萌生了背叛的想法，借著借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為由叛黨，而且還在抗戰爆發后還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經常倒賣軍需用品，大發國難財。

由于這些“前車之鑒”，在1945年郭汝瑰重新和黨聯系上的時候，共產黨高層方面懷疑郭汝瑰當年對黨的信仰不夠堅定，很可能也是借著日本留學的機會脫離中國共產黨，所以對他并不是非常信任。

郭汝瑰是四川人，年輕時臉色白凈細膩，一副又黑又濃的眉毛如兩把關大刀，襯著一雙很亮的眼睛，英氣逼人。由于他個子不高，身邊人給他取了個外號，叫“郭小鬼”。

1926年，郭汝瑰考入了黃埔軍校，成為了第5期的學員。在這段軍校生涯里，他閱讀了陳獨秀、李達等人的著作，對共產黨的理念產生了好感。

當時恰好他在黃埔軍校內認識的好友袁鏡銘是共產黨員，于是他請求袁鏡銘介紹自己入黨。

郭汝瑰的入黨申請還未正式通過，一場轟動兩黨的意外猝不及防地來臨，那就是由時任北伐軍總司令兼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當時正在黃埔軍校任職的早期共產黨人吳玉章認為形勢十分危急，四川軍閥楊森很有可能即將配合蔣介石進攻武漢政府。

于是悄悄地將把有意向入黨的郭汝瑰和傅秉勛兩位學生叫到辦公室，通知立即返回四川執行一項機密任務。

原來就在不久前，郭汝瑰的堂兄郭汝棟已升任司令部副司令，勢力雄厚，手握兩個師一個旅的兵力。

共產黨認為此人有被我黨爭取的可能，所以吳玉章神情嚴肅地告知二人：“請你們盡快返回四川，想辦法讓郭汝棟阻止楊森出川攻打武漢。如阻止無效，就要他不幫助楊森出一兵一卒。”

就這樣，郭汝瑰和傅秉勛肩負著這道沉甸甸的使命由武漢回到四川，向郭汝棟轉達了共產黨方面提出的意見。

郭汝棟點頭應諾，答應如果楊森出兵，他可以一兵一卒也不給。

對此，郭汝瑰信以為真。但郭汝瑰怎么也沒有想到，其實他的堂兄郭汝棟完全就是個“墻頭草”。在口頭上表示絕不支持楊森的同時，郭汝棟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蔣介石表示效忠了。

而屋漏偏逢連夜雨，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開始與南京的蔣介石合流反共，自此，蓬勃的革命形勢走向低潮。

在大革命失敗的危險情景下，郭汝瑰經受住了嚴峻考驗，1929 年他被地下黨組織秘密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0年4月，郭汝瑰奉上峰命令率領部隊去湖北完成駐防任務，而他的入黨介紹人袁鏡銘負責我黨在平漢路地區的地下交通工作。

在到達湖北后，袁鏡銘告知他，共產黨方面希望他組織獨立旅一團三營起義，配合紅軍的行動，夾擊一團其他兩個營。

但由于敵我實力懸殊，很快這場暴動便以失敗告終，三營也從此成為了歷史。在國民黨高層“清共”指令的催促下，郭汝棟還下令追殺袁鏡銘等優秀共產黨員。

三營暴動失敗后，郭汝棟聽人說郭汝瑰已經是共產黨員了，怕他連累自己。于是就悄悄找郭汝瑰做工作：“老弟，你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員？你告訴哥。”

郭汝瑰冷靜地回答道：“我不是共產黨員。”

郭汝棟趕緊勸他：“你不是共產黨員就登報聲明嘛，以免我為難。”

郭汝瑰反駁道：“我不是，登報又做什么？如果登了，倒使人認為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反而不妙。”考慮再三，郭汝棟提出要將郭汝瑰送去日本士官學校讀書。

他認為：干脆就送到日本的士官學校讀書。加上來去的時間共三年。三年之后回來時，如果共產黨人失敗了，郭汝瑰的色彩也就淡了。

由于當時郭汝瑰與共產黨黨唯一的聯絡人袁鏡銘已經慘烈犧牲，而他也與吳玉章失去聯絡方式，郭汝瑰只好選擇聽從堂兄的話去了日本。他本以為之后在日本留學期間可以有機會和黨聯系，卻不曾想到，這一去就與中共失去聯系了十幾年。

二、兩度成為“天子門生”

郭汝瑰另一點值得詬病的地方，則是他先后入讀黃埔軍校和陸軍大學的時候，都恰逢蔣介石擔任校長。也正是這個原因，他在畢業后深受蔣介石的賞識和信賴。

“九一八”事變后，留學日本的學生們群情激憤，紛紛回國投軍，準備用自己所學報效祖國。而郭汝瑰也毅然離開日本，回國后他又被保送到陸軍大學第十期學習。

郭汝瑰進校不久，蔣介石擔任了陸大校長，如此一來郭汝瑰又一次成為了蔣介石的學生。

淞滬會戰時期，剛滿30歲的郭汝瑰率領八千人固守南北塘口，他頂著日軍艦炮和數十架飛機的狂轟濫炸，堅守陣地足足七天七夜。

除了在抗戰中因出色的參謀能力和豐富的作戰經驗，他的“天子門生”身份也為他在國民黨的政治生涯“大開綠燈”。郭汝瑰是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生，還進入國民黨陸軍大學第十期深造，這樣的履歷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屈指可數。

