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里漂來一顆人頭骨，死者是村里唯一的大學生 | 這個案子太邪門25

大家好，我是陳拙。

你是否真的認為，自己一定了解了生活的全貌？

很多朋友看到這個問題，一定會想，當然不了解。如果了解的話，可能就不會來天才捕手看故事了——我記錄那么多的親身經歷，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幫大家看清這個世界多一點，然后更好地去生活。

我也不認為自己能看清生活的全貌，因為每一天，我都對人生有了更多的看法。我分手當晚發的朋友圈第二天醒來看會后悔，我曾經最信任的朋友，后來發現他傷害我最深。

我請大家來討論這件事，就是因為我想要在天才捕手做了一個新嘗試。

這個新嘗試叫【天才重版出來計劃】。

有許多的故事，我和作者當年去做的時候，只了解到了局部的信息。隨著時間過去，我們得到了新線索，采訪到了新的主人公，我們也常常因此糾結，要不要講給你們聽？

如果不講，抓耳撓腮。

如果講了，又怕你們罵我炒冷飯，為拖更找借口，在留言區里給我把門都踹了。

我最后的決定，是講，但要高品質地講：

第一，故事在第一次刊發的時候，就引起了大家極大的關注或贊賞。

第二，故事在刊發后，我和作者在素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第三，故事制作過程要像第一次刊發時那樣真誠。

今天為你們重版的故事，是3年前，刑警陳文章的一篇故事。那一年，他從河里撈起了一顆人頭骨，明明是驚悚的開頭，卻讓很多讀者看哭，就連我也為這顆頭骨的主人掉了眼淚。

這3年里，陳文章警官仍然關注這場犯罪所發生的地域、以及被影響的數段人生。他在今年初告訴我，這故事完全可以重寫一遍，推翻老線索，補充很多讓他驚訝的細節。

于是這篇故事，從當時的1萬字，變成了如今的3萬字，成了一本小書。

獻給新讀者，更獻給那些3年前就關注我們，一直支持的老朋友。謝謝。

2023年3月，我蹲在河邊，靜靜地打量著地上的人頭骨。

它從上游漂來，掛在釣魚佬的鉤子上，浮出了水面。

雖然法醫已經做過清理，可附著在上面的藻類生物，依舊能讓我看出它是長期浸泡在河里的結果。

河水沖掉了它的面貌，沖散了他的四肢、脊柱、盆骨、股骨，就差銼骨揚灰，偏偏就剩下這一塊頭骨，以及頭骨上那個觸目驚心的凹陷傷，留著這么個無法忽視的罪證，不知道從多遠的地方漂到了我眼前。

簡直就像六月飛雪，找我申冤來的。

頭骨按理說要用殯儀館的車拉走。

那時正值疫情，殯儀館生意爆滿，拉尸體的車從早到晚不停，等著安葬逝者的人要靠走后門才能排到火化爐。一個河漂子的頭骨實在不值得殯儀館的車來一趟，我們只好把它裝進物證箱，讓法醫暫時保管。

河道綿延百里，沒人說得清骸骨從上游哪一處漂來，尸源排查完全沒有方向。

這種情況要么把頭骨寄存，要么挖坑埋了，把DNA錄入無名尸人員庫中，等候與某個兄弟單位錄入的DNA進行比對，不管是家系還是失蹤人員庫，比中之后就會有人前來認尸，這是處理無名尸的標準流程。

我不死心，為了確定死者的身份，帶著人繼續沿著河灘搜索可能殘留的殘骨。

前幾年半山腰有一具遺骸，被野狗啃得差不多了，無法勘察的我們，依靠法醫得出推斷，死者大概率為自縊身亡。往后好幾年，死者的父母妻兒年年都來大隊上訪要兇手。我們無法篤定這是兇案，也不敢輕易定性為自殺，所以只能拖著，拖到死者的家屬都放棄、都認命。

當年草草結案，如今我負責刑警隊了，不想重蹈覆轍。

就算領導下令，我也執意按命案標準徹查。

憑借頭骨幾個關鍵部位和上頜骨殘存的幾顆牙齒，我做出了初步判斷，死者為男性，年紀約莫二十多，死亡時長超過三年，但骸骨在河道內浸泡漂流的時間僅一年以上，若是更久，早會被水里的生物啃噬殆盡。

根據法醫的判斷，我有了兩種猜測：要么是兇手二次拋尸入河，要么是當初的埋尸地點，被連年雨水沖刷塌方，骸骨才被河水卷走。

這條河道平日平均水深三四米，汛期漲水能達五六米，枯水期河面直接縮減一半。不熟悉水情的人隨意拋尸，不出一個冬天就會暴露在外。能隱秘藏匿這么多年，兇手一定就在河道周邊，距離不會太遠。

按理來說，被害人和嫌疑人都該在附近村鎮，可我們逐一走訪沿河數個轄區派出所，排查結果一片空白，要么無失蹤登記，要么都是傳銷失聯、外出務工失聯、在外搞電詐失聯一類的虛假失蹤。

疫情三年，流動人口銳減，這片偏僻鄉野本就少有外來生人，外來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像這樣的案子能確定尸源，案子就破了一半。可現在這個案子處處都是死結，上面領導催得又緊，我想得頭痛欲裂，身為刑警重案隊長，第一次體會到束手無策、無從下手的無力感。

就在僵局無解之時，手機突然響起，是刑科所的回電。

白骨的DNA檢測比其他檢材要麻煩得多，而我們只有這個頭骨，檢材用一點少一點，得在檢材消耗完之前得到答案。所以法醫連夜就帶著檢材去了北京，花費近兩萬元才獲得了這具頭骨的DNA圖譜。

可這枚頭骨沒能在失蹤人員庫里比對上信息。

這意味著，從來沒有人報過失蹤，我們連死者是誰都無從知曉。

但讓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們的人居然在前幾年采集的家系數據庫中比對成功，且結果極為集中，死者的家系就在案發地附近的河里村，我們甚至還鎖定了這具骸骨的年齡區間，二十至三十歲男性。

河里村。

那個地方我太熟了，三年前我在這個村里掃了一伙子橫行鄉里的惡霸，村里人聯名送來的錦旗，上面燙金大字寫著“掃黑除惡，人民衛士——河里村全體村民致敬”。

再次踏進河里村，雖然三年不曾再來過這里，可這里依舊和我記憶中一樣，青磚紅瓦錯落有致，被河畔的綠意環繞，靜謐得像個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

村子與外界相通的，只有一條窄窄的柏油路，兩個小汽車勉強能會車。當年辦完掃黑案離開時，我還跟村里的支部書記老高打趣：“要是真趕上打仗，你們把這條路一炸，守著沙地上的花生，也能安安穩穩過日子。”

我還記得那會兒案子結了，老高攥著我的手，反復說我是村里的恩人，說往后有用得上他的地方，盡管開口。我還說花生很好，下來新果子無論如何給我留點。之后三年，就趕上了疫情，我自然也沒吃上河里村的花生，可河里村依然安安穩穩，別說沒出過一起惡性案件，在我印象里連一個密接都沒出現過。

萬萬沒想到，我這次來河里村，不是來和老高敘舊，也不是來買河里村的花生，而是來給一戶人家報一個遲了三年的喪訊。

多年不見，老高依舊熱情，見到我就攥著我的手嘮家常，問我最近忙不忙、吃沒吃飯，把我當成了上門走親戚的熟人。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委婉地打斷他：“高書記，想問一下，村里有沒有年輕小子，過年沒回家、下落不明的？”

失蹤和命案終究是兩回事，我沒把話說死，是怕驚了村民，也不想給這平靜的村子再添恐慌。

老高撓著頭想了半天，掰著手指頭數出三個小青年，語氣無奈，說村里年輕人也不多，他都認識，要說常年不回來的就這仨，學會了網上賭錢，身邊親戚朋友都借遍了又去借網貸，現在躲在外頭不敢回來，家里人也聯系不上，催貸的騷擾電話一天給他打好幾次。

欠債被追債打死，似乎也說得通。可我們悄悄給這三戶人家采集了血樣，送去比對后，三個小時后法醫全給我否了。我的心一點點沉下去，這個村子里，還有一個小伙子，已經不明不白地死了三年，而他的父母，甚至派出所，都對此一無所知。

我越想心里越窩火，加上這幾天因為頂著壓力立案的事讓我被領導訓了好幾次，反正已經鬧大了，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索性我帶人把全村的戶籍信息都調出來，排除年齡不符的，只要聯系不上、見不到人的，剩下的，全部入戶采血比對。

這次的采集規模，比上次掃黑辦案時大了太多。

村民們看著我們帶著設備挨家挨戶走訪，又問著年齡、戶籍的問題，大概也能從我們的只言片語里，猜出幾分端倪，知道村里出了命案，臉上漸漸多了些不安的神色。

這時我也沒想著刻意隱瞞，甚至跟身邊的法醫打趣：“真希望嫌疑人已經跑路了，這樣咱們也能省點事，不用面對這一堆爛攤子。”

結果法醫拿著比對報告，一臉凝重地告訴我“比對上了。”

我臉上的笑瞬間僵住。

DNA比對上的人，叫高國慶。采集血樣的時候，我還和他聊了幾句，他說他的大兒子已經好幾年沒回家了，我記得清清楚楚，筆記本上工整地記著他當時提供的信息：“高遠，大學生，因傳銷離家出走。”

他被騙了。他的兒子根本沒有離家出走，更沒有陷入傳銷，而是被人殘忍地殺死在了家門口，尸骨在河道里漂流了這么久，才終于被我們發現。

我跟著高書記來到高國慶家，看著對面坐著的老兩口，問出了一句連自己都覺得不禮貌的話：“你兒子失蹤了，你們就沒找找他的同學、朋友嗎？”

高國慶過了許久才抬起頭：“咱不認識他同學，也不知道去哪找啊。家里還有老二，還沒結婚，這事兒要是聲張出去，影響不好，也怕耽誤老二前途。”

坐在一旁沙發上的高遠母親，聽到這話，再也忍不住，低低地嗚咽起來。

我比高遠大一輪，可農村女人操勞一生，顯老得很，高遠的母親看起來，竟和我母親年紀相仿。

我忽然就軟了下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高家也有自己的難處，沉默了好一會兒，我才重新開口，語氣沒有那么強硬，我勸著高遠母親，別太難過，放寬心，我們一定會查清楚真相，給她一個說法。

話一出口，我就有些心虛，現在這個案子八字才有一撇，可畢竟時間太長了，破案難度是地獄級。

高國慶像是被妻子的哭聲惹得心煩，又像是覺得丟人，猛地抬起頭，對著妻子低吼：“哭什么哭？都這么多年了，就當遠早死了！”

我知道，他這話是氣話，可這話聽在耳朵里，心里更不是滋味。這樣壓抑的氣氛，已經不適合我再待下去。我起身，跟高國慶告辭。

就在我握住門把手，準備出門的時候，高遠母親的抽泣聲夾雜著一句微弱卻堅定的懇求，從身后傳來：“警官，我什么時候，能去看看遠兒？”

我心里一酸。其實高遠的遺骸，經過河水浸泡和沖刷，早已沒有了辨認的條件，按照流程，我們應該處理完案子，再將骸骨正式交給高家。可對上高遠母親那雙直勾勾看著我的眼睛，我實在不忍心拒絕。

