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尚未刑事立案，何以跨省辦案扣押159瓶茅臺

文丨柯錦雄（刑辯律師）

三年前，四川宜賓珙縣警方與五糧液公司鑒定人員一道跨省奔赴沈陽，出發前是為了查假五糧液，回來后“帶走”的卻是酒商159瓶高端茅臺。

三年后，當事人現場清點物證時發現，這批封存的名酒不僅多款高價酒憑空消失，部分酒瓶更是被開啟、酒液流失殆盡。

為什么查假五糧液卻扣押茅臺酒，為什么茅臺酒數量不對，酒液消失？

最近這一起涉及公安機關“逐利執法”的消息受到輿論關注。

6月18日，宜賓市公安局針對相關情況發布通報，介紹了案件的背景信息，但沒有涉及部分茅臺酒缺失、扣押涉案物合法性及警方“逐利執法”等核心問題。

6月21日，四川本地媒體紅星新聞通過前往珙縣公安局、宜賓市公安局和宜賓市涉案財物管理中心調查采訪，補充了一些情況通報中語焉不詳的信息。

雖然解釋了部分茅臺酒缺失的問題，但依舊沒有回應警方“逐利執法”的問題，而且還凸顯了刑事程序問題。

尚未刑事立案，何以搜查羈押？

何某和妻子黨某某在沈陽經營白酒生意。2023年5月26日，來自四川宜賓珙縣公安局的三名民警進入他們經營的酒鋪，三名珙縣公安局民警從四川趕赴沈陽，以何先生涉嫌銷售假五糧液為由，將其帶走調查。

警方的情況通報稱，2022年3月，宜賓市公安局指定珙縣公安局偵辦“3.24”假冒注冊商標案，偵辦中發現何某在該案犯罪嫌疑人焦某處購買假冒名優白酒用于銷售獲利。然而在紅星新聞的報道中，該案的犯罪嫌疑人并非焦某，而是王某志。

據紅星新聞報道，警方是在偵查王某志“3.24”假冒注冊商標案的過程中發現，犯罪嫌疑人焦某從王某志處購買大量假冒五糧液等品牌白酒，并銷售給何某等人。由此可見，焦某并非王某志案的同案犯，而是另案的犯罪嫌疑人，從后期警方所立的“焦某等人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案”也可以證實這一點。

但是警方對何某以及焦某立案是在2023年8月7日，已經是珙縣警方前往沈陽之后的兩個多月。那么警方到底是以什么名義，在未立案的情況前往沈陽調查何某，并且搜查何某店鋪的呢？

立案是刑事訴訟程序之始。

在2023年5月26日之前，珙縣警方只立過王某志“3·24”假冒注冊商標案，而焦某以及何某還僅僅只是發現了“犯罪線索”，對于犯罪線索警方只能采用調查核實手段而不能采取偵查手段。

按照《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立案之前的調查核實過程中，公安機關可以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采取詢問、查詢、勘驗、鑒定和調取證據材料等不限制被調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但是，不得對被調查對象采取強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凍結被調查對象的財產，不得采取技術偵查措施。

如果僅有王某志案，警方能不能扣押何某店鋪內的茅臺酒。《刑事訴訟法》當中有這樣一條規定，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人，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

如果警方有證據證明何某店鋪內的茅臺酒屬于王某志一案的證據，確實可以扣押這部分證物。但是辦案民警趙松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雖沒有在何某酒行現場查獲假冒五糧液白酒，但公安機關查實其從上家焦某處購買數十萬元假五糧液白酒后，通過線上等方式售賣的犯罪事實。可見，當時警方查處王某志的主要犯罪行為是假冒五糧液白酒，警方前往沈陽理應也是搜集假冒五糧液白酒的證據，既然現場并無這些證據，茅臺酒無論真假都不屬于王某志一案的涉案證物，警方就沒有理由扣押、查封。

何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標罪管轄權存疑

但是警方發現存在假茅臺酒，確實也不能夠視而不見。但這已經超出了珙縣警方的權限，在沒有立案的情況，即便是為了防止證據滅失，也應該由當地警方來處理。這里就涉及到珙縣警方的管轄權問題。

