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毛主席在1945年托人向美國總統羅斯福傳達意愿：希望親赴華盛頓與其面對面會談
1943年冬末，開羅會議間隙的走廊里，美國總統羅斯福低聲對身邊顧問說：“如果中國戰線垮了，我們在太平洋就要再多死幾萬人。”這句隨口而出的判斷，后來被他的智囊們寫進報告，成為調整對華政策的理由之一。彼時的華盛頓清楚，日本陸軍主力被拖在中國戰場，是“先歐后亞”戰略得以實施的前提。
羅斯福愿意讓蔣介石走上世界舞臺，于是有了“四強”中的中國席位，也有了《開羅宣言》中“歸還東北、臺灣”的條款。蔣的國際地位被抬升，美國對國民政府的貸款、租借物資一箱箱從駝峰空運而來。但戰局并未因物資傾斜而出現預想的轉機。1944年春，豫湘桂戰役爆發，日軍長驅直入，國府最精銳的部隊連丟城池，重慶上空天天拉響警報。
戰爭吃緊，華府決意再找另一只“手”幫忙。國務院內部出現了截然不同的聲音——一些年輕外交官與戰地將領認為，共產黨控制的陜北根據地或許能成為突破口。謝偉思在電文里寫道：“他們打得準，民心向背看得出。”眼下美軍也籌劃“莫克萊爾計劃”，準備在山東登陸，需要一支熟悉華北、山地作戰的內線力量。于是，“迪克西使團”得到批準。
1944年7月22日，十幾名美軍制服的軍官乘C-47運輸機在延安機場落地。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迎上前，笑著說：“歡迎遠道而來的朋友。”包瑞德隔著翻譯回以一句：“我們想看看真正拖住日軍的人。”幾日內，他們參觀了南泥灣的大生產運動，觀摩359旅實彈演練，還跟陜北老鄉同吃小米飯。隨行軍醫記下這樣一句話：“這里的戰士鞋子打補丁，可行軍速度比我們快得多。”這些觀察與照片，很快被加急電報送回華盛頓。
好評聲中卻夾雜火藥味。10月，一名隨團信號兵在太行山前線遭日軍炮火擊中身亡，提醒美方這是血淋淋的戰場而非田園考察。同時，重慶方面對“外賓”在解放區的熱絡頗為緊張，蔣介石頻頻致電赫爾利，要求“統一對美口徑”。駐華大使赫爾利立場鮮明，他在給國務院的密電里寫道：“共產黨只是另一種專制，我們不宜被其表象迷惑。”
年底，華府氛圍急轉。史迪威被召回、包瑞德突然遭撤換，迪克西使團改組。觀察組成員希契臨行前夜與毛澤東長談。毛遞上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只說：“如總統能聽聽另一面聲音，中國前途也許不同。”希契回到華盛頓后，卻發現羅斯福正被國內的選舉與歐洲戰事牽制，文件一直躺在“亞洲事務”抽屜里。
1945年1月，周恩來借機在昆明向美軍聯絡官再次轉達領袖意愿：“毛澤東準備親赴美國，共同商討對日作戰。”對方沉默片刻，只回一句：“我會盡力報告。”這份口信在途中古怪地失去下文，華府隨后放棄了原定的山東登陸，選擇從硫磺島、沖繩跳島推進。延安方面得知消息后，重新調整戰略，將更多兵力投入華北自衛戰。
如果說迪克西使團曾打開一道窗口，那么1945年的春風尚未吹進就被倉促關上。美國的政策被國內反共聲浪推著走，國府重新握緊華盛頓拋來的援助，而延安則把目光投向更北的方向。多年后，被迫離職的謝偉思在回憶錄中寫下：“我們看見了另一種中國，卻沒有說服自己的政府去理解它。”他沒料到，那扇短暫敞開的門一關就是幾十年。
中美之間在戰火中上演的這場接近與疏離，既有戰場形勢的逼迫，也有意識形態的暗流。羅斯福未能等到毛澤東親赴華盛頓便于1945年4月離世，迪克西使團的報告也在文件柜里蒙塵。戰后，翻開的卻是另一頁更為艱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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