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毛克疾 毛雅欣：印對華經濟政策為啥前后矛盾、左右互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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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克疾 毛雅欣

編輯|陳子珩

審核|朱依林

2026年6月15日，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霍蘇爾為美國蘋果公司生產iPhone手機零部件的塔塔電子工廠入口。圖源：“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

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臺執政以來，始終將吸引外資、振興制造業與提升產業競爭力作為推動印度發展的關鍵。然而，盡管莫迪政府始終渴求利用外資做強本國制造業，但在面對中國時卻陷入政策舉措“前后矛盾、左右互搏”的極限糾結。一邊是“利用中國資本、技術、人才競勝中國”的地緣經濟野心，另一邊是“擔憂中國企業、標準、人員滲透印度”的戰略安全壓力。從2020年前的相對開放到2020年后的全面設防，再到近年的選擇性放寬，印度對華經濟政策在安全焦慮、制造業野心和現實依賴之間反復搖擺。然而，對中資“嚴防死守”并未換來預期效果——中印雙邊貿易額不降反升，貿易規模屢創新高，到2025～26財年已高達1511億美元。中國不僅是印度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國，還重新超越美國成為其第一大貿易伙伴，構成了“印式脫鉤，越脫越勾”的吊詭現象。

一、對華經濟政策“六年三變”

在莫迪第一任期至第二任期初期，印度對中資和中企總體上保持開放姿態。2014年，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計劃，宣稱將掃除繁文縟節，為外商投資創造更友好環境，目標是將印度打造為全球制造業和投資的新中心。在此背景下，中印經貿合作明顯升溫。

201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訪印并簽署《經貿合作五年發展規劃》，提出推動貿易再平衡、擴大農產品貿易、促進信息技術、旅游等服務貿易合作，不僅計劃在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建設兩個中國工業園區，還宣布將在五年內向印工業和基礎設施領域投資200億美元。2015年，莫迪回訪中國，強調希望借鑒中國發展經驗，并明確歡迎中企擴大對印投資、參與印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其間，兩國企業簽署總額約為22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涵蓋能源、金融等領域。

即便2017年中印在洞朗地區發生對峙，兩國經貿合作也未中斷，而是通過高層互動管控分歧。這一時期兩國還設立了高級別經貿對話機制、拓展“中印+”合作、推進地區互聯互通建設等。在這種背景下，中資在印快速擴張，而中企不僅參與印制造業和基礎設施項目，也成為印創業投融資的重要來源。2016年～2019年，中國對印初創企業投資增長12倍。印30家獨角獸企業中至少有18家獲得中資支持。截至2020年，中資在印實際布局規模已超260億美元。

然而，2020年～2024年，莫迪政府全面收緊對華經貿合作。在外商投資方面，2020年4月，印商工部工業和內部貿易促進司（DPIIT）發布“3號通告”（PN3），以“防止外資機會主義收購”為由，規定所有來自與印接壤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須事先獲得政府審批。在市場參與方面，莫迪政府將中資、技術平臺和企業經營納入更嚴苛的國家安全監管，以“妨礙國家安全”為由封禁數百款中國應用程序，并規定來自“與印接壤國家”的公共采購投標人均須事先完成注冊，并接受印外交部與內政部的政治安全審查。在企業管理方面，莫迪政府2022年修訂公司董事任命規則，要求委任來自“與印接壤國家”人員擔任公司董事前，須報批印內政部并通過安全審查，這嚴重阻礙在印中企選任董事。此外，莫迪政府還通過金融執法、人員出入境管理等非常規手段敲打在印中企，不僅長期拖延中國技術和經營人員的簽證審批，還多次突擊搜查中企，嚴重惡化在印中企的投資經營環境。

值得關注的是，2024年以來，印度對華經濟政策逐步松動。2024年初，莫迪政府釋放口風，稱若邊境局勢保持和平，可能考慮放松對華投資審查。同年，印財政部公布的《2023～2024年經濟調查》首次正式提出，完全脫離中國供應鏈并不現實。隨后，印財長西塔拉曼公開支持改善對華經貿關系。2025年3月，DPIIT批準電子制造領域為期六年的“專項生產掛鉤激勵計劃”，擬推動印電子制造服務企業同中企開展合作。8月，印政府再次放出消息稱，作為中印關系緩和的一部分，可能放寬中國對印直接投資限制。

2026年3月，DPIIT發布“2號通告”（PN2），允許“陸地鄰國非控股受益所有權不超過10%”的非陸地鄰國外企，通過自動審批路徑對印投資。這在事實上取消了含有少數中資成分的國際基金對印投資的限制。隨后，莫迪政府又宣布放寬稀土加工、稀土永磁體、多晶硅和硅錠硅片、先進電池組件、電子元件制造和電子資本貨物，以及資本貨物制造六大關鍵行業外資審批。針對中資持股不超過49%，且印方掌握多數控制權企業的申請60天內即可獲批。

