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學經典文章｜李惠芳：釀得百花成蜜后——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

釀得百花成蜜后

——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

作者簡介

李惠芳（1942-　）　女。出生于湖北武漢。武漢大學教授，兼任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湖北省民協副主席、湖北省民俗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聯委員。著有《民間文學的藝術美》學術論著及論文數十篇。參著、合編的主要著述有《民間文學概論》、《民俗學概論》、《中國民俗大系·湖北民俗》（主編）、《楚風楚俗》、《中國風俗辭典》等。

民間文學，是民眾口傳的文學。口頭創作、口頭流傳，是它區別于作家文學的顯著特征之一。因此，把流傳在口頭的民間作品加以搜集、整理，是保存民間文學的重要手段之一。

搜集整理的現實意義

關于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問題，曾引起過學術界的激烈爭論。究其原因，乃是對搜集整理的目的意義認識不一，因而對搜集整理的原則與方法也各有選擇。為了進一步探討和總結搜集整理工作的內部規律，有必要對搜集整理民間作品的歷史進行簡單的回顧。

縱觀我國民間文學發展史，對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并不是由民間作者自己進行的。一則因為民間作者一般無主動的創作意識；再則，民眾亦沒有采錄、整理自己口頭創作的條件和可能。舊時代，對民間文學的采錄主要有以下幾條途徑：

一是在所謂“清平盛世”，王者為了考察政績，粉飾太平，需要采列國之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而且，自漢武帝以后，東漢光武帝劉秀，和帝劉肇都曾設立過與樂府相似的機關，并經常派遣使者“使行風俗”、“觀納民謠”，甚至出現過根據“謠言單辭，轉易守長”的事情（《后漢書·循吏傳敘》）。當然，“觀風俗”的目的是否真的為了“知薄厚”，我們暫且不去理會，但民間之詩卻因之而得以保存，卻是事實。宋人郭茂倩所輯《樂府詩集》輯錄了漢魏至唐五代的樂府名作，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民謠，保存了大量的民間創作。其實，采詩之說雖見之于漢，恐怕實際上早有實行。《國風》及《雅》中的民歌，包括了從周初到春秋中期近五百年間的作品，若無專人采錄，象《詩經》這樣體系完整、內容豐富的詩歌總集的出現，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民間作品得以采錄的第二種途徑是統治者為了追求享受，采民間俗樂制作新聲。漢代“樂府”便是龐大的制樂機構。有些民間樂人如李延年，能歌善舞，尤擅根據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新聲變曲”，因而深得皇上寵幸，致使許多民間歌詩、民間聲樂得以保存。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朝后主偏安一隅，耽于聲色歌舞，因而南朝樂府中，采錄了許多民間情歌。其中像吳聲歌中的《子夜歌》，語言清新明快，感情真摯纏綿，堪稱民歌精品。《大子夜歌》說：“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這是很正確的評價。吳聲歌曲保存到現在的有三百二十六首。在廟堂文學的森嚴等級之下，能有這許多民歌被保留下來,也算得是幸事了。

民間作品得以保存的第三條途徑，是歷代史家、政治家、思想家，為了闡發自己的觀點，在史書或文章中，引證民間傳說或民間謠諺。先秦諸子的散文中，保存了不少先秦民間寓言。《史記》、《漢書》、《爾稚》、《釋名》、《南史》、《隋書》、《新唐書》、《宋史》、《元史》等等史書中，多載有各時代的民諺民謠。如《后漢書》卷二十三《五行志》載順帝末東京都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揭露了東漢社會宦黨專權、忠臣被害的黑暗現實。《三國志·吳志》卷十六《陸凱傳》載吳孫皓初童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記錄了孫皓苛政殘酷，人民寧死不愿隨其遷都的憤怒情緒。這些保存在歷代文獻中的民謠數量雖少，但因其內容多與時政有關，是極有價值的歷史資料和文學資料。