我用盡量柔和的語氣告訴她，后天一早，法醫會在物證室那邊，到時候她可以去看一眼。

臨出門前，我又特意囑咐高國慶做好心理準備，明天多看著點，怕他妻子是承受不住。

我見過太多這樣的慘案了，任何一個母親，都無法坦然面對自己變成白骨的孩子。更何況我早就聽說，高遠是村里這么多年來，讀書最出息的孩子，是這對沒讀過書的老兩口，拼盡全力供出來的大學生。

這樣一個引以為傲的兒子，怎么可能真的當成沒養過。

高國慶老兩口送我到門口，看著他們蒼老的身影，我心里五味雜陳。這次我雖然拿到了地獄級的副本，但好在我也不是當年那個新手。

確認高遠骸骨身份的那天，我聽隊里人說高母在殯儀館的法醫物證室外當場暈厥，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刺骨悲痛，讓高母幾度哭到窒息。

而我，彼時已經身在三百多公里外的省城。

從警多年的經驗，加上老師傅的傳授，我始終相信刑偵邏輯基本盤，拋開隨機殺人案，其他類別命案逃不開三類動機，情殺、仇殺、財殺。順著這個脈絡往下推，高遠短暫的人生軌跡里，糾葛最深、最有可能暗藏殺機的人，很可能不是河里村那些常年不見面的親戚。

對常年在外求學、與村子人情世故近乎脫節的高遠而言，老家眾人形同陌路，真正能走進他生活、左右他抉擇，甚至對他痛下殺手的，大概率是他在省城朝夕相處、最熟悉信任的身邊人。

順著這條線索排查，我鎖定了本次調查的頭號嫌疑人，高遠手機通話記錄里，最后一個通話對象，他的大學同窗，張力。

根據高遠父親高國慶的陳述，2019年夏天，高遠順利結束四年大學學業，起初確實回了河里村待業。可沒過多久，他頻繁和外地同學聯絡，突然告知家里要合伙做生意，張口就要一筆啟動資金。

村里閉塞，家人思想保守，聽聞畢業不去安穩上班，反倒要外出合伙經商，第一時間就想到了傳銷騙局。全家人死死按住不讓他出門。可高遠性格倔強，還是瞞著家人偷偷出走，徹底失聯。

高國慶記不清兒子具體失聯的日期，只篤定是2019年7月末。因為從那個月開始，他再也打不通高遠的電話，微信、短信也徹底石沉大海。家屬的口述，與我們調取的高遠手機后臺數據完全吻合。

高遠手機最后的有效通話，定格在2019年7月28日傍晚。而張力就是高遠消失前最后一個聯系人。

干我們刑警這行的，最不缺的就是直覺，也最管不住腦子里腦補兇案現場的念頭。

高遠的通話記錄拉出來，除了張力，還有一個頻繁聯系的號碼，機主是個叫周小雨的女孩。如果我沒猜錯，小周就是高遠的女朋友，兩人最長的一通通話聊了一個多小時，要不是情侶，我這十幾年刑警算是白干了。

可蹊蹺的是，臨近高遠失蹤的那段時間，小周和高遠突然斷了聯系，反而和張力的通話頻次陡增。

我腦子里勾勒出了一出因情生恨、合謀行兇的戲碼。有前輩說過刑偵破案就是概率學，你只要方向對了案子大概率就能破，特別是這個案子確實有蹊蹺的地方——當初最先跑到河里村，告訴高家父母“高遠大概率進了傳銷組織”的人，也是張力。

可排查到這里，一個巨大的疑問擺在我面前。

我調取了全省實名交通出行系統，張力的出行記錄干凈得反常：2019年7月前后，也就是高遠失蹤、遇害的關鍵窗口期，系統內查不到任何他前往我們當地的火車、高鐵、實名車票記錄。他近幾年倒是有幾次往返省城與本地的出行記錄，可早已錯過了案發核心時段。

單看外在痕跡，張力完全沒有作案條件。

不止如此，他的生活狀態也毫無潛逃、避罪的嫌疑。手機號常年不換，始終留在省城生活工作，如今在市區一家人流量極大的汽車4S店做銷售，日日直面大眾，行事光明正大，絲毫沒有畏罪潛逃的跡象。

如果是張力作案，他應該是個相當冷靜的人。

我需要找張力，但在此之前有正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找到對張力和高遠都熟悉的人，通過這個第三人，來印證我們警方的猜測，因此，我找到高遠的導員。

高遠的輔導員姓李，看著比實際年紀年輕不少。

此前我們通過校方聯絡他時，特意隱瞞了來意，只找了借口，就是想觀察他得知實情后的第一反應。我掏出證件亮明身份：“李老師，我們是刑警隊的，今天來想了解一下學生高遠在校期間的情況。”

李老師先是錯愕，但很快恢復了平靜，就問我高遠是不是出事了。

我有些意外他會這般猜測。難道高遠在校時本就問題不斷？我順著他的話試探為什么這么想，高遠只是個學生，還能出什么狀況？

李老師嘆了口氣說，高遠這一屆，是他上崗后帶的第一批學生，因此班里每一個人，他都印象深刻。說這話時他有些窘迫，坦言受疫情影響，之后接手的第二屆學生，除了寥寥幾人，他幾乎都對不上面孔。

他告訴我，高遠是班里少數幾個遲遲不交就業登記表的學生。當時學校催得緊，他也天天追著高遠要，到后來干脆聯系不上人了。他去問平時和高遠走得近的同學，都說這孩子去做傳銷了。

所以這次我們警察找上門，他第一反應，是高遠出事了，犯法了。

我追問這個流言的來源。

李老師說是班長最開始說，然后這消息就在學生間流傳出來了。

在我的要求下，李老師當即撥通了電話。一番詢問下來，結果和我預想的一樣，流言兜兜轉轉，始終沒有確切源頭。有人說是張力講的，也有人指向高遠的女友周小雨。

我看向李老師，問他覺得高遠像是會誤入傳銷的人嗎？

李老師面露難色，說如果是高遠的話，確實有可能搞傳銷。

說完他連忙補充，這孩子本性不壞，就是心氣太高，總想著一步登天。

他回想起關于高遠的細節，這個學生剛入學時不愛參加社團活動，直到期中考試成績拔尖，他才慢慢記住了高遠，最開始覺得這個孩子很安分內斂，但又聽其他同學私下里說，高遠是個很活絡的人。

說到“活絡”二字時，李老師的語氣明顯帶著異樣。

有人說，高遠總是在刻意巴結家境優越的同學，一門心思拉著別人出錢合伙做生意。但這學校只是省內一所普通二本，學生家境再優越也有限。可高遠像個跟屁蟲似的圍著別人轉，反倒常常被人取笑。

李老師作為輔導員，也曾找高遠談過好幾次，奈何高遠學業成績一直不錯，他也沒法過多指責，時間久了，便不再多加過問。

我盯著他，忽然直言：“高遠死了。”

這句話如同驚雷。李老師猛地怔住，目光死死盯著我，試圖分辨話語的真假。見我神色肅穆，他慌了，聲音也帶上了哽咽，問高遠怎么死掉的？

我說案件還在調查中，具體原因暫時不明。但現在警方需要知道，高遠在校期間有沒有與人結怨？

李老師篤定地回答，說這個學生在校幾年，從沒和同學爆發過沖突，不至于結下深仇大恨。

“那張力呢？他和高遠關系如何？”

“張力？絕對不可能。”李老師想都沒想，脫口而出。

我說不是懷疑張力殺人，而是想知道他和高遠關系怎么樣。

李老師這才娓娓道來，說張力家里條件很差，剛入學就拖欠學費，后來還特意找他申請勤工儉學，爭取到了學校禮堂的保潔工作，一周兩次，每月三百元。除此之外，張力還在校外餐館做兼職，整日早出晚歸，舍友對此頗有怨言，他在班里幾乎沒什么朋友。但唯獨和高遠走得近。

我問李老師，高遠有沒有女朋友。

李老師說，大一過了以后，高遠和班里的周小雨談上了。當時他還納悶，周小雨各方面條件都不錯，追求的人很多，怎么會看上農村出來的高遠。后來想一想也覺得沒什么不可能的，畢竟誰都有年輕的時候。

從李老師那離開之后，我心中又升起了疑團，一個眾人眼中趨炎附勢、一心想攀附有錢人的人，為何會和家境貧寒、四處打工維生的張力，成為好友？還能收獲一段與他并不匹配的愛情？

在此之前，我已經暗中觀察了周小雨數日，也徹底查清了她的底細。

這是一個經歷簡單的姑娘，父母都是省城普通工人，她和高遠一樣，畢業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法學院，在校期間便順利通過了法考。可偌大的省城，像她這樣的年輕人比比皆是。就連頂尖法學院出身的學子，都要擠破頭爭奪工作機會，她的處境可想而知。

畢業后，她先在一家律所做了半年實習律師。微薄的薪水連房租都難以負擔，加上手里沒有案源，又恰逢疫情，舉步維艱。那段時期形勢特殊，就連我們辦案，提審嫌疑人都處處受限，她無奈之下選擇跳槽，進入一家規模中等的公司擔任法務。說是法務，平日里卻還要包攬各類文員雜活，靠著這份工作，才勉強在這座城市立足。

這我在出租屋門口攔下了她：“我們是公安局的，有一些情況想向你了解一下。”

周小雨抬眼看向我，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警官證上，逐字核對上面的照片、姓名與單位。看得出她受過專業的法學教育，不同于尋常人草草一瞥，她看得格外認真。

看清證件信息后，她便急切地追問：“是不是高遠出事了？”

我心底不由得一驚。此前我特意叮囑過李老師，嚴守高遠離世的消息，絕不向外透露，周小雨怎么會一上來就猜到我們是為高遠而來？

我神色斂去幾分，正色問道：“你為什么會覺得他出事了？”

周小雨拿出手機，翻出了她和高遠的聊天記錄。兩人的聊天記錄從2018年起便完整保留，一條都沒有刪除。能明顯看出，早在2019年寒假之前，二人就已經產生了矛盾。

周小雨屢次勸說高遠，不要回鄉實習，留在省城備考法考和公務員，可高遠態度堅決，執意要回老家發展。爭執之下，周小雨甚至撂下狠話，稱他若是執意返鄉，兩人就分手。

2019年7月之后，周小雨接連給高遠發去消息，卻再也沒有收到過回復。聊天界面里，最新一條留言就在一個月前，字里行間滿是焦急，她一遍遍追問高遠究竟去了哪里。從這些對話不難梳理出時間線。

2019年六月中旬，高遠回校領完畢業證，就匆匆返回老家，那也是周小雨最后一次見到他。

在此之前，除去論文答辯，高遠幾乎很少回校。就連答辯當天，他也是來去匆匆，兩人連當面說話的機會都沒有，為此還在微信上大吵了一架。高遠留在宿舍的個人物品，全是好友張力幫忙整理的，最后一并送到了周小雨這里。

“他突然失聯，實在太反常了。警官，高遠真不是旁人傳言的那種人，你們千萬別輕信那些閑話。”周小雨的聲音微微發顫。

“既然你覺得情況不對勁，當初為什么不報警？”我問道。

周小雨嘆了口氣，說自己去過學校轄區的派出所，民警先問她和高遠的關系，她說是男女朋友，民警又問高遠的父母為何不報案，她說高遠家人都在老家。

等她說清高遠是在老家失聯后，民警反倒批評她，說她學法律反倒不懂流程，讓她去失聯地報警。

她知道警方可以查詢出行軌跡，便再三懇求幫忙查一查，可民警始終不肯，說不能隨意調取公民個人信息。后來一位老民警勸她，查與不查都沒有意義，沒有活動記錄，不代表人已經遇害，有記錄，也不代表人安然無恙。

