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雜志丨美國如何造就了黑手黨

How America Made the Mafia

20世紀的有組織犯罪與美國的全球影響力。

2026年6月23日

作者：瑞安·金格拉斯，美國海軍研究生院國家安全系教授。

佩普·蒙特塞拉特為《外交政策》所作插圖

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接受執導《教父》的合約時，他堅持影片必須充滿真實感。他部分地通過影射真實人物與事件實現了這一目標。到了《教父》三部曲的第三部，科波拉的這部傳奇故事已頗具紀實劇的風格。美國戰后海洛因貿易的真實起源，正是首部影片中的一個重要副線情節。在第二部電影中登場或被提及的配角——莫·格林、海曼·羅斯以及里扎托兄弟——則向紐約一些最臭名昭著的黑幫分子致敬（包括巴格西·西格爾、邁耶·蘭斯基，以及喬和艾伯特·加洛）。甚至在備受詬病的第三部影片中，也暗指了一樁真實的、與黑手黨有關的銀行丑聞——這起丑聞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席卷了羅馬教廷。

然而，在描述自己的電影時，科波拉一直堅稱它們并非紀錄片式劇情片。用他自己的話說，《教父》本質上講述的是美國權力與資本主義的本質。他指出，小說中的科萊昂家族及其大宅，其靈感均源自肯尼迪家族及其位于海恩尼斯港的故居。

“記住，”科波拉提醒道，“《教父》并不是一部關于黑手黨頭目維托·吉諾維斯的紀錄片。它只是馬龍·白蘭度嘴里含著紙巾的樣子。”

現代美國黑幫電影中總有一種難以掩飾的犬儒主義色彩，這反映了一種令人不安的觀察：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上，黑幫分子曾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試想一下，若要談論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怎能不提及阿爾·卡彭或私酒販子呢？就連高中課堂也會告訴你，這位舉世聞名的黑幫老大正是那個時代的象征人物。

但有組織犯罪與美國歷史的交織更為深刻，它猶如一面陰暗的鏡子，映照出美國崛起為全球強國的歷程。正如許多其他方面一樣，這一過程也體現了美國通過移民匯聚國際影響，經由20世紀初的政治變革加以重塑，再借助媒體和軍事力量將這些影響重新輸送到世界各地。

一幅卡通石版畫描繪了山姆大叔怒視著涌入美國的移民群體。該作品于1891年4月4日在紐約出版。格蘭特·E·漢密爾頓，美國國會圖書館

美國人是在意大利初建為國家的頭幾十年間，首次了解到一種名為“黑手黨”的組織。19世紀70年代的新聞報道將它介紹為一個秘密社團——“由‘危險階層’組成的龐大組織”，給西西里島帶來了深重困擾。當時，美國各地并不罕見各種類型的幫派。全國的報紙讀者普遍熟悉那些在紐約出沒的愛爾蘭團伙，以及在舊金山的洪門。然而，西西里的黑手黨卻與眾不同。作為一個以秘密儀式和政治陰謀為特征的暴力組織，它似乎與巴爾干地區及沙俄境內活躍的革命者和激進分子有著更多共同之處。

美國首起黑手黨丑聞發生在1891年春，當時新奧爾良的一伙暴徒在全市范圍內槍殺并私刑處決了十一名意大利男子。他們被指犯下的罪行是謀殺了警察局長大衛·亨內西。在遇刺之前，亨內西一直在調查一個被媒體稱為“黑手黨”的意大利犯罪團伙。

這些私刑引發了關于美國對移民和公民身份持寬松態度的激烈辯論。本土主義者借此大肆宣揚，聲稱意大利人及其他新移民帶來了犯罪文化、陰謀論以及激進政治。正如一位密西西比州編輯所言，偶爾犯下的小錯尚可寬恕。“然而，當外國群體將他們的幫派、黑手黨、仇殺、階級對立與敵對情緒帶到這里并公然活動時，這種異域且血腥的擾亂行為已超出了美國應有的容忍限度，美國根本沒有義務也不應再繼續忍耐。”盡管遭到如此反對，美國依然成為數百萬世紀之交移民的首選目的地。

19世紀90年代的黑手黨式偏執并未導致其他地方發現類似的陰謀。盡管意大利移民確實組建過一些犯罪團伙，但大多數在新世紀之交便煙消云散了。真正徹底改變這一局面的，是禁酒令的實施。對烈酒的廣泛需求促使人們建立起一條條穩定的供應鏈，將境外的酒精來源與美國各州市場緊密相連。這些網絡的構建者來自不同的背景，不過其中不少是移民或第二代美國人。

