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雜志社編輯找到李敏，希望她能幫忙請父親為雷鋒寫題詞，這請求能實現嗎？
1959年2月的湘北，冷風裹著細雨鉆進棉襖縫隙。望城縣雷鋒鎮的土路上，一個瘦小少年把半截鉛筆別在帽檐，朝身旁的伙伴笑道：“老庚，等我寫完作文本，再借你墨水。”對方回了句：“你這支筆還能寫幾頁？”少年抖抖袖口：“寫一頁是一頁，咱們不能光認命。”
家里只剩他和年邁的六叔公。父親早逝、母親病故、兄長溺水、弟弟餓殍，這串悲慘的年月從1944年一路拖到解放。村人回憶，那孩子常在稻草垛旁撿柴火邊念課本，聲音啞，卻倔強得很。
湖南解放那年是1949年8月，縣里的工作隊給每個失學娃發文具。少年得到一支蓋著五角星的鋼筆，他把筆尖抵在手心，默念要寫新中國的好日子。借著微弱煤油燈，他抄《新華日報》的社論練字，筆跡歪斜卻越來越有勁。
轉到1956年，他不到十六歲，已成望城縣委通訊員。書記張興玉曾抓住他袖口，“別老省糧，你已是干部，要把身體養好。”少年靦腆地笑，把午飯省下的玉米餅遞給同事。春荒來臨，他兩次賣掉棉衣支援災區。布衣薄得透風，可他寫日記時卻寫：“人活著，總得給別人點光。”
韶山的泥路將他帶向新的名字。1958年秋，他隨縣里青年代表參觀毛主席故居。面對斑駁門楣，他向同行低聲說：“我姓雷，鄉親們都喚我小三子，不如給自己定個響亮名吧。”說罷捧起一把泥土，在心里刻下兩個字——雷鋒。名字改了，志向更硬，他當夜寫入團申請，字里行間全是“做螺絲釘”的念頭。
1960年初春，他跨進沈陽軍區工程兵營門。部隊里紀律森嚴，他卻樂在其中。熄燈后，帳篷縫隙透進點點星光，他用那支被削得不成樣子的鉛筆記下讀《為人民服務》的感想。8月，撫順上寺水庫搶險，連綿大雨澆透衣衫，他頂著40度高燒揮鍬七晝夜，記二等功。戰友朱光照回憶：“他說，票子存銀行不如把勁兒存人民。”
1962年8月15日，倉庫倒車事故讓年僅22歲的雷鋒止步青春。202醫院的燈徹夜未熄，搶救無效的通知傳出時，全連默立。排長喬安山握著鋼盔紅著眼睛嘀咕：“班長，咱約好的入黨志愿書還沒一起交呢。”那一夜，沈陽的風也沉默。
雷鋒留下的20多本日記，被部隊剪輯成材料寄往北京。1963年初，《中國青年》準備雷鋒專號，27歲的編輯王江云擔心號召力不足，突然冒出念頭：若能請主席寫幾句話呢？他揣著材料北上，多方打聽，終于敲開南長街那扇老木門。李敏抱著剛滿月的女兒接待他。王江云急切地說：“能不能請您轉呈主席？一句話就行。”李敏沉吟片刻，只道：“我盡力。”
數日后，王江云再次被喚到中南海。桌上放著三張宣紙，分別寫著“向雷鋒同志學習”“學習雷鋒同志”“向雷鋒學習”。毛澤東挑了第一張，略作修改，落款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王海容遞上公文包，輕聲提醒：“注意保管，好鋼要用在刀刃上。”
題詞刊出當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同時置首。街頭巷尾的黑板報上，粗粗兩寸的“學習雷鋒”墨跡像插旗一樣豎起。工廠早班鈴響，師傅領著學徒念雷鋒日記；中學課堂里，學生把螺絲釘貼在作文本封面。很快，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也相繼題詞，學習活動席卷軍營、廠礦、校園。
熱潮之外，有人悄悄嘀咕：無私奉獻哪有那么容易？1984年春，喬安山在沈陽街頭扶起一位跌倒老人，卻被家屬告上法庭索醫藥費。庭審期間，有媒體翻出他曾與雷鋒同在一車的往事，一時輿論嘩然。“做好事也難啊。”喬安山在法庭外低聲苦笑。案件最終因證據不足撤訴，可社會對“做好人是否吃虧”的討論至今未絕。
盡管波折不斷，雷鋒的名字沒被塵封。志愿服務站點沿公路拉出紅條幅，春運候車廳的熱水桶旁擺著“學雷鋒服務崗”；每年3月，部隊新兵照例重溫日記，老兵還會補一句“別學形式，學心眼”。2019年9月25日，他被授予“最美奮斗者”稱號，證書陳列在湖南省博物館，游客常被那幾個黑體大字吸引——向雷鋒同志學習。
半個多世紀過去，那支削禿的鉛筆早已封存，但“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仍在不少人心頭閃光，提醒后來者什么叫把力量存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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