老民警還安慰她，倘若真出了事，高遠的父母一定會主動報警。

我靜靜地看著她，倘若這番言行全是刻意表演，那她的演技實在太過精湛。

我接著詢問：“高遠還有什么物品留在你這里嗎？”

周小雨告訴我，畢業離校前，高遠曾囑托張力，能用的東西盡量送人，無用雜物直接丟掉，唯獨書本和筆記本一定要妥善收好。她原本打算借著這一箱書，想辦法把高遠從偏遠的山村勸到省城。她心里篤定，憑著多年的感情，只要高遠過來，自己總有辦法說服他留下。可高遠總以事務繁忙為由一再推脫，讓她把東西直接寄回老家。一來二去，兩人徹底鬧掰，這箱物件也就一直留在了她身邊。

這幾年周小雨在省城數次搬家，卻始終沒有丟掉高遠的任何一樣東西。我很難想象，一個在大城市里掙扎求生的姑娘，拖著滿滿一箱厚重的書籍，一次次輾轉居所的模樣。我打開收納箱，隨手拿起擺在最上方的《人類群星閃耀時》。

我在高遠這個年紀時，也曾聽過這本書的名字，直至今日，卻始終沒有翻開過。

離開前，我沒有說出高遠已經離世的真相，只告訴她目前高遠有了一些線索，具體情況尚不明朗，調查還在繼續。同時叮囑她，不要向旁人提及我們前來追查高遠下落一事。

結束這邊的問詢，我們的下一站目標便是張力。高遠生前打出的最后一通電話，接聽人正是他。

我驅車來到這家4S店，正是午后客流繁忙的時候。我走到展廳一輛SUV前，刻意抬手招呼他。

張力很快快步走來，臉上掛著銷售行業標準化的熱情微笑，話術嫻熟老練，滔滔不絕地介紹著車輛的動力參數、油箱容積、能耗配置、質保政策。一連串專業說辭脫口而出，流暢得毫無停頓。

我靜靜地站在原地，目光落在他身上，耳邊的話術一字未入心底。

根據高遠大學輔導員的描述，張力在校期間性格極度內向，孤僻寡言，不善交際，整個大學四年，只和高遠一人走得親近，是班里最格格不入的學生，并且從未聽聞和周小雨有什么交集。

眼前這個八面玲瓏、圓滑世故的汽車銷售，和輔導員嘴里那個自卑怯懦、沉默寡言的內向學生，完全是判若兩人，根本無法重合。

我沒再繼續偽裝咨詢，直接打斷了他的介紹，開門見山，語氣沉穩：“高遠，你認識吧？”

這句話落下的瞬間，臉上的職業笑容瞬間僵住，眼神驟然失神，剛剛還靈動活絡的目光瞬間呆滯，瞳孔收縮，臉頰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漲得通紅。

足足愣了兩秒，他才帶著一絲慌亂，輕聲問我是不是警察。

我自認剛才的偽裝毫無破綻，隨即反問他怎么看出來的？

張力像是松了一口氣，說除了警察，這么多年，再也沒人會專門來找高遠了。

在我亮明身份后，張力請了半天假，執意邀請我去他的住處詳談。我順水推舟應允下來，我心里清楚，張力心中有顧慮，他不想讓同事們知道自己被警察找。

張力租住的房子是城中村一間狹小的民房，地處省城邊緣，月租僅僅三百塊，狹小逼仄，堪堪容身。

畢業短短三年，他的日子過得格外拮據坎坷。

我核查過他的履歷，畢業后半年就趕上了疫情，就業環境惡劣，他并非重點院校出身，求職并不順利，甚至有段時間要靠送外賣和跑腿維持生計，直到疫情后期，才好不容易入職4S店，算是有了一份穩定工作。

推開門，屋內雜亂不堪，地上散落著換洗衣物，桌上堆著沒清洗的鍋碗瓢盆。見我進門，張力慌忙上前，手忙腳亂地收拾滿地狼藉，局促又窘迫。

我站在門口靜靜看了片刻，沒給他過多緩沖的時間，直接拋出核心疑問：“張力，當初你為什么跟所有人說，高遠去做傳銷了？你是不是知道些內情？”

張力身形一僵，瞬間變得極度緊張，像個做錯事的孩子，眼神躲閃不定，語氣慌亂又微弱：“那是我從高遠家人的猜測里聽來的……我其實根本不信他會做傳銷，也從來不想在外人面前這么詆毀自己的朋友。”

我追問：“那你為什么特意跑去河里村找他家人？什么時候去的？”

張力連忙拿出手機，翻找出過往的購票記錄，低頭快速翻看：“具體日期我記不清了，2019年八九月份去過一次，坐的大巴。后來疫情期間又去過兩次，都是坐的火車。”

我心頭一動，瞬間想通了關鍵漏洞。

2019年8月16日，也就是高遠失蹤后的兩周，受限于汽車票購買并未聯網的原因，我此前只能核查到實名火車票、高鐵票記錄，所以并未發現張力的行蹤。

我壓下心底的波瀾，不動聲色地繼續問他，為什么三番五次去找他家人，到底為了什么？

張力連忙解釋，是因為學校的事，他們畢業要交就業登記表，高遠一直沒提交，后來徹底聯系不上了。輔導員知道兩人關系最好，說這個表關系到檔案，高遠還要考公，檔案很重要，所以一直讓他聯系高遠。

結果他發現，對方手機和微信全都聯系不上，心里慌，怕高遠出什么事，才特意跑去村里看看情況。”

我盯著他的眼睛，沉聲追問：“高遠能出什么危險？他是不是跟你說過什么？”

這句話徹底戳中了張力的情緒，他猛地抬高音量，語氣帶著壓抑與憤怒：“他最后跟我通電話的時候，說得清清楚楚！他說他要回村里考村官、干基層！還說他們河里村有黑社會，有人橫行霸道、一手遮天！”

所有零散的線索，在我的腦海里似乎串聯了起來，高遠的死，很可能和3年前那場掃黑除惡有關。

2019年掃黑除惡，我們接到線索說河里村有黑社會，名義上在河邊開洗沙場，實際上盜挖那邊的河沙。

我對河里村的情況做過功課，這里有大片河道彎曲形成的灘涂，本來村民們在這種花生，沙地里種出來的花生比土地里種出來的果子更大。如果在這里偷盜河沙，也就是在變相地毀掉村民的“良田”。

那一次，我先找到了鎮里的郭書記，他提到了一個人，吳生洪。

這人很出名，是我們這個地方知名企業家，主要產業都是和工程沾邊的業務，砂石土方、拆遷環建他都能插上一杠子。另外，他也不是河里村的人，甚至都不是這個鎮上的，是鎮里招商引資過來的。

郭書記說吳生洪是“體面人”。

但他拿出來吳生洪和鎮里簽訂的合同，卻讓人覺得這個吳真的很不體面——

2017年河里村遭了水災，村辦榨油廠和花生合作社被淹，欠了銀行一百多萬，吳生洪一把給付清，接手了榨油廠。他顯然不是做慈善的，他是看中河里村的沙地了。那一年，河沙價格最高時論斤稱重，七分錢一斤，別說河道，就算是河里村往下挖兩米都是沙子，這些價值遠在花生之上，河里村是守著金山要飯。

榨油廠就在河邊，被吳生洪改造成了洗沙場。

吳生洪這個壞慫，白天拿個協議問靠河的村民賣不賣地，村民要是答應，吳生洪晚上就把沙挖走，要是不同意，吳生洪就直接拿高壓水槍把河灘沖垮，沙到了河里就是他的了。

村民們種的花生都被毀了不說，河里村本身就建在灘涂上，上游開閘泄洪，河里村必然遭殃，再說河里村已經被淹過一次了，吳生洪開著采砂船這么個干法，要是后面發大水，整個村子都得被沖到河里去。

村里小青年最先不服氣，仗著年輕氣盛去吳生洪的洗沙場理論，可換回一頓拳腳，告到派出所去，成了互毆，要拘都拘，要放都放。吳生洪那邊的人都是劣跡斑斑的混混，進兩天拘留所當是度假了，可這幾個小青年就虧大了，所以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村民又讓支書老高去過吳生洪，可去了幾次，老高連面都見不上。老高又去鎮里找郭書記反映情況，郭書記說依法辦理，可鎮土地所來了幾次，每次都撲空。

有村民打舉報電話，市執法局來抓過吳生洪幾次，可奈何這個村太偏了，晚上開車來有一點燈光老遠也能看得見，就算摸黑過來，吳生洪的手下也是棄船逃跑，執法局只能扣一條空船回去。

一條采砂船十幾萬元，吳生洪一條船一個星期就能掙回來。三瓜兩棗的罰款對吳生洪而言根本就是撓癢癢。

一直到掃黑除惡，這個案子才引起重視。我們刑警隊從鎮長那了解完情況，到了村里，村民都搶著提供線索。我們沒想到，吳生洪這幫人膽子那么大，居然敢派人跟在警車后邊，一直幫他記黑賬，我們前腳進老百姓的門，吳生洪的人后腳就進去做工作，攆都攆不走。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這些村民哪怕回頭會挨吳生洪的打，也要給警方線索，把這慫送進去。

這群村民中，就有寒假之后一直未返校的高遠，只不過當時的我并未注意到他，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吳生洪身上，我一定要把吳生洪送進去。

當時的情況嚴峻到一般人難以想象。

那些年建筑行業的爆發式發展，盡管法律條款嚴苛，但總有不少吳生洪這樣的房地產老板愿意鋌而走險。

2009年我剛參加工作時，晚上夜查的重點，就是那些車上坐滿年輕小伙的黑普桑和大金杯，車的后備廂里，往往裝滿了棒球棍、洋鎬把、大砍刀，這些人，全是為了爭搶工地、準備約架的混混。

這些參與工地爭搶的混混，有著明確的等級劃分和報酬標準：只是站場露面、壯聲勢的，一次50塊；敢拿家伙事、參與對峙的，一次100塊；真敢動手斗毆的，一次200塊。有的混混一天能站好幾個場，甚至為了充人數會拉著職高的學生參加。

最激烈的時候，兩邊約群架的人數能達到一兩百人。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們不再爭搶工地，而是爭奪建筑行業衍生出來的各類相關產業，從土方運輸、材料供應到工地安保，幾乎都被這些混混牢牢把握。他們順利賺到了第一桶金。而這些人并沒有把錢揮霍一空，反而繼續將資金投入建筑相關領域，不斷擴張勢力，形成壟斷格局，讓正規經營者難以介入。

那些從混混堆里混出頭的人，往往最終成了商混站、沙石礦、渣土車隊、房地產的老板。這些老板身份錯綜復雜，始終游走在黑白兩道之間，交織成一張灰色利益網。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公安局要新建派出所，往往需要四處籌措物資。而這些身份特殊的老板，便會抓住機會，想盡辦法主動提供便利，甚至不惜免費提供砂石水泥。

