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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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仁靜（青年與老年）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劉仁靜是黨的“一大”代表，其簡歷已經過中央編輯出版社審核；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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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劉仁靜

劉仁靜（1902—1987），湖北省應城市人，出身于一個開雜貨店的家庭。父親是清末秀才，在家里開私塾謀生，母親是家庭主婦。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春，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和鄧中夏創辦并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委員長。1924年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動。1929年8月回國后組織托派“十月社”。1929年11月因參加托派活動，被開除出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38年，參加三青團宣傳處工作。1940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干四團教官等。

1950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1952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捕，1966～1978年被關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國務院參事。

1987年8月5日，因車禍去世，終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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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五四”運動、

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和黨的“一大”

（一九五七年四月）

劉仁靜

一、關于“五四”運動的領導問題

“五四”運動是一次自發的愛國運動。因為巴黎和會要把山東劃歸日本勢力范圍，中國學生從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堅決反對。北京學生在五月三日晚上開會，情緒非常激昂，主張第二天就進行請愿，制止軍閥政府簽訂巴黎和約。但當時并沒有預料到這種行動將會引起全國規模的運動。至于四日游行的具體議程，也沒有誰在事先計劃過。游行隊伍到東交民巷，以后又去趙家樓、火燒曹汝霖的房子、毆打章宗祥等等行動，都是游行隊伍出發以后，臨時決定的。

“六三”罷工，同樣沒有預先的計劃。

陳獨秀在“五四”時，無論在名義上、在實際上，都可說是運動的領導人。在運動期中，曾經發生這樣一回事：北大學生被捕后，陳獨秀自己寫傳單，托人印好后，親自到新世界樓上散發，當場被警察拘捕。由這一事實，也可看出當時在陳的周圍，還沒有什么組織，如有，他一定通過組織來做，進行的方法也可以高明一些。

李守常先生是個從國民黨轉變為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是反對辛亥革命后國民黨的軍事活動，主張救國從宣傳新文化入手。“五四”時，他在《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上發表文章，反對文言文，宣傳新文化。這時候，他還不擅長于實際工作，沒有到下層去組織群眾。他的影響，主要在北京，對全國的運動，沒有研究。李守常先生同國民雜志社、新潮社以及少年中國學會有關系，是因為李先生當時是社會上知名之士，這些團體都同新文化運動有關，所以找上李先生。這幾個團體在當時還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

二、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情況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什么時候組成很難說。一九一八年時，沒有這種組織。我是1920年冬天參加的。研究會的成員都是“五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以北大學生為主，其他學校有個別進步分子參加。那時，大家正在尋找國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對社會主義還沒有明確的認識。研究會的幾十個會員中，除部分相信馬克思主義以外，有的相信基爾特社會主義，有的相信無政府主義。其實，在當時他們對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也沒有什么研究，只是從雜志上看了一些有關宣傳品，認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見別的主張更好，有的也就放棄了自己原先的主張。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都很崇拜自由，以為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紀律、妨礙自由，故退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如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陳德榮、陳友翠等，在研究會里只參加了一兩次會就退出了。在他們退出研究會之前，研究會里并沒有發生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爭論。他們退出研究會之后，就去搞他們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了。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沒有會長，干事等名稱，沒有章程和綱領，也沒有一定的紀律。開會時，愿意來就來，不愿意來就不來。發起者是幾個北大學生，其中沒有李守常先生。研究會開會，李先生也不參加，可能在背后指導。研究會開會多在北大第二院的教室，幾十個人在一起，沒有分組，可以說是半公開的。

研究會的活動：

1.請人作報告（有時是研究會內部人作報告），介紹馬克思主義，這種會不定期舉行。

2.一九二〇至二一年間，會員中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何孟雄、包惠僧等，在鐵路工人中辦“工人補習夜校”，這種夜校，長辛店有一個，南口也有一個。此外，同唐山的鐵路工人也有聯系。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里并不討論工人運動（一九二二年十月革命五周年，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開會，中國代表團中有一工人代表，就是長辛店的工人，姓王）。后來，交通部在鐵路工人中有特派員，通過李守常先生的社會關系，何孟雄和包惠僧也當了特派員，在工人中進行工作。

3.指導學生聯合會工作，李守常先生同學生中一些進步分子談話以外，還給學生們講演等等。

4.宣傳工作：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里主要討論如何開展宣傳工作。

5.舉行過盧森堡、李卜克內西的紀念會，會上請人作報告。

研究會里，沒有討論過黨綱。黨章。也沒有規定學習內容。

一九二一年時，共產國際的刊物《國際通訊》，每周三期，有英.法、德三種文字。

北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其他各地馬克思主義小組，除人事上有些聯絡外，沒有工作上的指示關系。記得一九二一年蘇聯召開遠東民族會議時，我曾通知上海、濟南、北京三個小組，選舉出席會議的代表。

一九二〇年時，北京只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沒有什么外圍組織。天津覺悟社可以說是它的外圍組織，覺悟社是個進步青年的組織，同情馬克思主義。周總理、鄧穎超都是這個社的社員。

北京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一九二二年五月間正式成立的，以學生為主要工作對象，參加學潮。

三、第一次黨代會的情況

第一次黨代會的人數是十二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有的歷史書上說，第一次黨代會上有過反對“左”、右兩種傾向的斗爭，胡華的書說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并無其事。在“一大”上，沒有什么“左”、右派，也沒有什么“斗爭”，就我的情形說，當時還很年輕，對共產主義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統，成為一“派”，另一方面，毛主席在“一大”會上，很少發言，因為他剛離開湖南，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會上，并沒有什么“斗爭”。大會關于知識分子的問題，略有爭論，有人認為知識分子動搖、不可靠，在吸收他們入黨時，應特別慎重，一般不容許他們入黨。

“一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時，張國燾有過一些小組織活動，結果他認為應選上的人都被選上了，象李漢俊這樣的人（在《星期評論》寫文章，懂得馬克思主義較多）卻沒有選上。

黨內政治上的分歧，直至一九二三年第三次黨代表會時，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才表現得比較明顯。一方面是陳獨秀，主張一切歸國民黨，國民革命應由國民黨來領導，認為孫中山是天然的國民革命的領袖。另一方面，毛主席主張應該依靠工人、貧農，認為中農和富農是靠不住的，有工農聯盟的思想。但毛主席在會上沒有以自己的意見駁斥陳獨秀的意見，會后曾同我談起上述的主張。陳獨秀的意見在會上占了統治地位。 毛主席的意見同陳獨秀的意見間的矛盾，有如蘇聯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之間的斗爭。當時黨內對陳獨秀的錯誤思想沒有看得很清楚，使革命受到損失。

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荷蘭人）到中國來，對中國黨的建立，作用較大。他曾參加過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對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還提過意見。他曾到桂林會見了孫中山，因覺得中國共產黨力量太小，主張國共合作，他的這個意見得到了第三國際的同意。國共合作開始提出時，許多共產黨員思想不通，經他說服后，才得實踐。

（ 一九八〇年三月，又經劉仁靜本人審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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