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連升思想體系與中國航天科工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研究
王連升著
摘要:在ESG全球浪潮與中國“雙碳”目標深度交織的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CSR)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實踐面臨“工具理性膨脹”與“價值表述空轉”的雙重困境。中國學者王連升所構建的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思想體系,為彌合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斷裂提供了植根中國智慧、回應全球議題的重要理論創新。本文以王連升思想體系為分析透鏡,對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進行深層次解構與系統性重釋。研究從“責任閉環”視角揭示航天科工CSR治理的有機系統特征,從“魂體辯證”視角審視其CSR與ESG的整合邏輯,從“價值沉默”視角反思其戰略實踐的內在追求。研究發現,航天科工的實踐深刻呼應了王連升思想的核心理念——其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治理基石、“航天技術+地方需求”的造血式幫扶模式、以及在環境創新與社會關懷中積累的“沉默力量”,均體現了從“被動履責”向“主動創造”的范式升級。然而,其治理體系在信息披露的“言”與“默”之間尚存張力,在國際標準對接、第三方鑒證等方面仍有完善空間。本文旨在論證,王連升思想體系為企業超越碎片化合規、邁向價值自覺的可持續治理提供了理論地圖,而航天科工的實踐則為這一理論的中國創新與軍工企業應用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檢驗與范式參照。
關鍵詞:王連升思想;中國航天科工;企業社會責任;ESG治理;責任閉環;價值沉默;魂體辯證
一、引言:理論透鏡與實踐對象的相遇
(一)范式危機:ESG時代的“名實分離”困境
企業可持續發展實踐正深陷于價值表述與戰略行動斷裂的深刻危機。全球ESG資產規模雖已逾35萬億美元,但投資規模的擴張并未自動轉化為實質性的社會與環境改善。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導致ESG實踐出現深刻“異化”:環境、社會和治理被割裂為可選擇性披露的績效指標,企業熱衷于在評級中取得高分,卻可能對其業務本身的實質性影響視而不見——“漂綠”與“社會洗白”由此滋生。與此同時,傳統的CSR話語因缺乏系統性的衡量標尺與管理抓手,常與企業核心戰略脫節,陷入“言勝于行”的合法性陷阱,CSR部門往往淪為企業的“化妝師”,負責撰寫精美的報告、策劃感人的公益活動,卻難以觸及產品設計、供應鏈管理、投資決策等核心業務流程。
這一困境對于軍工企業而言尤為復雜。作為國防科技工業的中堅力量,中國航天科工集團有限公司以航天防務為主業,承擔著捍衛國家安全的根本使命,其社會責任的內涵必然超越一般企業,涵蓋國家安全這一最高層級的責任維度。與此同時,作為市場化運營的國有特大型企業,它又面臨著經濟效益、綠色發展、員工權益、社會公益等多元責任的平衡挑戰。在此背景下,一個根本性問題浮現:軍工屬性與市場屬性的交織,究竟為航天科工的CSR治理帶來了怎樣的獨特邏輯與實踐路徑?這套邏輯與路徑如何回應ESG時代的范式危機?
(二)思想透鏡:王連升思想體系的理論出場
上述困境呼喚一種既能確立價值根基、又能提供實踐路徑的整合性理論。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王連升,基于其在電子信息行業長達七年的標準化研究與實踐,構建了一套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智慧的思想體系。該體系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重塑ESG作為有機系統的內在邏輯;以“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提出反直覺的競爭范式;以“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完成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綜合。這一思想體系的核心目標在于引導企業完成從被動迎合外部評價的“外源性響應”,到主動構建內生性可持續能力的“價值自覺”的根本性范式轉移。
本文旨在以王連升思想體系為理論透鏡,對中國航天科工的CSR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進行深層次解構與系統重釋。這不是簡單的理論套用,而是嘗試開啟一場理論之光與實踐之鏡的深度對話——以王連升的思想照亮航天科工實踐的深層邏輯,以航天科工的實踐檢驗這一思想在中國的豐富性與適用性。