而吳生洪就是那個混出頭的人，在沒有準確線索的情況下，我還真不能拿他怎么辦。

萬幸，河里村的村民全都在拼命舉報他，辦公室的電話從早響到晚，根本沒停過。如果我沒記錯，高遠就是村里撥打舉報電話最多的人，我重新梳理他生前的通話記錄：137通舉報。

他的舉報最早從匿名開始，到后面匿名要求回復，最后是不匿名公開回復，也就意味著實名舉報。

系統里還記錄著他的舉報事項：吳生洪在河里村盜采河沙、毆打村民，要求查處。

這就是高遠存在過的唯一痕跡。

當時我們設了好幾個線索收集電話，高遠打過多次，有很多人接過高遠的舉報電話，甚至有一個就是現在頭骨案的專案組成員。我找來他問，可我倆坐在一塊半天，也想不起來那通電話的具體內容。

更想不起來，那時候高遠是不是在公安局或者村里給我們提供過線索，有沒和我擦肩而過。

就在舉報之后不久，吳生洪最終落網前一個月，高遠永遠地消失了。

我懷疑高遠正是被吳生洪以及一眾手下所殺。

但在我拜訪了高遠的好友張力，聽他說了許多以后，我感覺這個事又變得復雜起來了。

張力說，他大學最好的朋友雖然是高遠，但在未來規劃上，倆人一直談不攏。

高遠總說，他老家是個世外桃源，老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獨特的風景和地理位置是老天爺給他們村賞飯吃。他想回去給村里開發田園生態園，讓各地的人都來他故鄉玩。

張力根本就不相信。農村能有那么好的環境？張力也是農村出來的，對自己老家的印象就是狹窄的道路、骯臟的溝渠。

他一門心思想逃離農村，留在省城，哪怕送外賣都沒有回去過。

可我知道高遠說的都是真的，那個村子是明清年間為了躲避戰亂的村民在此尋得了一處安身之所，是真正的桃花源。

高遠做的事，在他看來很不現實——生態園沒有個幾千萬下不來，高遠竟然真的在到處找錢。

張力記得，高遠最開始是找了他們班上一個很有錢的同學，想讓同學幫忙拉拉家里的投資。

要我說，高遠確實是個孩子，就他們這所二本，能認識什么巨富，一口氣掏出來幾千萬？他那同學也只不過比較擅長吹牛逼而已，后來眼看要露餡，慢慢就不回他消息了。

我有些錯愕，一個學生居然會想到拉上千萬的贊助？這和我走訪到的高遠完全是兩個人。

在他們嘴里，高遠是個極其不合群的人，性子悶，還格外小氣，全班除了張力，他幾乎沒什么能說上話的朋友，而張力能跟他玩到一塊兒，也不過是因為兩人境況差不多，都是班里最拮據的學生。

大家湊錢聚餐，永遠是別人請他吃飯，他幾乎從沒回請過一次。不少同學私下里都替周小雨惋惜，說她自身條件不差，怎么就偏偏跟了高遠這么個一毛不拔的小氣鬼。

更讓他們瞧不上的是，高遠不光小氣，還總愛吹牛。他三天兩頭跟人說自己老家山好水好，是塊沒被發掘的寶地，適合開田園生態園，甚至還在班里四處打聽，想拉投資、找合作。可全班誰不知道，他是農村出來的窮學生，連生活費都要靠課余時間出去做兼職賺，所謂的生態園，在他們眼里，不過是窮小子不切實際的白日夢，高遠因此也有外號叫“高總”。

這么說起來高遠的大學生活似乎并不愉快，所以在畢業前高遠就決定回到村里，既然生態園的路子走不通，那么就考編上岸，為村里拉投資。似乎上天也垂憐這個年輕人，那年的考試里居然有高遠老家村子工作區的崗位。

可高遠面對的最大的難題不是考試，而是擔心還沒考上，吳生洪先把他家給挖空了。張力也是農村出來的，見過那樣橫行鄉里的惡霸，所以勸他別管閑事，回省城，在學校附近租個房子，要么就業，要么考公。

況且那時候省城還有周小雨在等著他。

這個勸，高遠只聽了一半——他真的考公了，但不是留在城市的那種，而是村官。他執意要回到老家。

他還告訴張力，自己要舉報吳生洪，后來又說，他去吳生洪的沙場偷拍過，可手機被搞壞了，沒證據了。

張力很擔心高遠的處境，可高遠卻告訴他，吳生洪并沒有把他怎么樣，甚至還出錢修好了他的手機，張力又覺得吳生洪可能沒有高遠說得那么壞，哪有惡霸不打人還給修手機的？

終究是張力太過單純。真正兇狠的惡徒從不會虛張聲勢。翻閱吳生洪涉黑案卷便能發現，此人向來不親自動手施暴，反而十分會籠絡人心，逢年過節都會給村里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挨家挨戶送去現金、豬肉和糧油。

張力說，依照高遠的性格，高遠肯定會再去取證。如果高遠收集到這樣的證據的話，會在我們去河里村調查的時候交給我們，可在我印象里，從來沒有收到過吳生洪盜采河砂的視頻證據。

單純取證舉報，或許還不至于讓吳生洪動了殺人滅口的心思，但他手下一眾嘍啰行事莽撞、下手不知輕重，難保不是在沖突之中，意外釀成命案。

三年前是我親手抓的吳生洪，他的卷宗足足有二十幾本，卷宗上的每一份材料都我親自審核。

我對吳生洪再熟悉不過，可即便這樣我還是重新閱了一遍吳生洪的卷宗，因為我面對的不是一個新手，吳生洪因為多項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正在監獄服刑，現在的他就是一坨滾刀肉。

我沒料到，三年后再見到吳生洪，會是在監獄的提訊室里。

管教剛把人帶進來，他就先給了我個下馬威——隔著鐵欄斜眼掃了我一下，重重把屁股砸在對面的椅子上，眼皮垂著盯著桌面，半句話都不肯說，滿臉寫著“不想見你”。

監獄的提訊室比看守所松快些，沒那么多冷冰冰的規矩。我摸出煙盒甩了一根過去，煙卷在桌面上滾了兩圈停在他手邊：“怎么著老吳，這才幾年，不認人了？”

他拿起煙叼在嘴里，我隔著桌子給他點上，他吸了一大口，吐出來的煙圈里裹著陰陽怪氣：“有期徒刑我都判滿了，陳隊長，你還想怎么著？”

這話聽著扎人。當年抓他的時候，他可不是這副嘴臉——那時候他一口一個“理解公安工作”，說知道我們是對事不對人，還一副相見恨晚的模樣，說早就聽過我的名字，等出去了一定要請我喝酒。

我當時沒當真，現在看來他也沒當真，這三年在牢里，他心里怕是早把我扒了幾層皮。

我打了個哈哈打圓場，說沒別的事，就是想他了，順道來看看。

吳生洪是混了半輩子的老江湖，哪能信這套鬼話，知道我上門肯定沒好事，只想趕緊把我打發走，語氣越發敷衍：“當初把我關進來之后，我多少次要求見你們，你們誰來過？現在見了還有什么用？陳隊長，沒別的事就別耽誤我中午開飯，牢里飯點過了可沒人給留。”

他這話倒也不是全是裝的，確實有怨氣。當年吳生洪批捕之后剛進補充偵查，正好撞上疫情暴發，那大半年我們整個辦案節奏全停了，看守所只出不進，別說提審，連門都進不去。后來好不容易開了視頻提審，那畫質音質跟2G網似的，對著屏幕吼半天，嗓子冒煙了也聽不清對方說什么，根本問不出東西。

也是因為疫情，他的案子硬生生拖了快一年才開庭，公檢法把所有能延的期限全用滿了。一審判決下來那天，無期徒刑四個字一宣讀，吳生洪當場就傻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以為就是個打架斗毆的事，最后能定成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他到投牢那天還在喊冤，說自己是被河里村的老百姓和公安聯手坑了，說我們是拿他湊掃黑除惡的指標。

我看他手里的煙屁股快燒到手指了，又遞了一根過去，給他續上火順氣：“老吳，你也別怪我，誰讓你是賊我是兵呢？真要是換個位置，說不定你比我干得還明白。”

這話他沒反駁，悶頭吸了兩口煙，聲音低了些：“當年沒好好上學，沒的選，只能出來混。后來想著跟著政府干工程總不能出事吧？哪想到最后還是栽在這上面了。”

他說的也是實話。河里村那個項目本來就是鎮里郭書記一手招進來的，明眼人都知道是賠錢買賣，光靠郭書記的面子，吳生洪才不會當這個冤大頭。他是生意人，無利不起早，河里村那片河沙，早就在他算盤里扒拉多少遍了。

可河里村的老百姓骨頭太硬，硬生生把他告進了看守所，我們順著線索往下挖，把他前些年征地拆遷、搶工程時做的那些惡事全翻了出來，最后還牽出好幾個給他當保護傘的官員，一鍋端了。

當年吳生洪嘴就硬，那幾個保護傘他一個都沒咬出來。要是高遠的案子真是他的人干的，他更不可能招。我今天本來也沒指望一次就能審開，就是想看看他的反應——微表情騙不了人，至少能給我個判斷方向。

“2019年7月28號，你在哪？在干什么？”我突然開口，聲音不高，像隨口聊天。

吳生洪夾煙的手頓了一下，臉上明顯怔了半秒，眼神晃了一下，顯然是在腦子里飛速翻找這個日期。但轉瞬他就恢復了那副吊兒郎當的樣子，漫不經心地說：“那時候正躲你們呢，你們全城在查我，我還能干什么？東躲西藏唄。”

“你知道我問的是什么事，別跟我打哈哈。”我盯著他的眼睛，一寸都不挪開，想把他眼底那點偽裝扒開。

“那我真想不起來了。”他也不躲，斜著眼睛跟我對視，語氣里全是挑釁，“我都進來三年多了，你問我三年前的事，我哪能記得那么清楚？”

我抬腕看了眼表，已經快一點了，再耗下去也沒意義。我揮了揮手讓管教把他帶回去。

吳生洪起身走的時候，連頭都沒回。他走之后，我跟一起提審的同事對視了一眼，倆人都搖了搖頭。

他的反應太正常了，正常到就像他真的完全不知道，河里村在那天死了一個叫高遠的人。可我們誰也不敢就這么把他的嫌疑排除，從作案動機到作案條件，吳生洪，依然是最大的嫌疑人。

吳生洪是在道上混了半輩子的老油子，我從來沒指望一次提審就能撬開他的嘴。

從監獄出來，我直接在附近找了家小賓館住下。接下來整整五天，我每天早上九點準時到監獄獄政科辦提審手續，十點整吳生洪會被管教帶到提訊室，耗到下午一兩點，我才放人回去。

頭兩天他還擺著那副陰陽怪氣的架子，到第三天就扛不住了，天天錯過飯點，牢里可不會為他留飯。第五天他一坐下就拍桌子：“陳隊長，你到底還有什么沒查清的？明說！我反正已經是無期徒刑了，只要不是人命案子，什么我都能扛！”

我瞅著火候差不多了，故意沒接他的話，從卷宗里抽出高遠的證件照，“啪”地甩在他面前的桌面上，問他認不認識這個人。

吳生洪低頭掃了一眼，眼皮都沒抬就開口：“河里村那個大學生嘛，誰不認識。”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對。如果真是他派人殺了高遠，第一反應絕對是裝糊涂，要么說不認識，要么得假裝想半天。他認得太干脆了，干脆到不像裝的。

