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發院張丹丹：應該給中國勞動者減負，建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在這樣一個大環境里，讓所有人都輕松些的辦法，可能還是亨利·福特一百年前發動汽車制造浪潮時所倡導的：讓更多人有錢消費。

最近，在第一財經《2026下半年經濟展望》的節目里，北大國發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張丹丹拋出了一個聽起來不那么“主流”的判斷：

“中國的勞動力，其實他的時間基本上都在工作，工作時長全球最高，收入卻不高。我希望在保證收入的前提下，讓中國人減負?！?br/>

張丹丹給出了一個具體抓手，就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如果把鏡頭再往前撥半年，今年3月兩會期間，騰訊《兩會·深觀察》專訪張丹丹時，她已經把這套邏輯講得更透，當時“縮短工時、增加休假”是社會熱議話題，但她潑了一點冷水和一點亮色：“單純強制提升工資或縮減工時，可能導致企業削減就業崗位，反而最終會傷害勞動者?！?/p>

相比之下，張丹丹更傾向于建議通過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優化財稅政策等組合拳，來推動社會財富分配更多向勞動者傾斜。

更早一點，2025年1月張丹丹在第一財經談“建筑用工減少、農民工勞動力分流”時，就已經把“提高最低工資”定位成“行政干預勞動力市場提高工資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并給出了一個很關鍵的實證判斷——2012—2017年間最低工資調整對就業確有影響，但2017年之后，從數據上看，最低工資對就業基本沒什么影響了。

三條線索拼在一起，張丹丹建議的完整畫像就更清楚了：她不是抽象地在喊“漲工資”，而是在零工規模擴張、平臺算法定價權失衡、內需偏弱的當下，用“提高最低工資”這條路，去解決勞動者工時過長、收入仍薄、消費被擠、生育意愿低的新問題。

張丹丹是北大國發院副院長、北大博雅青年學者，她的研究領域之一是勞動經濟學，她長期跟蹤流動人口、零散就業群體。她不是那種坐在辦公室里只看宏觀數據的研究者。

她會跑流水線、跑建筑工地，對農民工、騎手這群人工時之長，累度之深有直接的體感。

正是因為這種體感，讓她在“縮工時”輿論最熱的時候，沒有跟著喊口號，而是先問了一句：騎手最反感的不是“沒時間休”，而是“強迫休息”，因為平臺的單價激勵是跟時長綁定的，想多掙就得熬時長。

所以她得出的結論是：縮減工時的前提，是保障單位時間工資水平不降；否則有閑和有錢之間就是個死結。

這也是她把“提高最低工資”擺上臺面的根本原因——它不是單純為了“漲工資”而漲工資，而是想給平臺算法那個“隱性錨”往上抬一抬。

張丹丹在《2026下半年經濟展望》里有一句很技術性的話：

“我們發現很多平臺算法，它背后可能很大程度上參考的是最低工資去制定的小時工資。如果提高最低工資的話，是不是可以使得這些平臺，或者是零工的整個的市場工價會有一點點提升？”

這句話值得拆開看。

外賣、網約車、即時配送這類零工市場，表面上是“撮合定價”，但底層跑的是一套按單量、按時長、按完成率的計件加計時算法。

當“最低工資”是全社會對“一小時勞動最低值多少錢”的法定背書時，平臺在設“基礎單價 / 超時單價 / 活動補貼”的時候，天然會把它作為一個隱性下限——再低就觸及合規紅線，再高就要自己吞成本。所以這個“錨”一旦抬升，算法的“地板價”會跟著動，零工市場的整體工價會有一定上行壓力。

那么中國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到底有多長呢？

張丹丹給出的對比很扎心。OECD（經合組織國家）每周工作30多小時，中國平均勞動者每周工作40多小時，農民工群體每周工作50多小時，外賣小哥等平臺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長達到了驚人的60多小時。

過長的勞動時間會直接擠壓兩件事。第一，消費時間。上班時間越長，意味著下班越累，一個人身體上的疲憊，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來休息，所以很多上班族下班后根本就沒有精力出門吃飯消費，也很難周末帶娃出去放松一下。