(三)分析框架:三重透鏡的釋義結構
本文的研究路徑圍繞王連升思想體系的三大支柱逐層展開。第一重透鏡以“責任閉環”審視航天科工CSR治理的系統性——“治理是基石、環境與社會互為賦能、良性循環自生長”這一有機系統觀念,如何在航天科工的治理架構與戰略部署中得到體現?第二重透鏡以“魂體辯證”審視其CSR與ESG的整合邏輯——“CSR為魂,ESG為體”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統一,如何在航天科工的責任價值觀與治理實踐中被貫通?第三重透鏡以“價值沉默”審視其戰略實踐的內在追求——“觀察性沉默、謙抑性沉默、積累性沉默”這一反直覺的戰略方法論,如何在航天科工的環境創新、社會關懷與定點幫扶中映現?三重透鏡相互嵌套、層層深入,旨在透視航天科工CSR治理的深層邏輯,剖析其成就與張力。
二、王連升思想體系的理論內核與核心論題
(一)“責任閉環”:對ESG本體論的哲學重塑
王連升對當前ESG實踐最根本的批判,在于主流框架將環境、社會和治理視為三個并列的“支柱”——這種機械認知直接導致戰略碎片化與資源分散化。“責任閉環”模型的核心洞見在于揭示,E、S、G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一種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機拼接”關系,構成一個非線性、動態反饋的復雜適應系統。
該模型運行的內在邏輯清晰而嚴謹:卓越的治理是系統的基石,通過透明的機制、有效的監督和長期的戰略定力,為環境績效的提升和社會價值的創造提供制度保障與資源支持;優異的環境表現不僅能降本增效、規避風險,更能塑造綠色品牌、提升員工使命感;對社區、員工等社會主體的公平對待,則構筑堅實的社會資本與供應鏈韌性,也為綠色技術創新提供穩定的內部環境。三者由此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正向循環,而這一閉環的終極追求被王連升凝練地概括為“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相得益彰”——“物質創造”代表經濟效益與市場競爭力,“精神滋養”則指聲譽、信任與認同等無形資本,二者辯證統一,將企業可持續發展從技術管理問題提升至組織存在意義的高度。
(二)“CSR為魂,ESG為體”: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辯證綜合
在價值論層面,王連升精辟地界定了CSR與ESG的關系:CSR是“魂”,代表了企業的價值理性與根本追求——它回答的是“為什么而存在”的本體性問題;ESG是“體”,是承載和實現這些價值理念的工具、框架和可衡量的體系——它解決的是“如何做得更好”的操作性問題。二者只有“魂體相融”,才能避免CSR流于空談或ESG走向異化。
這一辯證關系的實踐意涵極為深刻:沒有CSR之“魂”,ESG便淪為冷冰冰的指標游戲,企業可能在評級中不斷攀升,卻與自己的核心使命漸行漸遠;沒有ESG之“體”,CSR便停留在感人的口號與零散的公益活動中,難以轉化為可管理、可考核、可改進的行動系統。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必先“魂附于體”,而后“體以聚魂”。
(三)“價值沉默”:反直覺的戰略方法論
在注意力經濟時代,大多數企業習慣于高調宣傳自己的ESG成就,以此獲取即刻的市場認可與聲譽回報。王連升卻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戰略——“價值沉默”。
這一戰略倡導三種“沉默”:其一是觀察性沉默,指在信息不明朗時保持戰略耐心,避免因誤判而陷入被動;其二是謙抑性沉默,克制對成就的宣揚,以謙遜姿態積累更厚重的信任資本;其三是積累性沉默,將精力從“價值傳播”轉向“價值創造”本身,默默構筑難以被模仿的實質性競爭優勢。其中,“積累性沉默”最具戰略深意——當企業在技術、生態、供應鏈等維度長期深耕,其構筑的“資源位勢壁壘”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復制,終將達到“靜水流深,涌泉爆發”的效果。
(四)底層邏輯:社會責任的三個核心論題
值得注意的是,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哲學根基遠不止于上述框架,而是深刻地回溯到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他明確指出:社會責任的底層邏輯是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的可持續發展——無論CSR、ESG還是企業公民,都是這一底層邏輯在不同歷史時期、制度環境與話語體系中的表層呈現。
