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關培鳳 暢爽：印度技術民族主義是如何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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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關培鳳 暢爽

整理|佳仁·云丹吉

編輯| 楊林宇

審核|單敏敏

內容提要

技術民族主義是當今全球技術體系演變中的重要現象。在國際層面結構性技術權力與國內層面資源配置邏輯的分析框架下，可有效分析技術民族主義的內在特性。結構性技術權力的高低影響國家的技術優勢地位，塑造技術民族主義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影響范疇。資源配置邏輯主要表現為：以國家戰略目標在安全邏輯與發展邏輯之間的不同優先度排序來界定技術民族主義的價值取向與政策工具。有鑒于此，兩者的組合可將技術民族主義劃分為霸權型、擴張型、防御型與開放型，進而解釋不同技術民族主義的形態及階段性變化。本文試圖通過梳理獨立后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驗證該框架的解釋力，為洞察“全球南方”國家的技術民族主義提供參考。

關鍵詞：技術民族主義 結構性技術權力 資源配置邏輯 “全球南方” 印度

圖源：網絡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背景下，各國政治和技術分化加劇，技術民族主義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再度回歸。具備創新能力的國家紛紛推行不同形式的技術民族主義，追求技術戰略自主與國家利益的實現。近年來，技術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新興的國家身份表述與民族主義形態，提供了更具統攝力的分析框架，將分散的政策主題納入“國家戰略—民族利益”的宏觀邏輯中加以整合，正深刻影響著各國的發展路徑。技術民族主義常被用于討論技術領先國家的技術霸權行為，往往被視為負面的話語建構，與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掛鉤。但如果僅以技術領先國家的經驗理解技術民族主義，容易形成以北方國家經驗為中心的固有解釋，難以充分說明印度等技術追趕國家在后殖民國家建設、民族身份建構以及現代化道路探索中將技術能力建設與國家發展轉型相結合的實踐。作為一種全球性現象，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與發展具有普遍性共識。需要注意的是，技術領先國家與技術追趕國家的技術民族主義表現出不同形式。

根據2025年6月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貝爾弗中心最新發布的《全球關鍵和新興技術指數報告》，印度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生物技術及太空五大領域綜合得分為15.2分，位列全球第十，隨著印度科技實力不斷進步，印度關鍵和新興技術的發展現狀得到諸多學者關注。但相較于技術領先國家，針對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系統性討論較為有限。印度作為新興經濟體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典型代表，其技術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及戰略轉變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不僅反映了技術追趕國家技術自主與外部依賴的困境，而且折射出“全球南方”國家技術民族主義的共性。技術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國家行為，受到國際體系因素與國內因素的雙重驅動，其內涵與形態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需要結合國家類型與發展階段加以識別。鑒于此，本文試圖構建技術民族主義分類框架，來辨析其多元形態，并以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為案例，聚焦技術追趕國家技術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形態，進而為理解“全球南方”國家的技術民族主義以及如何應對全球技術競爭提供參考。

一、技術民族主義的內涵與發展

隨著全球技術競爭的日趨激烈，技術民族主義已成為重塑全球技術秩序以及影響國際關系的重要議題，作為一個復合型概念，技術民族主義具有豐富的理念內涵與演變脈絡。

（一）

技術民族主義的內涵

從概念上看目前關于“技術民族主義”（Techno-nationalism）的界定并未統一，既有研究嘗試從多元視角界定技術民族主義現實主義理論視角下“技術即權力的工具”構成技術民族主義的核心邏輯，技術民族主義是國家在無政府社會狀態下維護本國技術優勢與技術安全的理性選擇，技術民族主義不僅是刺激技術發展的政治工具，更是衡量國家地緣戰略力量的指標，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下技術民族主義是一種將技術創新、產業發展與國家安全、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直接掛鉤的重商主義行為，相較于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技術民族主義更為強調國家與企業的協同關系。意識形態視角下，技術民族主義是民族主義思潮在科技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技術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兼具思想性和實踐性的意識形態，將國家利益與科技發展相捆綁，強調壟斷核心技術，在保障國家安全的同時提升國際競爭力，作為核心概念的“民族主義”決定著“技術民族主義”的本質及行為方式，因而技術民族主義將技術視為推進民族主義議程的工具，目標是增強國家凝聚力和民族認同感。以上三個視角從不同維度解構了技術民族主義的豐富內涵揭示了技術民族主義的技術權力邏輯、經濟利益屬性和民族建構功能的多維屬性。有鑒于此，本文將“技術民族主義”定義為：民族國家將技術視為實現民族復興、維護國家安全、促進經濟繁榮與提升國際地位的關鍵戰略資源在民族國家利益優先原則下通過敘事建構、資源配置與制度干預塑造技術發展方向、技術流動邊界及對外技術關系的一種國家行為。

（二）

技術民族主義的三次浪潮

從歷史上看技術民族主義經歷了三波浪潮，技術民族主義這一概念于20世紀80年代被正式提出，最初被用來解釋美日科技競爭，當時美國政府試圖“保護美國未來的科技創新免受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的利用”由此產生第一波技術民族主義浪潮，第一波技術民族主義浪潮聚焦于制造業和基礎設施領域以產業本土化為核心目標，將技術進步與民族復興、國家繁榮的愿景相結合，主要表現為美日等少數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競爭與博弈，涉及的區域范疇較為有限。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技術民族主義進入第二波浪潮。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全球化進程加快，民族國家逐漸認識到外國直接投資對改善本國技術與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將自由主義經濟與貿易政策融合，由此產生了“開放政策下的技術民族主義”“新技術民族主義”等技術民族主義新形態。其主要特征是利用全球化促進本國技術發展，支持公私合營，擴大對國際規則制定和政策協調的承諾，除了內涵上的豐富第二波技術民族主義浪潮也日漸從歐洲、北美等發達國家向亞洲等地區拓展，成為更多國家追求技術發展的政策工具。

