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個新晉頂流城市，憑啥逆襲？

“武漢翻身了”“蘇州贏麻了”“合肥賺了一個合肥”，AI造富浪潮里，這三個曾在互聯網周期里略顯落寞的非一線城市突然成了新晉頂流。

在過去電商、社交、內容平臺風起云涌的20年里，三個城市鮮有國民級企業誕生，如今卻被發現站在新技術周期的潮頭，迎來“高光”。長鑫科技、中際旭創、長江存儲等企業爆發背后，中國的城市格局正被重新改寫。長期依靠產業轉移的城市，也可能重新嵌入和引領全國甚至全球AI產業鏈的競爭格局。

與此前任何一輪產業浪潮相比，AI的風刮得更為劇烈。網友紛紛羨慕“別人的家鄉”，@自己的城市，希望造富神話能離自己更近一些。這三個城市是怎么逆襲的？它們的模式能否復制？普通城市如何靠拼搏與眼光，改寫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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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謝韞力

編輯 |張輕松

運營 |步鳥

這三個城市“贏麻了”

最近，有三座城市因為誕生明星企業，頻上熱搜，成為網友眼里“別人的家鄉”。

最先靠存儲出圈的是合肥。5月的一個周末，長鑫存儲（以下簡稱長鑫）更新了IPO招股書，今年一季度，長鑫首次盈利，就賺了247.62億元，超過了制造業同行里最會賺錢的寧德時代，這份利潤放在互聯網公司中比較，也已接近同期阿里巴巴的盈利水平。

按照目前A股芯片板塊“夢幻”的股價走勢，一些券商相當自信：“長鑫估值必超2萬億元！”這意味著，它一上市，就有機會成為A股市值最高的企業。根據合肥市官方發布的數據，2025年合肥市地區生產總值（GDP）為1.42萬億元，媒體紛紛報道，“合肥靠長鑫賺回一個合肥”。

戲劇性的是，2024年，這家公司全年還凈虧損78.7億元；到2025年底，累計虧損高達366.5億元。

長鑫一夜之間成為頂流，是股民心中新的圣地，有人出差去合肥，哪怕驅車30公里，也要來到偏遠的經開區“朝圣”，到長鑫科技園區轉一圈，保佑自己打新中簽；接著又去對面的空港產業園，仔細盤點給長鑫做配套的上游設備商，看到有自己重倉的股票，才安心離開。

和三星、SK海力士之于韓國類似，在長鑫工作，意味著擁有一種體面的社會身份。網絡上流傳的相親視頻里，紅娘話音剛落，一位1991年出生的年輕人，驕傲地說出自己在長鑫上班，臺下一片嘩然，隔著屏幕都感受到了底氣。

▲合肥，長鑫存儲技術有限公司。圖 / 視覺中國

跟著光模塊浮出水面的城市是蘇州。

過去一年多，A股市場光模塊自低點以來漲幅超過5倍，在股市里熱得發燙，其中大多數光公司都聚集在蘇州工業園，這片園區面積有278平方公里，幾乎相當于一座城市的城區體量。

這里孕育了光模塊龍頭企業中際旭創。該公司的產品漂洋過海，為英偉達等硅谷AI巨頭提供一種細小的光通信組件，加快模型訓練數據傳輸。目前中際旭創總市值已突破2萬億元，穩居A股前10。在蘇州，還能找到市值4798億元的東山精密、3442億元的天孚通信、2422億元的聯訊儀器……這些公司共同掌控著A股財富密碼。

一代人有一代的電子廠。蘇州光模塊工廠也取代鄭州富士康，成為年輕人進廠的首選。他們提桶趕來，排隊面試，吸引年輕人的是“訂單穩定、月薪8000元以上”。

長江中游的九省通衢武漢，同樣被AI推到聚光燈下。

長江存儲啟動IPO后，市場慷慨給出上萬億元市值預測，要知道，截至今年一季度，A股歷史上，市值突破萬億的公司也僅有過13家。

長江存儲所在的中國光谷，面積是蘇州工業園的兩倍，這里同樣不缺令人眩暈的財富故事，長飛光纖、華工科技、光迅科技等被稱為“光谷七星”，它們的股價輪番暴漲，最新一幕是長進光子，6月上市首日股價漲超1500%。

