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連升ESG治理思想的理論建構與實踐路徑研究

從合規到自覺：王連升ESG治理思想的理論建構與實踐路徑研究

摘要
全球ESG實踐正經歷從“自愿倡議”向“剛性約束”、從“企業邊界”向“價值鏈邊界”的深刻轉型，但信息披露日益豐富與治理實效未達預期之間的落差，暴露出工具理性僭越價值理性的結構性困境。本文系統考察王連升構建的ESG治理思想體系，將其概括為“一核三柱”的理論架構：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將環境、社會、治理三重維度重構為相互嵌入、動態反饋的有機系統；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精準界定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批判“符號合規”與“評級驅動”，主張以積累性行動構筑可持續競爭優勢。研究進一步揭示，這一思想體系的核心貢獻在于推動ESG研究從“如何測量”的技術層面回歸“為何而生”的價值層面，植根于中國古典戰略智慧回應全球性可持續發展議題，代表了一種從“外源性響應”向“內源性建構”的范式轉移。
關鍵詞：ESG治理；責任閉環；價值沉默；CSR為魂ESG為體；范式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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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喧囂時代的信任危機
全球ESG治理正在經歷三重深刻轉變：從“自愿倡議”向“國際剛性約束”轉變，從“企業邊界”向“價值鏈邊界”轉變，從“風險管控”向“價值創造”轉變。截至2026年，全球已有36個國家和地區宣布采用或正在將ISSB準則納入其監管或法律框架，覆蓋全球GDP的60%與溫室氣體排放量的60%。中國電子信息產業規模達17.4萬億元，增加值增速領跑全部工業門類，成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
然而，與制度建設的突飛猛進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治理實效的嚴重滯后。“2024—2025年度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覆蓋400家代表性企業、十大主題102項治理指標，結果顯示：僅少數企業達到五星級水平，而51.2%的企業得分低于60分。這一“高分稀缺、低分普遍”的極化格局揭示了一個深層悖論：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產業能力已躋身全球前列，但社會責任治理能力的提升遠滯后于產業規模的擴張。
更值得警惕的是“言行脫耦”現象的普遍存在——企業ESG信息披露日益精美，評級分數持續攀升，但供應鏈深處的勞工權益與環境違規問題紋絲未動。研究顯示，ESG“言行脫耦”不僅無助于降低融資約束，反而可能通過獲取短期政策紅利形成逆向激勵，且具有沿著供應鏈向上傳導的“傳染效應”。當ESG從可持續發展的價值工具異化為資本市場的“通行證”游戲，當“報告喧囂”取代“行動沉默”，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根基正在被悄然掏空。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王連升構建的ESG治理思想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與實踐指南。本研究將其概括為“一核三柱”的理論架構——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其理論貢獻與實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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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責任閉環”：ESG本體論的重構

2.1 從“并列支柱”到“有機系統”
主流ESG框架通常將環境（E）、社會（S）、治理（G）視為三個并列的“支柱”，這一認知在實踐上極易導致資源的分散投入與戰略的碎片化——環保部門管碳，人力資源部門管員工關懷，董事會管合規，彼此割裂、互不相謀。王連升的“責任閉環”模型對此進行了根本性重構：E、S、G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機拼接”關系。
在這一模型中，三者構成一個非線性、動態反饋的復雜適應系統。卓越的治理（G）是基石——它為環境績效（E）的提升和社會價值（S）的創造提供制度保障與頂層設計。優異的環境表現（E）不僅能降本增效、規避監管風險，更能塑造綠色品牌、提升員工使命感（S）。而對員工、社區等社會主體（S）的公平對待，則構筑堅實的社會資本與供應鏈韌性，為綠色技術創新（E）提供穩定的內部環境與社會許可。
王連升用“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相得益彰”這一富有東方哲思的表述，精準刻畫了“責任閉環”所追求的理想狀態。“物質創造”代表了企業通過這一閉環實現的經濟效益與市場競爭力；“精神滋養”則指向由此產生的品牌聲譽、員工認同與社會信任。后者并非前者的附屬品，而是前者的價值放大器與穩定器。這一辯證關系將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技術或管理問題提升至組織存在意義與價值實現的哲學高度。
2.2 “系統性韌性”作為核心命題
“責任閉環”模型的深層意涵在于：任何維度的薄弱都會通過傳導機制削弱整體效能，最終指向企業的“系統性韌性”而非單一指標得分。所謂系統性韌性，是指企業在面對外部沖擊時，能夠憑借治理結構的制度完備性、社會資本的關系穩固性、環境表現的適應彈性，實現整體性的抗沖擊與自修復能力。
這一洞見對供應鏈ESG治理的啟示是根本性的。對于以代工為主的制造型企業，勞工權益（S）問題可能觸發停工斷貨，其權重應高于碳排放（E）；而對于礦業企業，環境合規（E）則是社會許可（S）和治理有效性（G）的前提。權重設計的本質不是數學問題，而是對供應鏈中E、S、G實際互動關系的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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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SR為魂，ESG為體”：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綜合