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末至今，技術民族主義進入第三波浪潮，在中美戰略競爭以及新興技術蓬勃發展的背景下，第三波技術民族主義浪潮將技術能力與國家安全、地緣政治利益深度綁定，所暗含的“技術脫鉤”傾向與零和博弈思維更加顯著。尤其是以美國式技術民族主義為代表，表現為“美國至上”的優越感、“邊疆主義”的擴張性、“唯我獨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敵人”的非理性。第三波技術民族主義浪潮的理念內涵與適用范疇不斷拓展，關注領域從傳統制造業轉移至人工智能、機器學習、5G、量子計算、半導體、大數據等關鍵與新興技術領域。與此同時，參與主體不再局限于國家政府，科技巨頭因主導先進技術發展、掌控敏感數據與核心基礎設施，也成為技術民族主義的重要踐行者。聚焦于當前國際社會，第三波技術民族主義正在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加速向“全球南方”蔓延，不僅深刻影響著全球技術創新生態，更將進一步重塑全球技術秩序與國際關系格局。

圍繞技術民族主義概念界定與類型劃分的討論已經十分豐富，但是既有研究往往側重于大國技術激烈博弈背景下西方技術領先國家技術民族主義的內涵與政策表現，其中美國技術民族主義的勃興成為學界研究的焦點，因而相對忽視了技術民族主義在不同類型國家、不同歷史階段所表現出的差異化內在特性，導致對技術民族主義的認知較為負面，認為技術民族主義建立在封閉、自利、排他的保守主義思想之上。實際上，技術民族主義的價值取向并非一成不變，也具備進步性、開放性色彩。用技術民族主義概念描述非西方國家在科技領域謀求獨立的舉措尤其妥當，因為科技自強與20世紀中葉的反殖民運動有相似之處?？傮w而言，技術民族主義的政治效應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其對全球技術秩序的影響深受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內制度安排的共同塑造，鑒于此，有必要構建系統性的分析框架詳細劃分技術民族主義的類型，客觀評判其內在特性，從而避免將不同類型的技術民族主義混為一談。

（三）

印度民族主義、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度技術民族主義

在印度語境下討論技術民族主義不能脫離印度民族主義與印度教民族主義兩大重要思潮。二者都包含追求國家自主與民族復興的目標，但在國家認同基礎與政治理念上卻存在明顯差異，印度民族主義作為宏觀的國家認同與政治整合框架，強調多元統一與國家建構。其核心目標在于推動民族獨立與國家發展而印度教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教派意味，要求建立印度教統治的國家。

印度民族主義與印度教民族主義是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形成和演化的重要思想來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具體表現形式。1947年印度獨立后，尼赫魯確立了世俗民族主義的治國理念，技術被視為服務于實現民族真正獨立、推進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工具。這一時期尼赫魯強調“科學精神”，即一種具有理性、批判性的思維方式以及對世界的開明態度，屬于現代科學理性范疇，此后尼赫魯“科學精神”的理念一直影響著印度科技發展，促使早期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呈現出非宗教性的特征。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崛起，尤其是印度人民黨執政以及2014年以后的強勢回歸，科學技術又越來越多地被納入文明復興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框架之中，從而使印度技術民族主義逐漸帶有較強的身份動員和宗教性色彩。因此，三者關系可概括為：印度民族主義構成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基礎性國家認同框架，印度教民族主義在特定政治條件下，對其進行再闡釋。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則是國家在技術發展議題上對兩種民族主義進行選擇性吸納和制度化表達的政治結果。

鑒于上述分析，本文將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定義為“技術”與“民族主義”融合形成的一種民族主義形式，是印度在后殖民國家建構和民族主義政治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將技術發展與國家自主、安全保障、經濟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相聯結，并通過制度安排與資源配置加以實施的一種國家行為。圍繞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學界已從多個維度展開研究并形成一定積累。一是以后殖民國家建構為視角關注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反殖民屬性，保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將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置于后殖民語境下，以電信領域為例，探討了印度如何通過追求技術自主，實現國家發展，進而擺脫殖民時期形成的技術依附格局，體現了印度作為后殖民國家實現技術自主與民族復興的內在關聯。二是從觀念與身份政治入手，強調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屬性。雷瓦蒂·普拉薩德（Revati Prasad）認為，早期印度技術民族主義是一種將技術進步與民族自豪感、國家安全深度綁定的意識形態，如今已經發展為將印度塑造成“全球自給自足的技術領導者”的意識形態。三是聚焦政策實踐與制度安排突出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政策導向屬性。艾歷克斯·卡普瑞（Alex Capri）和杰芬·托馬斯·馬門（Jeffin Thomas Mammen）等學者將一系列政策與倡議視為在全球新興技術競爭背景下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實踐載體。具體包括“自力更生印度”愿景（Atmanirbhar Bharat）、“印度制造”倡議（Make in India）、“數字印度”計劃（Digital India）、“創業印度”計劃（Startup India）、2019年《軟件產品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Software Products 2019）和《電子產業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Electronics 2019）以及2020年《科學、技術與創新政策》（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2020）?？傮w而言既有研究從不同視角增進了對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認識揭示了其多重屬性。

然而，現有成果對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概念界定、內在機制、類型分化以及獨立以來的長期演進缺乏系統性梳理，這也構成了本文進一步展開研究的必要性所在。

二、技術民族主義的分類

在前文對技術民族主義概念簡要回顧與既有文獻述評的基礎上，本文從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提出一個用于識別技術民族主義差異形態的分類框架。具體而言，本文選取“結構性技術權力”與“資源配置邏輯”作為兩個分析維度，分別對應國家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相對位置以及國內制度安排在安全與發展之間的優先排序，并據此劃分技術民族主義的主要形態，嘗試分析不同技術民族主義的政策表現與價值取向。

（一）

國際層面：結構性技術權力

為了辨析技術民族主義的形態，本文在國際層面引入“結構性技術權力”這一分析維度。結構性技術權力是20世紀80年代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提出的“結構性權力”理論在技術領域的延伸與發展。相較于傳統的權力概念，結構性權力在強調權力資源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塑造權力運作的環境和條件，從而更好地確保權力施行的動態結果?；诖?，本文將結構性技術權力界定為一國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結構位置與規則塑造能力，體現為其對技術標準、供應鏈節點、創新網絡與制度規則的控制程度。結構性技術權力決定國家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技術實力與相對地位，是影響技術民族主義形態的重要體系結構因素。