▲位于武漢的中國光谷。圖 / 視覺中國

合肥、蘇州、武漢是三個典型的新一線城市，沒有北上廣深那么充裕的資金和人才，也沒有品嘗到互聯網時代的甜蜜紅利，在過去電商、社交、內容平臺風起云涌的20年里，鮮有國民級企業誕生。但在AI時代，一批明星公司卻批量誕生在這些城市，背后是地方政府、國資，多年來主動作為的結果。

長鑫背后，贏麻了的是合肥國資。10年里，長鑫一直虧損，合肥國資相關方為它長期輸血，直接股權投資累計400億元。隨著長鑫IPO，合肥多年堅守得到回報或超過25倍，賬面資產增值到近萬億元規模。蘇州國資在天使輪投給中際旭創的千萬元級別資本，回報也遠超百倍。長江存儲更是與武漢綁定，湖北、武漢國資股權占比超過四成。

但比起賬面上的投資回報，明星公司對城市的影響更為深遠。AI造富不只屬于一線和新一線城市，高薪崗位和財富效應，也在向其他城市擴散。

前長鑫科技工程師徐海記得，過去，即使是被合肥捧在手心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科大），畢業生也是批量北上，如今合肥也開始吸引985高校畢業生主動前來求職。今年秋招，長鑫不少崗位的招聘門檻提高到211碩士，有的甚至要求填寫高考成績。它從中科大出發，一路招到北京大學，所有招聘場次都爆滿，應聘的人直接溢出門外，畢業生排隊奔向合肥。

這些留下來的高學歷人才，支撐起了城市最高的消費力。

據融中財經，春夏之際，一大批光模塊高管、核心員工減持股票，蘇州又多了一波富豪。單中際旭創2000名持股員工，平均身價就有3100萬元，他們走進蘇杭豪宅售樓處，大手一揮買下總價3000萬～8000萬元的豪宅。而武漢高新產業聚集的光谷，房價站上城市高地，均價達到1.5萬元/平方米。

最重要的是，這幾個城市正逐漸嵌入全國乃至全球AI的產業鏈，它們擺脫了長期承接一線城市產業轉移的發展軌跡，正站上浪潮，與諸多大城市一起，塑造未來。

湖北省統計局原副局長葉青住在長飛光纖附近。每到傍晚，他都能見到紅色的貨車一輛輛排列停在路邊，車上放著巨大的木頭圓桶，里面包裹光纖。海量的模型訓練數據，要靠這種細小的玻璃纖維光脈沖傳遞。這些貨車晝夜不停地駛出武漢，奔向一個個數據中心。

▲木頭圓桶里面包裹著光纖，長飛光纖的產品正在運送中

當三座城市的明星企業，股價輪番上漲，各地國資投資戰績在全網引發一輪又一輪的宣傳，就會有網友@自己的家鄉，鞭策詢問“你們在干嘛？”“投了哪些企業？”

人們羨慕的并不只是三座城市賺了多少錢，它們證明了一件事，即便沒有北上廣深的先天條件，一座普通城市，也有機會靠拼搏與眼光，改寫自己的命運。

▲圖 /《裝腔啟示錄》

普通二線城市的命運

像諸多城市一樣，沒有一線城市的資源稟賦，合肥、蘇州、武漢各有各的煩惱。“全國最大縣城”“蘇州‘梅友’機場”“孔雀東南飛”等網絡調侃背后，是這幾座城市曾經的尷尬處境。

風頭正勁的合肥，過去很長時間在省內都不能服眾。長江和淮河流過安徽，涇渭分明地將安徽分為皖北、皖中和皖南。皖北帶有更濃厚的中原色彩；皖南比鄰長三角，與南京聯系緊密，有人說南京才是安徽人的白月光，真正的“徽京”。一直以來，合肥市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偏小，沒有產業基礎，留不住人才，也吸引不來資本。

