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逃避制裁的偽省級高官，建國后還當上廳級干部，他究竟干了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6日,由偽國民政府代主席陳公博主持，在南京頤和路“主席官邸”召開了汪偽高層會議。在一片恐慌、內訌和混亂之中，會議決定偽政府，至此 ,歷時5年多的汪偽政權徹底垮臺。同一天,偽滿洲國皇帝溥儀面無表情地念了一遍《 偽滿洲國皇帝退位詔書》 , 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之下茍延殘喘了13年的偽滿洲國也終于曲終人散，賣國漢奸們也隨之步入了他們的黃泉末路。

接下來的那段時間，老蔣的手下在淪陷區開始逮捕漢奸,汪偽巨奸紛紛落網，那時逮捕這些漢奸高官，分別采取幾種方法，一是誘捕。那時正值中秋佳節，便以這名義向那些汪偽要員發出請柬 , 邀請他們出席中秋賞月晚宴，搞搞團圓聯歡晚會什么的，比如周佛海、繆斌、丁默邨等高官就是這樣落入法網的；二是追捕。有些漢奸如驚弓之鳥，比如梅思平、凌霄、倪道烺等均抓捕歸案；三是舉報。比如梁鴻志被列為便藏匿于蘇州。不巧的是他新娶的姨太太去上海料理私事時被人發現 , 那人跟蹤尾隨找到了梁鴻志，幽巷深隱中的蘇州私宅,便向國民政府舉報。于是 , 梁鴻志在蘇州被捕。

四是引渡。比如陳公博、林柏生、莫國康等人就是乘飛機逃到日本，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國。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只得無條件答應中國的要求，陳公博、林柏生等一行7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引渡回國，關押于南京老虎橋監獄。五是被外國逮捕移交的，比如被蘇聯紅軍逮捕的溥儀、張景惠、臧式毅等人，被蒙古國逮捕的李守信等人。當然，還有解放之后被我軍抓獲并獲刑的，比如溫世珍、張煥相、趙欣伯等人也受到應有的懲罰。

當然，也有極少數漏網之魚，比如曹汝霖、胡蘭成、鄒平凡等，搞偷渡流亡海外，雖說暫時逃避了制裁，但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不過，也有大漢奸在日本投降后安然無事的，不僅立刻脫身，跳出國民政府抓捕圈，還主動跟我地下組織聯系，主動提前起義反正，掌握可供核實的立功記錄，這是后來免于清算的核心依據。直接進入我軍蘇北根據地，隨部隊輾轉蘇北、魯南，解放后由于有幾件事情有立功表現，符合先進組織既往立功抵附逆舊罪的處置邏輯，得到了寬大處理，而且還任命為省級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屬于廳級干部序列，他也因此成為汪偽少數高級偽省長里唯一全程未受司法懲處的漢奸，此人名叫高冠吾，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高冠吾，原名高愈，江蘇太倉州崇明縣城橋鎮（今屬上海）人，他15歲入南京江蘇陸軍小學、陸軍四中，前后5年，期間參加同盟會，后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曾在徐樹錚（北洋政府段祺瑞麾下重臣）邊防軍任參謀、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呂子人部任參謀長，但為時甚短。大部分時間在上海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先在民權、民主兩報社任記者，這兩種報紙停辦后，到湖州旅滬工學任教，并在上海、勞動、南方、文治、群治、中國公學等校任教，講授文字學的“小學”課程。

1923年孫中山先生在廣東設立大本營、親任陸海軍大元帥，高冠吾隨即投奔南方，曾任大本營咨議，廣州江防司令部參謀長、廣東省航政局監督。隨后，他受命到貴州，成為貴州軍務督辦王天培的參謀長，北伐王元培任命為第十軍軍長，高冠吾任副軍長，所部由湘西出洞庭，先后攻下安慶、徐州，占領魯南。高冠吾曾任徐州警備司令。1927年7月，津浦線上戰事逆轉，孫傳芳、張宗昌的聯軍反攻，致臨城、徐州相繼失陷，王元培部以疲憊之師，反攻失敗，后老蔣羅列他：“不聽指揮，貽誤戰機；隱兵不報，圖謀不軌；克扣軍餉，動搖軍心“三條罪名秘密處決。