結構性技術權力的高低決定國家的技術優勢地位，進而塑造技術民族主義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政策影響范圍。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技術進步將使得某些特定地區擁有朝有利方向變革自身在世界經濟體中結構角色的能力。依據國家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位置，大體可以分為技術領先國家與技術追趕國家。技術領先國家通常處于技術體系核心，在諸多關鍵技術領域掌握主導權，并擁有較強的制度塑造能力。在技術競爭中，技術領先國家利用規模報酬遞增機制中的學習效應與協調效應，將初始階段的技術優勢轉變為長期的技術優勢。在此基礎上，技術領先國家逐步掌握先進技術資源的支配權，在國際技術競爭中通過開放或限制技術資源向特定國家流動的方式，維護自身的技術領先優勢與戰略競爭優勢。

技術追趕國家處于技術積累階段，其核心任務在于快速且高效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與產業升級水平。對于現代化起步較晚、尚未完全建立成熟工業體系的后發國家和地區而言，技術發展的起點差距與累積效應使其在創新能力培育過程中處于相對劣勢。技術追趕國家可以通過引入先進技術等方式加速技術變遷，從而增強結構性技術權力。作為技術追趕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其技術民族主義表現為對發展主義和現代化的追求，將科技發展、技術自主與國家復興相聯系。例如，21世紀初，中國和印度在完成一定的財富積累后，逐漸借力本土人才和海外僑胞的科研力量，試圖擺脫對西方科技的過度依賴，謀求科技領域的自給自足。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在區分技術領先國家與技術追趕國家時采取的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標準。技術領先并不意味著一國在所有技術領域都具有壓倒性優勢，技術追趕也不等同于其缺乏自主創新能力。二者的關鍵差別在于國家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對體系的影響程度。基于此，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識別一國的結構性技術權力：一是其是否形成較為穩定的自主研發與技術產業化基礎，二是其是否具備對國際技術標準、供應鏈關鍵節點及技術治理規則施加實質性影響的能力凡在上述兩個方面均表現較強者，本文將其界定為技術領先國家，反之若其總體上仍以能力追趕、技術吸納和產業爬升為主要特征則將其界定為技術追趕國家。

（二）

國內層面：資源配置邏輯

在國內層面本文引入資源配置邏輯這一分析維度。識別國家在安全目標與發展目標之間的優先排序資源配置邏輯是指國家在推動技術演進與產業升級過程中，對所擁有的資源稟賦進行動員整合，使資源之間能夠相互匹配，以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邁克爾·波特（Michael E. Porter）認為，生產要素能否與產業競爭優勢相關聯關鍵在于其在實際應用中所展現的效率與效能。一國技術的發展離不開國內資源的有效支撐既需要科學家、工程師、實驗室、資金投入等“硬件資源”也需要政府、企業和高校間的協作機制、激勵創新的法律保障體系以及良好的社會氛圍等“軟件資源”，然而，由于國家資源稟賦天然稀缺，和有限國家需要通過合理的資源配置以實現有限的資源效益最大化。資源配置邏輯事關國家的戰略優先目標與技術政策實踐，是塑造其技術民族主義形態的關鍵國內因素。在同一結構性技術權力背景下，資源配置邏輯主要表現為國家戰略目標在安全優先邏輯與發展優先邏輯之間的不同排序，進而決定技術民族主義的價值取向與政策工具。

安全優先邏輯往往在威脅感知上升、技術差距縮小或外部競爭加劇的背景下被激活。當國家采取安全優先資源配置邏輯時，技術議題往往被高度安全化?？萍颊弑患{入國家安全與戰略競爭框架之中，技術安全化是指特定技術被建構為國家安全威脅的過程，在關乎國家安全的關鍵技術領域，國家不再單純依托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而是通過政策干預阻斷潛在競爭對手獲取核心能力的渠道。安全優先資源配置邏輯并非追求經濟效率最大化，而是國家在深度相互依賴的全球化背景下，降低自身被“反向利用”的政治風險與安全后果。此類邏輯下國家更強調自主可控、供應鏈韌性與關鍵技術安全資源配置呈現出集中化與排他化特征，具體表現為出口管制、技術壟斷、貿易保護以及供應鏈陣營化等政策。

發展優先資源配置邏輯以經濟增長、產業升級與技術能力提升為核心目標，通常產生于國內發展承壓、產業急需轉型以及外部威脅較低的背景下，國家傾向于通過國際科技合作、引進先進技術與嵌入全球供應鏈實現技術能力積累發展優先資源配置邏輯并不意味著國家安全考量的缺位而是使其處于相對次要位置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東亞、南亞和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普遍采取發展優先邏輯的技術民族主義鼓勵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并向外資開放本國市場以促進技術與資本的引入，并且通過本地化要求、技術轉讓安排等政策工具引導外資服務于本國技術能力提升與產業發展目標。

同樣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對安全優先與發展優先的區分也是相對的。安全優先并不意味著國家完全放棄發展目標，發展優先也不意味著國家完全忽視安全考量。就此而言，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對資源配置邏輯進行識別一方面是國家領導人講話、科技政策、產業政策等頂層制度設計中技術。首先，被界定為安全工具還是發展工具另一方面是國家在該時期使用的主導性政策工具是以技術審查、出口限制、數據本地化等限制性手段為主還是以技術引進、國際合作、產業扶持、研發激勵等促進性手段為主。若上述兩方面均偏向安全，則本文將其界定為安全優先資源配置邏輯。若上述兩方面均偏向發展則將其界定為發展優先資源配置邏輯。一國在特定歷史階段的技術民族主義實踐可能同時呈現安全與發展的雙重取向。在此情形下，本文以頂層目標排序為主進行判定，非主導目標取向僅作為階段性特征加以說明。

