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明知道自己在說謊，為什么還敢報警？

　　文 | 丁毅超

　　2026年7月3日，蔣方舟發了一條微博，正面硬剛清華大學教授肖鷹的質疑。她承認注釋馬虎，但堅稱論文不存在抄襲、洗稿、剽竊等任何學術不端行為。更硬氣的是，她宣稱自己已經就此事報警。一個被指控抄襲的人，不是自證清白，而是選擇報警。這個動作的自信程度遠遠超出了自我辯護的范疇。當時，她不像一個正在被審判的人，倒像一個已經知道判決結果的人。

　　7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發布公告，針對肖鷹的舉報逐條回應，認為蔣方舟的碩士論文尤其是注釋部分存在嚴重的學術不規范問題，但尚不構成學術不端。蔣方舟的學位保住了，倒是她的導師閻連科被暫停招生資格一年。這份聲明的潛臺詞再清楚不過，如果輿論就此平息，蔣方舟的學位、聲譽和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全部資本都將安然無恙。

　　7月10日，豆瓣用戶ilad發布逐段比對帖，紅色標注將她的碩士論文與臺灣學者陳仲仁的論文并排呈現。三天后，人大再次發布公告，根據新線索認定論文存在學術不端，撤銷蔣方舟碩士學位。同日晚間，蔣方舟公開致歉。

　　從報警到道歉，十天。

　　這場荒誕現實主義戲劇對閻連科來說，構成了一種比他的任何小說都更精確的黑色幽默。一個以揭露制度性謊言為畢生志業的作家，自己卻是一個制度性謊言的日常參與者，他參與的方式甚至不是喬姆斯基接受愛潑斯坦資助那種戲劇性的共謀，而是一種比前者遠遠更平庸，因而更無法抵抗的方式。他只是占據了一個制度位置，然后讓那個位置的默認運作邏輯代替他完成了共謀。喬姆斯基至少還需要說一個"是"，閻連科甚至只需要沉默就夠了。

　　景觀社會的另一面

　　讓我們先回到7月3日。人大的調查從2025年八月啟動，歷時近一年。從院系初審再到學術委員會討論，一套完整的程序走下來，到七月五日公布結論的時候，定性工作早已完成。

　　蔣方舟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調查程序在定性前幾乎必然要求當事人提交書面說明，逐條解釋被質疑的段落。所以她之前在微博上的逐條辯解，不像臨時應戰，更像是一份已經交過一次的答卷的公開版。而她的篤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明，那份答卷之前已經過關了。

　　在這個基礎上，報警行為就不是為了自證清白和壓制不利的聲音，而是提前進行輿論管理。試想一下如果她沉默，那么兩天后人大公布學術不規范的結論時，公眾很可能認為學校是在和稀泥。但她先報警，把自己鎖定在被誣陷者的位置上，等公告落地的時候，學術不規范的結論就不再是遮掩什么，而是官方在證實她確實沒有抄襲。

　　7月5日的第一份公告確實落在了她希望的方向。在這份公告中，蔣方舟注釋的問題被認定為學術不規范。需要承認的是，從現有的審核標準看，注釋問題大體上只能算不規范，畢竟它沒有影響到論文的核心思想。但蔣方舟的注釋問題實在是太多了，以至于校方都不得不用“對注釋的重要性認識嚴重不足”來形容。這是一種非常小心的做法。因為這種認識嚴重不足已經快要超出不規范的一般邊界，半只腳邁入學術不端的領域。

　　更重要的是，一旦將問題變成學術不端，緊跟著的問題就是這篇論文當年是怎么通過導師審查和層層答辯評審的，一旦認定蔣方舟造假就是認定整條審核鏈失靈。所以人大保護蔣方舟，說到底是在保護自己。

　　在如何看待蔣方舟，人大，以至閻連科等等這些人或符號的共生關系上，不少人會想到六十年前的《景觀社會》。居伊德波描述過這種共生關系，我們套用“景觀不是影像的集合，而是以影像為中介的社會關系本身”來理解，蔣方舟就不能被看作一個碰巧有名氣的寫作者。她從七歲寫作、九歲出版開始，一路走到綜藝節目里作為知識分子代表出境，二十年積累下來，蔣方舟這三個字早已不指向某個具體的人，而指向一個由出版資本和數百萬粉絲共同投資建造的公共幻象。

