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張學良回憶，當“進剿再不能成功”，他征詢眾人意見時，高崇民、盧廣績等人聯名致函，希望他“實行西北大聯合，聯紅抗日”，而“這個建議是杜重遠提出的”，此事就定在“漕河涇監獄杜的監房中”。一座囚牢，一封信，竟然成為了影響近代中國巨大轉折的導火索。
日暮鄉關何處是
杜重遠其實并不是一個職業政客，他其實一開始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他在 20 年的時候在沈陽創辦了肇新窯業公司，也是當時中國民營資本中規模最大的窯業工廠。
在當時，雖然商人賺錢盈利，但是士農工商很多人依然看不起這一行當。杜重遠雖然從商盈利，但是心中卻有一顆熾熱的報國之心。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杜重遠雖經商，但依然參與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活動，一度被選為領導者。此后很多年的時間里，杜重遠從熱河前線到關內做了六十余場抗日演講，仿佛想要把東三省淪陷之痛苦告知全國，引起全國全民族的抗戰熱情。
然而此時南京的蔣氏政權主要讓民眾莫談國事，想要搞一言堂，像杜重遠這樣的拉動民族情緒之人自然為其不同。
所以 1935 年，杜重遠因為在新生周刊上發表閑話皇帝一文，被當時的國民政府以妨礙邦交的罪名關押在上海的漕河涇監獄。
杜重遠雖然被囚禁，但是他在當時東北民眾中的威望頗高，很多人甚至是東北軍的官兵都前來對他看望。
當時東三省已經淪陷，而當時很多東北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年輕的張學良身上。
在他們看來，張學良身出名門，其父張作霖一統東三省，而他的兒子繼承其父衣缽，也應該承擔起光復家業的重任。
而且在當時，張學良入關，手中還握有幾十萬部隊，如果他下定決心打回老家去，未嘗不能一戰。
救東北，救中國
于是，也就在杜重遠的囚室中，他和高崇民、盧廣濟等人決定聯名致信張學良，勸其停止內戰，實行國共合作。
隨后杜重遠又將地下黨員宋介農及左派人士胡愈之、鄒韜奮等介紹給高崇民，托他攜帶親筆信奔赴西安。
朱中元等人的信果然還是起了作用，張學良見信之后，心中掀起波瀾。于是在 1935 年 10 月，借著南京開會的機會，張學良會見了杜重遠。
張學良開門見山傾訴自己的困境：東北軍參加“剿共”內戰，是“賣命換飯吃，是無期徒刑，此路不通”。
杜重遠當場剖析形勢，說得很清楚：“東北軍能攻善戰，應當用于抗日疆場”，“只有抗日，東北軍才有前途，你個人也可以有榮譽”；“東北軍現在陜、甘，正應聯合共產黨、楊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
但是張學良仍有一個顧慮，延安愿不愿意要他這個朋友。杜重遠為他解開這個結：“《八一宣言》申明對方愿同所有的抗日力量建立聯合戰線。延安最忠實于自己的主張，只要你決心抗日，延安一定會同你聯合。”
1936年春，杜重遠轉至虹橋療養院就醫，他又借機與楊虎城秘密會面，進一步促成了張楊之間的聯合。
于是在12月，西安事變爆發，張楊發動兵諫逼蔣抗日。
國士無雙
西安事變之后，杜重遠并沒有停留腳步，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新疆地區。
在一開始，盛世才也希望借助杜重遠的名號為自己籠絡政治資本，于是聘他為新疆學院院長，茅盾、張仲實等文化名流也受他感召，于1938年底舉家奔赴迪化。
茅盾抵達迪化時，盛世才郊迎三十里，兩輛卡車滿載全副武裝的衛隊，機關槍架在駕駛室上方，槍口威嚴地瞄準前方。
茅盾后來在回憶錄中記下了自己當時的感受：“我不禁悄悄對站在我身邊的仲實說：看來情況不太妙啊！”
茅盾的感覺并沒有錯，盛世才這個人是個兩面派，表面一套，內里一套，他對任何人的態度都是從本身的利益出發，根本沒有什么立場可言。
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盛世才很快就認為杜重遠所代表的延安色彩對自己已經沒有用了。于是在 1940年，盛世才炮制了所謂的“帶國際性的大陰謀暴動案”，將杜重遠列為“漢族暴動領袖”，同時涉案的有茅盾、張仲實，甚至涉及蘇聯駐迪化總領事等外交官員。
杜重遠落入盛的手中之后，外界幾乎聽不到他的任何音訊。據張大軍在《新疆風暴七十年》中的調查證實，1943年9月，杜重遠在獄中被秘密殺害，年僅四十五歲。
其實盛世才和東北軍淵源頗深，他和東北這片土地有很深的羈絆。但是在面對同樣為國家和民族奔走的東北人杜重遠時，在他心里利益壓過了情感，一心只想用他的名頭來為自己壯聲勢，當發現風向不對時，又果斷將其拋棄。
所以像盛世才這樣的人，被人罵多少遍都是不為過的，而且就他在新疆的所作所為來說，也可以稱為是民國秦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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