二、政策擺動的結構性根源

莫迪政府一方面希望最大化利用外來資本、技術、人才實現自身發展，另一方面又對最有可能赴印投資、對印賦能的中資和中企全面設限。這一矛盾根源在于莫迪政府的政策始終在招商引技的經濟理性與迎合強勢民族主義的政治理性之間來回搖擺。

PN3并非莫迪政府“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首例。在國內產業政策上，莫迪政府通過“生產掛鉤激勵計劃”吸引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又通過“自力更生的印度”提高產成品、中間品及關鍵元器件的進口關稅，全面強化產業輸入品的關稅成本。在對外經濟政策上，印高喊融入全球供應鏈，但又在2019年退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而2020年以來的中印邊境沖突迅速將涉華經貿合作催化為高度情緒化、政治化的國家安全議題，這使印政策中的經濟理性變成了政治上“不可觸碰”的禁區。

正因如此，PN3出臺后即便印政策界和智庫界不斷有人提醒全面管控中資恐大幅抬高印制造業成本、拖慢“印度制造”進程，但政治理性仍完全壓倒經濟理性。這也表明，印人黨無意承擔放松管控政策帶來的政治代價。這一政策取向受到莫迪政府多個部門的共同推動。在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沖突發生后，印國家安全部門認為必須在中印之間設置“防火墻”。例如，印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就主張限制中資赴印、減少對華經貿往來。PN3出臺還獲得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財長西塔拉曼、外長蘇杰生與商工部長戈亞爾的支持。

經濟民族主義團體為對華設限提供了輿論支撐。印人黨意識形態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下屬經濟民族主義組織“民族覺醒論壇”長期反對外資入印，在對華經濟關系上尤其強硬。其召集人阿什瓦尼·馬哈揚宣稱部分中國制造企業赴印投資只是為了規避關稅。與此同時，本土商業力量也從限制中資中獲益。代表中小商人的全印貿易商聯合會長期反對大型外國企業進入印度。

這三股勢力在“管控中資”問題上形成合力，外加全球保護主義浪潮抬頭、美國拜登政府通過“印太戰略”和美日印澳“四邊機制”不斷加強對印拉攏，印度認為對華設限造成的損失可由對美貼靠彌補。這種算計最終推動莫迪政府全面管制對華經濟政策。

2024年后，印宏觀經濟走弱，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明顯放緩，制造業吸引外資的壓力上升，而中印關系在經歷多年波動后也迎來轉圜，這使經濟理性再次受到重視。這時印財政部率先為引入中資提供政策論證。例如，首席經濟顧問阿南塔·納格森、總理經濟咨詢委員會成員桑吉夫·桑亞爾等人均認為，印若要提升制造業競爭力、承接“中國+1”機遇，就不應該主動排除中國企業、資本和供應鏈。

部分政策智庫也開始主張調整PN3政策。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指出，PN3已導致規模較大的投資議案長期延誤。觀察者研究基金會副總裁哈什·潘特也表示，印若想成為亞洲制造業中心，應接入中國供應鏈。而印產業界的訴求更為直接，以印通訊與電子協會、信息技術制造商協會為代表的行業組織主張放寬對中國技術人員及與中企合作的限制，并支持在印方控股、限制中資股比的前提下，允許中印企業建立合營安排。

三、一張尷尬的賬單

PN3實施五年后，印度得到了一張頗為尷尬的賬單。中國對印直接投資幾乎被凍結，該政策還成為印度吸引多元化外資的主要阻礙——由于與中國供應鏈緊密配套的制造企業難以進入印市場，不少跨國企業將業務轉移至印時也更加猶豫。更尷尬的是，印度管住了中國資本，卻沒有管住中國商品。過去幾年里，印本土制造業規模確有擴大，尤其是以手機為代表的消費電子產業。然而，組裝擴張并不等于制造業崛起，產能提升反而拉動了印市場對自華進口零部件、設備和中間品的巨大需求。由此，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從2020年的440.25億美元一路擴大至如今的1121.62億美元。

歸根結底，“莫迪經濟學”試圖以補貼、基建和政策篩選復制中國制造業崛起之路，卻低估了產業能力并非僅靠一紙政策便可催生。莫迪政府或許能夠用補貼吸引外資工廠落地，卻很難在短時間內買來完整的供應鏈，這使印度陷入“兩頭落空”的困境：既沒有真正削弱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也未能實現所謂經濟自主。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美國揮舞關稅大棒和中企加速出海的背景下，莫迪政府放開關鍵行業的中資審批，表明其并沒有放棄經濟安全邏輯，而是試圖用制度性松動替代此前的一刀切管制，在可控范圍內引入中資、技術和配套能力。當初被當作“風險”擋在門外的中國資本，如今又被當作“資源”重新引進，這種將中國同時視為安全威脅和經濟資源的雙重心態，或許是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的“阿喀琉斯之踵”。

作者簡介：

毛克疾，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副研究員；

毛雅欣，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助理。

本文選自《世界知識》2026年第13期文章，原文標題為《毛克疾 毛雅欣：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為何“前后矛盾、左右互搏”》。

本期編輯：陳子珩

本期審核：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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