　　在這條生產線上，資本需要一個可以變現的文化符號，公眾需要一件寄托了精英想象的消費品。蔣方舟這個具體的人在其中被逐漸抽空，變成了一具承載巨量欲望的容器，所以她絕對不能認錯。一旦承認實質性抄襲，崩塌的遠不止個人學術聲譽。圍繞她搭建的整條利益與符號網絡會同步坍塌。

　　不過，單純這樣分析的話，蔣方舟仿佛就也成了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景觀社會的分析框架到這里就撞上了天花板。

　　德波的框架里藏著一個道德預判。他傾向于把景觀描繪成一種外在的統治力量，制造景觀的人是壓迫者，消費景觀的人是被壓迫者。如果蔣方舟只是被這臺機器裹挾的人，那她報警不過是走投無路時的胡亂掙扎。

　　可這個解釋顯然不大成立，即便被困在景觀的牢籠里，她也有選擇余地，她完全可以沉默不回應，等平臺算法把公眾注意力引到下一個話題。但她選了一個遠比沉默激進的報警，把學術爭議從同行評議的灰度地帶強行拖進法律框架的非此即彼。這不像被洪水沖走的人在撲騰，更像是一個人在試圖用手去掰洪水的方向。

　　更準確的說，蔣方舟同時是景觀的產品和景觀的生產者，并且兩種身份之間沒有一條清晰的分界線。這也更符合真實世界的運轉邏輯。從九歲出版第一本書這件事開始，成人世界的商業策劃和她本人的某種參與從第一天就攪在一起，沒有哪個時間節點能把天真的少女作家和精于算計的形象經理人一刀切開。打個比方，就像一株沿棚架攀爬了二十年的藤蔓，你沒法把植物從棚架上剝離而不同時毀掉它的形狀。棚架的形狀就是植物的形狀。

　　說到這里，如果報警這個行為完全是蔣自己的主意，那就說明她明知道自己在撒謊的情況下，也清楚的知道只要最核心的謊言（抄襲臺灣學者論文）沒被揭穿，她所共生的那個系統就會以她期望的方式保護她。

　　天才崇拜

　　就像剛才所說，景觀社會的框架在分析這類事情上是有天花板的，把框架擴大到整個晚期資本主義分析中常用的那些概念也是如此，比如套用擬像和符號資本之類的概念，的確可以解釋蔣方舟事件為什么以這種形式在這個時代發生。但如果把社交媒體拆掉，把整個晚期資本主義的景觀裝置統統撤走，這一類事情就會消失嗎？

　　只要我們稍微查詢一下歷史就會得到答案，不會。歷史上這類事件形式可能千差萬別，但結構幾乎是一樣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景觀裝置加速了蔣方舟事件的節奏，放大了它的劇場效果，但這不是病因本身，病因在更深的地層。

　　蔣方舟的造假之所以激起遠超一般學術丑聞的公眾憤怒，在于她冒犯了一個比學術規范更根本的信仰。一個無名研究生抄碩士論文，人們最多就是搖搖頭。真正讓大眾咬牙切齒的，是蔣方舟對于天才的“竊據”。

　　這種特殊的憤怒有一條很深的思想史根系。

　　在伽利略之前的漫長世紀里，知識的權威建立在傳承之上。復述越精確，權威越高，中世紀修道院的抄寫員以一字不差為榮。知識是一座儲滿前人結晶的倉庫，學者的本分是看管和搬運，沒人指望你自己往里添新東西。霍布斯后來就諷刺中世紀的科學本質上就是亞里士多德學。

　　伽利略動搖的不只是地心說，他的潛臺詞是一個人可以憑自己的理性發現前人不知道的真理。伽利略在《兩大世界體系對話》中舉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它認為人和上帝在數學上擁有同樣的精確性，唯一的區別在于上帝可以理智直觀，而人可能會犯錯，需要訓練。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整個啟蒙主義的源泉。用康德那句著名的話來說，“敢于運用你自己的理智”（Sapere aude）。巧合的是（或者應該說必然的是），這句話出自康德1784年那篇經典的論文《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