（三）

結構性技術權力、資源配置邏輯與技術民族主義類型

鑒于上述分析，國際層面的結構性技術權力與國內層面的資源配置邏輯共同構成識別技術民族主義的分析框架。二者的組合有助于解釋不同技術民族主義的形態及階段性變化。

圖源：《南亞研究》期刊

第一種是霸權型技術民族主義，技術領先國家處于全球技術體系核心，當其比較優勢下降，安全威脅上升時，傾向于選擇安全優先資源配置邏輯。其核心目標是維護既有優勢地位，并防止技術擴散。技術領先國家通過國內立法或安全審查等行政措施、行業協會規定、國際結盟和國際制裁等各種手段限制包含先進技術的產品進入技術追趕國家，實質是霸權主義在技術領域的一種體現。霸權型技術民族主義呈現出明顯的排他性與控制性等保守主義色彩，加劇全球技術治理體系陣營化、分層化等趨勢。在20世紀的三次大國技術博弈中美國均成功地爭取了眾多穩固的技術追隨者從而持續地鞏固了其全球科技領導地位，在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下大國間技術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美國面臨相對技術優勢縮小與安全威脅加深的現實挑戰，特朗普政府將全球供應鏈協同風險“泛安全化”通過渲染中國“技術滲透”、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強化國家安全審查并重啟“四方安全對話”構建排他性聯盟等一系列舉措緩解其安全焦慮，呈現出典型的霸權型技術民族主義。

第二種是擴張型技術民族主義，技術領先國家秉持發展優先資源配置邏輯，形成擴張型技術民族主義。在國際技術競爭中。技術領先國家利用本土企業在技術生態體系中的結構位置優勢，從結構層面影響其他國家的技術政策選擇以護持自身的領導地位，不同于霸權型技術民族主義，擴張型技術民族主義并不必然依賴技術封鎖來維持優勢，而是可以通過開放合作、制定標準與輸出技術等方式將既有技術優勢轉化為更廣泛的結構性技術權力，技術領先國家可以通過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形成“先行者優勢”在后續競爭中這一優勢將不斷放大最終形成“贏者通吃”（winner-takes all）的局面。因此，擴張型技術民族主義不僅有助于拓展技術領先國家的制度影響力 而且往往會強化全球技術體系的規模效應。移動通信技術是全球數字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也是大國間技術競爭的關鍵場域。

在2G時代，歐盟通過“抱團式”發展和鞏固先進技術設立技術標準化組織與聯盟，以歐洲市場發揮追捧效應不斷擴大市場份額搶占新賽道主導權，表現為擴張型技術民族主義形態。

第三種是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當國家仍處于技術追趕階段，外部競爭壓力或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時，戰略重點則聚焦于安全優先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表現為強化本土技術自主能力并降低對外技術依賴，其核心邏輯是防范外部威脅與維系社會穩定。缺乏技術和產業基礎的國家通常采取更為保守的政策設計，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的對外開放程度較為有限，技術追趕國家仍以本土化產業技術為導向，避免過度引入外來先進技術而削弱自身的戰略自主性，盡管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對于技術追趕國家本身而言是具有進步性、自主性的價值取向，但是長此以往如果越來越多的國家形成相對獨立的技術體系技術標準、產業鏈結構和技術平臺之間的兼容性就會下降，從而弱化全球技術體系的整體連通性。

第四種是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技術追趕國家將發展置于優先位置通過嵌入全球創新網絡，實現技術能力躍遷在堅持戰略自主目標的同時，在技術擴散進程中積極吸收先進技術、參與國際研發合作、深化融入全球價值鏈與此同時政府往往選擇扮演引導者的角色，采用公私合營方式借助全球化的力量進行技術交流與創新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摒棄技術全球主義與技術民族主義的傳統藩籬，注重利用全球化推動本國利益的實現技術追趕。國家通過開放式創新與開放式競爭，加之在研發、教育、人力資本開發以及物質與制度基礎設施等領域，通過公私合營開展大規模投資，有效提升國家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競爭力，而且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有助于進一步推動知識、技術與產業資源在不同國家之間的流動，從而促進全球技術體系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技術民族主義類型并非靜態結構，而是可能隨著國家結構性技術權力的變化或資源配置邏輯的調整而發生轉換。因此技術民族主義應被理解為一種階段性、結構性的國家行為，其具體形態取決于國家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結構位置，國內戰略目標排序。通過對不同類型的技術民族主義進行劃分，有助于避免形成過于單一的價值判斷，也為具體國家技術民族主義的階段性發展提供了分析框架。下文將通過系統論述印度獨立以來技術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展示不同技術民族主義類型的生成邏輯及表現特征。

三、冷戰時期的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

（1947年~1991年）

1947年至1991年冷戰期間，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呈現出防御型特征。在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下，科學技術成為國家實力的核心支柱。全球技術體系整體呈現高度不平衡狀態，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基礎研究能力、高端工業體系和關鍵技術標準等方面占據主導地位，而新近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則普遍處于技術體系的邊緣位置。印度獨立初期的結構性技術權力較為有限，在全球技術體系中處于明顯的追趕位置。殖民時期英國通過東印度公司等機構系統性掠奪印度的自然資源與經濟紅利，導致印度工業基礎薄弱、技術發展停滯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底層從印度獨立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其經濟增長率多數年份都在5%以下被稱為“印度教徒式”增長模式，為了打破技術領先國家塑造的不公正規則體系技術追趕國家需要采取技術自主和趕超策略。與此同時，長期以來的殖民統治以及印巴沖突頻發暴露了印度防務技術能力的弊端，推動印度采取安全優先資源配置邏輯，并開啟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之路。這一時期，印度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以擺脫技術依附、追求自主發展為主要特征通過國家力量塑造科學技術體系以支撐新生國家的政權獨立與社會穩定。

一是構建技術嵌入民族獨立與國家安全的反殖民敘事。長時期的殖民統治歷史不僅削弱了印度獨立后科技發展的基礎，而且磨滅了印度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而這一時期的西方國家，憑借前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和科學研究，建立了強大的科技基礎，并在二戰期間取得了以原子能為代表的科技成就。面對與西方國家巨大的現實差距，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在印度應運而生。尼赫魯強調“只有科學才能解決饑餓和貧困、衛生和文盲、迷信和麻木、大量資源浪費以及富國卻有人民挨餓等問題”通過將科學視為現代國家擺脫殖民歷史、克服貧困和落后的工具，尼赫魯試圖以科學意識形態取代殖民統治時期的帝國意識形態，通過塑造民族自豪感推動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尼赫魯政府明確科學技術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強調科學技術是鞏固新生政權合法性的象征性資源，構成了印度技術民族主義最初的意識形態敘事，并指導后續四十余年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印度的科技體系已大幅擴張，并將“科學促進國家發展與安全”確定為印度科技發展的核心。

