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正在衡量那些并不由執政者決定的事件會產生怎樣的影響。賽事可能減輕沃爾卡羅丑聞骯臟內幕曝光帶來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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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偶然發生、又不受執政者行為左右的事件——比如國家隊在世界杯上的表現——會影響政治參與者的行為嗎?民主制度之所以成立,在于選民獎勵好的執政者、懲罰差的執政者。
但如果公民把政府并不能控制的事件也歸咎于政府,民主過程的理性基礎就會受到質疑。非民主統治者也會借助重大事件中的成功來提升支持率,但他們能否繼續掌權,依賴的是強制力和權力運用,而不是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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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爭論由來已久,而且立場分明。一個經典研究曾分析19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論是:新澤西海岸一連串鯊魚襲擊事件,可能削弱了受影響地區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選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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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事件會激發情緒反應——就像有人在糟糕的一天過后,把怨氣發泄到寵物身上一樣。批評者則認為,這未必是不理性,而是注意力政治。負面事件會把積極議題擠出公共議程,反過來也是如此。積極事件同樣會遮蔽丑聞。
在災難發生時,常會出現所謂“團結在旗幟周圍”效應,也就是民族團結效應,這可能減輕負面影響。還有第二種機制,即“聚光燈”效應:災難會把公眾目光集中到現任執政者身上。這種高度聚焦可能暴露無能或違規行為,放大其政治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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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少數情況下,結果恰恰相反:如果應對極其高效,執政者反而會因此獲得回報。也就是說,按表現進行獎懲的內在理性依然存在。變化的只是某個議題在公共議程中的中心位置,以及它獲得關注的時間窗口。
上述影響屬于第一層次,但還存在第二層次的間接影響。有研究考察了2014年“7比1”慘敗的政治后果。卡瓦略等人沒有直接分析選民行為,而是關注金融市場如何對這一結果作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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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價格會吸收對未來事件的預期。如果投資者認為某件事會改變選舉前景,這一信息就會反映到市場上。“7比1”之后,那些被視為會從迪爾瑪·羅塞夫敗選中受益的企業股票大幅上漲。市場當時的預期是,這場慘敗會提高反對派在總統選舉中的勝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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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市場的表現仿佛是在押注:數以百萬計的選民會把一場發生在球場之內的失利,歸責于政府。失敗或成功都會改變公眾情緒。勝利會帶來人們熟悉的“感覺良好”效應,從而強化支持現狀的傾向。失利則會激發一種彌散性的求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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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巴西而言,關于直接效應的證據似乎并不扎實。2002年,盡管冠軍獎杯屬于巴西,但執政陣營候選人若澤·塞拉仍然輸掉了選舉。不過,核心問題在于反事實判斷:如果沒有那次奪冠,他失敗的幅度會不會更大?
可以確定的是,未來幾天,最主要的影響將是減輕沃爾卡羅丑聞骯臟內幕曝光所帶來的沖擊。當然,這一注意力窗口能持續多久,仍將取決于國家隊接下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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