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剛解放特務遍地，陳賡啟用死刑犯戴罪立功，一夜肅清全城暗流

1949年5月，上海剛剛易幟，街面上看著太平，暗地里刀光劍影。潛伏的特務網絡密布全城，炸彈、暗殺、電臺，每隔幾天就出一起。新政權的情報人員兩眼一抹黑，根本摸不清這座城市的底細。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人把一個叛徒、漢奸、三面間諜推上了臺面——說，此人能用。

這個決定，后來改變了整個上海灘的走向，也把這個人自己，送進了二十八年的牢獄。

1907年，胡均鶴生在江蘇吳縣。

父親早死，家里沒錢，十四歲就跑到上海闖蕩，醬油店學徒、洗衣鋪幫工，什么苦活都干過。這個出身的人，后來偏偏走進了中國最兇險的情報世界，而且一進去，就再沒出來過。

1926年，他在上海紗廠工人的集會上被人看中。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把他引入共青團，隨后轉為中共黨員。此后幾年，他在黨內晉升極快——1927年出任團中央組織部長，1928年作為少共國際代表赴莫斯科開會，還見到了斯大林。回國后，他在上海主持團中央工作，深受王明器重。

那時候的他，算是一個前途無量的革命青年。

可惜，1932年的一個深夜把這一切砸碎了。

被捕之后發生了什么，史料記載得不算細，但結果只有一個字：叛。

歷史此后的走向出了人意料。

胡均鶴沒有死，反而在1939年干了一件更離奇的事——他再次背叛，這回叛的是國民黨。

那一年，李士群的手伸到了他，把他"請"進了上海76號——汪偽特工總部。他被任命為汪偽南京區副區長兼情報科長，隨后調任特工總部二處處長。換句話說，他從一個反共特務，變成了一個漢奸。

可這個人有個習慣：從不把自己逼死。

他一邊在汪偽體制里吃飯，一邊給自己留后路。他主動充當中統與汪偽之間的聯絡人，同時與中共地下黨秘密接觸。1941年，中共中央社會部在上海啟動情報工作，潘漢年主持其事，胡均鶴就成了潘漢年與李士群之間的中間人。潘漢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全由他安排保護。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局勢急變，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王堯山需要緊急轉移，也是胡均鶴安排了出路，護送他們撤往淮南根據地。

這個人到底是誰的人？

說共產黨的，他是鐵板釘釘的叛徒；說國民黨的，他也叛了；說汪偽的，他又在暗中給共產黨做事。他就是個走鋼絲的人，在三股力量之間反復橫跳，哪邊都不敢徹底得罪，哪邊都沒有真正信任過他。

1945年日本投降，清算來了。國民黨以漢奸罪把他關進南京老虎橋監獄，判處十年徒刑。他妻子趙尚蕓是東北抗日義勇軍軍長趙尚志烈士的胞妹，這層關系給了他一點點緩沖，有人在關鍵時刻替他說了話，沒有被判死刑。

就這樣，他在牢里熬著。

但歷史沒給他安靜熬完的機會。

1949年初，國民黨敗局已定。

撤退前，有人做了一件事，把關在各地監獄里的犯人統統放了出來。說是"增添麻煩"，其實是一盤散沙，各自逃命。胡均鶴就這樣走出了南京老虎橋，重新站在了尚未解放的大地上。

他在獄里已經想了很久。

他這輩子，叛過共產黨，叛過國民黨，當過漢奸，坐過牢。現在共產黨要來了，他能去哪兒？臺灣不會要他，國民黨不信任他；大陸留下來，等待他的可能是審判，也可能是槍子。但他還有一張牌——那幾年替中共做的事。

他開始找人。

輾轉托人聯系潘漢年，表達投誠意愿。信傳來傳去，最終到了潘漢年手里。潘漢年帶話回去，讓他去丹陽，找饒漱石和揚帆。

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炮聲還沒停，胡均鶴夾著一份厚厚的名單，走進了丹陽。在蘇州，他碰到舊部孫洵，兩人合流。更重要的是，他把一個準備在蘇州潛伏的中統特務蘇麟閣親手交了出來——這是他帶給解放軍的見面禮。