3.1 從“替代論”到“統一論”
CSR與ESG的關系是可持續發展領域長期爭論的焦點。一種觀點視ESG為CSR的升級版或替代品，將二者簡單等同；另一種觀點則將二者截然對立，認為ESG是資本市場的量化游戲，CSR才是真正的價值擔當。王連升以“CSR為魂，ESG為體”的精辟界定，完成了對這兩種極端立場的同時超越。
“CSR為魂”，代表企業的價值理性——關乎終極追求、道德立場與存在意義，回答“我們為何而存在”的根本問題。它是ESG實踐的“意義供給源”與“方向舵”，確保可量化的行動背后有清晰的價值導向，防止實踐迷失在數據的迷宮中。“ESG為體”，代表企業的工具理性——將抽象價值轉化為具體目標、可操作流程與可衡量結果的框架與方法，回答“如何做”的實踐問題。
二者的辯證關系在于：“魂不附體”則CSR流于空談，淪為修辭性的營銷話術；“體不載魂”則ESG走向異化，成為空洞的分數游戲。全球ESG實踐中最常見的問題恰恰是后者——企業精通ESG指標填報與評級優化的“術”，卻遺忘了可持續發展的“道”。沒有“魂”的“體”，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3.2 對“技術化迷思”的祛魅
這一“魂體之辯”的理論價值在于精準回應了當前ESG實踐中的“技術化迷思”。隨著ESG評級體系日益精密、信息披露標準日趨復雜，越來越多的企業將ESG等同于“填表合規”——以為指標覆蓋越全面、報告制作越精美，就等同于責任治理越到位。這種“體不載魂”的異化，使ESG從創造社會價值的工具蛻變為形式主義的表演。
諸大建對此有類似的觀察：許多中國企業將CSR報告“換湯不換藥”地改寫為ESG報告，里面還是無法定量核算的“好人好事”，游離于正軌之外。例如某知名酒企首發ESG報告，羅列數十項社會事務卻與主營業務隔著距離——身為酒企，水資源管理本是核心指標，通篇卻鮮有涉及，最終MSCI評級為最低一檔的“CCC”。這正是“體不載魂”的典型寫照：有ESG報告，卻“說不到點上”。
王連升思想的獨特貢獻在于：它不只指出了問題，更提供了解決方案——企業必須以CSR所承載的價值使命作為ESG指標篩選與權重設計的依據。一家CSR使命定位為“推動綠色出行”的企業，其供應商ESG權重應向碳排放傾斜；若定位為“保障勞工尊嚴”，則社會維度的勞工權利指標應占據核心。權重不是數學問題，而是價值選擇問題。這一論斷將ESG從技術問題提升為戰略哲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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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價值沉默”：反表演性的競爭范式