二是搭建政府主導的科學技術體系，突出國家對技術發展的戰略引導政府在國家安全與技術發展進程中承擔關鍵職能，其職責既涵蓋基礎研發資助也包括推動科技進步的教育政策制定。與此同時，政府還努力構建有利的貿易與金融政策體系，并對創新活動實施有效激勵。自獨立以來印度充分利用“看得見的手”推動科學技術發展先后制定、通過了《科學政策決議案》（1958年）、《科學技術決議》（1969年）和《技術政策聲明》（1983年）等一系列政策法規，打造了政府主導的創新生態環境在此基礎上印度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邦政府、大學、企業和其他機構五部分組成的科技研究機構。其中政府的研究機構占據主導地位在研究人員和經費等方面占整體的60%以上，英迪拉·甘地執政時期延續了尼赫魯政府重視科學技術的政策傳統，于1971年正式成立了印度科學技術部，專門負責組織、協調和促進國家科技活動。在構建政府主導的科學技術體系過程中，國家干預超越了傳統科技政策的效率，邊界被賦予了確保國家技術獨立與自主發展的民族主義內涵，為印度踐行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提供關鍵制度支撐。

三是采取進口替代保護主義政策，限制引進外來先進技術。這一時期，印度國家層面上的廣泛政治穩定與贊成經濟自給自足的政治共識高度一致，印度嚴重限制私人資本的作用，且排斥外商直接投資。然而，在基礎工業薄弱、技術積累不足的現實條件下印度完全依賴本土技術，難以支撐國家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自20世紀50年代起，印度推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試圖以本土生產替代制成品進口，從而為國內工業和技術能力的成長創造空間，進口替代戰略不僅是一種工業化路徑選擇，更體現了通過制度性約束外來技術依賴、為本土能力成長創造空間的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邏輯。為防止形成對外來技術的結構性依附，印度政府將減少成套技術和“交鑰匙工程”，引進作為技術政策的重要目標，技術引進項目被拆分為若干技術模塊。1983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頒布的《技術政策聲明》，標志著這一政策的制度化。該文件明確提出應通過對進口技術的有效消化、吸收和改進，推動本土技術的發展，進而實現技術自力更生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內人力和物質資源，在持續的政策推動下至20世紀80年代末印度已初步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與科技基礎，為后續在全球化背景下調整科技發展戰略、積累結構性技術權力奠定了基礎。

總體來看，冷戰時期印度在結構性技術權力有限的情況下，秉持安全優先資源配置邏輯形成了國家主導、追求技術自主的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印度對技術資源的控制能力，推動構建了較為完整的科研機構體系和高等科技教育體系。然而，以國家干預和進口替代為主導的發展模式也在客觀上限制了印度技術資源潛力的充分發揮，導致其與世界科技發展潮流脫節，難以有效吸納全球技術創新成果。實際上，印度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術追趕國家在追求本國技術自主與防范外部技術依賴之間的結構性困境，而且也折射出“全球南方”國家在獨立初期以維護國家安全為核心特征的技術民族主義邏輯，是新興國家在復雜國際格局中尋求技術自主的典型實踐。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

（1991年~2014年）

1991年至2014年，印度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的結構性技術權力仍然較為有限，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家競爭力愈發取決于參與全球創新網絡和利用國際市場的能力。長期實行進口替代方針和忽視出口使印度在全球技術體系中處于邊緣化位置，盡管冷戰時期印度通過國家主導建立了一定的科研基礎但整體技術創新能力與產業技術水平仍明顯落后于主要發達國家在軟件、制藥、部分高技術服務業等領域依托龐大的工程技術人才群體、較低的人力成本以及英語優勢印度逐漸形成比較優勢但在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國防高端技術、先進材料等領域仍存在研發投入不足、技術積累薄弱、對外依存度高的短板成為制約其結構性技術權力整體提升的關鍵瓶頸。與此同時，冷戰后印度的安全觀發生轉變，認為安全環境依然嚴峻，但安全威脅不再主要來自軍事方面，而是來自政治和經濟領域印度在國際社會面臨被邊緣化的威脅。印度對技術權力競爭的回應方式隨之逐步調整，拉奧政府通過實施經濟改革，逐步發展外向型經濟，積極吸收外來先進技術。瓦杰帕伊政府和曼莫漢·辛格政府將技術能力與國際合作結合，試圖通過參與全球技術體系來積累結構性技術權力。

因此，在全球化加速與印度經濟自由化進程背景下，印度技術民族主義逐漸褪去了強烈的安全優先傾向，發展優先成為顯性資源配置邏輯，呈現出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形態。

一是改變國家主導模式，實施技術創新公私合營。1991年7月24日頒布的《新工業政策》標志著印度從長期以來以國家主導的發展模式轉向以經濟開放、私營部門增長和全球一體化為重點的新時代。1991年10月，曼莫漢·辛格在英聯邦財政部長會議上介紹印度經濟的新方針時指出，由于公營工業無法有效助力資本積累、工業化進程、經濟增長及減貧事業，政府不再認為公營成分應當控制經濟的制高點。此后，印度政府啟動一系列促進企業技術開發和創新的計劃，為中小企業提供優惠政策。1991年印度政府發布《新工業政策》，正式取消絕大多數行業的工業許可證制度，僅對18個特定行業保留許可管制。該政策旨在減少政府在公共部門企業的股份，以提高效率和競爭力。印度政府還通過頒布1992年“本土技術增長計劃”（HGT）、1998年“技術創業促進計劃”（TEPP）以及2006年《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發展法》（MSMED）等一系列面向中小企業和創新主體的扶持計劃，激活私營部門與外資的互補作用，彌補本土技術研發的資金與效率短板。