早年間，合肥的城市面貌被吐槽“土”，“出了火車站就像進了縣城”。網友調侃：“合肥是唯一一個讓你分不清城里和鄉下的省會。”

就業市場最直接反映了城市差距。2021年，北上廣深互聯網、新能源、新消費如火如荼，高薪崗位吸引了大批年輕人。同一年，徐海工科專業畢業，首選是回家鄉合肥。但當時的合肥，就業崗位基本只有電銷，屬于“孫悟空來了，都要打兩個電話”。最終，他去了蕪湖，因為那里有奇瑞汽車，聚集了一大批配套供應商，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同作為省會，武漢處境更好一點。它是湖北舉全省之力托舉出來的，武鋼的高爐、東風的汽車產線、長江邊的碼頭廠房，共同塑造了這座城市的重工業底色。

▲武鋼是我國重要的鋼鐵工業基地。圖 / 視覺中國

但互聯網時代到來，財富開始向東部沿海城市集中，武漢也逃不過被北上廣深、尤其是深圳虹吸的局面。

武漢心中的痛是，培養出來的最好人才都被“掐尖”了。武漢有83所高校，本科院校數量僅次于北京，位居全國第二，每年還穩定培養十幾萬研究生，只是這些高材生，一畢業，就像候鳥一樣往1000公里外的深圳“遷徙”。民間甚至流傳著一句玩笑話：“湖北人的成年禮，是一張通往深圳的車票。”據《中國城市大變局：解讀城市競爭的底層邏輯》，與武漢對比，廣東、上海的高校畢業生70%以上留在本地就業，而四川大學也有超過一半的畢業生留在本省就業。

武漢雖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留人，送人、送錢、送戶口，要想留住人才，還得靠能提供高薪崗位的企業和產業。

兩座中部城市面臨的是相似的困局。每一輪產業浪潮，往往都率先從東部興起，資本、人才和機會隨之聚集，二線城市逐步變得既缺資金、又缺人才，留給它們最現實的發展路徑通常是承接產業。

比如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產業不斷向外擴散，合肥抓住機會引進家電制造，榮事達、美菱、海爾、美的等相繼落地，在合肥形成產業集群，總算給城市打下了工業基礎；武漢則承接了富士康、聯想、天馬微電子等電子信息工廠項目，成為中部重要的電子制造基地。

這樣的發展路軌跡，許多二線城市都曾走過，依靠承接產業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擴張。問題在于，很容易望到天花板。蘇州就證明了這一點，它一度將承接上海產業鏈這項技能練到了滿級，也最早意識到，僅靠承接產業，很難實現跨越式發展。

蘇州是最早提出“主動接受上海輻射，實行錯位發展”戰略的城市。上海完成制造業資本積累后，慢慢將產業外移，相鄰的蘇州等長三角城市跟著上海喝湯。上世紀80年代開始，每周末，上海的工程師們就紛紛坐上小巴、小汽車，穿梭于蘇州、無錫、常州等城市，通過周末兼職輸出知識和技術。蘇州的鄉鎮企業里，“星期天工程師”調設備，解決技術問題，為共同塑造蘇州強大制造業基礎做出早期貢獻，如今蘇州工業產值常年列在全國前三。

但靠近上海，既是蘇州最大的優勢，也是它的一個心病。它和上海形成了一種典型分工：總部在上海，工廠在蘇州；研發在上海，制造在蘇州。比如不少女生618下單的歐萊雅，商品基本是從蘇州工廠發出的，品牌總部設在上海；上海聚集著上汽、特斯拉等整車企業總部，而大量汽車零部件供應商在蘇州昆山；上海張江匯聚著中微公司、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等半導體龍頭企業，蘇州則承擔封裝測試等下游環節。

這種分工讓蘇州始終生活在上海的光環之下，雖有最強的工業制造群，但遲遲沒有叫得上名字的大企業。Wind顯示，2025年年初，蘇州的A股上市公司中，總市值超過500億元的僅3家，還沒有超過千億元的公司。蘇州至今沒有機場，本地人通常需要去上海坐飛機，這種“依附”關系也讓網友調侃：“蘇州‘梅友’（沒有）國際機場直達航班很少，99.99%需要轉機。”