競爭加劇推動了整個禁酒令時期暴力事件的泛濫。到1933年，持續不斷的幫派火拼逐漸讓位于更廣泛的整合與合作。隨著一代新人接替老一輩，年輕的黑幫分子為建立更為穩固的犯罪組織奠定了基礎。那些組建芝加哥黑幫和紐約五大家族的成員，比他們的前輩們更加年輕、也更不保守。在組織架構上，一些人借鑒了西西里黑手黨的文化與模式；另一些則更具靈活性，對來自不同族裔背景的成員采取更為寬松的態度。

為減少摩擦，這些黑幫分子偶爾會在全國各地所謂的“全國首領委員會”成員之間召開會議。這種更加一體化的美國地下世界催生了非法事業的擴張，涉及范圍從有組織賭博到敲詐勒索和毒品販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初標志著西西里黑手黨激進而異域特色的那些特征，如今卻與美國合法商業世界愈發相似。

在隨后的幾十年里，這些組織中的企業家們持續加強與海外的聯系。邁耶·蘭斯基——《教父II》中海曼·羅斯這一角色的原型——帶領一眾美國黑幫分子前往哈瓦那投資賭場和酒店。除了對現代拉斯維加斯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外，巴格西·西格爾還與墨西哥的海洛因販子建立了合作關系。

這些早期犯罪集團中，最具進取精神卻鮮為人知的，是來自紐約的博南諾家族成員。在1945年至1960年間，博南諾家族與設在蒙特利爾、巴勒莫和馬賽的走私販和分銷商建立了密切關系。這一國際陰謀后來被稱為“法國連線”，成為此后數十年間眾多當代毒品網絡崛起和壯大的基礎。

美國有組織犯罪的國際性特征從一開始就為華盛頓的官員們所認識。20世紀初，美國外交官和活動家在起草首批禁止跨境無證販賣麻醉品的國際協定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隨著時間推移，聯邦當局采取了更加積極主動的措施，以遏制違禁品流入美國。1930年，赫伯特·胡佛總統成立了聯邦麻醉品局——這一機構是如今毒品執法管理局的前身。在首任局長哈里·安斯利格的領導下，該局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建立了眾多辦事處。

安斯林格對毒品問題的處理方式簡單卻雄心勃勃：要徹底終結毒品貿易，就必須由美國在海外采取行動。隨著美國在戰后時代實力與權威的不斷增強，他及其特工積極向各國政府就毒品事務提供建議并施加壓力。從墨西哥到土耳其再到泰國，美國的模式激勵了各地禁毒機構的建立。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當選后，美國總統越來越將打擊毒品犯罪作為其外交與內政政策的核心內容。在尼克松執政期間，美國國會也更加積極主動地出臺針對犯罪集團的立法。隨著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其他各國紛紛效仿。在美國的協助與推動下，取締敲詐勒索和洗錢行為逐漸成為國際通行準則。

美國全球領導力的巔峰出現在2000年，當時120個國家正式同意簽署《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為紀念這一重要時刻，意大利官員在科爾萊奧內鎮——即馬龍·白蘭度在電影《教父》中所塑造的虛構角色的誕生地——舉辦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參加的活動。

1963年9月27日，熱那亞犯罪家族的約瑟夫·瓦拉基在華盛頓舉行的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揭露了有組織犯罪與黑手黨的內幕。沃倫·K·萊弗勒，美國國會圖書館

隨著這一隱喻性的重返科萊昂，美國在黑手黨形成過程中的角色完成了閉環。美國不僅塑造了全球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方式，也影響了全球對這一現象的理解。諸如“黑手黨”一詞，與“奧梅爾塔”和“科薩諾斯特拉”一樣，確實源自意大利。然而，全球對黑手黨的認知，卻反映了其在美國的演變形態。

有組織犯罪這一概念本身，植根于19世紀末美國的改革主義政治。當時，人們對賣淫、賭博和酗酒現象的普遍擔憂促使激進分子開始將這些活動視為超越單純社會弊端的存在。正如美國許多城市中的“機器”式政府一樣，那些從事色情交易和非法賭博的人似乎構成了一個腐敗的“有組織犯罪”體系。然而，對于19世紀的批評者而言，有組織犯罪并非某種特定類型的幫派或陰謀集團所獨有。在他們看來，諸如賣淫和非法賭博之類的犯罪行為涉及眾多參與者，其中甚至包括政界人士。

