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鄧穎超回憶天津“覺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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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鄧穎超

鄧穎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河南省光山人，生于廣西南寧。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

1919年五四運動時，與周恩來、馬駿等共同領導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組織覺悟社。1920年秋到北京師大附小任教員。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同年與周恩來結婚。后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1926年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27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1928年5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國后，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在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蘇區，曾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1934年帶病參加長征。到陜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中央機要科科長、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秘書。抗日戰爭時期，在武漢、重慶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37年12月，先后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婦女組織員、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1938年1月，出席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首次理事會，當選為常務理事。3月，參與組織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擔任該會常務理事。5月，參加起草《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6月，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參政員。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1943年回到延安，曾在中央黨校一部學習。1945年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并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解放戰爭時期，曾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并在重慶、南京、上海為爭取中國的和平、民主而斗爭。1946年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1947年3月，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委員。后任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1949年起，先后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黨組副書記、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76年12月增補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8年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77年、1982年當選為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1979年12月，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1982年被推舉為對外友協名譽會長。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1984年任中國三S研究會名譽會長。1985年9月經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同意不再擔任中央委員。1986年當選對外友協名譽會長。1987年當選為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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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天津“覺悟社”等情況

（一九五七年五月）

鄧穎超

關于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我談不出很多東西。一則時間距今將近四十年了；再則“五四”還處在運動的萌芽時期；“覺悟”社本身存在的時間極短，加上當時我的年紀還小，才十五、六歲，是個娃娃，很幼稚。我現在只能圍繞著“覺悟社”談談。

“五四”時，全國還沒有共產主義的組織，只有進步的組織和團體。天津有“覺悟社”、“生社”兩個團體，北京有“工讀互助團”，湖南有“新民學會”，武漢有“利群書社”。在學生中間，我還沒聽說有以共產主義為名稱的組織，或者以共產主義為信仰的組織。當時只有受十月革命和某些雜志的影響，從互助出發，建立起來的超過學生會的進行學術研究的追求進步的組織。

“五四”時，我們對各種思潮的內容知道的很少。那時最宣傳共產主義的書不多，統治者的報紙刊物不可能登載共產主義的東西。我們吸收新知識，只能看《新青年》、《少年中國）等雜志。直到我入黨時，也只讀過《共產黨宣言》，以后讀過布哈林著的《共產主義A、B.C》，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我們受十月革命的影響，當時也只聽說蘇聯是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我們很向往這種光明的社會，同情廣大勞苦大眾，厭惡中國社會的黑暗。我們平常交談的范圍很廣，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都接觸到了，但對這些我們都沒有明確的認識，也不了解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所以，在當時我們還不能稱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只能說從那時起我們這些人，要求繼續學習，汲取新知識。黨成立后，我們受黨的宣傳和影響，思想逐漸成熟，終于參加了黨，成為共產主義的戰士。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是受十月革命的影響，受更先進的知識分子李大釗、毛主席的宣傳以及黨的教育，這三方面因素是相互關聯著的。有這三種因素，“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導人，才有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黨成立前，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成長，是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進步的團體，相互影響著，推進著的。黨的成立，也是先有各地小組，通過刊物交往，工作聯系，才有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五四”運動的領導成員，還不能說就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可以這樣說，“覺悟社”的社員都是當時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其他各地進步團體的情況多半也是這樣。共產黨和青年團建立后，“覺悟社”的絕大部分成員，都分別先后參加了黨和團的組織。這里應當說明，我們成立“覺悟社”時，并沒意識到是為了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領導，當時也還有這個要求。我們都是學生會的負責人，有關學生運動的事情，就到學生會討論。（不像現在的黨委、黨組制定工作計劃，再由黨員去貫徹）。而有關學習上的問題，我們“覺悟社”的社員就不在學生會討論了。

*覺悟社”的社員中，恩來同志和馬駿同志一樣，是學生會的積極領導者。他主編《學生聯合會日刊》，日出兩萬份。在當時這是了不起的數字。該報對學生運動起了指導作用。恩來同志除了主編會刊以外，還進行其他活動，他的《警廳拘留記》可作參考。他是“覺悟社”的中心人物。