民間作品能得以搜集整理的第四種途徑，是封建時代一些文人學子的參與努力。這其間又有幾種情況：一是奉敕編輯。如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所撰的《淮南子》，保存了不少神話傳說；南朝梁昭明太子肖統編選《文選》，其中就輯錄了無名氏的《古詩十九首》等；北宋李昉奉敕編纂的《太平廣記》，輯錄了自漢初至宋初的小說、筆記、稗史五百余種，其中保留了不少民間故事和傳說。二是一部分文人所輯的各類專書，因其內容多與民間文學有密切關系，故而也較多地保存了民間文學的內容。如周秦之間人所記的《山海經》，是一本古代地理名著，但其間涉及了相當豐富的上古神話和傳說資料；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以“辯風正俗”為題旨，其中亦有不少民間傳說；東晉干寶的《搜神記》，系志怪小說，采自經史舊聞和民間傳說，其中象《董永》、《東海孝婦》、《韓憑妻》、《盤瓠》、《女化蠶》、《毛衣女》等等，皆是古代傳說的名篇；唐人段成式撰《酉陽雜俎》，記載了南北朝和唐代統治階級若干秘聞軼事，以及往來使者的應對禮儀，民間婚喪嫁娶和風土習俗，同時，也記載了大量的古代中外傳說、神話、故事、傳奇等等。第三種情況是一些接近下層民間生活，熟悉民間創作的有識之士編輯的一些民間作品集。此舉自宋元話本刊刻始，到明清有了很大發展。如《山歌》、《掛枝兒》（馮夢龍輯），《吳歌》（醉月子輯），《一笑散》（李開先輯），《粵風》（李調元輯）；《白雪遺音》（華廣生輯），《天籟集》(鄭旭旦輯)，《瑤歌》（趙龍文輯），《苗歌》（吳代輯），《僮歌》(黃道輯），《古謠諺》（杜文瀾輯）。另外還有文人采錄、編寫的各種笑話專集，如《笑林》（浮白主人輯），《笑府》、《廣笑府》（馮夢龍輯），《笑贊》（趙南星輯），《雪濤諧史》（江盈科輯），《笑林廣記》（游戲主人輯）等等。這些專書，雖大量輯錄了民間作品，但其中有不少是文人仿民間創作進行的改編或仿作。至于文學大家采錄民間作品進行加工創造，如《九歌》、《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現代的敘事詩《百鳥衣》、影片《劉三姐》、《阿詩瑪》、《阿凡提的故事》等，均屬作家再創作。雖然保有民間作品的內容及風格，但不能再算作搜集、整理的民間作品。

近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北京大學成立了歌謠征集處，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歌搜集工作才算正式揭幕。先后有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的《歌謠周刊》、廣州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民俗周刊》、《民俗季刊》、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民間月刊》、《孟姜女》及《藝風月刊》等等民俗刊物，搜集、整理、登載了大量的民間文學作品，出版了許多搜集整理的民間作品專集及民間文學理論研究集，如《民俗學集鐫》、《各省童謠集》、《吳歌集》（甲、乙集）、《祝英臺故事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神話研究》、《中國神話研究ABC》、《歌謠論集》等近數百種。雖然成績可觀，但終未納入民族文化建設的正常軌道，縱有少數專家學者的努力提倡，亦因各種條件的限制，工作時斷時續，發展始終不快。

解放以后，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才被正式列入國家文化建設的規劃，開始有領導有計劃地在全國廣泛開展起來。在“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中，許多傳統的民間故事、傳說、歌謠、諺語、謎語、小戲等得以搜集、整理、出版。各少數民族地區，先后整理出版了數十部民間敘事長詩，其中還包括一些古典民間文學巨著，如藏族史詩《格薩爾》、蒙族史詩《格斯爾傳》等等，給社會主義的文學園地增添了異彩。十年動亂，民間文學亦如其它學科一樣，實際上處于被取消狀態。直至撥亂反正之后，民間文學才開始復甦。近幾年來，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邁進。特別是近年，有金德順、劉德培等民間故事家的專集問世，使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又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回顧民間文學搜集整理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一條帶普遍意義的內在規律，即無論是什么時代，也無論是自發的還是自覺的，對民間文學進行搜集整理的基本動因，或者說搜集整理的目的意義，無外乎兩條：一是為社會的；一是為文學的。