這種態度到20世紀中葉開始出現轉變。以阿爾·卡彭、幸運·盧西亞諾等人為首的犯罪集團的崛起，促使許多人意識到，有必要將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實施有組織犯罪的團伙身上。此外，那些大名鼎鼎的私酒販子及其爪牙往往出身于特定背景：他們多半是意大利裔、猶太裔，或者可能是愛爾蘭裔。

作為華盛頓的首席禁毒官員，安斯林格抓住了這些關聯，并對其加以進一步夸大。20世紀50年代，當國會調查人員著手調查美國有組織犯罪的猖獗程度時，安斯林格向議員們提供了數百份文件，詳細記錄了全國各地犯罪集團的歷史、組織結構及其活動情況。這項首次官方研究于1951年發布，其結論產生了深遠影響。報告宣稱：“一種名為‘黑手黨’的陰險犯罪組織遍布全國。”報告還指出，美國黑手黨“與多國存在聯系”，并主導著色情業、毒品交易及其他各類非法勾當。

震驚的美國民眾認真對待并內化了這些調查結果。1951年，首次針對有組織犯罪展開的國會調查吸引了多達3000萬電視觀眾，這一數字遠超當年收看世界大賽的人數。隨后的幾次國會調查更是引發了空前關注。

1963年，一名被判販毒罪的喬·瓦拉基向美國國會主動提出，愿意揭露美國黑手黨諸多秘密。他的承諾果然沒有落空。他詳細闡述了該組織的內部架構、入會儀式以及各犯罪家族鮮為人知的歷史。尤為重要的是，他公開了自己認為的美國黑手黨的真實名稱——“拉·科薩·諾斯特拉”。基于這些披露內容撰寫的長篇調查報告《瓦拉基文件》很快便成為國際暢銷書。正是依據《瓦拉基文件》及其他新聞報道，馬里奧·普佐構思出了他小說《教父》的情節主線。在同意執導普佐作品的電影改編版之后，科波拉同樣從《瓦拉基文件》中汲取了靈感。

安斯林格、瓦拉奇與《教父》之間的一系列事件，最終徹底改變了全球對有組織犯罪的討論方式。1972年《教父》上映后，法國、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地的知名黑幫頭目紛紛不再自稱為“老大”。許多人轉而更愿意被稱為“教父”，或使用法語的“parrain”、西班牙語的“padrino”、土耳其語的“baba”等稱謂。

在《瓦拉基文件》出版之前，黑手黨成員從未將自己的秘密社團稱為“La Cosa Nostra”。然而，當意大利報紙刊登了瓦拉基的證詞后，西西里黑幫毫不含糊、毫無諷刺地開始使用這一名稱。或許更具戲劇性的是，“黑手黨”一詞迅速滲透到世界各地的詞匯中。隨著變革的浪潮席卷東歐，記者們紛紛宣告俄羅斯和巴爾干地區新黑手黨的崛起。

黑幫分子向來無法逃脫公眾的關注，他們常常根據報紙、戲劇或電影中所見所聞來調整自己的行為。以二戰后為例，日本黑幫成員便欣然接受了好萊塢黑幫形象的裝扮。一些墨西哥販毒集團甚至要求新成員觀看《教父》三部曲，以便深刻理解他們所從事的新職業及其崇尚忠誠的文化。

的確，這種共享文化意識或許有助于促進全球各黑手黨派系之間更緊密的合作。當諸如澤塔斯、卡莫拉和沃里等不同團體聚在一起，共同挖掘非法商業機會時，他們彼此認同，因為各自都代表著黑手黨傳統的某種變體。

過去半個世紀里，美國黑手黨的影響力已大幅減弱。然而，美國官員、改革者和藝術家對有組織犯罪這一概念所留下的印記，卻依然強大如初。毫無疑問，黑幫分子在美國歷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但正是美國，使黑手黨在全球范圍內變得舉足輕重。

本文作者：瑞安·金格拉斯是美國海軍研究生院國家安全系的教授，專攻土耳其、巴爾干和中東歷史。他著有七本書，包括即將出版的《 黑手黨：全球史》。他的著作 《悲傷的海岸：暴力、種族與奧斯曼帝國的終結》 曾入圍羅斯柴爾德圖書獎和英科友好協會圖書獎的最終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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