如此一來，郭汝瑰可謂是國民黨的“軍界精英”、蔣介石眼中的“紅人”、在官場飛黃騰達的“大人物”。每次，當他替蔣介石下達命令的時候，哪怕是軍銜比他還高的戰區司令長官，也在被點到名字后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回答：“是！”

另外，在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中，郭汝瑰年輕有為、作風正派，與那些貪婪腐敗、作風奢靡的將領相比，頗有一種“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

據說抗戰勝利后不久，國民黨當局從重慶搬回南京。郭汝瑰在城中租了一套普通的民房。據說，蔣經國剛好住在附近，兩人只隔著一條巷子，算是鄰居了。有一天，蔣經國帶一名隨從去郭汝瑰家，好不容易才找到家門。

郭汝瑰沒在家，他的家人正在吃飯。蔣經國看到飯桌上只有兩樣素菜。這一幕讓蔣經國感慨萬千，他對隨從說：“要是我們的高級將領都像郭汝瑰這樣，‘黨國’就有救了！”

三、名列“土木系”十三太保

郭汝瑰的另一個污點是他回國后誤入歧途，為國民黨效力，并且深受器重，官至師長、國防研究院教官、第72軍軍長等高級職務，解放戰爭時期升為國防部作戰廳長。

抗戰初期，身任旅長，率部在淞滬前線英勇作戰，身先士卒。因為表現出卓越的才華膽識，引起善于延攬人才的陳誠注意。以后招至麾下，節節高升。

國府中央軍在抗日戰爭后，逐漸分為三大軍事集團：土木系（陳誠系）、胡宗南系和湯恩伯系。其中“土木系”因為其核心人物陳誠長期為蔣介石倚重，最為炙手可熱。

這所謂的“土木系”，其中“土”即象征陸大十一期，“木”即象征十八軍。

根據后來陸大學員郭汝瑰回憶，抗戰初期，陸大畢業學員不多，因此彼此很團結，電話上一呼喚“學長”，就分外親切，上下左右，聯系情況、交換意見，特別靈通。這樣的聯絡工作，是一般軍長、師長辦不到的。

1946年9月，因為戰事日緊，陳誠特意將他招回國內，委以重任，擔任國防部主管部隊編制的第五廳副廳長。同年，被大權在握的新任軍政部長陳誠拔擢為總參辦公廳主任，接著為國防部第五廳廳長。

由于國防部作戰廳長直接參與指揮作戰，并經常向蔣介石提供作戰方案，定期到蔣介石官邸匯報戰況，聽取指令，有時還要隨蔣介石到各戰區視察，郭汝瑰在國民黨內的地位節節高升。

郭汝瑰的飛速晉升，引起軍隊中不少將領的忌恨。1947年，有300多名被陳誠裁減的高級軍官，因極度不滿他們的待遇，對照郭汝瑰的飛升，集中在南京中山陵哭陵，有這樣一段哭陵文字見諸報端，在社會上引起長久的多方面反響：

“爵以賞功，職人授能。有郭汝瑰者，僅因為陳誠親信，為其十三太保之一、‘干城社干將’，竟致一年三遷，紅得發紫。試問當朝諸公，天理何在？”……

在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高層看來，郭汝瑰這位陳誠麾下的愛將、平步青云的“黃埔之花”絕對不可能會叛變。

甚至于在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后、國民黨大局日漸糜爛之時，蔣介石還特委任郭汝瑰為二十二兵團中將總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再兼川南敘滬警備司令，負責滬州、宜賓、樂山、自貢、資中總計四個專區一市43縣廣大地區的防務。

然而蔣介石卻不知道，其實郭汝瑰早就將國民黨軍參謀本部的江防計劃、江南作戰計劃，以及太原、武漢、陜甘等地區國民黨兵力配備序列等最機密的作戰計劃交給任廉儒。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帶領著四個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師在宜賓率部起義，使駐成都國民黨軍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蔣介石的“川西決戰”化為泡影。

新中國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為川南行署交通廳長。1950年， 中央軍委決定調郭汝瑰到新成立的南京軍事學院任教。

在軍事學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戰術教授會教員，司令部工作教授會教學組長，軍史史料研究處副處長，并當選江蘇省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1970年，南京軍事學院撤銷建制，年過花甲的郭汝瑰回到重慶北碲定居。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郭汝瑰被確定為副兵團級干部離休。

此后歷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常委，全國黃埔同學會理事、副會長、四川分會會長。1997年10月23 日，郭汝瑰不幸與世長辭。

新中國成立后，郭汝瑰曾多次提出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的要求，但由于他身上的歷史問題導致很多人對他的向黨之心產生了質疑。

再加上負責與他聯絡的任廉儒當時執行特殊任務，不能公開身份，也不能公開做他的證明人，這就導致郭汝瑰重新入黨之路格外的漫長。

直到1980年4 月，他73歲時才經中組部批準重新加入黨組織，在徹底合眼前總算是實現了自己的宿愿，了卻了一樁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