所謂“為社會”，即“觀風俗、知薄厚”，“批龍鱗于談笑，息蝸爭于頃刻，而悟主解紛者”。采錄的目的，或為“規切時政”，或是“直用為戲”，或如北大風俗調查會所言，“了解民眾的社會地位”，傾聽“國民心聲”，從而“為改造社會”作出努力。

所謂“為文學”，即是吸收民間作品中剛健清新的成份為作家文學的滋養，“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以“桑間濮上”的“性情之響”去糾正“情寡詞工”的創作偏向，“給已經僵化了的民族詩歌以新的生命”，以期“引起將來的民族的詩的發展”。特別是“五四”以來掀起的采集民間作品的熱潮，其主要宗旨，就在于“創造新文學”。解放以后的搜集整理工作，實際上，也多偏重于“為文學”的目的。

這兩方面的事實，既表明了以往人們對民間創作認識與理解的水平，同時，也表明了民間文學本身具有的價值和作用。這對我們今天全面理解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實際意義，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如前所述，民間創作是民眾精神生產的結晶，是民眾生活文化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它不是個別人的情緒反映，而是集體意識的凝結；它不是一個時代的記錄，而是積淀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它的深層結構中，還包含著民眾的道德觀念，民眾的信仰心理，民眾的思維方式等諸多內容。充分認識民間創作這一特質，能把我們的搜集整理工作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對民間文學進行搜集整理的意義，不止于“觀民風”“知得失”，更重要的是，要從民間作品反映出來的各種歷史積層中去辨析民族傳統的精華與糟粕，去認識民族生活歷史的變遷，認識民眾倫理觀念的繼承與發展，認識民眾思維方式的因襲與變化，從而，更科學、更有效地建設既有中國的優良傳統，又具有現代意識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應該是當前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的重要的現實意義之一。

現實意義之二，是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繁榮與昌盛。民間創作是社會主義文化體系中極富生命力的一部分。搜集整理民間傳統的優秀作品，可以大大豐富社會主義的文化寶庫，這些優秀作品的藝術積累，也可以成為有益的借鑒，促進我們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與發揚。新產生的民間作品，又在不斷地為作家創作提供新的素材和原料。從某種意義上說，提倡作家接近民間文學、自覺地參加搜集整理民間文學作品，是使作家接近生活，不脫離創作源泉的可靠途徑。

搜集整理的原則方法

對民間創作的基本特質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再談搜集整理的原則和方法就比較容易了。

過去的工作經驗表明，學術界一貫提倡的“全面搜集”、“忠實記錄”、“慎重整理”的原則和方法是科學的。

“全面搜集”，既是從空間范圍的廣度而言，也是從縱向延伸的歷史角度而言；既包括精華之作，也包括糟粕在內。只有全面搜集，才能在更廣闊的背景上展現民間創作的真實面貌，從而真正顯現民間文學的多種價值。我們試以一個民間故事家講述的全部故事為例，來闡明“全面搜集”的深刻內涵及其重要的意義。