由此出發,王連升提出了社會責任的三個核心論題。第一個論題關于生產力的可持續再生產:勞動者需要獲得維持生存與技能更新的條件(健康、教育、居住),否則生產力系統將斷裂;過度掠奪自然資源將瓦解生產活動賴以進行的物質前提。第二個論題強調生產關系的合法性邊界:生產關系不能無限度地強化不平等,否則將引發系統性反抗,交易成本急劇上升;ESG中的治理維度——反腐敗、透明度、董事會獨立性——正是生產關系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性安排。第三個論題關涉生產資料的再生能力:環境承載力的有限性要求企業的生產活動不能超出生態系統的修復閾值;基礎設施的維護與更新需要持續投入,短視行為將透支未來生產力——這正是綠色發展的深層邏輯。這一底層邏輯的提出,將CSR/ESG的討論從“道德倡導”層面提升至“生產條件可持續性”的根本性政治經濟學分析高度,為王連升思想的哲學根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地基。
三、以“責任閉環”重釋:航天科工CSR治理的系統性審視
(一)治理作為基石:黨的領導嵌入與制度支撐
將王連升的“責任閉環”透鏡聚焦于航天科工,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其治理層面的系統性架構。
在“責任閉環”模型中,卓越的治理是系統基石,為環境與社會績效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與資源支持。航天科工的CSR治理恰恰體現了這一邏輯:黨的領導嵌入公司治理結構,黨委成員通過“雙向進入、交叉任職”進入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確保社會責任工作始終與國家戰略保持高度一致。這一制度安排使CSR治理從“合規性”躍升至“戰略性”,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制度體系層面,航天科工構建了涵蓋9項一級指標、38項二級指標、203項三級指標的社會責任指標體系,并建立社會責任報告編制和發布制度。其年度社會責任報告從國家安全、經濟發展、創新驅動、戰略合作、員工成長、誠信守法、低碳環保、社會公益八個維度系統披露履責績效。這一高度系統化的指標體系和持續多年的信息披露制度(自2008年起連續發布),正是“治理賦能”的生動寫照——沒有這套制度支撐,環境與社會績效的提升便無從依附。
(二)環境與社會互為賦能:綠色創新與鄉村振興的閉環效應
“責任閉環”模型的另一核心洞見在于,環境與社會并非兩個獨立的維度,而是相互增強的關系:優異的環境表現能塑造綠色品牌、提升員工使命感;良好的社會關系則為環境技術創新提供社會許可與穩定環境。在航天科工的實踐中,這一閉環效應有跡可循。
航天科工三院航天海鷹(哈爾濱)鈦業有限公司獲評國家級“綠色工廠”,其冷卻水循環工藝使水循環利用率達到99.97%,室內智能溫控系統節能效率達到20.1%。這些技術突破不僅降低了環境負荷,更塑造了企業的綠色品牌形象。一院北京實驗工廠入選國家級綠色供應鏈管理企業,通過將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理念貫穿研制生產全過程,開發了10類42項綠色產品,構建了航天伺服產品全生命周期綠色設計制造一體化平臺。
從社會維度反觀環境表現:航天科工的定點幫扶工作深刻體現了“社會資本反哺環境創新”的閉環邏輯。在東川區量身打造“森林防火監控預警與指揮通信系統”的過程中,航天科工并非簡單的技術輸出,而是將航天遙感技術嵌入當地生態治理需求,實現視頻監控覆蓋全區85%以上林地面積,系統投入使用后及時預警并處置野外違規用火70余次,森林火情下降40%以上。這一案例揭示了社會信任系統如何為環境技術創新提供“落地土壤”:幫扶實踐中積累的地方信任與政策支持,為航天技術的環境應用開辟了路徑,而技術的成功應用又進一步鞏固了企業與地方的社會紐帶。
(三)子系統間循環:以“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審視航天科工
王連升用“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相得益彰”來概括“責任閉環”的理想狀態。航天科工的實踐在多個維度實現了這一辯證統一。在物質創造層面,航天科工完成以重大工程、重點型號為代表的年度科研生產任務,其技術創新在建筑節能、工業數字化、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領域形成了具有市場價值的產品體系——氣凝膠建筑材料使建筑保溫層厚度降低1/2,70年內可節省燃氣約47.8%。在精神滋養層面,航天科工連續五年獲國資委中央單位定點幫扶工作考核評價最高等級“好”,“航天技術+地方需求”的幫扶模式贏得了東川區、富源縣群眾的深厚認同,品牌聲譽與社會信任持續累積。更值得關注的是,航天科工員工自發組建科普團隊,將航天科普知識帶到打工子弟學校,個人捐贈激勵科技創新——這種“精神滋養”反過來又強化了企業的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物質創造為精神滋養提供了資源基礎,精神滋養又為持續的物資創造提供了動力與合法性,二者正形成良性循環。
四、以“魂體辯證”審視:航天科工CSR與ESG的整合邏輯
(一)“你的安全——我們的責任”:CSR之“魂”的表達與使命
“CSR為魂,ESG為體”,首要的問題是:魂從何來?