《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必要時，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侵權產品制造地、儲存地、運輸地、銷售地，傳播侵權作品、銷售侵權產品的網站服務器所在地、網絡接入地、網站建立者或者管理者所在地，侵權作品上傳者所在地，權利人受到實際侵害的犯罪結果發生地。

對于不同犯罪嫌疑人、犯罪團伙跨地區實施的涉及同一批侵權產品的制造、儲存、運輸、銷售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行為，符合并案處理要求的，有關公安機關可以一并立案偵查。

焦某與何某屬于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是假冒注冊商標罪的下游犯罪。如果假茅臺酒是王某志一案當中的“同一批侵權產品”，則珙縣警方可以依據并案程序獲得偵查管轄權。然而從目前的信息來看，王某志一案主要是涉及假冒五糧液白酒，茅臺酒的來源并不明確。在未能查獲假冒五糧液白酒的情況下，扣押茅臺，珙縣警方的查封扣押行為缺乏法律依據。

在警方透露的何某訊問內容中，何某在焦某處買的是青花郎，扣押的是茅臺，絲毫沒有提及五糧液。所以珙縣警方的管轄權是存疑的。

而據何某的妻子黨某某稱，在何先生被羈押訊問期間，辦案民警聯系上其妻子黨女士，要求家屬與五糧液公司協商和解并支付賠償金，并且以何某的人身自由威脅。2023年5月27日，警方搜查第二日，何某與五糧液公司簽訂了“自愿賠償協議書”，協議中何某承認了存在侵犯五糧液公司商標權的行為。

而和解結束不到一個月，大約在2023年6月27日之前某日，何先生夫婦再次接到珙縣警方的通知，要求何先生前往四川配合調查，且警方明確表示將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時宜賓公安尚未針對何某立案，從2023年6月27日至8月7日，何某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在珙縣配合調查？

這一自認勉強讓何某與王某志一案扯上關系，但也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何某銷售的假冒五糧液白酒屬于王某志一案的“同一侵權產品”。宜賓公安到底有沒有偵查管轄權呢？權利人受到實際侵害的犯罪結果發生地也屬于犯罪結果地之一，但是關于這一概念，存在不同理解。有律師認為，這一概念與民事訴訟當中侵權結果地類似，因此被侵權公司注冊地屬于權利人受到實際侵害的犯罪結果發生地。但也有不同意見，認為權利人受到實際侵害的犯罪結果發生地并不等同于權利人所在地。

在2026年5月20日，何某夫妻當面查驗被警方扣押三年的茅臺酒，發現扣押的茅臺酒缺失問題。查驗溝通過程中，黨某某就2023年警方施壓索要和解金的行為提出質疑。參與該案辦理的民警坦言，相關操作是遵照上級要求執行，屬于“逐利執法”。據其透露，宜賓市公安局曾下發相關KPI考核機制，辦案機關可從五糧液相關和解賠償金中，獲取40%的分成。

對于這一說法，相關部門至今也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不過奇怪的是，就在何某夫婦查驗過后的次日庭審中，公訴機關主動撤回了針對何某售賣假冒茅臺的全部指控。而何某到底有沒有侵犯過五糧液公司的商標權，目前的公開信息中并不明顯，何某在訊問中提到的青花郎酒所屬公司郎酒股份有限公司注冊地在四川瀘州，即便認為被侵權公司注冊地屬于權利人受到實際侵害的犯罪結果發生地，四川瀘州的管轄權是不是更有證據支持？

以上僅僅只是依靠公開信息報道的內容，從專業角度提出一點疑問，與實際結果可能存在差別。

在知識產權犯罪領域，管轄權的概念其實很容易被忽視，因為按照相關規定，知識產權犯罪的管轄基本上是“沾邊就管”，異議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立案時間與搜查、扣押、羈押訊問時間的矛盾則是無法解釋的，即便是并案偵查，也需要先立案，有案可并，才談得上并案。所以關于立案時間的疑慮，不知道卷宗中有沒有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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