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李達回憶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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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李達

李達（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名庭芳，字永錫，號鶴鳴，湖南省永州市零陵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教育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者和早期領導人之一。

李達出生于湖南零陵一個佃農家庭。1905年考取了當地一所頗有名氣的學堂——永州中學（今永州一中）。1909年，中學畢業，在父親的支持下考入了京師優級師范學堂（今北京師范大學）。1913年，李達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費生。1918年5月，李達作為中華留日學生救國團的主要成員回到北京，同愛國學生一道舉行反日游行示威活動。1919年五四運動后，致力于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夏，從日本留學歸國，隨即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組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創辦和主編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秘密機關刊物《共產黨》，籌備和組織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不久后創辦人民出版社和上海平民女校。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1921年8月至1925年5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委員。1921年9月，創辦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和革命叢書。1922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11月，應毛澤東邀請到長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并主編自修大學機關刊物《新時代》創刊號。1923年，與陳獨秀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激烈爭論，遂離開黨組織。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學被軍閥趙恒惕強令關閉后，先后在湖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今湖南大學法學院）、湖南大學法科任教。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險惡環境中，他堅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陣地，成為卓有建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26年至1927年初，先后任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政治總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及武漢圖書館館長。1927年至1941年，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廣西大學、廣東中山大學等地任教。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為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號召黨的高級干部學習此書。1941年7月，在廣東中山大學被教育部電令解聘后，失業困居家鄉零陵五年多時間，于1946年在家鄉創辦輔仁小學并親任校長。1947年至1949年，在湖南大學任教。

1949年12月，經中共中央批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和武漢大學校長，并擔任中國哲學會會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及哲學社會科學部常委、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籌委會主任及院長等職。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應用和發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毛澤東曾當面稱贊他是理論界的魯迅。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誣陷和迫害，同年8月含冤去世。1980年被徹底平反昭雪。

李達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屆人大代表、三屆人大常務委員，第一、二屆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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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李達

本文摘自李達給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的一封信，題目是編者加的。

1.一九二〇年夏季，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以后，經常地在老漁陽里二號《新青年》社內開會，到會的人數包括國際代表威丁斯基（譯名吳廷康）在內，約七、八人，討論的項目是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問題（當時在楊樹浦組織了一個機器工會）。十一月間，書記陳獨秀應孫中山之邀，前往廣東作教育廳長，書記的職務交李漢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后來李漢俊因與陳獨秀往來通信，談到黨的組織，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問題，兩人意見發生沖突，陳主張中央集權，李主張地方分權，憤而辭去代理書記的職務，交由李達代理書記。組黨的集會，一直是在老漁陽里二號舉行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黨成立代表大會開會以后，成立了中央工作部，推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組成。陳獨秀任書記，李達任宣傳主任，張國燾任組織主任（此時所說的組織是指工人的組織說的）。九月間，陳獨秀辭去廣東教育廳長，回到上海來任黨中央書記，他住在老漁陽里二號（他的家是住在樓上的）。 中央三人的集會，是在老漁陽里二號樓下客堂，或統廂房舉行的。事實上，中央工作部只有三人，別無辦事人員。三人的聚會很簡單，在九月至十一月這三個月內，經常討論向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可洛夫（他們住在英租界）匯報工作問題。十二月間，馬林和尼可洛夫回莫斯科去了。一九二二年一月間，張國燾在北成都路靠街的一座單幢房屋內所成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因為受到英捕房的查詢，立即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招牌取下，遣散其中的幾個辦事人員，他自己溜到北京，要鄧中夏同志在北京主辦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于是張國燾就到莫斯科去了。這時候中央工作部只剩下陳獨秀和李達兩人，兩人聚合很便利，有時在陳獨秀寓所商談，有時在李達寓所商談。

李達一直住在南成都路輔德里六二五號，他主編《中國 CP》月刊和人民出版社叢書，各地組織的文件都寄到這里，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這里。陳獨秀經常來到這里看閱各項文件。

