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區一、二把手產生芥蒂，組織又增補第三政委去協調，可惜無果

陳再道將軍最出名的職務就是武漢軍區司令員，很多關于他的風云事跡都是在擔任此職時發生，而他在晚年撰寫回憶錄時，對于這段經歷也是大書特書，可見意義非凡。

不過仔細看過他的回憶錄能發現一個奇怪的地方，即他曾經有過三任搭檔政委，對第一任王任重、第三任鐘漢華都著墨頗多，唯獨對中間的譚仁甫只字不提，仿佛從沒有第二任一般，為何如此呢？

這并非筆誤，也不是忘記，概因陳、譚二人相處得很不融洽，一些事情完全是對立觀點，中央派人來調和都沒用，最終只能把其中一人調開。從后世的角度來看，把譚調離、讓鐘繼任，也不見得是好事啊。

一、

1955年，全國軍區改制，原湖北軍區主體編為武漢軍區，是同年的十二大軍區之一，由陳再道出任司令員、王任重出任政委。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陳再道和王任重就在冀南合作過，并且王還身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協主席等職，主要精力放在了地方工作上，兩人就各司其職，相處愉快。

但是到了1958年，局勢發生一定變化。熟悉近現代史的人都知道，這一年全軍展開了反“教條主義”運動，原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挨了嚴厲批評，陳再道在壓力之下強撐著沒有攻擊老首長，導致被人扣帽子說是“在武漢的代理人”。

如此背景下，中央認為軍區的思想工作還是要由專人來抓，否則將來怕出亂子，因此就讓譚甫仁擔任武漢軍區第二政委，幫忙陳再道“糾正思想”。

可以說這番安排一開始就讓陳、譚有些對立，譚是帶著任務去的，陳是“需要改正”的對象，一來二去，倆人之間難免產生芥蒂。

在此后的工作中，他們的想法也有很大差異，比如反“教條主義”運動期間部隊需要經常搞總結反思，陳再道覺得精力有限，應該集中在訓練上，態度就有些敷衍。譚甫仁作為政工干部則認為是上級指示，就必須嚴格執行。

運動結束以后，兩人的爭吵也沒停止，陳再道更注重實戰準備，譚甫仁強調政治教育。

到全國困難時期，軍區要搞生產自救，陳再道組織部隊實地操作，先干了再說；譚甫仁側重思想動員，讓指戰員滿懷熱情后，才事半功倍。

對于資源分配，兩人也有很大分歧，陳再道優先考慮的是升級軍事裝備，譚甫仁則認為以更新學習材料為先。

從1959年到1960年，兩人在軍區會議上經常大吵，導致許多事項需要經反復拉扯才能確定，極大地耽誤時間。吵到后來兩人不吵了，但并非情況好轉，而是彼此不愿意溝通，有什么意見都是靠人和文件傳達交流。

二、

這搞得下面的人無所適從，只好向中央匯報情況，表示軍區內部司令和政委常常意見相左，影響執行和效率，軍區黨委多次開會協調，沒能取得效果。

組織考慮到王任重在軍區只是掛名，難以插手，便決定再調一名政委來協助處理。1960年底，鐘漢華被任命為武漢軍區第三政委。

鐘漢華戰爭年代曾任冀南軍區政委、中野二縱副政委，是陳再道的老部下、老搭檔，上級希望這位老熟人，能緩和武漢軍區領導班子的關系。

鐘漢華到任后，確實做了很多努力，他時不時拉著陳再道、譚甫仁開閉門小會，讓大家有什么就說什么，但是不要把火氣帶出去。奈何說及運動相關事宜之際，陳再道仍然有看法，譚甫仁則繼續堅持原則，說到最后都說不攏。

見這無效，鐘漢華又組織聯合調研，與陳、譚一起去一線了解問題解決問題。在調研的過程中，陳再道還是主抓訓練細節，譚甫仁依舊思想為先，鐘漢華在中間好一通勸，才阻止又吵起來。

后來的一次黨委會，鐘漢華建議既然相處別扭，不如重新調整分工，盡量讓工作不重疊，各管各的，這樣能減少摩擦。

陳再道覺得這個方法不錯，譚甫仁卻搖頭，表示干部的職責是中央定的，自己調整會影響政治節奏，也會讓其他軍區看武漢軍區的笑話。鐘漢華無奈，只好私下里各自談話，希望兩人能放下舊怨好好合作。

坐下來談不行，去一線實踐也不行，鐘漢華就組織重回老區，讓兩位同志回到革命的起點，希望能觸動到他們。

然而陳、譚對往事是感慨萬分，涉及到現實問題又吵起來，針對老區的一些工作，譚甫仁守方法、陳再道求靈活，始終無法達成一致。

鐘漢華也是無奈了，但一二把手的矛盾不是他能解決的，只好如實向上級反饋，中央見情況如此，也不再把兩人強扭在一起，譚甫仁不久調到軍事法院擔任院長，后又轉到工程兵當政委。

三、

其實陳再道、譚甫仁并不是說誰為人存在很大問題，單純是性格和做事方法差異大，他們都跟后來的搭檔關系融洽。

鐘漢華在譚甫仁走后升任實際管事的第二政委，他和陳再道就把武漢軍區的事務整理得井井有條，穩定穩當。

而譚甫仁在工程兵時也跟司令員陳士榘極為融洽，譚要調到昆明軍區時，陳士榘還特別不舍。所以配合不好，不能簡單說哪個人就存在問題，都有能力，只是方式不對。

還有一點令人唏噓的是，陳再道和譚甫仁后來都遇到了大波折，陳再道和鐘漢華因“百萬雄師”事件被下放多年，生活一度非常窘迫；

譚甫仁雖然沒受到什么政治方面的打擊，但在1970年擔任昆明軍區政委期間，他被軍區保衛部保衛科的人給謀害了。可惜可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