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奪權：千年失權后的幕府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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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江戶幕府末期，社會分化加劇，長期的“鎖國政策”使日本社會處于矛盾重重的衰退境地。19世紀40年代，幕府為緩和矛盾，被迫實行改革，以挽救垂危的幕府統治。有代表性的水戶學提出“處士橫議”(不分身份高低，武士各階層都能積極參與政治發言)的要求，在1857~1858年的日美通商條約締結問題和將軍后繼人問題上，矛盾表現得越來越尖銳。

促使尊王派與攘夷派(合稱尊王攘夷派)結合到一起的無疑是美國佩里艦隊來日本后出現的對外危機的緊迫感所致。吉田松陰是尊王攘夷思想的代表。在列強的強大壓力下，幕府的無能暴露無遺。

吉田松陰等思想家提出迅速“立國”，試圖從尊王中尋求攘夷的力量，強調尊王及君臣的大義，要通過對天皇的絕對忠誠，確立日本自身的民族尊嚴。而這種尊王思想發展的結果，恰恰必然導致幕府政權威信的大幅度下降，也成為改朝換代和維新的前提條件。起初，吉田松陰把拯救日本民族于“死地”的精神支柱寄托在天皇身上，也并不是以倒幕為目的的，然而其結果卻導致了幕府的滅亡。

尊王攘夷派要求幕府拒絕與美國締結日美通商條約，并按照天皇及朝廷的指令辦事；在將軍后繼人問題上，薩摩藩等西南藩反對幕府由多病的德川家定做將軍的人事安排，而擁立“年長英明”的一橋慶喜，慶喜也是德川家直系的后代，此前一橋家出過第11代將軍家齊。西南藩的主張得到天皇的支持，尊王派與攘夷派都在借助天皇權威。而天皇及皇室也想改變以往在政治上有名無實的不利地位。在此之前，天皇及朝廷已開始介入政治問題。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日弘化三年，即美艦隊來日7年前)，朝廷曾向幕府提出加強海防的要求書。遠山茂樹的研究表明，這是江戶時期朝廷第一次介入政治。他認為：幕府在海防及外交問題上被迫開始承認朝廷有發言權，這是“超出了幕藩體制權限范圍的重大事態”。此時，天皇及朝廷已不完全是政治擺設。

幕藩體制是江戶時期日本國內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在“鎖國政策”下還行之有效，但在涉及外交、海防等問題時，幕藩體制就顯得力不從心，不得不借助天皇權威來平息國內不滿。

在幕府被迫執行天皇的攘夷命令后，天皇及朝廷實際上掌握了“攘夷權”，也就是掌握了統率各路大名共同對外的實際政治權力，為天皇的親政(直接參政)打下了基礎。以西南藩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向倒幕派的轉變也正是以此為契機的。

幕末政治體制是幕藩體制向天皇制的明治憲政體制過渡的政治形態，或者說，是幕藩體制與明治維新體制之間的過渡、轉型體制。明治體制經歷了佩理艦隊來日而被迫開港(1853)、1867年(清同治六年，日慶應三年)年的大政奉還(把幕府權力重新奉還給天皇)、王政復古等過程，前后大約15年左右的時間。這是日本從鎖國走向開放的時期。這不僅是政治過渡時期，也是日本成為近代統一國家的一個始發期、準備期。到明治維新為止，一般百姓對天皇的信仰和概念并不十分明確。

但天皇作為上層建筑的權威性存在，在權力者中卻有重要意義，為了爭奪權力他們都要樹天皇的旗幟，以作為自己依靠并取得正統的工具。不過各種勢力都是在利用天皇的權威，是否真正想為天皇爭取權力則值得商榷。

另外，各地藩政改革的結果，加強了西南各藩政治、經濟實力，形成足以與幕府中央政權抗爭的實力。因此，這個階段日本社會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動，確實為日后的倒幕及建立天皇為中心的中央政權做好了充分的物質及精神準備。