我往前探了探身子，盯著他的臉，問怎么認識的。

吳生洪哼了一聲，把臉扭到一邊，又拿上了腔調，說自己講什么也沒用，反正我也不信。

這是把自己當成證人，以為我要求他，在拿勁呢。我轉頭瞥了眼旁邊站著的管教，那是我警校的師弟，跟我遞了個眼色就轉身出了提訊室，順手帶上了門。我從包里摸出一包未拆封的華子，推到他面前。

吳生洪眼睛亮了一下，飛快地把煙捏起來塞進號服的內兜里，嘴里還嘟囔說早這樣不就完了。

我讓他少廢話，趕緊回答問題，到底怎么認識的高遠。

他說自己剛到河里村開沙場就聽說了，村里多少年沒出過這么個正兒八經的大學生，都說這娃有出息。沒想到頭一回見到對方，是在自己的廠子里：“是我手下的小子把他當小偷抓了。說他偷偷溜進廠子里拍照片，就把人扣在辦公室了，門口還拴了條大狼狗嚇唬他。”

他一聽說是那個大學生，專門從鎮上趕回廠里，問高遠跑進來干什么。

高遠梗著脖子，指著院子里的沙堆就罵，說那都是偷挖的河沙，濕乎乎的還在滴水，誰是賊誰心里清楚。

吳生洪說著自己都笑了：“犟眼子！一個讀書的學生，不好好在省城待著，跑這窮鄉僻壤來管閑事。”

吳生洪那時候不想節外生枝，也沒為難高遠，客客氣氣把人送走了。高遠走的時候還放了狠話，讓他趕緊滾出河里村，別再禍害老百姓，不然絕對不會放過他。

我越聽越覺得不對勁。吳生洪在河里村的兇是出了名的，誰舉報他他就報復誰。有次村里一個婦女騎車路過沙場，多看了兩眼，他開車帶人追了二里地，把人家連人帶車掀進了河溝里。這么個心狠手辣的主，能放過指著鼻子罵他的高遠？

“你沒打他？”我皺著眉問。

吳生洪嗤了一聲，滿臉不屑：“我欺負一個半大孩子干什么？傳出去我丟不丟人？”

“你沒打，你保證你手下的人也沒動過他？”我追問。

吳生洪語氣很篤定，說自己手底下的人，出去買包煙都得跟他匯報，打了人能不告訴他？而且他還專門給手下打了招呼，誰也不許動這個大學生。“再說了，我都無期了，你們就算給我加刑我也就這樣了，我至于瞞你嗎？”

我盯著他的眼睛，半天沒說話。他說的是實話。當年給他定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其中一條核心證據就是他對團伙的絕對控制力，手下所有人的行動都必須向他匯報，沒有他的點頭，誰也不敢私自做事。而且他剛才那句話太坦蕩了，坦蕩到不像裝的。他要是真知道高遠死了，絕對說不出這種話。

我沉默了半天，終于開口，聲音很輕：“高遠死了。”

吳生洪臉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他愣了足足有三秒鐘，才反應過來我在說什么，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圓，聲音都變調了：“死了？怎么死的？他不是出去做生意了嗎？”

這回輪到我愣住了。“你說什么？誰告訴你他出去做生意了？”

“村里都這么說啊！”吳生洪比我還激動，身子往前探著，“天地良心啊陳隊長！誰喪盡天良殺個學生娃？你不會懷疑是我干的吧？”

我看著他臉上真切的震驚和急著撇清的慌亂，半晌，輕輕嘆了口氣。“不懷疑你了。你怕他。”

吳生洪嘴硬，還想辯解，說自己不是怕，是大人不記小人過。

但我心里門兒清。我見過太多他這樣的混混了，沒讀過書，反而敬畏高遠這樣的人，怕他們未來無限的可能——比如高遠考公上岸，成為影響他們生意的人。

吳生洪，可能不是兇手。

吳生洪還在支支吾吾地嘴硬，說他不是怕高遠，就是不想跟個半大孩子一般見識。我沒工夫跟他掰扯這個，敲了敲桌子：“別扯沒用的，說點當年沒跟我交代的，河里村還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他抬眼瞥了我一下，試探著問：“我要說河里村的人自己也偷沙，你信嗎？”

“信。”我靠在椅背上，看著他，“人不是你殺的我都信了，還有什么不信的。你說。”

得到我這句準話，吳生洪像是終于找到了宣泄口，話匣子一下就打開了，倒苦水倒得嘩嘩的。

他說自己當年是郭書記親自招商引資請去河里村的，郭書記的人情面子值不了一百萬，他真正動心的，是郭書記許諾給他的全鎮工程承包權。當初郭書記帶著他去河里村考察了三四次，每次都是村支書高升全程陪著，鞍前馬后地招呼。

這些話他當年被抓的時候就說過，可我們那時候都當他是在推卸責任，沒過多久郭書記就落馬了，我們也沒深究過，他到底是先看中了河里的沙才去投資，還是投資之后才盯上的沙。那時候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確實偷挖了河沙，確實因為搶沙打了村里幾十號人。

吳生洪說，剛去村里的時候，他跟村民關系好得很。他那時候已經不缺錢了，就想攢點好名聲，真打算把村里的花生合作社辦起來。因為鎮里有項目，吳生洪索性就把辦公室設在河里村的大隊辦公室，甚至還給大隊部安裝了幾臺空調。

那段時間他天天下午去村口小賣鋪，跟老頭們打牌抽煙，誰家有個紅白喜事他都隨禮，比村支書還熱情。

可時間長了他就發現不對勁了——幾乎家家戶戶門口的地面，每天早上都是濕的。一開始他以為是潑水洗菜，后來越看越眼熟，那是濕河沙從堆里滲出來的水痕。

這幫村民，每天半夜偷偷下河挖沙，用籃子挎、用小車推，堆在自己家門口晾干。中午收沙的販子就開著車在村里轉，挨家挨戶收，一天一趟，風雨無阻。

“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一晚上能挎十籃子沙！干沙七分錢一斤，一晚上就是幾十上百塊！”吳生洪越說越激動，“我那抽砂船是厲害，可我一船抽上來，擋了全村人的財路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里村人蓋房子就地取材用點沙，政府也是睜只眼閉只眼。可全村人偷沙買，還是太過于匪夷所思了。我忍不住懟他：“你一船沙頂人家挎一年的，你還好意思說？”

“陳隊我不是這個意思！”吳生洪苦著臉，“我是說，我是真被他們坑了！”

我心里猛地一沉。

三年前抓他的時候，他就翻來覆去地喊這句話：“河里村的人太壞了！我是被他們坑死的啊！”

那時候我只覺得這個孬種無恥，在人家村里挖沙打人，還好意思倒打一耙，當時就挖苦他：“人家拿八抬大轎請你去揍人的？”他被我擠兌得面紅耳赤，最后也不辯解了，悶頭在筆錄上按了手印，領牢飯去了。

沒想到三年過去，他還在說這句話。這次我沒法不信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疫情第二年，防控沒剛開始那么嚴了，我辦案路過河里村，想順道進去看看。結果村口停著一輛大金杯，四五個年輕人蹲在路邊打牌，看見我的警車過來，呼啦一下就圍上來把路攔了。里面有人認出我是當年辦吳生洪案子的警察，可還是硬拿疫情防控當借口，說什么也不讓我進村。

當時我沒多想，只當是村里防控嚴。現在回頭看，他們哪里是防疫情，是防我看見村里家家戶戶堆著的河沙。原來河里村的人舉報吳生洪，從來不是因為他破壞環境、欺負村民。是因為吳生洪來了，壟斷了挖沙的生意，斷了全村人的財路。

那高遠呢？高遠也是這樣嗎？

我盯著吳生洪，聲音有點發緊：“高遠也偷沙？”

“高遠不偷。”吳生洪搖了搖頭，然后嗤笑了一聲，“可他爹媽沒少偷！你沒看見他家老二都開上寶馬了？”他語氣里帶著點不平：“我混了半輩子，進去之前也就開個寶馬，人家老二年紀輕輕，就開上了。”

寒意順著后脊梁爬了上來。那個打了137通舉報電話，拼了命要告倒偷沙的高遠，他知道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親弟弟也在干著一模一樣的事嗎？他舉報的，到底只是吳生洪一個人，還是整個河里村？

我想起第一次去找高國慶談材料那天，他家門口確實停著一輛寶馬三系，車標都被扣掉了。我當時還問過一句，高國慶說，是老二高興貸款買的，準備結婚用的車。

我掏出手機在公安查詢系統里輸入了高興的信息，車輛的登記日期，2019年8月20日。

高遠失蹤不到一個月后，高遠的弟弟突然有了三十多萬，買的這輛車。

我再也坐不住了。

從監獄出來，我連飯都沒吃，直接開車直奔我們市里的寶馬4S店。

銷售系統里很快調出了高興的購車合同。付款方式一欄，清清楚楚寫著兩個字：全款。

當年接待他的銷售還在店里，一提起這單生意印象特別深：“我記得太清楚了，那小伙子拎著一個黑色的旅行袋進來的，打開全是現金，一沓一沓的，連驗鈔機點了半天。二十出頭的小孩，買三十多萬的車，全拿現金，那叫一個闊。”

我干了十幾年刑警，見過太多人性的惡，可握著那張購車合同的時候，指尖還是控制不住地發涼。

我想起第一次去高家的場景。高遠的房間里擺著祭品，地上還有剛燒完的黃紙灰，我當時還以為是他們剛聽到風聲，臨時買來擺樣子的。

我摸出手機給線人打電話，讓他幫我打聽河里村的底。

電話那頭的聲音很輕，卻像重錘一樣砸在我心上：河里村賣黑沙在道上都出名了，也就公家蒙在鼓里。那是個“堡壘村”，進村就一條路，其他路口全讓村民用土堆堵死了。村口村尾永遠停著大金杯，村里的小年輕就在車邊上打牌，不是本村的車，根本不讓進。

那條路我走了不下幾十次。我每次去，都只看見筆直干凈的水泥路，路邊種著綠樹紅花，地上連個碎紙片都沒有，比城里的小區還整潔。村民們在院子里打牌聊天，老頭老太太蹲在墻根曬太陽。

最開始他們看見我還有點怕，因為吳生洪的人就守在村口，可緊接著就會撲上來，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拉著我的手哭訴吳生洪的暴行，求我給他們做主。

當年我有多動容，現在就有多惡心。他們握住我手腕的那雙手，甚至可能還沾著高遠的血。

我強迫自己深呼吸冷靜下來。光靠這些推測定不了罪，我必須把當年漏掉的線索，一根一根撿起來。

高遠的微信賬單我看過無數次，之前只注意到他的消費大多是勤工儉學賺的，父母偶爾轉個三百五百，賬單停在2019年7月初，零錢里還有幾百塊沒動。這次我把賬單導出來，一筆一筆逐行核對。

2019年5月12日，一筆1350元的轉賬，收款方是鎮上一個姓王的老太太。

我找到老太太家的時候，得到了一個讓我渾身發冷的消息：這是房租錢。從2019年5月開始，高遠就從家里搬出來，在鎮上租房子住了。而他的父母，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跟我們提過。

我們在鎮西頭的老居民樓里找到了高遠的出租屋。房東是一對七十多歲的老夫妻，兒女都在外地，自家蓋的二層小樓空著，就改成了沒備案的小出租屋，一間房一個月150塊，水電另算。1350塊，正好是九個月的房租，交到2019年年底。