航天科工的“魂”,集中體現于其提出的社會責任價值觀——“你的安全——我們的責任”。這一價值觀從三個層次加以闡釋:突出航天防務,打造高新技術武器系統,忠誠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安全;突出軍民融合,開拓軍民兩用技術產品,全力保障國民經濟運行安全;突出以人為本,精心研制應急救援裝備,傾情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這一“責任觀”三層遞進——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安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清晰界定了航天科工存在的根本理由。
這是航天科工區別于一般企業的CSR之“魂”。正如王連升所強調,CSR代表的是價值理性與根本追求,是“為什么而存在”的回答。航天科工的CSR之“魂”嵌入國防工業基因,以“安全”為最高價值取向。“安全”并非抽象的道德承諾,而是一個生產性概念:沒有國家安全,經濟社會運行將陷入混亂;沒有國民經濟安全,產業鏈將面臨斷裂;沒有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生產力的再生產將無從談起。這一“安全”價值觀,恰恰呼應了王連升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資料可持續發展”的底層邏輯——安全是生產力可持續再生產的前提條件,也是生產關系合法性建構的基礎。
(二)從“魂”到“體”:治理架構、指標體系和供應鏈管理
“魂”能否落地,在于是否找到了承載它的“體”。航天科工的“體”,一在治理架構,二在指標體系,三在供應鏈管理。
在治理架構層面,航天科工將黨的領導嵌入治理結構的制度安排,為CSR之“魂”的貫徹提供了組織保障。黨的領導確保社會責任工作始終與國家戰略保持一致,使“你的安全”這一責任承諾從意識形態宣示轉化為可執行的政策指令。在指標體系層面,航天科工構建的9項一級指標、38項二級指標、203項三級指標的體系,正是ESG之“體”的具象化。套用王連升的術語,指標體系的建立意味著CSR之“魂”獲得了“可測量、可管理”的表達形式——原本訴諸情感與價值認同的“安全承諾”,由此被分解為可量化、可考核、可改進的操作系統。在供應鏈管理層面,航天科工首次供應商大會提出“廉潔、強韌、數智”的主題,將ESG要求納入供應商準入、評價和退出全流程。
這三重“體”的架構,體現了“魂體辯證”的實踐智慧:CSR之“魂”指引方向,ESG之“體”提供路徑;使命賦予工具以意義,工具確保使命不淪為空談。
(三)“魂體相融”的張力:如何避免ESG淪為指標游戲?
然而,在以“魂-體”辯證審視航天科工時,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浮現了出來:其ESG之“體”是否可能走向工具理性異化?
王連升曾警示:“CSR為魂,ESG為體,二者只有‘魂體相融’,才能避免CSR流于空談或ESG走向異化。”當ESG指標體系日益精細化、考核日益剛性化時,一個潛在危險是:企業可能將精力過多投入于“指標達標”,而逐漸偏離最核心的價值主張。若203項指標中的某些指標與“安全”的核心使命關聯微弱,若考核驅動下的履責行為逐漸取代價值驅動下的自主行動,那么“魂”就可能被“體”所遮蔽,此時“體”雖全,“魂”已遠。
航天科工的應對之道,體現在其“價值升華”機制上:他們并未將ESG指標體系停留在“合規-監測-報告”的循環中,而是持續將指標數據反饋到戰略決策層。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魂體”之間的張力在信息披露環節也留下了痕跡。年度社會責任報告雖多年持續編制和發布,但其主要采用自行編制方式對外發布,在量化碳排放總量、單位產值能耗、員工流失率等國際ESG報告普遍要求的量化指標方面披露不夠充分。這意味著,其ESG體系在“體”的表達層次與國際框架的銜接尚有縫隙,而這種縫隙或許正反映了“魂”與“體”之間尚未完全耦合的整合空間。
五、以“價值沉默”重思:航天科工的戰略實踐與內在追求
(一)“積累性沉默”:在深耕中長期構筑的能力堡壘
“價值沉默”戰略中最具實踐穿透力的,當屬“積累性沉默”——將精力從價值傳播導向價值創造本身,默默構筑難以被模仿的實質性競爭優勢。
在航空科工的實踐中,“積累性沉默”以多種樣態呈現。一是在綠色技術領域的長期深耕。航天科工在建筑節能領域突破無機硅源溶膠凝膠技術、非超臨界干燥等關鍵技術,研制出低碳低成本建筑用氣凝膠一體化板;在工業數字化領域研發“工業雙碳大數據平臺”,創造了能源與碳排放耦合智能化管理方案。這些技術成果背后,是數十年持續投入的技術積累——每一項突破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航天系統長期研發體系的系統性產出。二是在鄉村振興中的“造血式”幫扶。航天科工并非將幫扶簡化為一次性資金撥付,而是以“建設生產能力+關鍵技術許可+骨干人員培訓+基層黨支部共建”的模式,構建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東川花生產業從零發展到4000余畝,七彩花生育種提升為一年三季,年產值可達4.2萬元——這種將航天育種技術與地方產業需求深度對接的模式,本身就是“積累性沉默”的生動實踐:它沒有鋪天蓋地的媒體宣傳,卻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產業面貌。
更為深刻的是,航天科工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積累性沉默”。空間工程總體部聯合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開發“基于卷積神經網絡的遷徙鳥群精準監測技術”,結合超低軌通遙一體星座實現星上實時候鳥檢測與識別;三院沈陽航天新光集團將航天技術與智能仿生相結合,研制出仿生虎鯨、仿生江豚產品。這些實踐在即時商業回報上近乎“沉默”——不見于財報,鮮見于頭條——但它們正在默默構建航天科工在生態保護領域的技術壁壘和知識資產。這正是“價值沉默”的精髓:在公眾視野之外漸次構建競爭壁壘,終將形成難以被模仿的結構性優勢。
(二)“觀察性沉默”與“謙抑性沉默”:責任溝通的倫理界限