從歷史角度看，律令制(公元681年，唐開耀元年，日天武十年)以前被稱為“大王”的君主在7世紀末一度被稱為天皇。天皇本來是中國道教用語，把宇宙最高的神的天帝稱為天皇。但在此之后天皇的稱謂也沒有在日本廣泛使用，從中世紀到近代，天皇先后被稱為帝、大內、朝廷、主上、天子、院等等。

1841年光格上皇去世后被加封光格天皇的謚號，這成為天皇稱號復活的劃時期開端。到了明治時期，為了使用與絕對權威相適應的稱號，就選中了天皇的稱呼。

天皇是倒幕派及幕府雙方爭奪的對象。薩長藩為中心的倒幕派利用天皇權威，以尊皇樹立正統性實現維新，奪取政權。當然不到16歲的明治天皇睦仁并不是一開始就執掌權力，朝臣即天皇近臣的作用不能低估。具體地說如三條實美、巖倉具視等天皇近臣成為日后維新的領袖，也是早期政權的決策者，他們也依靠天皇的權威。所以無論在維新中，還是明治憲政體制中，天皇都是政權基礎和核心，沒有天皇在政治及精神上的積極配合和支持就不可能實現這場維新，就沒有明治憲政體制。

倒幕派在理論上的精神支柱或者說明治維新的思想基礎是尊王攘夷論。本來尊王論者(吉田松陰等)是主張把天皇作為主從關系的最高地位者加以尊祟，而攘夷論則受到“中華思想”的影響，要求對試圖侵略“神州”(日本)的“夷狄”(列強)進行排斥打擊。

面對1853年美國佩里艦隊來日的壓力和開港要求以及1858年(清咸豐八年，日安政五年)簽署日美修好通商這一不平等條約等嚴峻的國際形勢，“征夷大將軍”已不得不屈服于外來壓力，無法保證日本國家主權的狀況已經暴露無遺。在這種情況下，幕府被迫請出天皇。此時幕府的本心也只是希望依靠天皇的權威，通過天皇敕許(開港)條約，來克服棘手的外交和內政危機，而不是要使天皇重新處于政治權力的中心。

但事與愿違，以幕府向孝明天皇請求對開港做出敕許為開端，孝明天皇及近臣抓住了這一可能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機會，下達了與將軍幕府期待相反的廢約攘夷的敕令。這樣一來不僅使天皇自己成為體現國家意志的主權者，也把天皇高于將軍的優越地位的事實公之于天下。當然，此時天皇及朝廷希望的只是“把所有外國人一個不剩地從日本趕出去”，這就使幕府陷于困境，因為幕府期待的是天皇敕許條約，而攘夷則是幕府無法辦到的事。

1860年(清咸豐十年，日萬延元年)9月以公武合體(朝廷與將軍幕府的聯合執政)為契機，幕府放棄政權壟斷，朝廷宣布孝明天皇之妹和宮下嫁將軍家茂。從而使朝廷與幕府建立較和諧的關系，而孝明天皇又要求幕府在一定期限內攘夷。

對此，幕府表示“幕府也有攘夷的要求，只是目前須充實國力，首先應向天下顯示公武合體人心歸一的局面，然后通過7到10年與列強交涉，或者廢除不平等條約，或者以武力解決攘夷問題”。在皇室及各藩壓力下，幕府同意拒絕與列強外交，攘夷是孝明天皇要求提出具體措施，幕府是不得已而認可的的攘夷令使天皇成為民族英雄，幕府則背上了接受不平等條約的“黑鍋”。

在這一回合的較量中，天皇扭轉了千百年來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重新登上政治舞臺。

毫無疑問廢約攘夷的決定本身是朝廷給幕府出的難題，天皇及朝廷也面臨著一場政治權力的競爭和對外風險危機。開始孝明天皇希望的不過是實現以天皇、朝廷為中心的權力復歸，并不一定要同幕府直接對抗。

