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50歲壽辰,眾多文化名人為其寫詩慶賀,熊十力卻用“禿禿禿”諷刺,引發熱議
1943年初夏,悶熱的江風在重慶上空翻滾。大禮堂里燈火通明,國民政府為蔣介石籌辦五十壽宴,名流云集,座上珠聲環繞。有人忽然想起缺了“當世大儒”熊十力,便派人去請。未幾回來稟報:“熊先生只寫了三字詩——‘禿禿禿’。”廳中霎時寂靜,隨后是敷衍的掌聲與尷尬的笑。那一刻,人們才真正意識到,這位滿腔鋒芒的哲人從不肯與權勢握手言歡。
誰是熊十力?若只靠“禿禿禿”三字來理解他,未免失之膚淺。三十多年前,他還只是湖北黃岡一個少年,家中破敗,卻偏偏腹有詩書。清末動蕩,他十五歲便挎槍從軍,朝著孫中山的革命號角奔去。武昌城頭的炮火教會他一句殘酷真理:要想救國,不止需熱血,終究還要思想。辛亥硝煙散盡,他脫下軍服,轉身投入書卷,改名“十力”,取義《大智度論》所言“佛有十力”,自信滿滿,仿佛與圣賢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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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北平、赴金陵,再折回杭州,他在講堂里叩開心性之門。歐陽竟無座下,佛學經典隨手拈來,卻又不肯囿于舊章。他苦參十年,終寫成《新唯識論》,試圖以心體之學彌合儒、釋、道與西方哲學的裂痕。那一年,蔡元培專程邀請他入北京大學,“你講吧,罵也好,打也好,學生需要當頭棒喝。”果然,初上講臺,他拳頭落在桌面轟然作響,嚇得坐前排的學生集體后撤。有人小聲嘀咕:“熊先生脾氣大。”他挑眉反問:“學問若無火氣,只配做碑文,何談活命?”
學界風云讓熊十力名聲鵲起,也讓政界盯上了他。抗戰正酣時,蔣介石多次托人相邀,愿出巨款為他建“國學研究院”。熊十力看都不看支票,撕得粉碎。有人勸他權作籌辦學校的經費,他只冷笑:“以兵權起家,卻要買心。”這番話很快飄進陪都中樞,惹得蔣介石直捶扶手,卻拿他毫無辦法。國民黨內的文士嘆氣——這位固執的先生,寧肯在樂山的瓦屋下給學生講經,也不肯在官邸坐擁錦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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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蔣的距離越遠,他與另一股力量的距離反倒拉近。1938年冬夜,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燈未熄,董必武和周恩來與熊十力促膝而談,探討如何以儒家禮學凝聚抗戰意志。董老敬茶,“先生,此去山城艱難,仍愿開壇授學?”熊答:“國難當頭,講一頁心法,也算抱薪。”微茫燈火中,幾位老人對民族未來的憂思交織在一起,留下的卻是后來鮮為人知的深厚情誼。
1949年,長江滾滾北去,歷史翻到了新的一頁。毛澤東在廣州召集工作人員:“把熊十力找來,北京需要他。”許多人詫異:這位桀驁書生向來不與權貴同席,能否捧上天安門城樓?然而當北平城頭再響禮炮時,熊十力已悄然坐進了政協大廳。開會間隙,他遞上長達數萬字的《建立國學與哲學研究院建議書》,字字鏗鏘。毛澤東翻閱后笑言:“老熊,你是要給新中國打地基。”又指著他的瓜皮帽問,“這頂帽子可有年頭了?”熊十力撫須答道:“舊帽未壞,新帽不必急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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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權初期,知識分子處境并非盡如人意,然而熊十力在北大講壇依舊痛陳“心物不二”“仁義內在”之理。學界批評他復古,他反詰:“若無根,何談枝葉?”1953年,梁漱溟在政協會上與毛澤東爭議鄉村道路,輿論沸騰。眾人猜熊十力會否出手相助,他卻只寫了封信,勸梁“與人爭,不如與理爭”,既不作陪襯,也不落井下石,照見了他對朋友與道義的一線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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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毛澤東再邀熊十力進中南海,夜話五經、新知與國事。談罷,毛送客廊下,拍拍他的肩:“先生多保重,您是‘國寶’。”熊回以一禮,步出宮墻,仍頂那頂洗得發白的瓜皮帽。抗戰中許過的諾言——“為后世存經、為天下開太平”——他一直記得。那之后數年,身患重病的他仍寫下《新唯識論補》和《明心篇》,試圖給蒙昧者點一盞燈。
1968年春節前夕,84歲的熊十力在北京病逝。遺稿鋪滿案頭,一支舊毛筆橫臥窗臺。有人感慨,這位半生懣怒、半生清明的人,始終堅守一句話:“學術不可欺,良知不可賣。”于是,那年夏天,當舊友整理遺物,翻出一張早年泛黃的紙條,上書仍是當年宴會上的那三字——“禿禿禿”。世事沉浮,紙面已脆,墨色猶黑,似在悄聲提醒:知識分子的光芒,不必借助政權的燈火,自能照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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