第二就是生育撫養時間。這也是低生育率的一個隱性解釋變量。

但這里還有個悖論：你要讓他少干，他就少掙；他要保收入，就只能多熬。所以給勞動者“減負”，在張丹丹的語境里不是“少干活”這么簡單，而是“同收入前提下少干點”，或者“少干點也能拿到差不多的錢”，這意味著必須要把“單位時間工資”頂上去。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一個負責任的建議，不是只講好處不講代價。張丹丹自己在去年1月的訪談里，就曾說過“提高最低工資”的另一面：

一方面，工資處于最低工資水平線以下一點的這部分勞動力，工資提高之后，勞動成本上升，用工單位可能就沒辦法雇傭那么多人了，就會減員。在勞動力市場，特別是低收入勞動力，可替代性非常強，只要一提高工資水平，企業背負成本走高，就一定會選擇收縮產能，減少用工數量。

這是經典的最低工資就業效應。

但張丹丹也給出了另一個觀察到的現象：

根據我們的測算，大概是在2012到2017年最低工資調整會對就業產生影響……但在2017年之后，從數據上來分析，最低工資對就業基本沒有什么影響了。這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工資本身在最低工資附近的人就相對較少。

這段很重要，它說明今天這個時間節點再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業測的風險要比十年前小得多。

這也是張丹丹1建議的“科學性”底座。她不是簡單拿國外文獻說事，是先看我們自己的時變效應，再說話。

把張丹丹這條建議放到2026年的宏觀語境里，能看出它不止是勞動話題，還是內需話題。

第一，目前消費率尤其是服務消費不足，是這一輪經濟恢復的短板。一個人一周工作60小時，累到回家只想躺著，服務消費從哪里來？勞動時間長等于可支配時間少，這就會導致服務消費起不來，內需偏弱。

而減負本質上，是把勞動者從“純生產側”的“牛馬”，往“消費側”挪一挪。

第二，零工規模已經大到不能再用“非正規”的舊眼光看了。外賣、網約車、同城配送、眾包家政，幾千萬人的就業市場，定價權在平臺算法手里。而張丹丹所說的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其實是給這個幾千萬人就業的市場一個法定的價格底線參照，它不會立刻讓騎手時薪翻倍，但可以讓騎手更輕松一些。

但如果只是提高最低工資有用嗎？

用處可能并不大。

當我們單純強制提升工資或縮減工時，可能會導致企業削減就業崗位，這樣反而會傷害到勞動者。

所以提高最低工資是錨，但不是全部。配套的至少還有幾塊：

1. 財稅側：對吸納低收入務工者的中小微企業，能不能在社保、增值稅、所得稅上有一個對沖？不然最低工資一提高，邊際企業直接縮崗，反而可能傷害勞動者自己。
2. 平臺側：算法能不能把“時長掛鉤單價”松一松？現在很多騎手是“不到N小時不給沖單獎”，這才是逼人熬60小時的真兇。
3. 社保測：零工的工傷、醫療、養老，能不能更順利地接上？張丹丹提減負，減負的不只是工時，還有保障的缺失。

互聯網時代，一個人說的話很容易被簡化，張丹丹原話是“在保證收入的前提下，讓國人減負。另一處說的是讓零工群體能在工資不變甚至輕微上漲的情況下，減少每周的工作時長，享受到更好的社會福利。

這兩句話合起來，才是她的真意。

所以“提高最低工資”在這套邏輯里，是個杠桿，撬動兩件事：一是零工市場的算法定價地板，二是“勞動回報/資本回報”的相對比重。

張丹丹這套建議最值得聽的地方，不在于“漲工資”這三個字有多響，而在于她既蹲過騎手群、又跑過回歸表，知道他們累成什么樣，也算過政策調完會怎樣。

在2026年下半年這個節點，這種“體感 + 數據”雙在線的話，比單純的宏觀敘事要更值錢。

在今天這樣一個大環境里，讓所有人都輕松些的辦法，就是讓更多人有錢消費。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