真正使天皇及朝廷具有同幕府進行對抗的政治、經濟力量的是被幕府疏遠了的外樣大名和下級武士。

根據巖倉具視的建議，朝廷利用外樣大名與幕府的矛盾，由孝明天皇通告西南地區49個外樣大名，要求其效忠天皇朝廷，此舉得到了外樣大名的積極響應，這是外樣大名介入中央政治的時機。

皇室與幕府政治地位發生逆轉的契機是1862年11月27日在江戶城將軍接受孝明天皇攘夷敕書的歷史性時刻。敕書的內容與孝明一貫堅持的攘夷政治沒有區別，但接受敕書的形式發生了重要變化。以往提交敕書的方式是：將軍坐在大客廳的上座，敕使則在下座拜伏等待幕府官員叫敕使的官名，敕使待將軍同意后膝行至上座，低頭奉上敕書，再膝行退到下座。但是該日的敕使權中納言三條實美則對德川幕府的此種傳統方式提出異議，認為這種做法是有損朝廷威嚴的，是對朝廷的侮辱。

最后幕府被迫接受三條的抗議，在敕書的接受方式上采取了同慣例相反的做法，即先由敕使走到上座，將軍家茂則在中座等待敕使的意會，然后走到上座拜受敕書。此時也就成為朝廷與幕府地位轉變的決定性瞬間，皇室與幕府地位逆轉事件馬上被各藩所得知。至此，德川幕府嚴格實行260多年的禁止大名入京朝拜天皇的禁令失效了，各地大名紛紛繞過“參勤交代”的路線，到京都朝拜天皇，日本政治中心也從江戶(東京)轉移到了京都。

這一時期先后發生的英艦炮擊薩摩藩事件和四國(英、美、法、荷)軍艦炮擊下關事件等，都表明武力攘夷是不可能的，攘夷的失敗使日本排外主義運動基本瓦解。薩摩、長州兩藩——即日本當時最發達的地區和明治維新的主要力量馬上承認西方軍事力量的優越地位并準備全面學習之。為實現此目標，尊王倒幕就成為上述兩藩政治聯盟的共同基礎，而幕府則成為攘夷失敗的替罪羊。

近代日本政治體制中的雙重結構——幕府與天皇，成為可能調整、改革政治體制的重要載體。這與中國清末在內政外交上的狀況形成對照。因為中國并沒有可以取代清王朝承擔鴉片戰爭責任的替罪羊，也沒有能夠取代清王朝來進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政治勢力。

1865年(清同治四年，日慶應元年)在列強軍艦聚集大阪的壓力下，孝明天皇被迫敕許條約。表面上這個結果同當初幕府期待的一樣，但在現實中并沒有使幕府政權地位得到恢復和穩固。此后，日本政局的焦點開始轉移到如何適應新的內外局面上，即是繼續以幕府擁戴朝廷、主導政權為中心的舊體制，還是通過倒幕而建立適應新國際形勢的新政權。

倒幕派首先在長州藩出現。以1865年12月高衫晉作等在長州馬關(即下關)的造反為標志。他與其他尊攘派的最大不同是，計劃與改革派合作建立“一藩勤王體制”，策劃通過操作敕淀(取得天皇敕令)介入中央政局，并炮擊外國船只，努力廢除日美通商條約等不平等條約，這些是地方勢力單獨采取的攘夷行動，但結果既遭到列強的報復與打擊，也遭到中央政界的否定。

高衫雖再次利用敕淀起兵，卻遇禁門之亂，以至被天皇、朝廷所唾棄，其勤王攘夷之舉在幕府第一次征伐長州的戰爭中失敗。

倒幕派通過改革建立了以少壯官僚武士為核心的政治、軍事一元化體制，這種權力結構又通過第二次征伐長州和戊辰戰爭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強化。在幕府接受法國援助，以集中權力，推進軍備現代化之時，倒幕派則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并以尊王作為與幕府相對抗的籌碼，從而確保自身行動的正統性，也使大量尊王攘夷志士的矛頭都指向幕府。