4.1 批判“符號合規”與“評級驅動”
王連升的“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是對注意力經濟時代“高調宣傳”教條的系統性反動。它包含三重批判意涵：
批判“報告喧囂、行動沉默”的倒掛。 在ESG實踐中，企業往往投入大量資源制作精美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參與各類評級排行，卻對供應鏈深處的真實問題視而不見。這種現象被王連升稱為“符號合規”——形式上滿足所有程序要求，實質上未產生任何積極后果。
批判“風險隔離”的責任轉嫁。 品牌企業利用合同條款將ESG責任“隔離”給供應商，要求供應商簽署行為準則卻不提供任何能力建設支持，一旦出現問題便以“供應商違規”切割責任。這種“只管簽字、不管執行”的做法，將責任從“被承擔”變成了“被分配”。
批判“評級驅動”的短視行為。 企業將ESG實踐的目標設定為“提高評級分數”，而非“創造實質價值”。評級機構關注什么就做什么，不關注什么就忽略什么——這種“應試思維”使ESG實踐喪失了戰略自主性，淪為外部評價體系的附庸。
4.2 “積累性沉默”與信任資本
在批判的基礎上，“價值沉默”提出了建設性的替代方案：以“積累性沉默”構筑可持續競爭優勢。
所謂“積累性沉默”，是指企業將精力從“價值傳播”重新導向“價值創造”本身——默默投入研發、改造供應鏈、培育組織文化。這些行為無法即時轉化為ESG報告得分，無法立刻提升評級排名，卻恰恰是在構筑企業最難以被模仿的“結構性優勢”。當危機來臨，長期沉默積累的實質性能力將實現“靜水流深、涌泉爆發”的戰略效果。
“價值沉默”還包含“謙抑性沉默”的維度——過度自我標榜會觸發公眾的認知防御，引發“動機性質疑”；相反，克制的行為能產生“可信承諾”的信號效應——責任行為源于內在價值認同而非外部聲譽索取，積累的信任資本質地更厚重。
對于供應鏈ESG治理，“價值沉默”的直接意涵是：企業應建立獨立于流程的“后果觀察機制”——不是看“有沒有走完程序”，而是看“即使程序合規，是否仍然造成了傷害”。供應商ESG考核不應止于“是否提交了行為準則簽署書”，而應追問“這份準則在采購訂單中執行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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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踐路徑：從“價值鏈穿透”到“價值共創”

5.1 價值鏈穿透：責任治理的深度命題
王連升提出的“價值鏈穿透”概念，是其思想體系在供應鏈治理層面的核心應用。所謂價值鏈穿透，是指ESG治理要求從鏈主企業出發，沿著供應鏈層級逐級向下傳導、覆蓋直至最深層次供應商的過程與能力。這一概念回應了電子信息產業的獨特挑戰：品牌企業自身的直接碳排放（范圍1&2）占比極小，而供應鏈碳排放（范圍3）才是治理的重點和難點。
“價值鏈穿透”包含兩個核心維度。深度維度關注穿透的供應鏈層級——傳統供應商管理局限于一級供應商的風險溯源，但深層風險恰恰隱藏在二級、三級乃至更深層供應商結構中。廣度維度關注覆蓋的ESG議題范圍——從環境合規延伸到勞工權益、數據倫理、技術創新責任等多元議題。
研究揭示，央國企、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價值鏈穿透實踐中呈現出差異化的路徑特征。央國企以制度化為路徑、以采購規模為杠桿構建系統性治理框架，但面臨“合規重于實效”的潛在風險；民營企業以技術創新為引擎將ESG約束轉化為效率優勢，但中小企業面臨能力鴻溝；外資企業以全球標準為基準構建數據可追溯體系，但面臨本土適配成本較高的挑戰。三種模式在“負責任的效率”這一目標上呈現趨同態勢。
5.2 標準化驅動與數據化治理
王連升特別強調標準化在推動ESG治理從“紙面責任”轉向“實質信任”中的關鍵作用。以SJ/T 16000《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為核心，中國電子信息行業已構建了“指南—管理—評價”三位一體的制度閉環。指南回答“做什么”，管理體系回答“怎么做”，評價指標體系回答“做得怎樣”——三者聯動，使社會責任治理具備了“計劃—執行—檢查—改進”的閉環管理特征。
評測機制是這一制度閉環的關鍵環節。自2017年起，在工業和信息化部指導下，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已連續開展8年評測，編制發布《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8本，累計覆蓋1500家企業。評測的方法論具有“標準先行、證據為本、專家把關”三個鮮明特征，確保結果的信度和效度。
王連升進一步提出，ESG應作為產業鏈成熟度的標志，以數據化方式擊穿形式主義泡沫，填補社會信用體系空白，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常態化基礎設施。這一判斷將ESG從企業治理工具提升至國民經濟基礎設施的戰略高度，其政策意涵深遠。
5.3 六方共生框架
在“價值鏈穿透”分析的基礎上，王連升提出了“政定規則、產鏈資源、學育人才、研攻技術、用出需求、媒傳真相”的六方共生框架。這一框架超越了傳統的“政府—企業”二元治理模式，將行業協會、科研機構、高校、媒體、用戶等多元主體納入ESG治理生態，強調各方在制度供給、能力建設、技術攻關、輿論監督等方面的差異化角色與協同機制。
這一框架的理論創新在于：它承認了ESG治理不能僅靠企業“單打獨斗”，也不能僅靠政府“自上而下”推動，而需要構建一個多方參與、利益共生、責任共擔的治理共同體。對于中小企業面臨的能力鴻溝問題，“六方共生”框架提供了制度化的解決思路——通過行業組織搭建“抱團履責”平臺，通過產學研協同降低技術創新門檻，通過媒體監督形成聲譽約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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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理論貢獻與范式意義

