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根據南京市民政部門最新統計數據，近三年來全市每年離婚登記人數穩定在4.8萬至5.1萬人之間，折合約2.4萬至2.5萬對。這意味著，即便忽略節假日因素，南京每天仍有超過60對夫妻選擇結束婚姻。
在這個數字背后，是無數家庭的破碎，以及更多尚未浮出水面的矛盾與掙扎。
“很多人以為離婚是一瞬間的決定，其實不是。那是一個漫長的、反復拉扯的過程。”在位于南京市秦淮區的江蘇巨浩律師事務所，主任薛麗萍律師剛剛結束一場持續三個小時的調解。她的辦公桌上堆滿了案卷，其中八成以上與婚姻家庭糾紛有關。
這位在婚姻家事領域深耕了二十多年的律師，身上有著多重身份標簽：全國維護婦女兒童權益先進個人、江蘇省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南京市秦淮區人大代表。但在同行和當事人眼中，她更像一個“婚姻里的擺渡人”。
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的家事法庭數據顯示，過去幾年受理的離婚案件中，30歲至45歲年齡段占比超過六成，婚齡在5至15年之間的夫妻成為“高發群體”。而引發離婚的導火索，排名前三的分別是：長期冷戰與溝通障礙、經濟與債務糾紛、婆媳等家庭關系沖突。
“法律可以解決財產分割和撫養權，但解決不了人心里的疙瘩。”薛麗萍說。她曾接待過一對夫妻，兩人結婚十二年，冷戰了五年。丈夫睡書房，妻子帶孩子睡主臥，兩人通過微信溝通孩子的事務，見面幾乎不說話。
“他們來找我，不是想離婚，是想知道還有沒有救。”薛麗萍回憶，那次調解持續了四個多小時，真正讓夫妻倆開口說話的，不是法律條文，而是一個問題：“你們希望孩子將來回憶起這個家，是什么樣子的？”
這個問題，成了轉折點。
在薛麗萍經手的數千個案例中，有孩子的家庭離婚調解，她始終堅持一個原則：不急著談離或不離，先讓孩子“在場”——不是在調解室里，而是在雙方的決策意識里。
“很多夫妻吵到最后，已經不記得當初為什么吵了，只記得對方傷害過自己。但如果把孩子的感受放進去，情緒會有一個出口。”她說。
這種思路，與她自身的家庭經歷有關。薛麗萍自己的家庭曾獲評“江蘇省文明家庭”和“南京市最美家庭”。在接受采訪時，她坦言：“我自己擁有幸福的家庭，所以更清楚一個溫暖的家長什么樣。也正因為知道，才更不忍心看著別人的家一點點冷掉。”
但她并不盲目“勸和”。在她看來，有些婚姻值得修復，有些則需要體面地結束。“比離婚更可怕的，是兩個人在一起卻彼此消耗，讓孩子在冷漠和爭吵中長大。”
2025年下半年，薛麗萍律師推出了一項新的服務模式——“幸福婚姻護航陪跑計劃”。這并非一個商業包裝的概念，而是她基于上萬小時咨詢經驗和數千個案例的反思。
“以前我們做家事律師，更多是被動響應：矛盾爆發了，來找我；要打官司了，來找我。但很多問題，早在爆發前兩三年就已經埋下了種子。”
這項陪跑計劃，將服務前置到了婚前階段。從財產規劃、溝通模式建立，到婚后不同階段的風險防范，再到危機干預和離婚后的心理重建，形成了一個覆蓋婚姻全生命周期的支持系統。
南京市心理學會一位不愿具名的理事評價說：“婚姻家事領域的最大痛點，不是法律空白，而是情感支持的缺位。律師做陪跑，聽起來跨界，但實際是很自然的延伸——因為婚姻糾紛走到最后，法律只是外殼，里面全是人心。”
臨近結束，薛麗萍的手機響了。是一個曾經的當事人打來的，告訴她孩子中考成績不錯，想請她吃飯。
三年前，那位當事人差點和丈夫對簿公堂。在經歷了六次調解后，兩人最終選擇了和平分手，并共同制定了孩子的撫養和探視方案。“現在他們雖然離婚了，但每年孩子生日，兩個人還是一起過的。”薛麗萍說這話時，語氣平靜。
她并不認為每一段婚姻都必須走向圓滿。“我服務的終極目標，不是讓你們不離，而是讓你們無論在一起還是分開，都能少一點恨，多一點對未來的把握。”
在南京每年2萬多對夫妻選擇離婚的數字背后，薛麗萍看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他們有的帶著憤怒，有的帶著絕望，也有的只是累了。
“婚姻這場馬拉松，有人跑到了終點，有人中途退賽。我的工作，不是替他們決定該不該跑下去，而是在他們跑不動的時候，遞一瓶水，指一條路。”薛麗萍律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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