但是，此時還不能說天皇對政治權力的絕對權威已經樹立起來了，倒幕派是在利用天皇的權威，來達到其倒幕的政治目的。1865年孝明天皇下達第二次長州征討敕令，在倒幕派看來，這不是孝明天皇的意思，或者即使是天皇的意思只要不符合倒幕派的利益，一樣可以推翻。所以盡管接到天皇的征討敕令，尊王攘夷派領袖大久保利通卻在給西鄉隆盛的信中表示，“只有萬民都信服的才能稱為敕令，如果不是如此，即使是天皇的命令，也不能稱為真正的敕令。如果是錯誤的國家方針，就是天皇的命令也不必服從”。

可見倒幕派對天皇指令也有二心，是把天皇權威作為其取得國家政權的手段。尊王本身不是目的，而建立集權專制政權，實現日本的主權獨立才是根本目標。

同時，倒幕派也了解能夠對外面對列強，對內保持國家統一的唯一權威只有天皇，天皇是其唯一可以利用和選擇的對象。特別是在推翻了君臨日本長達260年的德川幕府之后，新政權的正統性需要得到天皇的支持和認證，所以把長期對日本社會保持超然地位的天皇作為明治新政權的旗幟，就成為最佳選擇。

1866年(清同治五年，日慶應二年)9月第14代將軍家茂去世，由一橋慶喜以德川慶喜名字，擔任最后一代將軍。12月，孝明天皇去世，睦仁踐祚成為明治天皇，此時倒幕派的核心力量是薩、長兩藩，但雙方并沒有聯合起來，坂本龍馬成為薩長盟約的牽線人。此前的6月，坂本起草了“船中八策”，提出“將天下大權奉還朝廷，設立上下議政局”，主張建立“公議輿論”政治體制。薩長盟約與公議政體是實施明治維新最重要的兩大步驟。

前者使倒幕的政治、軍事勢力得以團結一致，后者則是對德川將軍幕府長達260年的幕藩專制政治體制的改良甚至否定，也成為日后大政奉還、王政復古的基礎。作為過渡性體制，公議政體成為新政權的基本政治模式。

一般的說，明治維新開始的標志是1867年10月14日，將軍慶喜被迫提出辭去將軍職務，15日天皇同意慶喜辭去將軍一事，這實際上是宣布幕府體制被廢除和以天皇為中心的維新政權的成立。盡管自幕閣阿部正弘之后的幕末政治已經成為“公武合體體制”，其特征是，第一，出現了朝廷(公)-幕府(武)-諸雄藩(武)三者之間的力量平衡。第二，幕府時代(幕藩政治)以幕府為頂點的將軍與大名(諸侯)之間上下級的權力結構變為三種勢力均衡的結構。第三，幕府的獨裁地位發生動搖，各種政治勢力向聯合政權的方向發展。這時政治的中心已經變為天皇，而不再是幕府將軍了。但將軍的辭職是德川幕府時代的結束，也是明治時代的開始。

1868年1月初再次發生宮廷政變，衛戍宮廷的衛隊由薩摩、土佐、長州、肥前等藩兵所接替，原來幕府指揮的會津藩兵則被取代。已辭去將軍職務的慶喜又被迫辭去內大臣(掌璽大臣)職務并交出封地。1月31日清晨，慶喜從京都逃到美國軍艦“伊勒夸”號躲避后，又逃往江戶(東京)。2月8日，新政府正式通知各國公使，稱天皇已重新親政，“以前條約中所用的大君稱號應改為天皇的稱號”，這就是“王政復古”，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權。

8月27日睦仁正式舉行即位儀式，9月8日正式改年號為“明治”，此時政變式革命已完成，天皇為中心的明治政權已基本建立。從時間順序看，明治維新是在明治天皇雖已繼承，尚未改元時進行的，即維新政權確立在前，年號改元為“明治”在后，實際上應是“慶應維新”。當然以后的國家體制一系列改革和維新都是在明治時期進行的，所以稱“明治維新”也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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