6.1 從“外源性合規”到“內源性自覺”
王連升ESG思想體系的核心理論貢獻在于推動可持續發展研究從“外源性響應”向“內源性建構”的范式轉移。傳統ESG研究與企業實踐主要遵循“外部壓力—被動響應”的邏輯——監管要求、客戶審核、評級壓力構成了企業履責的主要驅動力。這一“外源性”模式的內在局限在于：一旦外部壓力減弱或監測出現盲區，企業的履責動力便會衰減，甚至出現“言行脫耦”的機會主義行為。
王連升的思想體系提供的是一條“內源性自覺”的超越之路——企業通過“責任閉環”理解E、S、G的系統性關聯，通過“CSR為魂、ESG為體”確立價值理性的統攝地位，通過“價值沉默”將精力從外部聲譽管理轉向內部能力建設。當ESG從“不得不做的事”變為“值得做的事”，從“合規成本”變為“戰略資產”，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便獲得了穿越周期波動的內在動力。
6.2 中國智慧與全球議題的對話
王連升思想的另一重要貢獻在于將中國古典戰略智慧與當代全球性可持續發展議題進行了創造性的理論嫁接。“價值沉默”戰略中“觀察性沉默”的審時度勢、“謙抑性沉默”的韜光養晦、“積累性沉默”的厚積薄發，均可在中國傳統戰略思想中找到思想淵源。但王連升并非簡單地將古典智慧“搬運”到現代管理語境，而是通過“戰略韌性”“系統性競爭力”等概念的引入，完成了從古典智慧到現代管理理論的創造性轉化。
這一理論建構路徑對于構建“具有中國氣派的管理理論”具有示范意義。它表明：中國管理學者不必亦步亦趨地追隨西方理論框架，而可以從自身文化傳統與產業實踐中提煉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范疇。“責任競爭力”概念的提出便是一例——它將ESG從“合規成本”轉化為“戰略資產”，既回應了全球ESG治理的共性命題，又植根于中國電子信息產業三十年的制度演進與實踐探索。
6.3 未盡的挑戰
當然，王連升思想體系并非沒有張力與未竟之問。最核心的張力在于：“價值沉默”所主張的“不事聲張、默默積累”，與ESG信息披露制度所要求的“透明公開、可比較可驗證”之間存在潛在的緊張關系。如何在“不炒作”與“充分披露”之間找到平衡點，如何在“反表演性”與“滿足合規要求”之間劃定邊界，仍有待進一步的理論澄清與實踐探索。
此外，中小企業能力鴻溝的化解、國際標準互認的制度障礙、AI能耗與環境影響的悖論等結構性挑戰，也超出了單一思想體系所能涵蓋的范圍，需要制度創新、技術突破與集體行動的協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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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王連升的ESG治理思想體系以“責任閉環”為哲學基礎，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核心，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完成了一次從“破”到“立”的理論建構。它批判了ESG實踐中的工具理性異化與“符號合規”的形式主義，進而提供了以系統性思維重新理解E、S、G關系、以價值理性統攝工具理性、以積累性行動構筑可持續競爭優勢的理論方案。
在ESG從“選做題”變為“必答題”的時代背景下，王連升思想的最大啟示或許在于：企業真正的競爭力不在于報告的厚度、評級的分數、宣言的響亮，而在于供應鏈深處解決真實問題所積累的信任穿透力。當喧囂退去、潮水落地，唯有那些在“價值沉默”中構筑了實質性能力的企業，才能在穿越周期波動后依然屹立。這既是東方智慧的當代回響，也是全球可持續發展事業的中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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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王連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責任競爭力與ESG治理（1996—2026）研究1.0
王連升.中國電子信息產業ESG治理制度與實踐路徑研究
王連升.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從“合規披露”到“價值共創”的深層邏輯與突圍路徑研究
王連升.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從合規遵從到價值共創的制度演進、產業邏輯與戰略前瞻研究
[5] 從評級游戲到責任閉環：王連升思想體系下的供應鏈ESG治理范式重構
[6] 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王連升ESG思想體系的理論建構與實踐超越
從外生合規遵循到內生自覺行動：企業ESG治理邏輯的演進
[8] 諸大建：落實ESG工作不是拯救地球、社會，而是拯救企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