王天培處決后高冠吾覺得自己跟著老蔣沒有前途，干脆辭職躲去上海當寓公，先是以賣字鬻文為生，還辦過學校，做過實業，開過餐館等以維持生計。一直蟄伏等待機會。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老蔣 “不抵抗”致東三省陷于日本鐵蹄，激起舉國震怒。高冠吾覺得將他一軍的機會來了，于是聯絡35位在野將校，發布了一篇題為《十可戰》的通電，敦促老蔣 “奮起一戰，以死中求生”。通電中這樣寫道：今日之事，為歷史爭榮辱，為民族爭生死，為國家爭存亡，望全國民眾投袂而起，全國軍人以御侮為榮，以茍安為恥。通電署名“高冠吾、洪忠愷……等同敬叩”。這事在當時還引起了一些反響。

不過，接下來發生的事，說明他的言行不一。抗日戰爭爆發，南京淪陷后，高冠吾是第一個公開跳出來投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直接出任偽南京市政督辦，也就是南京淪陷后的第一任偽市長。據說有部名叫《南京照相館》的電影，描述了一名當翻譯官的漢奸王廣海，其原型就是高冠吾，首先他是一名亂世中的投機者，哪里有好處哪里上，其次搖擺不定，內心充滿了矛盾和掙扎，一方面為日軍工作，另一方面又試圖給自己留條后路，這種“半睡半醒”的狀態讓他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同時始終不承認自己是漢奸，強調自己是曲線救國。

也正如電影中描述這名漢奸的穿戴一樣，中式上衣+日軍軍帽+不像軍人的身材、長相、或做派，中式上衣代表他是中國人，至少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還是相當認同，只是被時代洪流裹挾，為了謀一條活路，戴著日軍軍帽證明他已經完全背叛自己的國家，身材、長相、做派體現這個人不是軍人編制，不用嚴格遵守軍紀軍法和一些條條框框。

這一點，高冠吾在當偽南京市政督時，做了一件事情被人認為良知沒有完全泯滅的事情，據日本《朝日新聞》特派記者今井正剛在《文藝春秋特輯:我在那里一目擊者的證言》中記載，1938年底，時任日偽南京市政公署督辦的高冠吾，得知茆山、馬鞍、靈谷寺等地尚有大屠殺遺尸，經調查連同殘骨有三千余具，命日偽衛生局派掩埋隊，收集中山門外靈谷寺至馬群一帶安葬于靈谷寺之東，立“無主孤魂之碑”。

隨后，他自己親書碑文如下：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時去南京事變將及一載,城、叢莽、山巔、水溪有遺骨焉。余既收殘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瘞之。越二月,村民來告山、馬群、馬鞍、靈谷寺諸地遺尸尤多,乞盡瘞之。乃下其事于衛生局,選夫治具,悉收殘骨得三千余具,葬于靈谷寺之?東，深埋以遠狐兔,厚封以識其處,立無主孤魂之碑,且使執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雞、酒飯奠之,俾妥幽魄。嗚乎!諸君遭時喪亂,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隴,為軍為民,為男為婦,為老為稚,有后無后,舉莫能知。人生憯痛,莫大于生無所養,死無所喪,況暴骨無依如諸君者。雖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數,淘如達人之論,彭殤可齊,隨化俱盡。蓋人之所爭者,不在久暫之歲月,而在不朽之德業與精神也。余既憐而瘞諸君,又以為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辦南京市政高冠吾記。

讀此碑文，字里行間雖未直指侵略者之罪，卻仍透出一絲沉痛與憐憫之意，在歷史的灰暗背景下顯得格外復雜而沉重。該碑拓片，在戰后審判南京大屠殺戰犯谷壽夫時還拿出來出庭作證，現陳列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及“江東門紀念館”浮雕墻上。可以說，這是高冠吾做過的第一件善事。