　　但理性一旦被宣布為人人皆有的能力，它就制造了一個自己無法消化的問題。如果每個人都可以運用理性，為什么有些人能創造出其他同樣擁有理性的人創造不出來的東西？

　　康德自己在《判斷力批判》里給出了這個解釋。他的回答是天才，或者說自然通過其為藝術立法的那種才能。天才的首要特征是原創性，理性人人都有，天才只有少數人擁有。理性可以通過訓練獲得，天才是自然賦予的，教不會也學不來。

　　康德甚至專門把天才和科學家做了區分。牛頓的所有發現原則上都可以通過方法論的階梯一步步抵達，但沒有任何方法論能教一個人寫出荷馬的詩。

　　康德是審慎的，他只把天才限定在美的藝術領域。其實這條邊界在康德自己的體系里就已經不穩固了。他區分天才和科學家的理由是科學有方法論的階梯，任何人沿著階梯原則上都可以抵達牛頓的結論。但方法論可以驗證一個發現，方法論能告訴人什么值得去發現嗎？牛頓選擇追問蘋果為什么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飛，這個選擇本身并不是方法論教給他的。

　　更根本的問題是康德把美的藝術當成一個自明的范疇來使用，但什么是藝術？政治技藝算不算？戰場上的即興決斷算不算？如果Kunst這個詞本身就橫跨了從手藝到美術到一切需要判斷力的實踐，那天才只屬于藝術領域這條線從一開始就是畫在沙子上的。

　　后來的浪漫主義不過是把這條線抹掉了。赫爾德、施萊格爾兄弟把天才從美的藝術擴展到一切精神創造活動。于是，對個體理性的尊重變成了對個體原創性的崇拜。到十九世紀中葉，一套完整的現代信條成型了，即最有價值的知識產出源于獨一無二的個體心靈，而這些心靈可以通過作品被辨認。卓越的文本指向卓越的心靈，卓越的心靈兌換為社會權威。

　　蔣方舟二十年來塑造出的公共形象就是這條推理鏈最生動的演繹，抄襲則是這個鏈條的死穴命門。如果文本不是她的，那么從文本推斷出的那個獨特心靈就失去了地基，建立在這個心靈之上的一切社會權威就不再是對才華的合理兌現，而是建立在虛假信用上的詐騙。

　　這才是她必須報警而不能沉默的深層原因，因為她不是一般的名人公知，她是“天才”。前面說到她選擇報警是提前進行輿論管理，但之所以必須這么做，也是因為對頂著“天才”光環的她來說，在證明原創性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中間選項。沉默意味著容許灰度的存在，而在天才或騙子的二選一里，灰度就是認罪。

　　無窮無盡的蔣方舟

　　第二節追溯了原創性崇拜的來源。但一套信仰的來源和它的可靠性是兩回事。原創性崇拜的真正困境不在于它的歷史譜系，而在于它的認識論結構里有一個無法修復的漏洞。

　　這套信用體系的脆弱性并不是蔣方舟個人造成的，它內置在原創性崇拜的認識論結構里。我們永遠無法直接進入另一個人的心靈。我們能做的只是檢查他交上來的東西，然后從外部產出推斷內在能力。問題是，一切交上來的東西在原則上都可以偽造，這意味著所有依賴外部產出來認證內在能力的制度，在結構上都無法根除造假，只能不斷抬高造假的門檻。

　　在傳承型知識體系里這個困境是溫和的。考核標準如果是忠實復述經典，驗證相對簡單，拿答卷和原文對照即可。但對天才的原創性崇拜把驗證難度推到了近乎無窮大。而且傳承體系允許灰度，你的復述可以大體準確但有幾處偏差，這不顛覆你的基本身份。但原創性信仰不允許灰度，畢竟這個世界沒有百分之七十的天才這種東西。一旦任何一處文本的原創歸屬被否證，整個人在這套邏輯里就不再可信。

　　蔣方舟說不出有些段落確實借鑒了，但整體思路是我自己的之類的話。不是因為這話一定假，而是因為對“天才”來說，原創性的邏輯是非此即彼的，不接受中間狀態。一旦任何一處文本的原創歸屬被否證，“天才”在這套邏輯里就不再可信，所以她只能在完全清白和徹底崩塌之間選一個。