不知道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高遠一次性交了九個月的房租，所以他失蹤的頭半年，房東根本沒察覺異常。緊接著疫情就來了，整座城市都停了，別說一間小小的出租屋，整條街的租客都走得干干凈凈。房東說，反正房子也租不出去，就沒收拾，所有東西都原封不動留著。

也正因如此，我見到了高遠留在這世上，最后的痕跡。

房間很小，十來平米，幾乎沒什么值錢的東西。一套洗得發白的舊被褥，幾件簡單的洗漱用品，剩下的大半空間，全堆著本專業的書，法律職業資格考試的真題，每一本都畫滿了記號，寫得密密麻麻。

書桌上放著一個磨得起毛邊的棕色筆記本，工工整整記滿了申論熱點和答題框架，字寫得很端正，一筆一畫，像他這個人一樣，板正，認死理。

我拍掉封面上的灰，隨手翻了翻，一張照片從紙頁里滑了出來。

照片上是兩個半大的男孩，在河邊的沙地上嬉鬧，眉眼一模一樣，是少年時的高遠和高興。陽光潑在他們臉上，兩個人笑得眼睛都瞇成了縫，露出一口白牙。

我盯著照片看了很久，心里堵得發慌，喘不上氣。按下快門的，應該是他們的父親高國慶吧。

桌角放著一個沒拆封的快遞盒。我拆開看，是一件藏青色的男士POLO衫，尺碼是XL，款式很穩重，根本不是高遠這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會穿的。是買給他父親的禮物。

我忽然想起走訪時村里人說的話：當年高家兩口子砸鍋賣鐵供高遠讀大學，那些年高國慶逢人就挺起胸脯，說“我大兒子是大學生，是咱河里村最有出息的娃”。

在他的書堆里，我還發現了一些考公的教材，不由得回憶起張力說的，高遠考公的事兒。

后來我們又去人社局查的檔案。確認了他考公的事實，而且幾乎到了最后體檢審查的環節。但工作人員也說了，這個孩子沒來交材料，視為自動放棄。

讓我意外的是，他即將被錄用的不是傳統性質上的村官，還是帶有選調性質的那種。這個崗位2009年的時候我也考過，比考取普通公務員還要難，最后落榜了，而同期考上的那幾位，基本都是縣處級的干部。

河里村是個自然村，沒有村官崗位，上面的行政村才有。如果高遠真的成為行政村的村官，下轄幾個自然村，他不僅有權阻止挖沙亂象，甚至還有正當的招商引資的權力，帶著一筆幾十萬的資金建廠修路。

他距離建設河里村的目標只差最后一步了。

可不知道為什么，他這段日子里好像并不開心。

我看到他的床底下，堆著三個空啤酒箱，里面整整齊齊碼著空啤酒瓶。

之前所有的走訪里，沒有一個人說過高遠愛喝酒。房東后來跟我念叨，說偶爾會撞見這個租房的小伙子，深夜一個人在房間里喝悶酒，一開燈，眼睛里全是紅血絲。他性子太悶了，不愛說話，房東一開始還以為是自己年紀大了，跟年輕人聊不到一塊兒去。

高遠，你到底還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我在高遠的賬單和通話記錄里，翻到了另一個人的名字——劉強。

高遠微信里沒錢的時候，劉強前后給他轉過三次錢，加起來六百塊。除了父母和弟弟高興，劉強是唯一一個還和高遠保持聯系的河里村人。調了檔案才發現，倆人從小學到高中，整整十二年都是同班同學。

這哪里是普通朋友，是穿一條褲子長大的發小。

劉強現在在市區一家房產中介做銷售。這幾年房地產行業不景氣，他的日子顯然不好過，租住在城中村的民房里，房間又小又暗，桌子上堆著外賣盒，墻皮都掉了一半。他看見我們找上門的時候，一點都不意外。高遠的死訊在河里村早就傳開了，他肯定早就從村里人嘴里知道了。不知道是生活磨的，還是村里給的壓力，他整個人透著一股唯唯諾諾的勁兒，說話都不敢抬頭，明顯藏著心事。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開門見山，問高遠算不算是他朋友。

他聲音很小，眼睛盯著地板，說算，小學到高中都一個班。

我給他戴“帽子”，說這哪算是朋友，分明就是發小，光屁股長大的交情。他也沒否認。

“可惜啊，你的發小死了，死得不明不白，連個說法都沒有。”我把話說得很重。

劉強的臉一下子漲紅了，嘴唇動了動，最后還是憋出一句：“我不知道。”

我問他高遠在家的時候，跟他說過什么沒有，卻看見他把頭埋得很低，說太久了，自己記不清了。

我換了個話題，指著他桌子上堆的書，要他說說高遠是個什么樣的人。

“他比我強。”劉強的聲音帶著點澀，“我沒考上大學，他考上了。”

“上不上大學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你怎么樣。”我翻了翻他桌子上的書，是自考本科的教材，還有英語單詞本，“我看你微信給他轉過六百塊，你干中介掙點錢也不容易，能給他轉錢，這發小夠意思了。”

我拿起一本英語真題，“怎么，想考個文憑？”

他提起這個，臉上露出點難堪，說自己沒學歷，找工作到處碰壁，現在就差英語二了，卡了好幾年，很難。

我問他考了幾年了，他說從2019年開始考的，考到了現在。

我心里猛地一動，盯著他問：“是高遠讓你考的，對不對？”

劉強沉默了。他低著頭，肩膀微微抖著，過了好半天，才從嗓子眼里擠出一個字：“是。”

“你這個發小，是真對你好。”我看著他，“他自己都被逼得走投無路了，還想著拉你一把，讓你考個文憑，別跟村里其他人一樣，偷一輩子沙。可惜就這么死了，死得不明不白，連個給他說話的人都沒有。村里人說他讀書讀傻了，說他勢利眼，連他同學都這么說，你也這么覺得嗎？”

這句話像一根針，一下子扎破了他所有的偽裝。

劉強猛地抬起頭，眼睛紅得嚇人，一下子就掉眼淚，幾乎是對我哭著大吼：“高遠不是那樣的人！他從來沒瞧不起過我！他是被村里人逼走的！”

話匣子一打開，就再也收不住了。

劉強說，高考那年他只夠了大專線，家里不讓讀，說大專沒用，浪費錢，他就輟學了。那時候他自卑又不甘，慢慢就跟高遠疏遠了，總覺得自己一個沒考上大學的，跟人家大學生站在一起矮半截。

河里村跟他們一般大的年輕人，沒幾個念完高中的，大多初二初三就輟學了，半夜跟著父母下河偷沙，白天賣完沙就泡在臺球廳、網吧混日子。劉強融不進去，在村里像個異類，心里卻一直羨慕高遠。有一次他去省城辦事，走到了高遠的大學校門口，站在門口看了半天進進出出的學生，終究沒敢撥通高遠的電話。

這份隔閡，直到高遠畢業回村才慢慢解開。

那時候村里人都在背后嚼舌根，說高遠讀書讀傻了，大學畢業還不是沒工作，連個正經飯碗都沒有。

劉強那時候不知道高遠考公的事，居然還松了口氣，覺得自己跟高遠的差距沒那么大了，兩人這才又慢慢走得近了。

可沒過多久，高遠就開始“管閑事”了。他不止告吳生洪偷沙，連村里人偷沙他也管。有一次幾個村里的年輕人半夜偷沙，被高遠撞見了，他站在河邊攔著不讓拉，被那幾個人圍起來打。

那天劉強也在旁邊偷沙，看見高遠被打，想都沒想就沖上去把他拉了出來。

從那以后，倆人就像從前上學的一樣，重新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劉強偶爾會去高遠的出租屋，買兩瓶啤酒，就著花生聊天。高遠總勸他，趁著年輕考個自考本科，拿個文憑，將來也能考公考編，別跟村里人一樣，偷沙偷不了一輩子，總不能一輩子都活在泥里。

劉強就是聽了他的話，才開始準備自考。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高遠成了河里村的公敵。他走在街上，什么都沒干，就有人往他腳邊吐口水，他去小賣鋪買東西，老板也故意不賣給他，他家里的玻璃，半夜總被人砸。他沒跟家里吵，也沒跟任何人鬧，就自己收拾了東西，從家里搬了出去。

雖然我早就推測出河里村全村偷沙的事，可當這句話從劉強嘴里，作為一個河里村村民親口說出來的時候，我的身體還是控制不住地發抖。這不再是我的推測了。這是板上釘釘的事實。

我深吸了一口氣，努力壓著嗓子里的顫音，問他：“村支書呢？高升他不知道嗎？”

劉強突然笑了。

是那種帶著點嘲諷、又帶著點絕望的冷笑，他看著我，眼神里寫滿了“你怎么會問出這種問題”的荒謬。

劉強搖了搖頭，聲音很輕，卻像重錘一樣砸在我心上：“我從記事起，河里村就是老高家說了算。這種事，他能不知道？”

河里村，坐落在本地母親河的一道回彎處。

大河奔流數十萬年，在這里沖出來一片平緩的灘涂，自古先民筑城依山傍水，卻極少有人愿意在大河回彎處安家，水患太兇，養人也吃人。相傳是明清年間，幾戶人家為了躲戰亂，逃到這與世隔絕的地方，一代代繁衍生息，才有了今天這百十戶人家的村子。

可村子太小了，小到地圖上只配占一個針尖大的黑點，連行政村的標準都夠不上，只是個自然村。

也正因為太小，鄉鎮黨委換屆的時候，從來沒人把這個村子的支書位置放在心上——屁大的地方，一沒好處二沒油水，誰會搶著來當這個破官？

于是這個位置，就成了老高家的世襲頭銜。

高升，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坐了二十年。上一任書記是他小叔，再往上一任，是他父親。河里村就兩大姓，高家和劉家。高家人丁興旺，盤根錯節，村支部里從支書到委員，清一色全姓高。

兩大姓的仇，結了好幾代。早年為了搶河畔那幾畝能種糧的好地，鬧過好幾次大規模械斗，鋤頭鐵鍬都見了血，恩怨纏了一輩又一輩。直到1998年那場大洪水，河水漫過堤岸，整個村子泡在水里，差點全淹了。政府花了大價錢修了好幾道攔河壩，水患除了，地也沒什么好搶的了，這才消停了幾十年。

后來全國經濟騰飛的那二十年，河里村成了被時代徹底遺忘的角落。房地產開發、招商引資、村村通修路架橋都繞著走。所有紅利都跟這個村子沒關系，老百姓守著優質河沙，眼睜睜看著周邊的村子一個個富起來，蓋樓房買小車，他們困在這河灣里，一步都動不了。

高升比他爹他叔都有眼界，也有魄力。

前些年借著鄉里的扶貧政策，他牽頭辦過村辦企業，搞過花生合作社，帶著村民在沙地里種花生，開了油坊榨花生油，自產自銷，那幾年村里確實過了幾天安穩日子。可小作坊終究斗不過大市場，沒技術沒銷路沒規模，慢慢就撐不下去了。2017年又趕上上游泄洪，廠房和合作社全泡了水，還欠了銀行一大筆貸款。