一九二二年一月下旬，法租界巡捕房到老漁陽里二號把陳獨秀捕去了。為了設法營救，我曾通報各地的組織派人到上海來，我記得張太雷同志為此事，專從北京趕來上海，我們曾電請廣州的孫中山設法營救，后來孫中山打了電報給上海法租界的領事，將陳獨秀釋放了。陳獨秀出獄的那一天，我們曾雇了汽車到法國會審公廊去迎接。我記得前一年秋天派往莫斯科的青年團員中有兩三人這時到了上海，在歡迎陳獨秀出來的時候，還曾用俄語唱了國際歌。

陳獨秀出獄以后，仍住在老漁陽里二號，他被捕留的期間，不過兩星期，他的寓所并沒有黨的文件（文件都在輔德里六二五號），所以他在原寓所還住了兩個多月。四月間，他一個人曾在南成都路靠馬路的住房中，租了樓上一間統廂房住下，我曾去過這地方。他在這里也只住了一個月。五月間，他又搬到上海縣地界住下。他的住所并不曾通知我，每隔三、五日到我的寓所來處理一些文件。他在上海縣地界的寓所，只有一個名叫李啟漢的同志知道，因李啟漢在上海縣地界無意中遇到了陳獨秀，才進到他的寓所去，據說有一個年青的女子和陳獨秀同住著。

從一九二一年七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央工作部只有三個人，此后只有二個人，此外并無工作人員。只有宣傳工作方面雇了一個工人作包裝書籍和遞書籍的工作。中央工作部除了出版《新青年》、《CP》月刊和人民出版社的書籍外，就只有閱看各地組織的文件，并給予適當的指示。中央直轄的上海的黨組織黨員人數很少，常留上海的，當時只有沈雁冰、沈澤民、邵力子，李啟漢、李中（高語罕在平民女校教書，不久也離開上海）等人。而李漢俊，陳望道已經脫離組織了。上海方面工運，只有楊樹浦的機器工會（李中主持）和小沙渡的工人夜校（李啟漢主辦）。工人運動比較有成績的地方，是京漢鐵路的長辛店、鄭州和漢口的江岸，其次是長沙、安源、唐山和廣州。所以，當時中央工作部的工作是很簡單的。

2.關于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地點問題。我曾對胡喬木同志說過，開會地點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聽說中央方面已經改過了。第二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十五、六人）一共開了三天大會，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幾處地方舉行的。第一天的大會是在南成都路輔德里六二五號舉行的，第二、第主兩天的大會是分別在一個地方舉行的，里街和門牌號碼我不記得了，但都在英租界，這是干真萬確的。分組討論時，我和蔡和森同志、張國燾三人同屬一個小組，我是召集人，這次小組會是在輔德里六二五號開會的。我還記得，這次小組會開會所作的結論張國燾是同意的，但是把小組討論的結論向大會匯報時，張國燾忽然對我們的結論提出批評。我當時質問張國燾說：我們小組的結論是你同意的，為什么在大會上提出批評呢？他答說：“那天小組討論時，我不曾仔細想過。”張國燾陰謀詭詐，我對他很表不滿，他所以借這個機會在大會上打擊我，“打倒你，我起來”這就是他的秘訣。他以后叛黨作特務，就從這個時候發芽的。我從第一次代表會的時候起，早已確定他是一個壞蛋。

結論是：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確實是在上海召開的。

3.以上兩個問題是我對黨負責的答復，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創辦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地址，即新漁陽里六號二上二下的房子，是可以紀念的。一九二〇年夏間，內地有許多背年脫離了家庭，離開了學校，來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陳獨秀和《民國日報》，“覺悟”欄編者邵力子。黨在上海發起以后，決定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租定新漁陽里六號作為容納青年的處所，并介紹他們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派俞秀松同志（黨的發起人之—）負責主持。這些青年大約有二十人（羅亦農同志在內，他當時叫羅覺），在這幢房子外，還掛上了“外國語學校”的招牌，請國際代表威丁斯基夫人教俄文。…

一九二一年七月，黨成立大會以后，曾選派十來名團員送往莫斯科（俞秀松同羅亦農同志都去了）。另外，有些團員回到內地工作去了。新漁陽里六號房子才退租。我想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是可以要這個房子做紀念的。 還有輔德里六二五號的房子，作為人民出版社的紀念館， 似乎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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