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顧祝同推薦劉峙出任“剿總”總司令時,參謀總長辦公室里一片寂靜。后來很多人詬病劉峙這個豬將軍去了徐州剿總當司令之后,壞掉了整個淮海局勢。但是有沒有可能劉峙有自知之明,他本身自己也不愿意去,但是顧祝同非著趕鴨子上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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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未必同德
《左傳》有言:“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若以此衡量劉峙與顧祝同的關系,怕是要陷入困惑了。
說起來劉峙和顧祝同二人淵源頗深。這二人都是保定軍校畢業出來的,而后一起進入軍隊之中,后來又共同在黃埔軍校中擔任教官。
后來這二人又在北伐以及中原大戰中提兵調旅,為蔣介石沖鋒陷陣,南征北戰。可以說,在老蔣的職業生涯初期,顧祝同和劉峙都是其手中能當一面的重要將領。
但是志同未必能夠道合。劉峙在黃埔軍校教書的時候,就不甚被學生喜歡。他的課也很少有人有興趣去聽。
但顧祝同就靈活多了,他講的課深入淺出,還能結合生動的例子,所以也頗受黃埔學生的喜愛。后來身居高位之后,他把身上的這一特質更加發揮得淋漓盡致,籠絡人心,儼然一副菩薩心腸。后來也有人稱其為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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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二人按照性格來說,并不會有太大沖突。但是在利益面前,什么東西都會變,哪怕你們之前曾經是并肩作戰的戰友,同一個戰壕的棋子,也逃脫不了這一命運。
人生的岔路口
1933年,蔣介石又開始進攻紅軍,此時顧祝同出任北路軍總司令,而劉峙則坐鎮河南,擔任河南省主席兼駐豫綏靖主任。
知情者回憶道:“顧墨三(顧祝同)深得委座倚重,部署精當;劉經扶(劉峙)則守成有余,進取不足。”
很明顯,此時劉峙已經逐漸褪去常勝將軍的光環,逐漸讓國民黨軍中高層看出他的拙劣之處。而顧祝同則因為長袖善舞,如魚得水,反而步步高升。
劉峙在回憶錄里雖未明言不滿,卻多次強調自己在河南“綏靖地方、鞏固后方”的功績,言外之意,恰是對前線指揮權旁落的某種心緒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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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前后差距,就讓劉峙和顧祝同的心中產生了落差,從而為二人的不和埋下了伏筆。
1936年12月,蔣中正被扣西安,南京城內,主戰與主和兩派激烈對峙。顧祝同屬于穩健的主和派,力主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并受命前往西安斡旋。
劉峙則不然,他當時作為東路集團軍總司令,是強硬的軍事解決派,急電中央主張大軍西進,“不惜一切代價以武力營救領袖”。
杜聿明后來的一段回憶文字,頗能說明問題:“顧公謀國以忠,不欲內戰重開;劉公則以軍人血性,憤慨難平。”
在事變和平解決后,顧祝同因斡旋之功更受信任,而劉峙的主張被證明“政治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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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蔣介石該選擇誰,一目了然了。
顧祝同挖坑,愿者上鉤
《孫子兵法》云:“上下同欲者勝。”這句古訓若放在1948年的淮海戰場上,便成了一個殘酷的反諷。身為參謀總長的顧祝同,舉薦劉峙坐鎮徐州。
從表面上看,淮海地區極為重要。顧祝同推薦劉峙擔此重任,分明是給他創造機會。為什么會說這里面別有玄機呢?
實際上,當時的淮海戰役已經是蔣介石僅存的嫡系精銳部隊了,而此時華東中原野戰軍,屢戰屢勝,氣勢正在巔峰。
如此強弱氣勢之師的碰撞,國民黨部隊兇多吉少。所以,讓劉峙這一個后來能力平庸的人去指揮淮海戰事上的國民黨精銳兵團,無異于是挖坑給他跳。
再者說了,當時淮海戰役上的幾個精銳兵團,那都是老蔣最后的底牌。
這幾個兵團司令一個個都是人精,尤其是邱清泉,性高氣傲,不可一世。劉峙根本駕馭不了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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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有人找顧祝同抱怨,為什么推薦劉峙。顧祝同反而嘆口氣說道,他總比蔣鼎文強吧?
說實話,真要是讓蔣鼎文去淮海戰場上,弄不好還是另外一個局面呢。
從更為宏觀的歷史角度上來看,顧祝同推薦劉峙去擔任徐州剿總司令,雖然是蔣介石所同意的,但是顧祝同也是存了看熱鬧的心思。既然無人可用,那就讓這位豬將軍在上面出盡洋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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