劉強告訴我，從那時候起，村里人就盯上了腳底下的河沙。

而吳生洪的到來，不僅沒能從泥沙上占到便宜，反而成了飼養他們本地人的養料。

根據劉強的口述，再結合吳生洪的口供，我回想起多年前的那場掃黑除惡，發現表面上看是我大獲全勝，將吳送進監獄。可以是換個角度，還真不好說到底是誰是真正的黑，真正的惡。

吳生洪說，他起初為村子還了那筆花生油的欠債，高升就馬上找上門，又讓他給村里修一條水泥路。修路得幾十萬，平白無故誰愿意出這個錢？吳生洪沒答應。沒過幾天，他的工程車就進不了村了。

一群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太，往路中間一躺，說大車把他們家房子震裂了，不給錢就別想過去。吳生洪再狠，也不敢動這些老人，碰一下就是人命，他只能拎著十萬塊現金去找高升協調。

高升沒收錢。他語重心長地勸吳生洪：“就當給村里人行善了，修條路，以后你在村里辦事也方便。”吳生洪只能捏著鼻子，出錢修路。

可修路哪有那么順當？

沿路的人家，當修路隊經過家門口的時候，就會跳出來要錢，說占了他家的地，震了他家的墻。吳生洪一開始還找高升協調，高升兩手一攤：“村里的事，也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你自己看著辦吧。”

吳生洪本來就一肚子火，這下正好找到了發泄口。他帶了幾個小弟，去那幾家鬧得最兇的家里，一頓收拾。從那以后，再也沒人敢要錢了。而這些打人的黑賬，后來一筆一筆被村民上報給我們，成了吳生洪“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核心罪證。

我讓吳生洪說出那幾家鬧得最兇的人，無一例外，全都姓劉。那是村里除高姓以外的另一個大姓。

高升是管不了，還是故意不管？是不是在借吳生洪的手，收拾村里那些不聽話的另一支大姓？

我一時不知所措，要知道，辦吳生洪案子的那大半年，村支書高升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們隊里十幾號人蹲在村里辦案，沒地方吃飯，天天在村部搭伙。高升天天親自下廚給我們熬大鍋菜，貼的油餅又香又脆，殼子焦得掉渣。村民最初害怕吳生洪報復，不敢出來作證，也是高升挨家挨戶去做工作，拍著胸脯給人家打包票，說有警察撐腰，不用怕。

后來調查大學生高遠的命案，也是高升這個村書記，負責幫忙聯系村民來配合警方給線索的，都是他。

我對他的幫助一直很感激，可當時卻沒想過，為什么只要是他帶來的人，給到的線索都是無效。

我調出高升2019年7月28日晚上的話單，那一夜很反常，高升的電話沒有斷過，似乎發生了什么大事。而他聯系的4個人，都是村內閑散的社會人員。

我放出線人，又去查詢幾人銀行的資金流水，兩方帶回來的線索都是——這4人均為盜采河砂人員。

一陣刺骨的寒意，從我后脊梁一直躥到天靈蓋。

我決定對所有涉及此案的人進行突擊審訊。

先是將高遠的父母和弟弟哄來隊里，同時，那4名涉案的社會閑散人員也被抓捕，押送他們回來的過程里，我故意讓兩撥人相見。他們誰也不知道，對方被審訊了沒有，又對警察交代了什么。

這是第一步的心理戰，而第二步，就是將所有人分開進行審訊。

第一個進來的是高國慶。還是那個看起來老實巴交的老農民，穿著洗得發白的舊棉襖，縮在椅子里，恨不得把自己揉成一團消失。臉上是恰到好處的困惑，像所有無辜的受害者家屬一樣，對著我重復了無數遍的那句話：“警官，什么時候能抓到殺俺兒的兇手啊？”

我開門見山，問高國慶什么時候知道兒子去搞傳銷的？

他說都是高遠同學說的。

“哪個同學？什么時候說的？在哪說的？”我盯著他，一句一句緊追不放。

他一開始還能打馬虎眼，東拉西扯，被我問得急了，干脆拍著桌子發起了脾氣：“你這警官怎么回事！不去抓兇手，天天揪著我問這些沒用的！你是不是拿我當嫌疑人了？我兒子死了！我是受害者！”

我定定地看了他半分鐘，沒說話，站起身走出了詢問室。

值班室里，高興和他母親正等著。

高興頭都沒抬，窩在椅子里抱著手機打游戲，手指敲得屏幕啪啪響。他母親坐在旁邊，垂著頭，一聲接一聲嘆氣，就像痛失愛子的母親。

我走過去，一把抽走了高興的手機。

他一下子跳起來，滿臉怒氣，問我干什么。

“你哥的冤屈還沒洗清，你還有心思打游戲？”

“我打游戲怎么了？我有這個自由！”他梗著脖子喊。

我沒跟他廢話，揪著他的衣領直接把他拽進了審訊室，指著那把冰冷的鐵椅子：“坐。”

高興往后退了一步，皺著眉喊那是給嫌疑人坐的！他不是嫌疑人！他不坐！

我笑了，說他講對了，這就是給嫌疑人坐的。今天他要是說不清楚買寶馬的錢哪來的，這位置他非坐不可。

他還在嘴硬，說錢是自己掙的，公安局管不著。這種沒見過世面的小孩最好唬。

我靠在桌子上，慢悠悠地說：“刑法里有個罪，叫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聽過嗎？說不清錢哪來的，就是犯罪，先關進去蹲著，等查出來是偷的、搶的、還是殺人換的，該怎么判怎么判。”

高興的臉一下子白了，腿都開始抖，支支吾吾了半天，終于憋出來一句是爸媽給他的。

我再次走出審訊室，叫來了最后一個人。

高遠的母親。從始至終，她的表現都無懈可擊——永遠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目光呆滯，嘴里念念有詞，像所有被悲傷擊垮的母親。丈夫和小兒子接連被審，她也沒什么反應，只是坐在那，嘴里嘟囔著我聽不清的話，多半是在給兒子叫魂。

我拉了把椅子坐在她對面，一言不發地盯著她。足足盯了五分鐘，她才終于停下了嘟囔，抬起渾濁的眼睛看著我，像剛反應過來一樣：“警官……找到殺俺兒的兇手了嗎？”

“找到了。”我看著她的眼睛，沒再說下去。

她發出一聲尖利的干號，拍著大腿哭，問是誰害了她的兒子。

我沒接她的話，換了個話題，聲音很輕：“跟我說說高遠小時候吧。”

她愣了一下，眼淚還掛在臉上，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回憶，聲音軟了下來，說高遠從小就懂事。學習從來不用她操心，回回考第一。

小時候放學就去河邊釣蝦，回來她給高遠炸著吃，高遠就愛吃這個，但舍不得吃，還往他弟弟碗里夾。

初中她一個星期給高遠五十塊錢。高遠都花不完，攢著，再給錢他就說還有，叫她留著給弟弟蓋房子。

上大學人家放假都回家玩，高遠留在省城打工，送外賣、發傳單。她叫高遠回來，說家里能出學費。高遠又說，錢留著給弟弟娶媳婦，學費他自己能掙。這個母親說著說著，眼淚不停往下掉。

我打斷了她：“高遠也是你身上掉下來的肉，你就不心疼嗎？”這句話像一把刀，一下子捅破了她所有的偽裝。她突然放聲大哭，哭得撕心裂肺：“俺心疼啊！俺怎么不心疼啊！可俺沒辦法啊！”

我放緩了聲音，把那件從高遠出租屋拿回來的、沒拆封的POLO衫放在她面前：“這是高遠出事之前，給他爸買的禮物，快遞都沒拆。你告訴我，高興買車的錢，到底哪來的？”

她看著那件藏青色的衣服，終于徹底崩潰了，趴在桌子上哭得喘不上氣哭了足足十分鐘。

與此同時，我得到消息，另一邊的審訊室里有人扛不住了。

那4位社會閑散人員當中，有人承認，當晚他們和高遠發生沖突，并且辯解在追打過程中高遠不慎落水，因高遠在河邊長大他們并未在意，后來他們才知道高遠溺死。

這是個很精巧的說法，如果按他們的供述，高原的死亡成了意外事件，就算我們咬牙頂著壓力辦，也只能是過失致人死亡，這是個很輕的罪名，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就是過失致人死亡的一種，刑期才三年以下。

而高母對著我拿出的POLO衫，哭完了以后，承認當晚村支書送來50萬元封口費。

她聲音抖得不成樣子，說是高書記給的。那天晚上，高書記來他們家了，說高遠跟人吵架，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了。還說這事要是鬧出去，全村人都得完，這個家里的小兒子高興也別想有好日子過。

“他給了俺們50萬，叫俺們對外說，遠兒去搞傳銷了，再也不回來了……”

她的這個供述，倒是能和前面的幾個社會閑散人員的說法串聯起來，她們一家和村支書頂多是包庇犯罪，而那幾個閑散人員也是過失致人死亡。

我不信。

我分別找了4個閑散人員，說了同樣的話。告訴他們這案子就是故意殺人，因為和你追逐打鬧，人家落水了，你一不施救二不報案求助，相當于眼睜睜看著別人淹死，這就是不作為的故意殺人。

“不信你翻翻刑法書，故意殺人可是要吃槍子啊！”

當然沒有什么書給他們翻。他們也只能跟著我，去看網上的一些我挑選好的判決案例，讓他們相信這個事就是故意殺人。等他們有了相信的跡象，我再放餌——

要是查清楚了，說不定只是故意傷害致死，那么找到動手的人就行，其他人小事。還是跟現在一樣不說話，那就是故意殺人，沾邊就死。

4個閑散人員開始互相供述，狗咬狗了。

果然，4個人里有一個主要負責動手的，會指責別人也動了手。而另外三個人，口供會和那一個人不一致。四份口供一比較，就看出誰撒謊了——當然是那個下手最狠的。

最后我來到那個人面前，告訴他：“你的那些兄弟都供了哈，你供不供無所謂的。”

最后連他也認了，結合這幾個人和高遠家人的口供，我得以了解到那一天晚上發生了什么——

努力考上村官，即將重建村子的高遠，最后是被他的父母和村民聯手殺死的。

這幾個人說，把高遠埋在了他從小長大的河堤下面，那片他小時候摸魚釣蝦、長大了拼命守護的河灘。

剛發現死者是高遠的時候，我在村里走訪過他的過去。

大部分村民對他印象很淡，只知道這孩子讀書好，初中就出去住校了，是村里這么多年唯一一個考上省城重點大學的娃。高遠母親說，小時候，高興最崇拜的就是哥哥。哥哥帶著他在河里摸魚，放學回家教他寫字，高興小時候總拍著胸脯說，“我以后要跟我哥一樣，考一中，考大學！”

可讀書的苦，從來不是嘴上說說的。高興的成績越來越差，高遠回家給弟弟補課，可最后高興還是只去了一所中專。走到哪兒，都有人拿他們兄弟倆比，說你看你哥多有出息，你怎么就這么不爭氣。

高興越來越煩這個哥哥，曾經最親密的兄弟，越走越遠。到最后，他心安理得地花著用哥哥的命換來的錢，開上了夢寐以求的寶馬車，連一句愧疚都沒有。

也許就是因為早早出去讀書，高遠從來沒見過這個村子最丑陋的一面。

他以為這里還是他小時候那個安安靜靜的河灣，以為鄉親們還是那些看著他長大的長輩。

審訊高國慶的時候，我問他，為什么能忍下心，不給自己的兒子報仇。

他咬著牙，紅著眼睛說：“你不知道他回來之后，我有多難。”從小最聽話的孩子，讀書讀傻了。不肯去考公務員，不肯留在省城，非要回村里，說要搞什么生態園，要幾千萬投資，異想天開。