湖北民間故事家劉德培，可以講述四百多個民間故事（全部有錄音）。這是一宗豐富的文化財富。他的故事中涉及的形象，上至天界神仙，下至歷朝皇帝、文臣武將、七品縣令、酸腐秀才、算命先生、江湖郎中、和尚道士、戲子媒人，以及長工、木匠、瓦匠、篾匠、皮匠、裁縫、背腳佬、店老板、巧姑娘、苕女婿，甚至流氓、地痞、拆白佬，應有盡有。鄂西山區的世俗風情，各種錯雜的社會關系、家庭關系，人民傳統的道德觀念，鄰里相處的規范原則……在故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折射和投影。從這四百多個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民間鬼神信仰與反神觀念的同時存在；可以看到農民以農為本，以民為天的醒覺意識；可以看到農民如何通過輿論調節，來實現社會的道德規范；還可以看到社會交往中的種種不正常關系及農民對它采取的態度；同時，也可以看到農民審美意識中的積極精神與消極成分；看到民間故事在民間流傳的實際狀況。由于采集者與老人的關系十分親密融洽，所以，老人講起故事來無拘無束、毫無保留。在這四百多個故事中，有將近一百個在一般場合根本就聽不到的所謂“葷”故事。過去，學術界常常習慣地斥之為“糟粕”，但真正能窺見這“糟粕”的真貌者并不多。這些故事，雖然不宜再在公開場合傳講，更不能整理刊行，但是，從這些故事中，能夠發現民間故事結構的獨特魅力，以及在一般故事中難以看到的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而且，有些故事雖然出現一些關于性的內容，但常常自然而又巧妙地寄寓著許多深刻的人生哲理與道德教訓。而且，這些故事至今在民間還是廣為流傳。這些復雜的情況和豐富的內容，在一般性的、零星的、表層的搜集中，是不易見到、不易獲得的。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對民間作品的全面搜集，既是指點與面的結合，新與舊的結合，完整的與片斷的結合，口傳的與文載的結合，以及各類體裁、各種異文的全面搜集，更重要的是對民間創作全貌的總體把握。對民間故事講述家、民間歌手保存的作品作全面地、系統地、深入地采集、挖掘與整理，使這種整體把握越來越具有現實可能性，這是當前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工作的新拓展。對民間文學的搜集，不應該設什么“禁區”。只有對勞動人民的創作全貌盡可能地、真實地了解與掌握，才能談得上對民族傳統、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真正認識與研究，也才能真正地促進民間文學的健康發展。

對搜集的作品進行整理，是把口頭文學用文字形態固定下來的必經步驟，必須慎重對待。

“慎重整理”的含義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是對所有搜集來的作品進行鑒別。這鑒別指的是辨明真偽。去掉偽作，將真正從民間搜來的作品按照原貌，用文字寫定，除個別不連貫或有錯訛處給以訂正外，應盡量保持原樣，基本上不作加工，更不能擅自增刪、修改。對劉德培講述的民間故事，就是依照這一原則整理的。對于民間文學的研究來說，這是彌足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它們是科學判斷的前提，是理論研究的基石，是對民間創作進行全面、系統考察的必要條件。

“慎重整理”的第二種含義，是指對民間作品進行去粗取精的篩選。它的目的，是要從眾多的民間創作中，選取若干精品刊印流傳，供社會閱讀欣賞的需要。這就有一個剔除糟粕，留取精華的加工過程。就搜集整理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民間故事、民間笑話和民間歌謠在整理過程中比較好處理。最難辦的是對各種傳說的整理。傳說一般都是人、事、物合一的復合形態。有些傳說可能比較完整，多數傳說常常只是口頭傳聞，三言兩語就能把一景一物的來歷講完。要敷衍成篇出版，整理者就要進行一定的藝術加工。這是搜集整理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民間作品的美與價值，是不能完全用書面文學的尺度來加以衡量的。關于這一點，前面各章已反復強調過。任何民間作品總有其產生的土壤，傳說的衍生更受其內在規律的制約。所以，對傳說的整理和加工，應該是有限度的，不能隨心所欲，任意附會，搞得魚龍混雜、真偽莫辯。否則，整理工作就失去了自身的意義。

搜集、整理工作雖然是兩個步驟，但是一個整體。搜集為整理打下基礎；整理使搜集的價值付諸實現。在搜集過程中，就在為下一步的整理作準備，至于具體的整理方法，諸如單獨整理法、綜合整理法……等等，并無一定之規，得視實際情況而定了。