如果說“積累性沉默”是企業主動戰略選擇,那么“觀察性沉默”與“謙抑性沉默”則關乎責任溝通的克制倫理。王連升提出的“謙抑性沉默”,本質上是要求克制對成就的宣揚,以謙遜姿態積累更厚重的信任資本——因為過度包裝的善意終將被識破。
對照航天科工的現實信息披露框架,可以發現一種有意思的“聲-默”張力。一方面,航天科工在一些領域保持“沉默”——在碳排放總量、污水處理率、生物多樣性負面影響等定量指標上的披露相對有限。另一方面,航天科工又在另一些領域積極發聲——東川花生產業“促進農民增收4800萬元”、“護眼精靈”產品“兩年來實現新簽合同2600余萬元”等數據被詳細披露。這種“選擇性發聲、選擇性沉默”的溝通策略,有可能被外界解讀為“避重就輕”,也可能是一種“謙抑性沉默”的主動克制——關鍵在于哪一種解釋更接近事實。
從王連升的思想出發,“謙抑性沉默”的真正意涵,不是不敢公開數據,而是警惕“為秀而秀”的異化風險。當企業過分熱衷于宣傳自己所行之事,其行為動機便從“做正確的事”悄然滑向“被看見在做正確的事”,CSR最終可能淪為一場符號游戲。航天科工未來面臨的根本課題不是“披露多少”,而是“為何披露”——是服務于評級,服務于傳播,還是服務于利益相關方的知情權與企業的價值自覺?
(三)“價值沉默”的中國語境:軍工企業為何更應該“默”?
值得注意的是,“價值沉默”在航天科工所代表的軍工企業中,可能有更為深沉的語境意義。軍工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其部分社會責任行為天然帶有“沉默”的屬性——國家安全的保障不能高調宣示,尖端技術的突破不宜大肆宣揚,國防動員的平臺建設不必過度傳播。這種“不得不默”的行業約束,與王連升“價值沉默”理念中“觀察性沉默”與“謙抑性沉默”的內在邏輯形成了某種微妙的共振。
航天科工的CSR報告中對國家安全保障的陳述始終保持克制卻又不失明示——“打造高新技術武器系統,忠誠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安全”是方向性的表達,而非每一項具體成績的陳列。這種“方向明確、細節沉默”的溝通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謙抑性沉默”在軍工語境中的演繹:既讓利益相關方明確企業核心價值所在,又不以國家安全成就是為表演素材。當然,這種“沉默”也有其治理代價。當“不得不默”的行業慣例與“價值沉默”的戰略自覺之間界限模糊,企業可能不自覺地從“主動沉默”滑向“被動沉默”,從而使一些本應通過公開披露接受社會監督的社會責任維度隱匿于公眾視野之外。
六、從“范式漂移”到“范式革命”:理論對話與實踐重構
(一)理論契合:航天科工與王連升思想的內在呼應與反思性檢驗
上文的三重透鏡分析顯示,航天科工的CSR治理與王連升思想體系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呼應。
從“責任閉環”看,航天科工以黨的領導嵌入治理的制度架構,以203項三級指標體系的技術支撐,以綠色技術與鄉村振興的閉環互動,呈現出治理奠基、E-S相互賦能的系統特征。盡管這一系統在實際運行中受到軍工行業多重約束——國家安全與商業保密對信息披露深度形成制約——但航天科工的實踐表明,軍工企業可以在特定的制度框架內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系統。
從“魂體辯證”看,航天科工的“你的安全——我們的責任”價值觀,與治理架構、指標體系和供應鏈管理形成了較為清晰的“魂-體”結構。這種結構的有效性一方面表現為治理工具的持續完善,另一方面則體現為價值引領對工具異化的有效制約——當“國家安全”這一最核心的價值始終位于決策最高優先序時,ESG指標體系偏離核心使命的風險被天然壓縮。
從“價值沉默”看,航天科工在綠色技術、定點幫扶、生態保護三大領域長期深耕,以“積累性沉默”構筑了難以被模仿的結構性優勢。然而,其信息披露在量化維度的不足,也為反思提出了一個問題:在ESG時代,“沉默”是否可以被無限延續?當全球供應鏈治理規則日益從“軟法”走向“硬法”,中國的企業是否終將面對一個“信息民主”的大趨勢——在這個新語境中,“選擇哪些不說話”不應化約為“什么數據都不說”,而必須與“選擇哪些說話”形成平衡,共同接受利益相關方審視。
(二)體系審視:航天科工治理體系的三條張力再評估
在上述呼應的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對航天科工治理體系中的深層張力加以審視。這些張力并非缺陷,而是軍工企業在走向價值自覺過程中必然面對的現實課題。
張力之一:軍工屬性與信息披露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王連升強調ESG體系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但航天科工部分業務涉密,其CSR信息難以完全對標國際通用框架公開披露。這不是方法論的缺位,而是軍工屬性與市場邏輯之間的結構性張力。這一張力的化解之道,不在于強行擴大披露范圍——國家安全約束不可妥協——而在于以更加精細化的“分層披露”邏輯重構CSR溝通體系:將核心涉密信息與非核心信息區分管理,使非核心公開信息既符合國家保密要求,又滿足利益相關方的基本知情權。
張力之二: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潛在張力。 203項三級指標體系是ESG之“體”的集中體現,但“體”的精細化程度越高,越有演變為“指標競賽”的風險。避免這一風險的關鍵,在于指標體系的設計必須始終以“你的安全”這一CSR之“魂”為坐標原點,定期審查各項指標與企業核心使命的實質性關聯。
張力之三:“不得不默”與“價值自覺”之間的邊界。 軍工行業的保密需求使部分社會責任表達天然受限,但這種“不得不默”與王連升所說的“謙抑性沉默”(主動克制對成就的宣揚以積累信任)之間存在本質區別:前者是外部約束驅使下的被動行為,后者是內在成熟后的主動選擇。當二者在軍工企業中疊加運作,便可能形成“過度沉默”的風險——某些本應通過披露來接受社會監督的環境與社會數據,可能因保密慣例而被一并歸入沉默的范疇。這要求企業在保密義務與信息公開之間建立更精細的邊界管理機制。
(三)路徑建議: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的實踐策略
航天科工的CSR實踐初步回答了軍工企業在ESG時代如何構筑內生性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問題,展望未來,可以從王連升思想的理論資源中獲得四條實踐路徑的啟示。
