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高敬亭的女兒為父申冤，毛主席沉思后：這事主要責任在項英

很多人聽過新四軍名將高敬亭的故事，他靠著不足千人的隊伍，硬生生把鄂豫皖蘇區的紅旗扛過了三年游擊戰爭，最后卻沒死在抗日戰場上，反倒倒在了自己人的槍下。建國后他的女兒長大成人，鼓起勇氣給中央寫信替父伸冤，毛主席得知內情沉默很久，一句話點破了當年誰該為這件事負責。

不少新四軍的老戰士，這輩子心里都給這件事壓了塊大石頭。好好的能征善戰的將領，落得這么個結局，擱誰想起來都堵得慌。幾十年過去，當年的誤會終于擺到了臺面上，沒人再敢捂著蓋著。

1938年秋天，延安給高敬亭下了命令，讓他帶領新四軍第四支隊去皖東方向，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高敬亭拿到命令之后，一直沒挪窩。不少當時的負責人覺得他不聽指揮，直接給他扣了頂逃跑主義的大帽子。

高敬亭不是故意要抗命不遵，大別山是生他養他的地方，他跟桂系打了十幾年交道，打心底里對白崇禧不放心。他不止一次給延安發建議，說咱們得牢牢攥住大別山根據地，不能輕易把地盤讓出去。

那時候中央正做團結白崇禧抗日的工作，白崇禧當時已經在大別山跟日本人打起了游擊戰。讓高敬亭部撤出大別山轉進皖東，一來確實要開拓新根據地，二來也是給對方表明合作態度。這份上層的良苦用心，高敬亭沒轉過彎來。

軍部這邊也沒少做思想工作，專門派時任參謀長的張云逸過江勸說。高敬亭一開始說要再考慮考慮，到最后還是不認同軍部的安排。軍部給的最后期限一推再推，到1939年春天，高敬亭還是按兵不動。這下把當時的新四軍負責人項英給逼急了。

項英一開始對高敬亭的態度其實挺矛盾，他還跟軍長葉挺交代，高敬亭是有功之臣，只是抗日之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勢，要以教育為主，好言相勸就行。他還反復跟葉挺強調，真要給處分，必須上報延安批準，絕對不能擅自作主。可等到葉挺真動了殺心，項英不僅沒出來阻攔，反倒在事后給中央發電報，說此次解決高敬亭，葉挺最堅決，出力最多。

這話現在翻出來看，真的挺耐人尋味，好處他都落了，鍋全推給別人，這不就是典型的兩邊做好人嘛。剛好這檔口，四支隊出了件捅破天的大事，直接把高敬亭推到了絕路上。

1939年5月，高敬亭一手提拔起來的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福，帶著兩個警衛班叛逃，投奔了桂系的李品仙。葉挺得到消息立馬飛馬趕到出事地點，跟鄧子恢一起主持四支隊連以上干部大會。那時候高敬亭剛好生病，沒辦法到場參會。

楊曹二人都是高敬亭的心腹，整個會開著開著就變了味。原本是批判兩人叛逃的會，說著說著就把矛頭對準了高敬亭。不少人覺得，你親信叛逃，你又不敢來開會，不是心虛是什么。失察的帽子扣下來，高敬亭百口莫辯，整個會場的風向全變了。

1939年6月20日，項英給延安和重慶都發了電報，申請槍決高敬亭。那時候新四軍名義上歸重慶國民政府管轄，發電報申請合乎程序。蔣介石拿到電報差點高興得跳起來，立馬回電同意槍決高敬亭。

葉挺等人那時候怕夜長夢多，擔心高敬亭真的步楊曹二人的后塵叛逃，就決定先下手為強。可延安那邊早就給出了不同意見，說對高敬亭要采取過渡辦法，派得力干部去四支隊接手工作，還要把高敬亭調到延安學習。這份保住性命的指示，沒人愿意等，也沒人愿意執行。

1939年6月24日上午八點，高敬亭被押赴刑場。他環視周圍的老部下，朗聲說道，死對共產黨人來說沒什么可怕的，我的做法是對的，我是忠于工農革命的軍人。他還托人給妻子史玉清帶話，說把孩子送給人民撫養。槍響之后，這位縱橫大別山的游擊名將，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后來徐海東接替高敬亭出任四支隊司令員，他剛到任就說了掏心窩子的話。殺高敬亭是極其錯誤的，高敬亭堅持三年游擊戰爭，把鄂豫皖的紅旗扛下來，絕對是有功的。他的問題就是思想認識問題，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

1952年毛主席到安徽視察，當地干部聊起當年的舊事，提起高敬亭，毛主席當時就嘆過氣。他說高敬亭不該殺，中央發電報叫不要殺，他們不聽，還是殺了。

等到建國后多年，高敬亭的女兒長大了，她清楚父親的為人，也知道父親的冤屈，就大著膽子給中央寫信，正式為父親申冤。毛主席看到這份申訴，沒有回避當年的問題，沉思良久之后悵然開口，說這件事，項英要負主要責任。

畢竟當年項英是新四軍的主要負責人，他明明有機會攔住這件事，也知道要等中央的命令，最后卻選擇了默許，還在事后推掉了所有責任。歷史上說人誰無過，可有些錯一旦犯下，就是一條人命，再也沒辦法挽回。高敬亭從頭到尾都沒背叛革命，臨死都還在說自己是革命軍人，這份赤誠直到今天讀起來，都讓人忍不住鼻子發酸。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高敬亭同志冤案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