作為國內單位面積產出效率最高的產業園區之一，蘇州工業園區早期借鑒了新加坡雁型模式，吸引AMD等跨國企業把工廠搬到這里，但本質依舊是承接全球產業轉移。不差錢的蘇州一直很清醒，如果只是靠產業轉移，那就沒有更大的未來。

▲蘇州工業園區。圖 / 視覺中國

搭上AI浪潮的草蛇灰線

一批二線城市，懷揣著不甘心，開始主動引進企業。既然城市本身缺乏足夠吸引力，比起單純招商，政府直接下場做投資人，果斷用真金白銀入股心儀企業，換取落地機會。

最初，二線城市能爭取到的項目有諸多妥協。

2008年合肥市政府拿出1/3的財政預算，引入深陷面板寒冬中的京東方，為了湊錢，合肥市政府甚至考慮把在建的地鐵工程暫停。

京東方的故事雖然動人，但放在當時，面板產業遠稱不上最耀眼的賽道。彼時，北京享受著互聯網浪潮帶來的紅利；上海匯聚著金融資本與跨國公司總部；深圳則成長出華為、騰訊等科技企業。京東方落地合肥補缺了工業產業鏈，但不足以令多數城市艷羨。

時間的美妙之處在于，當下發生的事像是在湖面投下一個石頭，浪花清晰可見，但更大范圍的漣漪通向何處，會更晚顯現。京東方落地合肥的那一刻起，合肥就在形成一種頗有辨識度的城市氣質：敢闖敢拼。

這種氣質也吸引了長鑫科技創始人朱一明。

長鑫科技落地合肥，經常被講述成一個“雪中送炭”的故事：合肥在無人問津時押注長鑫，最終獲得豐厚回報。如果回到產業環境，落地合肥更像一次雙向選擇。

朱一明的履歷無可挑剔，彼時，作為歸國學霸，他已經打造出芯片上市公司兆易創新。2016年創辦長鑫，是因為他想攻克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這一中國半導體最難突破的環節。為此，他甚至立下軍令狀：“長鑫盈利之前，不領工資、不拿獎金。”

當時，半導體也是大國“芯”事，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葉青記得，那時候各地政府紛紛涌入半導體賽道，希望打造芯片奇跡。狂熱之中，長鑫從不是一個可以被忽視的項目，畢竟國家背書的大基金、阿里、小米都在早期入股了。

愿意掏錢的政府幾乎不可能只有合肥一家。朱一明回憶，選擇合肥，是自己被京東方的故事觸動頗深，城市發展的決心，讓朱一明共鳴。33歲那年，他辭掉美國高薪回國的原因也是，“依附他人平臺，實現不了自己的技術想法”。

他相信，京東方的成功可以復制。更關鍵的是，和曾經布局集成電路產業最終失敗的城市相比，“合肥沒有歷史包袱，地方政府沒有投資失敗的陰影。因此成功率更高一些”。

▲長鑫存儲的DRAM存儲芯片、內存條。圖 / 視覺中國

與合肥一樣，能搭上AI，蘇州也有許多草蛇灰線，真正改變命運的節點看起來很普通，最初只是一些零散播下的種子。

在合肥引入京東方同一年，劉圣剛好回國，他想做的是光模塊，這一賽道被多數民營VC視為高風險方向，他在創業之初飽嘗冷遇。還是蘇州工業園區旗下創投平臺元禾控股出手，牽頭投資了3000萬元，蘇州旭創科技有限公司才得以創建。2017年，蘇州旭創通過“反向并購”名為“中際裝備”的上市公司，實現了自身的上市。上市公司更名為“中際旭創”，如今是A股股王。

能投中劉圣并非完全無心插柳。2006年蘇州首次將“自主創新”確立為核心戰略。到2010年左右，抱著寧可錯投、不能放過的邏輯，將生物醫藥、納米技術、人工智能等三大方向列為重點產業，幾乎把熱門領域一網打盡。