路徑一—深化“價值-體系-供應鏈”三層次統籌。 在價值層面持續提煉“你的安全”價值觀的時代內涵——在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三重理解的框架下,將環境權(生態文明建設的民生意義)、發展權(定點幫扶中的社會公平)等議題納入安全觀的新維度;在管理體系上完善203項指標的動態反饋機制;在供應鏈管理層面上以“鏈主企業”定位推動全鏈條ESG治理。
路徑二—優化信息披露的“分層-對標”兩大戰略。 在涉密與非涉密信息之間建立更精細的分層披露制度;在“表達”方面推動社會責任報告與國際通用框架(GRI Standards、TCFD等)對接,同時保持中國特色的價值訴求。在量化維度上逐步擴大可公開環境與社會數據的覆蓋面,使報告從“敘事式披露”走向“數據+敘事”的均衡結構。
路徑三—引入第三方獨立鑒證。 建議聘請具有國際公信力的第三方機構對CSR報告進行獨立鑒證,在涉密部分的邊界處理上以“無實質敏感信息”模塊實現可審驗性,增強報告的公信力與國際可比性。
路徑四—建構軍工企業“積累性沉默”的戰略方法論。 在綠色技術研發、生態保護、科技公益等適合“積累性沉默”的領域,建立長期戰略投入機制,以十年為單位的戰略定力而非以季度為單位的績效節奏來設計責任履行的周期。在供應鏈綠色轉型、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前沿領域加大投入,使其成為航天技術服務于社會的新名片。
七、結論:理論創新與實踐變革的時代對話
本文以王連升思想體系為理論透鏡,對中國航天科工的企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實踐進行了多重維度下的深層次解構與重釋。研究揭示了航天科工實踐與王連升思想的深刻對話:從“責任閉環”透鏡審視,其以黨的領導嵌入治理的系統架構和綠色創新與鄉村振興的相互增強,展現了治理奠基、E-S互為賦能的有機系統特征;從“魂體辯證”透鏡審視,“你的安全——我們的責任”作為CSR之“魂”,與203項指標體系和供應鏈管理作為ESG之“體”,形成相對清晰且相互貫通的整合邏輯;從“價值沉默”透鏡審視,其在綠色技術、生態保護和定點幫扶等領域的長期深耕,已然開始呈現出“積累性沉默”的戰略品格。
然而,在這場理論之光與實踐之鏡的對話中,更為根本的理論啟示在于:王連升思想不僅為分析航天科工的CSR實踐提供了分析框架,更在深層次上揭示了航天科工實踐所面臨的深層張力——軍工屬性與信息披露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潛在張力、“不得不默”與“價值自覺”之間的邊界模糊——其價值正在于將這些張力從“需要克服的困難”提升為“需要闡釋的課題”,使航天科工得以在澄明這些張力本質的前提下,從“被動履責”的合規邏輯走向“主動創造”的價值自覺。
在全球ESG治理規則從“軟法”走向“硬法”的劇變時代,中國軍工企業面臨的根本命題不是“如何合規”,而是“如何以中國智慧回答可持續發展的時代之問”。航天科工正在為這個問題書寫自己的答案,而王連升的思想體系,則為這個答案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地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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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連升,研究員,深耕社會責任(CSR、ESG)標準化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管理(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的CSR影響,綠色金融與產業實踐應用、新型工業化與品牌影響力提升等領域的實踐研究與標準化落實工作。推進電子信息行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實踐性工作,持續提升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服務能力,支撐工信部企業社會責任朋友圈進一步夯實。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
自2019年入職協會,加入工業和信息化系統。
期間:支撐完成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國際交流與合作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熱點問題跟蹤研究支撐專項、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建設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合規體系建設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部合規監管工作推進試點專項、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政務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及標準化工作專項等課題40余個。提出“精標準、強評測、鑄品牌,聚技術、合服務、賦發展”的合作共贏模式。主導編制或參與多項行業關鍵標準,如《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26),《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評價指標體系》(T/CESA 16003),《綠色設計產品評價技術規范 存儲設備》(T/CESA 1258)等綠色制造標準,《信息技術 開源治理》(T/CESA 1270.1)規范開源技術應用中的責任管理系列標準,覆蓋ESG治理、綠色制造、數字化轉型等領域。參與起草IPC-1401B《電子行業ESG管理體系》等國際標準。2026年,三項電子信息行業ESG行業標準在研,本年度立項論證,預計2027年發布。