搜集整理與理論研究

任何一種科學研究，都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被研究對象的特點，性質和狀況，直接決定著理論研究的范圍、特點和方法。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而“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離不開人們的社會實踐。對各種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研究，形成了社會科學內部的具體分工。文藝理論是以人類社會的一切文藝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其中，作家文學理論主要研究作家創作發展的規律；民間文學理論，則研究人民的口頭創作，它以活在人民口頭的各種形式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所以，搜集整理民間作品，是民間文學理論研究的基礎與前提；反過來，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又能給搜集整理工作以指導，從而使之更加科學化。

當然，任何理論研究，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行的，科學命題也可以借助旁人的實驗成果加以論證。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前輩的科學總結，并未窮盡客觀真理；旁人的實驗搜集成果，也不能代替自己的感受和體驗。巴甫洛夫說得好：“無論鳥翼是多么完美，但如果不憑借空氣，它是永遠不會飛翔高空的。實事就是科學家的空氣”。對于民間文學理論研究者來說，僅僅依靠別人搜集整理的成果是遠遠不夠的。要想對民聞創作的內部規律進行切實的研究和探討，還必須親自參加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實踐，這是研究工作的起點，也是研究者必須具備的基本功。

參加搜集整理的實踐，可以對民間創作的動態進行考察。讀“王昭君的傳說”，“屈原的傳說”，“武當山的傳說”，“三峽的傳說”，與實地考察所得的感受與認識就不一樣。從某種角度來說，實地采集，也是一種情感上的熏陶。研究者只有在溝通了與創作者的情感聯系之后，對口頭創作的理解才可能進入更深的層次。

另外，采集中還會碰到許多復雜的創作現象，它們把一個又一個新的課題提到研究者的面前。譬如說，民間廣泛流傳著這樣一些農諺：“土地公公打傘，棉花光桿”，“不怕觀音報，就怕烏龜尿，不怕烏龜尿，就怕蛇鉆灶”，“你不賜我磨刀雨，我不讓你曬龍袍”等等。這些農諺是什么意思？應不應該搜集？這些農諺，對于不熟悉農事的人來說，似乎很難理解，也不會引起太大的重視。但是，對于世代務農的田家百姓來說，這些農諺卻是前傳后教、心領神會的。而且，類似的農諺在民間的口頭幾乎是俯拾即是，隨處可得的。可見這并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那么，這些創作說明了什么問題？又是怎么產生的？經過仔細考察，我們發現，這些農諺是農民長期觀察天候與農事的關系所得出來的經驗之談。只不過，對自然規律的這些闡釋，是被裹在民俗觀念的形式外殼中罷了。它們的意思是：二月初二是土地公公的生日，這天若下雨（打傘），棉花就要減產。二月十九是觀音生日，二月二十二是烏龜生日，二月二十四是蛇生日，這幾天不宜下雨，否則，莊稼就長不好。五月十三是關老爺磨刀日，應下幾滴“磨刀雨”；六月初六是龍王曬龍袍日，應出大太陽。如若五月十三日龍王滴雨未下，那么關老爺必將報復，六月初六定會大雨傾盆。了解了這些有趣的背景，答案也就好找了。原來，農事與自然氣候的變化素來密切。在古老的民俗觀念中，大自然陰晴霧雨、寒來暑往的變化，都是由神支配著的。人們把自然氣候的變化給農事帶來的利弊不斷地加以積累、總結，于是，孕含著民俗觀念的大量農諺就產生了。盡管隨著時代的進步，民俗信仰的內容漸漸淡薄了，然而，這朗朗上口、活潑有趣的謠諺卻仍然深得人民的喜愛而流傳不絕。民眾習慣于借助這些形象鮮明的農諺，向后代講述前人留下來的經驗，連同那些美妙的故事。這是民間作品的深層結構昭示給我們的事實。我們相信，經過科學的搜集整理之后的民間作品，必將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寶貴財富。

原文刊載于李惠芳：《民間文學的藝術美》，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67-177頁

*本文圖片源于網絡，如若涉及侵權，請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

總指導丨蕭放

內容顧問丨朱霞 鞠熙

指導教師丨賀少雅

公號主編丨所攬月

欄目責編丨顧展鵬

圖文編輯丨王嬌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