見到揚帆之后，他把自己的底交得相當徹底。叛變經過、汪偽任職、與潘漢年的單線聯系，一五一十全說了，同時承諾，能拿出一份中統和軍統在上海可以運用的人員名單。

這件事報到了華東局書記饒漱石那里。

饒漱石當時說的話，后來被不少親歷者反復引用：我們進上海，處于"敵情不明，群眾未發動，公安力量未組織好的形勢"。這座城市有六百萬人口，國民黨經營多年，暗樁密布，新政權的人剛進城，兩眼一抹黑。胡均鶴這個人，熟悉中統、軍統、汪偽三方的人事關系，是一本活檔案。

怎么用？饒漱石拍了板：給他搞個委員會的名義，放在公安局外面，我們派干部進去盯著，專門做"以特反特"這件事。

這個決定的邏輯，其實很清晰。國民黨當年就是用顧順章把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搞垮的，顧順章了解共產黨的一切——人員、暗號、聯絡點。現在局勢反過來了，用一個了解敵方一切的人，反過來打敵方，是同樣的邏輯。

至于用這個人的風險——當然有，但有人二十四小時盯著，有問題隨時處置。成了，上海安穩；敗了，他一個人擔著。

這個賬，劃算。

需要說明的是，后來民間流傳的一些版本里，把這個決策歸在了其他將領身上，描述得頗具戲劇色彩。但根據當時在場的多位當事人的回憶與史料交叉對照，真正作出決定并指示具體操作的，是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由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處長揚帆負責落實執行。這一點，是可以確認的基本事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城市換了旗幟，但地下的東西沒那么快換。

潛伏的特務網絡依然在運轉，秘密電臺在深夜發報，暗殺名單上掛著新政權的領導人。陳毅市長的名字，后來證實出現在至少八起暗殺計劃的目標名單里。

就在這個當口，胡均鶴被華東情報部帶進了上海。

他的身份，是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機構不在公安局正式編制之內，屬于外圍咨詢機構，只有主任、副主任和秘書三個人。但它的作用，遠比名字聽起來要大得多。

胡均鶴做的第一件事，是交名單。

他整理出的那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人員表》，把上海的中統、軍統潛伏人員梳理了一遍——誰是真在潛伏，誰可以爭取，誰已經打算暗中自首，全在上面。這份名單，是公安部門肅反工作的第一把鑰匙。

揚帆的工作部署分三步走。

第一步，通過情委會摸清國民黨和汪偽在上海的特務底數，這需要時間。第二步，等時機成熟，舉辦反動黨團特務的公開登記。第三步，結合登記工作，對相關人員依法處置。這個節奏，不急，但穩。

胡均鶴從這一步開始，就沒停過。

他利用自己在舊特務圈子里二十年積累的人脈，把那些猶豫觀望的舊特務一個個拉過來，讓他們"秘密自首"，然后填寫工作日志，每天向上匯報，有隱瞞的、繼續活動的，立刻上報處置。這套機制，后來被當時參與工作的公安干部描述為"上海解放初期對國民黨潛伏特務殺傷力最大"的手段之一。

他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協助抓獲四百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并提供線索破獲潛伏電臺逾百部。這個數字，在1949年至1950年這段時間里，幾乎重塑了上海的地下格局。

1949年10月，發生了一件標志性的案子。

國民黨保密局特派著名殺手劉全德，奉局長毛人鳳之命，攜助手和武器秘密潛入上海，目標是陳毅市長等新政權領導人。

劉全德這個人來頭不小，早年是紅軍里的神槍手，后被捕叛變，加入軍統，充當殺手多次得手。這次奉命進滬，是帶著充足準備來的。

案子的破獲，關鍵線索正是來自胡均鶴的情報網絡。胡均鶴手下有一個叫高激云的特情人員，通過舊關系網查到了劉全德進滬后的落腳點，順藤摸瓜，人贓俱獲。整個暗殺計劃就這樣被掐斷在了落地之前。

1949年六七月間，情委會正式對外宣布成立。到1950年2月，隨著社會處改編為政保處，情委會轉為情報科的外圍機構，胡均鶴的職務變為副主任，工作模式不變，繼續運轉。

在這段時間里，還發生了一些值得記錄的細節。

有部分"特情人員"經不住考驗，心生二志，私下和舊日關系重新接頭，有人甚至接受了臺灣方面的經費。

公安部門查證屬實后，一律嚴肅處理，沒有例外。其中一個1949年假自首的特務，后來出了境，公安部門追著把他從境外引渡回來，就地逮捕懲處。這套規矩立得很死，沒人敢輕易試邊界。