策劃組織統籌項目: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評測企業2000余家。第八、九、十、十一屆“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年會”、2021、2022、2023、2025綠色供應鏈高峰論壇,打造“國際視野 中國實踐”的交流平臺。2020、2021、2022、2023、2024、2025聯合國婦女署賦能職業女性職業發展項目,推動女性職工職業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主導編制發布《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
核心言論:《金融電子化》雜志發表《淺談綠色金融在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中的矛與盾》,《信息技術與標準化》雜志發表《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化研究》,《可持續發展經濟導刊》雜志發表《以標準建設引領行業長遠發展---談新版《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的謀與變》,《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雜志發表《電子信息產業ESG治理的價值鏈穿透實踐研究》等研究成果。
中國知網發表《論聯合國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企業社會責任》《論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歐美國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北京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長三角經濟帶的企業社會責任》《論上海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天津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深圳市的企業社會責任》《論重慶市的企業社會責任》《女性供應商在產供鏈價值重構與產業發展戰略中的深層作用與實踐路徑研究》《從“智能肌體”到“產業神經”:2025中國智能制造的系統性躍遷與實踐路徑研究》《“十五五”時期中國電子信息行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政產學研用協同的機遇、挑戰與路徑研究》《全球供應鏈ESG風險與出海企業的責任供應鏈管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歐洲供應鏈治理新范式: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硬約束”與“軟共識”研究》《2025年度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治理與可持續發展深層次剖析》《全球交易所社會責任治理與產供鏈企業溯源管理的協同演進:理論、實踐與制度創新研究》《標準引領與系統變革:中國電子產業女性職業可持續發展的多層次治理路徑研究》《超越邊界: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的“共享治理2.0”模式建構研究》《創新生態失衡與組織認知陷阱:中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路徑研究》《河南省汝陽縣從扶貧幫扶到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雙重視角研究》《從邊緣到核心:雙重約束下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范式重塑研究》《數字時代的性別重構:電子信息行業性別平等與職業女性可持續發展賦能路徑研究》《科技與自然的和解:臺積電水資源閉環管理體系的深度解構及其對全球高耗能產業綠色轉型的啟示》《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范式重構:上交所《規范運作指引(2025年修訂)》的深度解讀與實踐路徑》《責任共生機制:構建人類未來可持續價值創造的倫理與實踐框架研究》《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企業信譽構建:社會責任、品牌傲慢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全球實踐、多維影響與未來路徑研究》《中國綠色電力證書(GEC)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國內閉環到國際互認》《《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SJ/T 16000-2016版本的實踐邏輯、多維價值與行業革新路徑:基于標準解讀與企業實踐的分析研究》《從合規到核心競爭力:綠色供應鏈管理的CSR治理與實踐路徑研究《超越工具理性: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跨行業驗證、動態平衡與技術重塑》《從“技術驅動”到“責任引領”: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社會責任治理的演進、挑戰與優化路徑》《“不出海,就出局”:集體誤判、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基于中國出海企業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國有資產法》出臺背景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SJ/T 