隨后，高冠吾由南京市長調江蘇擔任省長，那時江蘇的省會是蘇州，抗戰期間，日機轟炸蘇州達130余架次，蘇州歷史最悠久的古典園林滄浪亭遭到破壞。昔日風格古樸，建筑端莊，庭院深沉，別具一格。崇阜廣水，雜花修竹，富于野趣；古樹佳石，妙趣天成；亭榭依山臨水，形制獨特，小巧靈活；漏窗變幻豐富，耐人尋味；碑版石刻品類繁多，尤以五百名賢像碑著稱，蔚為大觀。碑刻、漏窗、假山并稱滄浪亭“三勝”不見了，因“名賢五百，湮沒不彰”，高冠吾“爰乃募集巨款，庀工修理”，并“特舉行五百名賢祭奠”，有《祭五百名賢祠祝文》。他在《重修滄浪亭記》中說：“歷時兩月，費三萬五千余元，成之日，余與都人士獻酬如禮。”

接著，高冠吾又撥款興工，修繕在戰火中幸存的因唐代落榜士子張繼七絕《楓橋夜泊》中一句“姑蘇城外寒山寺”而聞名天下的“寒山寺”， 還增建了保護大鐘的霜鐘閣，并且把陳玄珠寶藏的南宋張樗寮先生手書《金剛經》石刻，施予了寺中，嵌于霜鐘閣壁間。高冠吾為召開的重葺寒山寺落成典禮發給大家的請帖云：

“冠吾無似，觀政吳中逾稔矣，百凡粗理，爰于今春創議倡修滄浪亭，工即竣，乃續葺寒山寺，茲以本月二十六日，霜鐘閣成，思有以落之，適內子無意中購得南宋張樗寮先生手書金剛經石刻，群詫為海內瑰寶。內子不敢自秘，即施寺中，庀工嵌諸閣壁，以重文獻。是日，適為辛己重陽節前二日，撫此令辰，宜申佳約，招邀勝侶，小集題襟，列坐群賢，登高作賦，惟葷蔬之不腆，倘籃筍而惠臨，踵滕閣之風光，愧無雅望，縱龍山之盛會，肯吝清篇，風雨不愆，特修短柬，江山如畫，敬候高軒。高冠吾拜啟。”

高冠吾書法

可以說，高冠吾修繕滄浪亭和寒山寺，應該算是保護傳統文化的一項善舉，特別是從兩處古跡后來詩碑完好無損的結果來推斷，為保護文物和文化遺產，要知道，日軍侵占蘇州時期，寒山寺殿堂房舍曾一度淪為日軍倉庫馬廄，破壞的程度可想而知。后來，高冠吾還當過偽安徽省主席，至今那時安徽的省會蚌埠有一座南山公園，據當地百姓說這四個字是他寫的，當然，字的旁邊并沒有他名字的落款。可見他是喜歡做這些風雅的好事。

到了抗戰末期，由于汪偽集團內，地盤狹小(真正為汪偽所控制的不過江南數省)，偽江蘇省主席成為群奸互相爭奪的頭等肥缺，那時高冠吾這位置成為所有的盯著，所以，尤其是當年的大特務頭子李士群最想當這職務，因此，他派眾多手下特務搜集的高冠吾貪污舞弊的材料和證據，后來給他列舉出十大罪狀：不服從“清鄉”分會調遣，牽制兵力阻礙“清鄉”； 盜賣軍械資敵；得錢私放抗日分子；擅自征收田畝捐和營業附加稅；代辦軍米吞吃配給物資；克扣各縣行政經費……條條都是死罪，但卻沒有把他擼下來。直到常州無錫交界處的橫林鎮發生的“橫林事件”，即數千民眾搶奪日軍軍糧和燒毀軍米倉庫的暴動事件。

橫林鎮地處京滬線中心，是糧食集散地，日偽在此設有軍米采購總站（日商大丸洋行）。那一天8時許突然鑼聲四起，人聲鼎沸，槍聲也隨之密集起來，成群結隊的男女老少，頭纏黑布，手持大刀、鋤頭、鐵耙，高聲叫喊“殺日本鬼子！殺黃狗（偽軍）黑狗（偽警察）！搶奪軍米！” 沖破“清鄉”封鎖線，掘斷鐵軌，擊斃和擊傷日偽軍警，搶去軍糧四、五百石，房屋被燒毀數十間。這一事件，引起南京和上海日本軍政當局的重視。后經調查認定是“官逼民變”。