二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推動印度向全球市場開放。1991年拉奧就任印度總理，開啟順應經濟全球化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將經濟新自由主義作為治理和國家發展的官方框架，使印度經濟向全球市場開放。這一時期，拉奧政府努力把印度從一個管制約束的內向型經濟轉變為適應市場需要的外向型經濟。拉奧指出，自力更生目標與引進外資、外國技術和印度融入全球經濟活動并不矛盾，印度必須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以及融入全球經濟所提供的機會，使自己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诖?，印度將本國知識產權制度與國際規則接軌，為融入全球產業鏈鋪路。1994年4月印度簽署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1998年12月印度加入《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并簽署了《專利合作條約》（PCT）。印度1995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多次修改1970年《專利法》使其內容與TRIPS相關規則接軌印度通過知識產權制度國際化在軟件、制藥、部分高技術服務業等領域逐步嵌入全球產業鏈，既通過外資研發合作與技術密集型外包獲取了先進技術經驗，又積累了自主研發的資金與人才。在上述政策的推動下，印度在信息技術領域利用全球化機遇推動軟件出口，逐漸在全球技術體系中形成新的比較優勢。依托龐大的工程技術人才群體和較低的人力成本，印度的軟件與信息服務產業迅速發展，并一躍成為“世界后勤辦公室”。

三是優化國家科技創新體系，激發科研機構活力。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強調，技術創新在決定世界經濟的性質和動因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技術的規模、普遍特性和發展速度正在重塑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所有方面。由于早期印度科技發展依托于政府主導，印度科研體系存在較為嚴重的官僚主義，制約了科研機構的研發自主性與靈活性。2000年印度科學技術部設立“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科技基礎設施改進基金”（FIST），為學術界開展基礎或應用科學領域的研究提供基礎設施支持。2003年瓦杰帕伊政府推出《科學和技術政策》，強調“為了所有學術和研發機構能行使其職能要給予必需的自治和自由”。2008年印度科學技術部出臺《國家創新法案（草案）》，力圖打破制約印度創新的枷鎖。2009年印度科學技術部推出“促進大學科研卓越”計劃（PURSE），專門面向高校提供科研經費支持，以增強印度一流大學的科研能力，進而打造創造性的科學技術生態環境。2010年辛格政府將2010年至2020年確定為“創新十年”，成立印度國家創新委員會并制定“2010年~2020年創新路線圖”，致力于打造“面向21世紀的國家創新生態系統”。

總體而言，1991年至2014年，印度通過參與全球技術分工和國際科技合作，來實現技術能力的快速積累，踐行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并呈現出包容性、進步性等積極特征。與此同時，印度通過承接全球軟件外包和服務外包，重塑了國際數字產業分工格局，在客觀上推動了全球產業鏈的重構。這一時期，印度從防御型向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的轉變是“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縮影。對于眾多“全球南方”國家而言，相似的反殖民歷史記憶、對外依附的警惕以及技術發展的訴求使其普遍面臨保障內部安全與利用全球化紅利的雙重困境。印度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的實踐展現了“全球南方”國家尋求本土化與全球化再平衡的共同追求，為理解“全球南方”國家技術民族主義提供了范例。

五、多極化推進下的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

（2014~2020年）

2014年至2020年，在國際格局加速向多極化演進的背景下，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呈現開放型特征。隨著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大國力量對比變化以及數字經濟競爭激化國際技術權力分布呈現出更明顯的多中心化趨勢，印度也因此獲得了借助外部合作提升自身技術能力的戰略空間。長期以來，印度在全球技術體系中總體處于技術追趕地位，但隨著信息技術產業、數字經濟以及創新生態體系的不斷發展。印度在部分領域的結構性技術權力有所提升，使其具備了由技術追趕國家向潛在技術領先國家轉型的條件。根據印度儲備銀行報告，印度數字經濟規模從2014年的1077億美元增長到2019年的2225億美元，莫迪上臺后提出一系列經濟發展優先、科技創新助力的旗艦計劃，建立以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為基礎的新型經濟增長模式，將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置于國家戰略的核心位置，形成了以發展為優先的資源配置邏輯。2015年1月3日莫迪在孟買舉行的第102屆印度科學大會上發表講話時表示“為了印度的繁榮未來我們需要將科學、技術和創新置于國家優先事項的首位，要將印度打造成為領先的制造業國家和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的中心”。這一時期發展目標在資源配置中居于主導地位，印度更多通過對外開放、吸納外部技術與嵌入全球技術體系來推進本國能力建設。因此總體上表現為多極化推進下的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

一方面，印度培育本土技術生態，推動國內產業升級。在宏觀政策層面莫迪政府出臺“印度制造”計劃、“數字印度”計劃等一系列旗艦項目，通過提升制造能力、完善基礎設施和促進數字化轉型等維度重塑國內技術發展環境，推動產業結構從傳統制造、技術外包向高科技、高附加值領域轉型。2016年推出的“印度創業”倡議，以及“國家創新發展與利用”計劃（NIDHI），借助財政資金支持與產學研協同，賦能初創企業發展，加速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上述政策不僅強化了政府對技術發展方向的引導力，而且激發了創新主體的活力，為印度本土技術生態的規?；涂沙掷m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具體產業實踐層面，電子制造業成為莫迪政府推動產業升級與技術自主的重要突破口。2015年實施的“分階段制造計劃”（PMP），通過逐步提高本土制造和零部件國產化比例，引導企業由簡單組裝向核心環節延伸，降低對外部電子產品和關鍵部件的結構性依賴。2019年出臺的《電子產業國家政策》，進一步聚焦核心部件與關鍵技術能力建設，提出將印度打造為“全球電子系統設計與制造”（ESDM）中心，試圖借助產業躍升，為印度在全球科技版圖中的地位提升提供支撐。

另一方面，印度積極開展國際技術合作，融入全球技術體系。國際技術合作是推動技術發展服務于國內社會、提升結構性技術權力的重要方式。其一，印度通過加入國際出口管制體系避免被邊緣化。印度2016年6月加入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MTCR）、2017年12月加入《瓦森納協定》（WA）、2018年1月加入澳大利亞集團（AG）。不僅推動印度融入全球高科技出口管制體系，而且有助于獲得研發先進武器和雙用途技術所需的戰略零部件，助力印度在國際技術秩序中提升自身地位。其二，參與全球技術治理成為印度獲取外部技術資源與先進經驗的重要窗口。印度通過國際電信聯盟（ITU）、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平臺與信息通信技術領先國家開展合作，不僅能夠與美、歐、日等信息通信技術領先國家及地區展開對話，還能在數字基礎設施、數據治理、網絡安全等領域獲取前沿經驗，為“數字印度”計劃的迭代升級提供技術支撐。對于印度而言，進行國際技術合作能夠推動國內技術生態與全球技術體系的深度融合，提升其在國際格局中的競爭優勢，進而拓展其結構性技術權力盡早實現向技術領先國家的躍遷。