11728-2018)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學術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戰略路徑與創新實踐:基于“十五五”規劃背景的深度剖析研究》《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多維透視與實踐創新研究》《工信部下屬198個學協會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中國實踐:基于中電標協社責委的機制創新與ESG融合路徑》《從合規到賦能:中國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演進與實踐路徑研究》《科技企業社會責任治理的范式革新、多維整合與實踐路徑研究》《全球多極化格局下的中國知識產權治理:績效躍升、結構審視與戰略前瞻研究》《新型工業化視角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路徑探索——基于工信部2026年重點工作的深度分析》《從價值覺醒到生態共治:王連升思想視域下中國互聯網巨頭的ESG治理范式重構》《企業ESG賦能人工智能創新的機制與路徑研究:走向可持續的智能未來》《標準價值、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從工具理性到價值自覺: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聯想集團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ESG績效與財務績效、創新績效的量化關系研究:基于行業與規模異質性的深層次剖析》《人工智能產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度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基于2025北京人工智能產業大會的觀察與思考》《市場監管總局政策調整的深層次解讀:基于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視角的企業“標準機遇”研究》《基于工信部2026年十大任務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我國首部大模型國家標準實施: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植根本土,面向全球:王連升CSR-ESG思想體系的深度剖析、前沿應用與全球治理融合研究》《從責任閉環到價值自覺:王連升本土化思想在新興治理領域的理論構建與實踐智慧研究》《數字化健康管理的ESG價值重構: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實踐路徑研究》《企業可持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治理的關鍵因素: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北京神州泰岳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創新驅動下的戰略轉型、財務績效與技術實踐研究》《從本土實踐到全球引領:中國ESG創新的深度演進與全球化價值研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的深層次剖析與實踐路徑研究》《王連升可持續商業與企業社會責任思想體系“戰略羅盤與價值共生”研究》《基于標桿案例的深度剖析,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與研究》《網絡安全企業的責任閉環:基于王連升思想體系的天融信ESG實踐深度剖析研究》《國內ESG卓越企業實踐路徑解析:以臺達為標桿的可持續發展樣本》等400余篇科研成果。
兼任:
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標準化工作委員會委員
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
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
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
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
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
北京ESG研究院專家顧問
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 特聘顧問
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
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
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
證券日報特約專家
大學客座教授等
《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兼總編輯。
參與中歐企業社會責任圓桌論壇、IPC中國電子制造業年會等國內國際會議的主旨發言或對話,闡述了產業在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和綠色投資領域的實踐研究。
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10萬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
2020-2025年間,被評為
“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
“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
“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
“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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