　　雖然今天各種信息手段和檢索手段極大進步了，但顯然我們還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查重和造假類問題。根本問題在于如果我們只能通過可偽造的外部產出推斷內在能力，那么一切治理方案都是在跟一堵認識論層面的墻較勁。

　　蔣方舟這種人因為有著巨大爭議被放在聚光燈下，才被人翻出證據。對現在更廣泛的學術查重問題，哪有大眾來拿放大鏡監督呢？只靠技術手段的話，查重技術和造假技術之間的關系就像抗生素和耐藥菌。你升級查重系統，造假者就學會改寫。更不用說今天的大型語言模型已經可以在幾秒內把一段話完全改頭換面。

　　更何況，制度改革面對的是更根本的障礙。只要大學和學位的功能不發生根本性變化，圍繞學位展開的利益博弈就不會停。

　　學術倫理教育則觸碰到了一個更古老的幻覺。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傳統始終對教育的矯正力量抱有近乎宗教性的信心，孔多塞就相信人類通過教育可以無限趨近完美。而蔣方舟恰恰是對此最刺耳的反駁，她什么都知道，作為清華和人大的學生，她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論文應該怎么寫。

　　但知道這些都沒有用，知識在結構性誘惑面前不構成防線。這里面有一層令人不快的諷刺。啟蒙傳統親手創造了原創性崇拜，從而制造了認證困境，又堅信教育能化解這個困境。但制造問題的那個傳統，其開出的藥方恰好對自己制造的問題無效。

　　公眾監督確實在蔣方舟事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ilad的逐段比對帖是整件事的轉折點。但這本身就暴露了問題。這種監督是偶發的外部沖擊，靠的是特定個人的努力和特定的輿論窗口，它不是制度的內在機能，而是制度偶爾遭受的事故。

　　而且即便是這種偶發沖擊，最終也可能被系統吸收。人大第二份公告的末尾說，學校將以此為鑒，持續深化學風建設，提升論文質量管理，夯實學術道德教育，堅決維護學術規范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這幾乎肯定只是官僚套話，是公告模板里的固定句式。但這恰恰是它有效的原因，官僚語言的功能就是把任何事件裝進同一個格式，裝進去之后它就自動變成了已處理。蔣方舟事件在這個格式里和任何一次學術違規沒有區別，模板本身就是最高效的消化機制。

　　更麻煩的是，學術共同體甚至無法指望外部力量來彌補自己的失靈。ilad的比對之所以有效，是因為蔣方舟的碩士論文屬于人文社科領域，抄襲的痕跡可以被任何具備基本閱讀能力的人辨認。但學術生產的大量領域并不具備這種可讀性。正如筆者之前另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樣，一篇凝聚態物理的論文，全世界能真正評判其原創性的人可能不超過幾十個。這幾十個人往往就是作者的合作者和審稿人。換句話說，是利益相關方。

　　公眾監督在這里徹底失效，不是因為公眾不愿意監督，而是因為他們根本看不懂被監督的對象。學術共同體在最需要外部制衡的地方恰恰最不可能得到它。結果就是，越專業的領域，審核越依賴內部人的自律和互信，但內部人恰恰是最有動機維護現狀的人。

　　可以這樣說，在這種完全封閉循環的系統中，揭露不是這個循環的中斷，它只是循環的內置環節。系統需要偶發的丑聞來排毒。通過對個體的懲罰，系統就以最低代價展示了自凈能力。然后系統表演一次自我糾正，糾正反過來重新確認了系統的合法性。最后系統繼續運行，下一個名人知識分子已經在路上了。

　　當然，現實中不會有什么系統在引發極大社會矛盾之后才能完全封閉不被打破。更何況，整個當代學術系統雖然內在共同體意識看似穩固，但整個存在基礎已經愈發脆弱，這點我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很多次。在大學和學位不根本改變的前提下，不管是大眾的監督還是體制的監督，能做的也只是延緩問題而不是徹底解決。而如果連監督都不愿意誠心接受，那系統的瓦解只是會更早到來罷了。

　　我們只是希望，此時此刻大概不會有下一個蔣方舟正在某個地方出版她的第一本書，不會有某所大學的會議室里，答辯委員會正在對她的論文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