報告中稱，省長高冠吾縱容屬下剝削害民，其下屬勾結軍米采購商，抑制米價和吞沒配給物資（日軍收購軍米的價格一般較市價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然后照公定價格配給肥皂、火油、食糖等日用品作為貼補，而配給品都被經手人層層吞沒），使農民遭到不堪忍受的剝削，加之不法之徒的煽動，群起反對，激成驟變。并把這事刊登在報紙上，他不得不引咎辭職，后來調到安徽再調到江西，要知道，抗戰時期江西全省只南昌、九江僅十幾個縣被日軍占領，這彈丸之地頂多也算個大點的縣長，因此，高冠吾覺得越干越小。

就在高冠吾覺得日軍必敗，老蔣那塊也蹦跶不了幾天時，他經舊友王紹鏊(吳江人，建國后任財政部副部長等職)介紹，與我地下組織建立聯系，決定棄暗投明。要知道，那年月他還是身居高位的時候呢，此時的反正作用不小，他一是持續向我方傳遞汪偽軍隊布防、日軍動向、清鄉計劃等核心情報；二是暗中保護根據地地下工作人員，對淪陷區我方人員網開一面，減少清鄉迫害；三是承諾日本投降后完整移交地方偽政權檔案、武器物資，拒絕配合國民黨接收搜捕先進組織成員。

高冠吾這種行為與一般的普通漢奸本質區別，他不是坐等投降，而是主動提前起義反正，尤其是他把當年特務給他收集的十大罪狀列舉出來，掌握可供核實的立功記錄，這是后來免于清算的核心依據。因此，日本投降第二天，他知道好日子到頭了，便立刻潛往上海，化名張天云，銷毀全部汪偽任職證件、私人印信，斷絕所有偽同僚往來跳出國民政府抓捕圈。果然，逮捕他的名單位列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林柏生等偽高官之后，可見他一旦落網是絕對沒有活路的。

果然，日本投降第三天，報紙就刊登一則消息：高冠吾捕獲。實際上高冠吾從未被捕，人家稱他是是雇了個替身到徐州出沒以迷惑特務，好為自己創造逃出生天的機會。接著，特務發現那時抓了個假的，只好又自打臉在《中央日報》上發出了對高冠吾的通緝令：并沒收他的房產17幢的消息。

接下來，他逃入新四軍根據地，徹底脫離特務的抓捕審判體系，隨軍到蘇北、魯南，解放后我方認定他抗戰后期主動提供情報、保護地下人員的立功事實，屬于 “戰場反正人員”；其附逆行為發生在建國前，且長期在解放區安分工作，無破壞新政權行為；在保護文物方面做了些實事，后來成為我軍進行文物鑒定工作，憑借反正功績獲得寬大安置，免予追究汪偽漢奸舊賬，還擔任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一職，后因病在山東省省立醫院病逝，葬于濟南市金牛山公墓，墓碑為：“山東省文管會委員張天云之墓”。成為汪偽少數高級偽省長里唯一逃避制裁全程未受司法懲處的漢奸。

高冠吾在汪偽集團先后任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省長，可謂勢焰熏天。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大漢奸，因投機有方，在抗戰勝利后不僅一天牢都沒坐，還獲我軍護送，到解放區就任山東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而就在他擔任這一職務的時候，他親眼見證汪偽山東省省長的唐仰杜在1951年4月29日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不知他作何感想。

后人會問，同樣是偽省長，這個唐仰杜在山東任職期間，組建13萬偽軍、搞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實行保甲連坐制度、封鎖根據地的碉堡公路，以及源源不斷從山東輸送出去的糧食、礦產和勞工，幫助日軍的侵略行動，那時山東是重要的農業省份，戰時糧食就是戰爭資源，把這些東西都交給了侵略者，唐仰杜在偽省長任上期間，還寫了一本題目為《抱璧堂碑記》作為推行奴化教育的實證，與高冠吾形成鮮明的對比，其受到懲罰是罪有應得，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