談到那時候我們搞愛國運動的情況，真是滿腔熱情，要求洗雪國恥，“奔走呼號，痛哭流涕”，這幾句話形容的很恰當，那時的愛國學生的確是這樣。

“覺悟社”的活動，象《覺悟》所載《三個半月的覺悟社》一文說的那樣，只作過那些事情。那時候，我們還是學生，活動以搞學生會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社會活動。因此，你們不能以現在的情況，向我們要當時的材料。當時我們渴望學習新知識，沒有書讀，就請當時的名流像李大釗、陳獨秀、張申府、劉半農等人給我們演講，我們聽信他們的演講，但對各種主義的內容并不清楚。“覺悟社”受的思想影響，與其說接近共產主義，不如說更多地接近無政府主義。但這不是說，當時天津文化界有誰向我們宣傳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接受無政府主義比接受馬克思主義容易，是否與他們的自由主義有關系，請你們研究，我只作為問題提出來。

“覺悟社”沒有頭目制度，沒有正副會長，沒有規章，活動方式比較靈活、輕松。我們都不用姓名，大家抓閹代號。記得抓鬮那天，我們寫了五十個號碼，放在盤子里，每人用筷子夾一個作為自己的代號，多余的是給后來入社的同志準備的。當時我們只有三十來個人。我抓的是一號，恩來同志是五號。后來恩來同志曾用過“伍豪”，我用“逸豪”作筆名。那時候，恩來在我們中間，年齡比較大，也不過二十一歲，還是個娃娃。

我們用代號，有以下幾種思想情況。主要是有廢除姓氏、割斷歷史的思想；其次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再者還有神秘思想。對于無政府主義，我們并沒有把它搞清楚，至于說，我們以無政府主義作為信仰，根本沒那回事。“覺悟社”的成員，沒有一個人看過一本無政府主義的書，后來也沒有加入無政府主義行列的。當時我們的思想，還處于啟蒙時期，就是說，還不明確，不肯定，思想還在變動著，發展著。

“覺悟社”吸收成員很嚴，入社者必須有三人介紹，介紹人還必須將請求入會者的優缺點詳加介紹，“然后經大家討論批評通過。

那時候，進步知識分子里有宗派情緒。思想接近的，要求差不多的，脾胃相投的，彼此愿意接近；對那些脾胃不投的，瞧人家不起，嫌別人的思想作風不好，拒絕他們參加“覺悟社”。天津“生社”，當時就是在這樣情況下成立的，他們有意識成立起來讓我們看看。“生社”里面有女師的同學，例如王X×等等。這個社成立后，和“覺悟社”應該是姊妹社的關系，但我們反而不樂意。這實際上是宗派情緒的表現。

《覺悟》可能有第二期，我記不清了。《覺悟》發行時，“覺悟社”的大部分社員已離開天津，只剩下一兩個人了，我記得第一期和第二期是一起寄發的，經我的手，多半是贈送的。

解答問題；

一、黨成立之初，天津沒有支部。我是天津團的創始人之一，第一批入團，參加天津團成立大會，沒有入團介紹人。一年后，市委通知我轉溈黨員。以后我就擔負黨的工作了。

二，“平民學校”是社會黨辦的（該黨是在辛亥革命后，從國民黨分化出來的一支），地址在北京南橫街。我母親在這個學校教書。這個學校的教員都是盡義務的。惟我母親和我由學校供給伙食。社會黨提倡“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黨的重要人物，當時有“南龍北虎”（即陳翼龍和江亢虎）之稱。

平民學校”的校長是陳翼龍。陳等義務辦學，克勤克儉，收留窮人子弟入學。社會黨以此校為據點，進行反袁。陳還時常到南方活動。民二年，陳被袁世凱逮捕，槍斃在宣武門外。

材料糾正：

朱韻秋在《中國婦女運動的急先鋒鄧穎超》文中寫道：“鄧女士???初進省立第一女子師范的時候，因為教務長主張學生讀古文，采用全校會考制，以麻醉學生的思想，束縛學生的行動，她極力反對。會考時同大家交白卷子，作消極的抵抗，教務長慫恿校長以全體解散來恫嚇學生???后她同許多同學被學校開除了，…經過了這次的開除，她受到家長的責罵，便考進了一所教會的學校。”

這個報道不符事實。“五四”運動時，學校阻止我們進行愛國活動，國文教員強迫我們考試，我在作文試卷上斥責學校當局，為什么不準學生愛國。國文教員很氣憤，問我為何在考卷上罵人。我否認駕人，并申述青年愛圍的理由。學校當局原想借這次事故開除我們這些搞運動的人，結果在學生家長的共同反對下，學校才不敢開除我們。記得關于這件事我在《女星雙周刊》上發表有文章。這份雜志可到天津圖書館找找看。

（王來棣、單斌訪問整理，一九八〇年三月又經鄧穎超本人審閱、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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