在生物醫藥風口時，這里就曾爆發了信達生物等本土企業，吸引了恒瑞醫藥等外來巨頭重倉布局。而與此前任何一輪產業浪潮相比，AI的風刮得更加劇烈，只要訓練大模型，都離不開中際旭創的核心光模塊產品，蘇州隨之迅速升溫。

人們羨慕一座城市的“運氣”，也是羨慕關鍵節點那些敢于承擔，具備魄力的政治強人。

葉青告訴每日人物，合肥成為“最牛風投城市”背后，離不開前市委書記孫金龍。

2005年，他到任合肥市委書記時，合肥GDP僅589億元，在中部六省省會城市中倒數第一，要啥沒啥。他提出的“工業立市”四個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奠定了這座城市的發展方向。孫金龍的底層邏輯殘酷且清醒：一個一無所有的內陸城市，沒有互聯網基因，沒有金融底子，想逆天改命，唯一的路，就是走最苦、最累、但也最扎實的硬核工業。

為了體現招商決心，他把自己的秘書，直接派去當了招商組長，成立招商鐵軍。2008年，又賭上財政收入引進京東方。“人們懷念的從來不是什么風投神話。是那種敢為一座城賭上烏紗帽、砸鍋賣鐵殺出血路的實在人。”

而武漢光纖事業的起步，離不開趙梓森院士的關鍵推動。早在1973年，他便前瞻性地提出開展光纖通信技術研究，并指明技術路線。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后，趙梓森進一步提議在武漢建設光電子產業基地，并于2000年領銜26位院士專家上書，最終促成了“中國光谷”的誕生。

武漢的工業底色，讓這座城市在新技術培養過程中耐得住寂寞，豐富的高校資源只要擅用也是其他城市羨慕的優勢。趙梓森所任職的武漢郵科院就孵化出了烽火科技，裂變出烽火通信、光迅科技、中信科移動等行業領軍公司。

在不夠豐饒的土壤中培育產業是漫長的過程，需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國資出手，也充滿著偶然與風險。不是每一次下注都能獲得回報。

合肥曾投資25億元布局賽維光伏，卻沒能趕上行業周期；投資20億元押注等離子面板，最終輸給了液晶技術路線；蘇州國資曾投資社區團購項目蜜橙生活，試圖追趕互聯網風口，最后無疾而終。

即使是上世紀90年代就想清楚要做“光谷”的武漢，幾大芯片項目也經歷過爛尾、技術封鎖，一度落入低谷。但這些不順利的項目，反而變成了繼續接住機遇的墊腳石。葉青了解到，中央給長江存儲尋找落地城市時，就是看中了武漢打下的芯片基礎。

▲圖 /《赤熱》

三城模式能否復制？

盡管都是新一線城市，但資源稟賦不一樣，三座城市有著截然不同的投資方式。

合肥的風格是敢賭，在沒人接手時出手，某種程度也是被逼的。《中國城市大洗牌》一書的作者黃漢城曾對媒體分析，合肥“天生跛腳”，只有冒險，才可能站在全球制造業的前沿。

敢賭的背后是合肥極致地追求確定性。2019年，李斌被稱為“最慘的男人”，找遍18個城市沒人敢接蔚來，合肥接了。也是到第二年李斌才知道，他身邊所有汽車圈的朋友都接到了合肥的調研電話，技術研判、政策對標、法務盡調、商務談判，四條線同時推進，把蔚來和李斌查了個底朝天。

關于長鑫，一位合肥產投負責人做過盡調也得出過類似結論，“我們投的是朱一明這個人，和他背后代表的那個可能性。”

與合肥窮則思變的“敢賭”不同。蘇州發揮了江浙有錢、會理財的技能，撒下一張投資大網，去對接企業不同階段的融資需求。

蘇州政府投資經驗甚至可以追溯到20年前。這一時期，業內人士形容，“全國只有5個人懂風險投資”，但當時蘇州頂著壓力，在空白地帶摸索。2007年，31歲的何鯤加入元禾控股，這家機構被視為蘇州國資創投“試驗田”，他在元禾控股搭建起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基金體系：有的投天使輪、有的投成長期、有的專注半導體領域。