與此同時，這一階段，莫迪政府并非完全忽視安全因素。隨著數據逐漸成為重要戰略性技術資源，莫迪政府實施嚴格的數據本地化政策，防范數據安全，威脅莫迪政府，還加快數據立法強化個人隱私和數據權利保護追求本國對數據的控制利用，要求特定類型的數據必須存儲在位于印度境內的服務器中，旨在對外國科技參與者實施更為嚴格的監管。數據本地化是指限制數據跨地理邊界自由流動的各種政策措施。印度提倡數據本地化，本質上是在構建自己的網絡利益邊疆，數據本地化主要有四個目的：便利司法取證、促進經濟增長、防止外國監聽監視以及更好地執行數據保護法律法規。此外，莫迪政府又相繼頒布了《電子藥房規則草案》《2018年個人數據保護法草案》以及《印度電子商務國家政策框架草案》等配套政策法規。除了加緊推動本國數據本地化與隱私保護的建章立制外，印度在國際合作層面對數據跨境流動持消極態度。2019年6月28日，G20峰會發布《G20大阪數字經濟宣言》，共有24個國家或地區簽署印度拒絕簽署該宣言，莫迪政府此舉本質上是為了避免國際規則對本國數據本地化政策形成約束，確保數據安全與本國發展需求不受外部干預這體現了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在技術治理規則競爭中的自主性訴求。

總體上，這一時期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呈現出多極化推進下的開放型特征，核心在于利用日趨多元的全球技術秩序，借助產業升級與國際合作，提升自身技術地位。對于全球技術體系而言，印度在數字經濟和電子制造業等領域的快速擴張，使其逐漸成為全球數字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印度這一階段的實踐表明，技術追趕國家可以在多極化推進的國際體系中，依托開放合作加快技術能力積累，也為觀察“全球南方”國家如何利用多極化推進技術發展提供了重要參照。

六、泛安全化影響下的防御型技術

民族主義（2020年至今）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泛安全化浪潮席卷而來，“泛安全化”（pan-securitization）是指對眾多非安全議題進行安全化建構或使眾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傳統化使安全的邊界、范疇與維護安全的手段極度擴張，進而導致國家安全議程變得無所不包，世界百年變局引發的不確定性催化并加速了國家的泛安全化傾向，尤其是在全球技術博弈加劇、中印關系緊張與供應鏈風險上升的疊加影響下，印度對外部技術依賴的威脅感知顯著上升。盡管在莫迪政府前兩個任期的持續推動下，印度已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和科技產業新興力量，其結構性技術權力有所積累，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GII）》中位列第48名，在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創新質量排名第二（僅次于中國）。但印度的核心硬件與高端芯片仍高度依賴進口，2025年9月印度智庫全球貿易研究倡議組織（GTRI）發布報告顯示，由于深度依賴外國科技巨頭印度的國家安全與主權面臨嚴峻的戰略風險，這實際上反映了印度結構性技術權力的有限性。一旦遭遇貿易禁運或供應鏈中斷，將直接威脅國家安全與經濟穩定，在泛安全化的持續影響下，印度資源配置邏輯明顯轉向安全優先形成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

一是強化技術主權為核心的國家安全敘事。技術主權指一國在不過度依賴外國實體的前提下，自主開發、掌控和管理本國技術基礎設施、資源及數字生態系統的能力，確保國家在技術發展、數據安全和數字基礎設施領域擁有完全自主權，不受外部力量的過度制約。鑒于在全球技術博弈背景下，技術主權事關地緣政治安全、經濟增長安全以及國防安全等方方面面，莫迪政府將技術主權直接納入國家安全話語體系，進而為印度在國際社會中爭取戰略自主與安全空間提供合法性基礎。印度政府首席科學顧問阿賈伊·庫馬爾·蘇德（Ajay Kumar Sood）將技術主權與國家發展綁定，強調印度要想邁入新的增長階段，必須以技術主權為核心。技術主權對國防安全的重要性在近期印巴沖突中得到充分印證：2025年印巴緊張局勢升級及后續的“朱砂行動”（Operation Sindoor）清晰展現了關鍵和新興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莫迪政府將“維護技術主權”納入國家長期政策考量，進一步強化了以技術主權為核心的國家安全敘事。

二是對華實施嚴格技術管控，嚴格維護技術安全。其一，升級外資審查是印度對華技術管控的制度性手段。2020年加勒萬河谷沖突爆發后，印度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機制，取消中資投資的自動審批通道要求，所有來自中國的投資必須經過高層嚴格審查。2020年4月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印度政府發布了關于修改外商投資政策的第3號通知（Press Note No.3簡稱PN3），對來自與印度接壤的特定國家的投資實施嚴格審批要求。盡管該政策未在文本中明確指向中國，但受中印關系惡化影響，PN3在實際適用中高度集中于中國實質上收緊了中資進入印度市場的制度條件，印度稅務部門針對華為、小米、中興等中資科技企業頻繁展開“突擊調查”以執法之名實施典型的技術民族主義排外操作印度在電信、基礎設施等領域將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排除在“可信供應商”名單之外，禁止中企參與大型項目投標，擠壓中國技術的市場空間。此外，印度還將簽證審批，作為技術管控輔助工具，刻意拖延中方技術人員工作簽、商務簽審批時間，迫使企業將關鍵技術環節交由印度本土人員負責。變相實現技術轉移。其二，封禁中國應用，是印度對華技術管控中最為直接且影響廣泛的舉措。自2020年6月以來，印度以“國家安全”為名，接連封禁數百款中國應用，直接切斷中國互聯網企業在印市場渠道。其三，構建排他性技術合作機制，是印度對華技術管控的延伸策略。印度通過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機制（QUAD）、印韓美三邊對話、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技術與創新（ACITI）等平臺在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關鍵領域尋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技術支持與企業投資試圖與中國“脫鉤”。