最讓他受不了的，是那天高遠看見家門口堆著剛挖回來的沙，指著他的鼻子問：“爸，你怎么也干這個？這是犯罪！”他讓高遠別管閑事，這小子梗著脖子跟他吵。

高國慶急了，掐著他的脖子把他扯到巷口，指著家家戶戶門口堆著的河沙，吼他：“你看！全村都在挖！有本事你把全村人都抓進去！”

那天父子倆不歡而散。這事很快就在村里傳開。陸續有村民來找高國慶。客氣點的就說他兒子讀書好，趕緊回省城找工作吧，考出去多好，別在村子里待了。不客氣地直接罵他兒子胳膊肘往外拐，要害了全村人。

高國慶一開始還挨家挨戶賠罪，想著等兒子氣消了，回省城就好了。

可他沒想到，高遠開始準備村官考試了。他是真的打算留在村里，真的打算把這件事管到底。

或許他和村民都不知道，高遠如果成為村官，能為這個村，甚至周圍幾個村都帶來不少發展——至少他們需要靠訛詐吳生洪才能得到的公路，高遠不需要大家違法亂紀，也能為村里落實好。

父子倆吵得一次比一次兇，最后高遠收拾了東西，搬去鎮上租了個小房子，再也沒回過家。

高遠母親說，她偷偷去找過兒子幾次，給他送衣服送吃的，想勸他回家。高遠不肯松口。她好幾次看見兒子臉上帶著傷，問他怎么弄的，他死活不說。

我能想象到他當時的樣子。名牌大學畢業，懂法，成績好，一輩子順風順水，相信邪不壓正，相信道理能說通所有人。他覺得吳生洪不可怕，覺得鄉親們只是一時糊涂，只要好好說，總能勸回來的。

可他不知道，在這個封閉了幾十年的河灣里，道理是最沒用的東西。擋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而且，他考公的消息，報名審核都在鎮上，完全有可能被人通風報信給了村支書高升。

不到一個月，他就出事了。除了劉強，沒有一個村民愿意告訴我，那段時間高遠到底在做什么。我只能從他的消費記錄和通話記錄里拼湊：他有時候在村里，有時候在鎮上，大部分時間，他都在河邊。

我不知道他一個人，攔過多少次偷沙的三馬子，挨過多少次打，被吐過多少次口水。沒有人幫他。他想保護的人，全都站在他的對立面。

最后那天，他碰上了4個村里的閑散人員，開著三馬子，拉了滿滿一車河沙，七八百斤，能賣好幾百塊。高遠跑過去攔在車前面，讓他們把沙倒回去。雙方起了爭執。

4個人的口供不一樣。有的說，是高遠先動手推人，他們還手的時候，隨手拿起了挖沙的鐵鍬。有的說，早就看他不順眼了，打他也不是第一次了，高書記說了，得給他點教訓，讓他懂點事。

尸檢報告里，那個頭骨上的窟窿，終于有了答案。是鐵鍬，很重、很快的一下，砸在了他的頭上。

我以前辦過一個類似的案子，鋤頭敲在頭上，紅的白的流了一地，受害者抽搐了半天，才咽了氣。

高遠的結局也是這樣。

三年里，村民們一點點挖著河堤的沙，河堤慢慢垮了。河水漫上來，終于把他的白骨，沖到了陽光下。

殺人后，4個閑散人員六神無主，第一時間就找了高升。

河里村偷沙是有規矩的，可以用鏟子挖可以用框子裝，就是不能用機械，用機械的話，這片沙灘很快就會被衛星拍攝發現。之所以這幾個小青年能用的三馬子，都是高升許可的。

高升是支部書記，他從來不親自偷沙賣錢，這幾個用三馬子運沙的閑散人員一直都是跟村支書分成的，出了事，自然也只能找他做主。

高升讓他們四個人一人出了十萬，自己又添了十萬。河里村賣沙全是現金交易，家家戶戶床底下都藏著現金，湊五十萬，不是難事。

當天夜里，高升帶著錢，敲開了高家的門。他跟高國慶夫婦說，高遠跟村里幾個年輕人起了爭執，追打的時候不小心掉河里了，沒救上來。

高國慶第一反應是要報警，要給兒子辦喪事。

高升按住了他，問他：“你想好了？報警了，警察查起來，高遠為什么大半夜去河邊？為什么跟村里人打架？到時候全村偷沙的事都得露餡，百十口人全得進去。你家老二還沒找對象，以后你們家在村里還怎么待？”

最先松口的是高興。他坐在旁邊，玩著手機，頭都沒抬，說了句：“爸，算了吧。”

沒有人問高遠的尸體埋在哪。

沒有人說要把兒子撈上來安葬。就當他是掉河里沖走了，“沒撈上來”。

后來我提審高興的時候，罵過他：“你哥的買命錢，你花著不心虛嗎？”

他梗著脖子說：“我哥是自己掉河里淹死的。”

“是不是淹死的，你心里清楚。”

他不說話了，憋了半天，最后蹦出來一句：“他就是讀書讀傻了。從小成績好有什么用？最后還不是回村里混？還不如我一個中專生過得好。”

抓高升那天，是我親自去的。他就坐在自家院子里，抽著煙等我，沒跑，也沒反抗。

審訊室里，他把所有事都認了，說得理直氣壯：“河里村的人，祖祖輩輩守著這條河，就靠這點沙過日子。吳生洪是外人，搶我們的飯碗，我們告他。高遠是我們老高家的種，胳膊肘往外拐，非要給人普法，斷全村人活路。他的死是意外，我拿五十萬給他家，是仁至義盡。我不后悔，我是為了全村百十口人的活路。”

我看著他，沒說話。到死，他都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也沒問他，高遠的死，是否和他即將成為村官有關。有些真相，我永遠不會知道。

案子結了兩周后，我們押著四個年輕人去指認埋尸地。水鬼在河里撈了兩天，除了最初的頭骨，再也沒撈上來其他的骨殖。

河堤邊站滿了圍觀的村民，沒有人哭，沒有人愧疚，他們指著我們竊竊私語，眼神里全是冷漠和怨恨，再也沒有三年前送錦旗時的感激和親熱。在他們眼里，我們不是為民除害的警察，是斷了他們財路的仇人。

村民偷沙都是零散的，單筆數額小，證據也不全，最后沒有一個村民因此被定罪。我們只能聯系了航警，每天派無人機在河道上空巡邏，只要有人靠近河邊，就用高音喇叭喊話警告。

偷沙的事終于停了。

張力、周小雨，還有高遠生前幾個要好的大學同學，專程從省城過來，想給他辦一場追悼會。他們原本以為高遠的骨殖會安放在殯儀館，可現實是，除了送檢損耗的部分，剩下的遺骸就裝在一個物證袋里，安安靜靜地放在我們單位的物證室。

高遠的大部分家人因為包庇罪都進了看守所，沒人來領走他的骨殖。我破例申請了手續，讓小周他們在物證室外面的走廊里，給高遠辦了一場簡單的告別儀式。

那天周小雨的眼睛腫得像桃子，她愛了好幾年的少年，最后只剩下了一根手指就能拖起來的重量。周小雨走的時候跟我說，她要辭掉公司的工作，去做一名真正的律師。

身處這個簡陋葬禮的我，看著眼前這幾個少年，心想他們曾經都是高遠身邊親近的人，或多或少，人生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只是我沒想過影響會那么大——

去年，我辦理一個案件時，遇到了周小雨。她成了我抓的嫌疑人的代理律師。她穿著打扮成熟了很多。她告訴我，她祭奠完高遠回去之后就辭職了，來到我們這個城市加入了一家律所。問到個人近況，她說還沒找到心儀的另一半，未曾有過婚戀。

張力祭奠完高遠后，我就再也沒見過他。還是周小雨告訴我，張力踩著30歲年齡線，考到了外省某城市的警察崗位。我和他通了一次話，能聽出他對當年案件的遺憾。

他說感謝我。當年我為了查案，去他出租屋的時候，看他真的生活很沉淪。我勸他，一個法學生干銷售太浪費，要做點有意義的事情，警察是公務員中最好考的崗位。最終他聽了勸，邊工作邊考試，踩線上岸。

關于劉強，他讓我印象很深。他在高遠失蹤后開始自考。

因為劉姓家族在河里村本就不受待見，劉強曾經試圖尋找過高遠，甚至在出租屋里找過，但被村里人威脅后，家里人也勸說劉強放棄，劉強沒有勇氣做第二個高遠，無奈選擇離開了河里村。

他記得高遠對自己的勸告，拿到了學歷證書。在去年的三支一扶考試中上岸，現在負責鄉鎮普法宣傳工作。

這些少年都邁向了美好的未來，唯獨高遠和河里村陷入沉寂。

我還記得，指認現場那天，我買了一束白菊花，放在高遠死的那片河灘上。這個孩子，死的時候才24歲，死在2019年的夏天。如果他再多撐半個月，就能看到吳生洪被抓，我們端了這個最大的偷沙團伙。

如果他能撐到冬天，就能看到疫情封路，沙販子進不來，河里村的偷沙產業，自己就蕭條了。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就能看到他當年規劃的那個生態園，真的有人做了。

他真的很聰明，有遠見。他想走的路想做的事都是對的，只是他太急，又太善良。這樣的年輕人，總是在不合時宜的時候，相信這個世界是講道理的。

他沒能等到那一天。

政府牽頭投了好幾個億，在隔壁鎮打造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濱河生態園，搞農場，搞旅游，甚至還有游船和漂流，成了我們這兒的文旅名片，帶動了周邊好幾個村子致富。原本規劃里是有河里村的。

只是此案告破后，規劃里不再包括河里村。

河里村的年輕人，因為沒有偷沙的收入，選擇了外出打工，河里村逐漸成了空心村。

很多年過去，我總是會突然想起剛剛來到河里村，吳生洪被批捕的那天。河里村的村民敲鑼打鼓，抬著一面燙金的大紅錦旗送到我們刑警隊，上面八個大字：掃黑除惡，人民衛士。

那天的宣傳照片，至今還掛在我們局官網的先進事跡欄里。

照片上，我站在錦旗的左邊，穿著警服，笑得一臉燦爛，覺得自己辦了個漂亮的大案，給老百姓出了氣。高升站在錦旗的右邊，穿著洗得發白的夾克，笑得一臉淳樸，像個老實本分的村支書。

我們倆并肩站著，對鏡頭笑，錦旗在我們中間，紅得刺眼。

心理學上有個說法，叫“路西法效應”，是說殺死一個人，很多時候不需要一個十惡不赦的惡人，只需要一群再正常不過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出自認為合理的選擇。

河里村就是這樣。

給錢的高升，收錢的父母，花錢的弟弟，閉嘴的村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每個理由單獨拿出來聽，都像那么回事。

寫出《路西法效應》的作者津巴多在書的最后提了一個問題：在一個所有人都服從的系統里，少數不服從的人會怎樣？

答案是，他們會被系統識別為bug，然后被修復。

高遠就是這么被害的。

他活著的時候，全村沒有一個人站在他那邊。

但死了后才慢慢被時間還原。

后來發生的事一件件證明了，高遠當年的堅持，是對的。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小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