這類經驗推廣到全市，蘇創投、元禾控股、蘇高新金控在創投圈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三巨頭”外，蘇州還有大量中腰部創投機構，給整個城市創業生態撐起了保護傘。蘇州創投活躍到有人形容，“投資機構除了布局北上廣深以外，基本都在蘇州有辦公室。很多平時約不上的同行朋友，也都能在蘇州遇上”。

武漢則透著一種“孤獨”的韌勁。在葉青看來，武漢既不在成渝經濟圈，也不依托江浙滬，它是一座不靠圈、不靠邊、只能靠自己的城市。唯一可以倚仗的，是其深厚的高校科研資源，這也正是當年趙梓森提出發展光纖時，武漢能堅定選擇的土壤。因為遠離城市圈，少了外界的喧囂與橫向比較，武漢反而能屏蔽雜音、心無旁騖地長期堅守，這也是它耐得住寂寞的根本原因。

這批非一線城市的逆襲，也在悄然改變城市發展的邏輯。葉青告訴每日人物，政府過去依賴賣地，如今更多轉向產業投資，希望通過資本帶動產業落地，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三座城市都走上了股權財政的路徑，但如何走并沒有標準答案，且與各自城市的稟賦深度綁定。共同之處都在于，它們都曾不甘心于吃老本，提前布局，敢于抓住歷史機遇奮力一搏。

▲圖 /《新聞女王》

合肥“原生家庭”帶著貧窮感，它天然的饑渴，總能識別出不能錯過的機遇，這從1969年就埋下了伏筆。那一年，中科大決定遷出北京，選址安徽，并不富裕的合肥以“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國的科學苗子保住”的態度，接納了中科大的落戶。從此，中科大給合肥源源不斷培育出科創人才。

同樣善于抓住機遇的還有蘇州。媒體報道，蘇州工業園也是“搶”來的。彼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來華挑選工業園區合作城市，候選者眾多。時任蘇州市市長章新勝擠上了李光耀的奔馳轎車，憑借一口流利的英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為蘇州刷了一波好感度。

這些瞬間的機遇幫助城市完成資源躍升，但城市還需等待數十年的產業機遇，才能完成關鍵一躍。三座城市都等了至少20年。

與此前任何一輪產業浪潮相比，AI的風刮得更加劇烈，撼動的產業“根基”足夠深。從芯片、服務器到光通信，大量基礎設施被重構，這些隱藏在產業鏈上下游的關鍵環節，讓長期處于產業邊緣的二線城市，第一次有機會靠近產業核心位置。

但如果沒有看到它們的底色，從表面效仿“三城”模式可能會制造新的泡沫。如今，三座城市的光環，也催生出其他地方政府的投資焦慮。一些企業盯上了國資，為那些急需為高新產業園找到業主的國資委，和那些背著招商指標的官員，量身編織了一套產業故事，用以打動資方，這種依賴地方產業基金的模式被解讀為“崩老頭”式融資。

AI帶給城市的紅利能延續多久，也需要更多的時間探索。

據摩根士丹利分析，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合肥模式的悖論是，工業在加速走向資本密集化和自動化。增長越來越靠設備、靠技術、靠資本投入，而不是靠堆人頭。困擾這批城市的新問題是，如何將少數高薪產業紅利惠及到更大多數普通人。

至少當下，人的流動正在這幾個城市發生。徐海今年從長鑫跳槽到一家合肥芯片設計公司，他感慨，合肥現在也有了更多不錯的企業，“沒那么卷，也不像長鑫那么累”。

▲圖 /《創世紀》

（徐海為化名）

參考資料：

1.全國GDP最高的地級市，憑什么是它？ 《三聯生活周刊》

2.武漢“芯”途，真假千億之間 雷峰網

3.合肥怎么突然就冒出來了 真叫盧梭

4.長鑫科技上市，合肥為何“逢賭必贏”？ 冰川思想號

5.19天暴漲22倍，蘇州國資賺翻了 投中網

6.《中國城市大變局：解讀城市競爭的底層邏輯》凱風清華大學出版社

7.開年最大IPO要來了 投中網

8.李光耀中國往事：蘇州工業園區“青出于藍”。《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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