三是加強關鍵技術本土化扭轉對外依賴困境。自2020年8月起，莫迪政府陸續頒布五份“積極本土化清單”，明確限制軍購中可進口的武器裝備與零部件類別，要求軍方優先采購國產產品。截至2025年3月，印度國防本土生產比例已從65%~70%依賴進口逆轉為65%的裝備自主制造，產業矩陣涵蓋16家國防央企、430余家持證軍工企業和近1.6萬家中小微企業。印度通過出臺“印度半導體任務”（ISM）、“印度AI使命”（India AI Mission）等倡議推動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關鍵和新興技術的本土化布局與此同時莫迪政府出臺“為本地產品發聲”（Vocal for Local）與“本土制造”（Swadeshi）兩大倡議，鼓勵國內民眾支持購買并使用國貨，以強化本土制造業的內生增長動力。2025年印度品牌資產基金會（IBEF）發布報告稱，印度國內銷售的智能手機中已有99%在本土生產。顯示出在莫迪政府強有力的推動下，印度在電子制造環節實現了本地化的實質性進展。

四是深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興技術合作，構建多元化伙伴網絡。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并不意味著完全拒絕外部合作，而是強調在安全可控前提下，利用外部資源彌補本國短板。莫迪政府通過選擇性國際合作，吸收外部先進技術，以加速技術自主。一方面，印度吸引出口導向型外資，錨定全球供應鏈關鍵環節，推動出口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是印度融入全球供應鏈的關鍵。印度將自身定位為半導體先進封裝、測試、標記和組裝（ATMP）工廠的投資目的地，通過政策激勵與市場潛力吸引外資落地，并推動本土企業參與核心環節。2025年，微軟宣布在印度投資30億美元，改善人工智能和云計算基礎設施。這是微軟有史以來在印度規模最大的投資，加速了印度在前沿科技領域的布局。另一方面，印度聚焦關鍵技術轉讓，與聯合研發以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印太地區戰略伙伴為核心，試圖構建新的供應鏈網絡。印美新興技術合作進展尤其令人矚目，盡管當前印美雙邊關系出現波動，但美國仍是印度在新興技術與投資領域最重要的伙伴。美國特朗普政府還向印度列出了一系列需整改的監管問題清單，以助力美國科技公司在印度投資建設數據中心。通過上述選擇性合作，印度將外部技術資源轉化為自主創新的“跳板”，不僅有助于印度逐步提升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而且能夠在大國技術博弈的復雜棋局中獲得更多的戰略空間。

總體來看，2020年以來，印度技術民族主義已轉向泛安全化背景下的防御型形態。印度通過強化關鍵技術、本土化與構建技術合作網絡，進一步積累了結構性技術權力。但印度在通信設備、數字應用、電子制造等領域持續推動對華技術脫鉤，不僅壓縮了中印科技合作的空間，而且制約了“全球南方”技術協同發展的戰略縱深。印度的實踐表明，當技術競爭、地緣政治沖突與供應鏈風險相互疊加時，技術追趕國家的技術民族主義易從開放型轉向防御型，這也對“全球南方”國家間的技術合作構成潛在約束。

七、結論

本文基于技術民族主義的概念、內涵與三次浪潮，構建“結構性技術權力—資源配置邏輯”的技術民族主義分類框架旨在回應一個核心問題，即技術民族主義受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內制度安排雙重驅動，具備多元形態與價值取向。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檢驗了本文所提出的分類框架。冷戰時期，印度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呈現出自主性、安全優先特征，旨在實現國家自強與民族獨立，全球化階段，印度轉向開放型技術民族主義，立足技術引進與開放合作，凸顯發展優先價值取向。2014年至2020年，在多極化推進背景下，印度繼續以開放姿態積累結構性技術權力，2020年以來，隨著泛安全化態勢加劇，印度轉向安全優先的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從冷戰時期到數字時代印度技術民族主義，雖然在具體形態上不斷變化，但其內在邏輯具有較強延續性，彰顯出技術民族主義形態隨結構性技術權力與國內資源配置邏輯動態調整的本質，集中體現為以后殖民自主性為價值基礎、以國家主導為制度支撐、以國家發展為戰略目標的技術民族主義實踐。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印度技術民族主義的歷史演進不僅反映了單一國家行為的戰略調整，也折射出“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技術競爭體系中的普遍困境：為了提高技術能力，“全球南方”國家既需要融入全球技術體系，又不得不警惕對外技術依附的風險。因此“全球南方”國家所踐行的技術民族主義往往在自主與開放、安全與發展之間呈現出動態平衡。印度作為“全球南方”國家中科技產業規模較大、技術能力增長較快的新興經濟體，其技術民族主義的階段性轉變，在一定程度上為洞察“全球南方”國家在技術政治時代的政策選擇，提供了范例。

未來，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持續深化，技術民族主義的第三波浪潮將持續蔓延，成為塑造全球技術體系的關鍵變量。需要注意的是，技術民族主義并非單一、同質化的政策面向。在不同的國內外結構條件下，國家所踐行的技術民族主義并不必然是保守主義的、逆全球化的。一國技術民族主義的具體形態取決于國家在安全與發展之間資源配置邏輯的戰略權衡政策影響范疇，受制于國家結構性技術權力的高低。當安全優先占據主導時，技術民族主義往往表現為對關鍵技術與產業鏈的保護傾向，而當發展優先占據主導時，技術民族主義則可能表現為更加開放的實踐方式，通過技術引進、國際合作與全球技術網絡嵌入來提升競爭力。因此，應客觀評價技術民族主義的價值取向，針對不同類型的技術民族主義采取差異化應對措施。對于霸權型技術民族主義，應防范技術封鎖、出口限制與供應鏈武器化所帶來的體系性風險，對于開放型與擴張型技術民族主義，應關注其如何通過國際合作、標準輸出與制度嵌入重塑全球技術秩序，對于防御型技術民族主義，則應從技術追趕國家在追求技術自主、維護國家安全與推動發展轉型之間的張力加以理解。

作者簡介：

關培鳳，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教授；

暢爽，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士生。

本文整理自《南亞研究》2026年第2期文章，原標題為《結構性技術權力、資源配置邏輯與印度技術族主義的歷史演進》。

本期編輯：楊林宇

本期審核：單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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