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這里寫遺囑住了11天，怪不得文學陜軍名氣大，有“王氣”

閑來無事和朋友“citywaik”，大致目標是建國路的“張公館”，快到了卻駐足不前。因為這里還有個全國文保單位——高公館。

高公館就是高桂滋公館，不過這個高公館和高桂滋倒沒有多大關系，倒是和蔣委員長關系極大。

——蔣委員長當年在這里住過11天，寫下平生的第一份“遺囑”。

不過，現在高公館院子大門前，掛的牌子是陜西省作家協會的牌子。

你看看，說“文學陜軍”厲害，看看人家選擇的地方就知道了，有“王氣”吧？

給看門大爺說進去瞅兩眼，大爺說不要進去亂走，看幾眼就行——有啥可看的——他又加上一句。

可不敢辜負大爺的好心，我們進院子就走幾步，也不離開大爺視野。

高桂滋公館就是院子左手的一幢小樓，典型的民國風，樓前有全國重點文保碑。

高桂滋是定邊縣人，1911年參加同盟會，歷任連、營、團、旅、師、軍長及戰區副長官等職。在抗戰中曾率部參加長城、南口、平型關、忻口、太岳、中條山等戰役，是著名的愛國將領。

這幢小樓是他1933 年修建的私人宅邸。當年時局動蕩，他打算在西安建一所回歸故土后住的房子，選中了這個地方。

當時請天津的建筑公司設計并建造了這所西式小樓，另外還有三座相通的四合院。

誰知兩年后，“西北剿匪總司令”張學良比鄰租住，和張少帥成為隔壁，純粹是個巧合，但是這個巧合，卻讓高桂滋公館在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當時的高公館聚焦了整個中國的目光，成為當時政治漩渦的中心。

因為高公館建成后，第一個住進來的并不是高桂滋，而是蔣委員長。

1936年12月12日，張楊發動西安事變。當天蔣介石被送到新城黃樓，兩天后，蔣介石就被遷送到高桂滋公館。

蔣介石在此住了11天，這11天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尷尬、最難熬的11天。

為什么把蔣委員長從黃樓轉到高公館，一則是安全考慮，二則是談判方便——比鄰而居，見面容易。

再說當時高公館剛建成，生活設施齊全還有暖氣，12月份的西安還是很冷的，這也算是對委員長的照顧了。

當時的高桂滋還在外面領兵打仗，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

坊間有故事：高桂滋聽說有人要借用，馬上火冒三丈：新房子我還沒住，不借！后來聽說借住的是委員長，馬上改口：那就借！

你說借用的時候，這位房子的主人，知道不知道借用的蔣委員長，已經成為“階下囚”？

據說，蔣委員長躺在這里裹著被子蒙著腦袋，連臉也不露給張學良看，一直到宋子文宋美齡來匯報形勢。后來在這里見到周恩來，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六項協議。

2004年6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解密的一萬余件宋子文檔案，中間披露當時蔣介石失聲大泣。

當宋子文飛回南京前夕，蔣介石還拿出了三份遺囑，一份是蔣氏致全體國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致夫人宋美齡的私人遺囑，一份是給當時正在蘇聯西伯利亞流亡的親生兒子蔣經國和在德國留學的次子蔣緯國。

據說這是蔣介石撰寫的平生第一次遺囑——不知道以后還有沒有。

這幢小樓進不去，我們就在外面看，蔣介石就住在二樓東北角的房間，說是有衛生間有浴缸有沖水馬桶。這在當時是西安城，都是少有的 。

雖然進不去，但是我讀過陳忠實寫的《辦公室的故事》：蔣委員長住過的房子，后來成了陳忠實的辦公室。

文中寫到：“我無可選擇地搬進東耳房這間辦公室。好在這是一個南北隔開的套間，我在北邊隔間辦公，蔣介石被關押過十個日日夜夜的南邊隔間……偶爾得著一個人閑靜，尤其是晚上獨飲兩杯的時候，往往會想到套間那邊曾經住過的蔣介石·····”

1953 年，中國作協西安分會選定高公館作為會址，后來這里就成了陜西省作家協會的辦公地。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等著名作家曾在這里工作過 。

特殊年月，高公館的主樓的底層，成了關押中共西北局“走資派”的地方，劉瀾濤、舒同、劉文蔚等高級干部都曾在此關押。

文革后，陜西省委曾經有一個以門牌號命名的《關于“七十三號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詳細講述了發生在“高桂滋公館”內鮮為人知的丑惡與殘暴，這個“七十三號”門牌，就是高公館，不過作協搬回來后，門牌號又改為建國路71號，現在又成了83號。

現在的高公館除了這幢小樓，留下來的還有院子里的一個圓形噴水池。

在噴水池的后面有一塊大石頭，上面有三個人的題字：

“文學依然神圣”“德種心耕”“文門”。

告別門外大爺，我心里想：你是和柳青一個級別的，當年柳青也在這里看過大門。

看看，有委員長住過的地方，有沒有“王氣”？出不出人物？你說咱這“文學陜軍”的東征，和這有沒有關系？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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