但這套機制也有它內在的脆弱性。

胡均鶴用的是人情網，信的是舊關系，這些東西干凈不了，也管不住。一旦形勢變化，這條線上的所有人，都會跟著出問題。

只是在1949年的那一年里，沒有人想那么遠。眼前要緊的事是穩住上海，其他的，等等再說。

好日子沒過幾年。

1951年，"歷史問題"這四個字開始壓頂。胡均鶴被撤職，在家閑坐，等著。

他知道自己的歷史干凈不了，叛變的、漢奸的，一條條都在案底里趴著。他能做的，只有等。

1954年9月，等來了。

公安人員敲響了門，他被宣布隔離審查。三個月后，揚帆也進了看守所。再過幾個月，潘漢年在北京被捕。一條線，三個人，幾乎同時跌進了同一個深淵。

事情的導火索，有一個具體的節點。

胡均鶴手下有個叫姜頌平的特情人員，此人原是中統特務，跟著胡均鶴投了共產黨，但后來在街上碰到了舊日的特務同行，沒有上報，私下吃了頓飯，發了一通牢騷。那個特務回臺灣匯報，不久返回上海，帶著任務和經費，結果在偷渡時被解放軍截住，審訊中供出了姜頌平。公安部門追查到胡均鶴這條線上，1954年9月，胡均鶴為此被公安部逮捕。

審查的結論，一層層往上加。

1955年4月，潘漢年被毛澤東親自下令逮捕，定性為"內奸"。要坐實這個案子，需要證據，而當年那場潘漢年與汪精衛之間神秘會見的唯一活著的見證人，正是胡均鶴。于是胡均鶴的案子，從"歷史問題"升級為"潛伏特務"，被認定系國民黨安排潛伏、打入共產黨內部的棋子。

關押，二十八年。

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他的標簽不斷疊加：從"戰犯"到"反革命"到"歷史反革命"，每隔一段時間，就多一個帽子。他明白自己早年的叛變歷史洗不掉，但他也知道，只要潘漢年還背著"特務"的名字，自己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兩個人的案子，是捆在一起的。

他在看守所里聽風聲，等了很久。

1978年，中央開始重新審查潘漢年的案子，他在里面聽到了消息，卻沒有人搭理他。等到1982年8月，平反通知正式下達，他才被允許離開。

出來的時候，他已經七十六歲，一路咳嗽不止。

他沒有停下來喘氣，讓兒子幫他寫申訴信，向上海市中級法院遞材料。核心就一句話：若潘漢年無罪，延伸案應逐一復查，該說清楚的，該說清楚了。

復審花了十八個月。

辦案人員翻出1941至1945年間填寫的密檔，一頁頁對照。同一個日期，胡均鶴既出現在汪偽特工總部的檔案里，也出現在中共秘密交通站的日記里。兩套記錄交叉驗證，結論只有一個：叛變是真的，后期"戴罪效勞"也是真的，解放后再次背叛共產黨，沒有證據。

1984年4月，平反通知書送到。

結論用了不長的篇幅：潛伏特務定性不當，反革命罪名撤銷，歷史罪行既往不咎，享受行政十五級離休干部待遇。

胡均鶴盯著那張紙看了很久。

1993年3月，胡均鶴病逝于上海，走完了他那條七彎八折、三次背叛、一次平反的人生。

這個案子講完，有幾件事值得單獨說清楚。

第一，"以特反特"不是某一個人的冒險，是一個有組織授權的決策。根據多位親歷者的回憶與檔案記錄，啟用胡均鶴的決定，是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在揚帆匯報后拍板的，具體執行落在揚帆手里。這件事從頭到尾，是體制內授權、公安系統主導的對敵工作，不是哪個將領的個人發揮。

第二，胡均鶴的功與過，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他的叛變記錄是鐵的，讓無數同志為此付出了代價；但他在抗戰期間為中共做的那些事，也被檔案一條條記下來了。1984年那份平反結論，用的是"功罪并陳、既往不咎"，這八個字，算是組織上給出的最終評價——不全否，也不全肯。

最后還有一件事——那份《中統和軍統人員表》，那一千多條線索，那四百多個被抓獲的潛伏特務，那一百多部被破獲的秘密電臺。

這些數字背后，是一座城市在解放初期從暗流涌動走向基本穩定的真實過程。用了什么方法，爭議可以一直存在；但這套方法的效果，在當時的上海是確實發生的。

歷史不是非黑即白的賬本，胡均鶴這個人，恰好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