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寧：遺忘的代價，永遠高于記憶的代價

遺忘的代價，永遠高于記憶的代價

《1929》推薦序

——朱寧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講席教授

作為財經題材連續(xù)劇《億萬》的粉絲，我抱著極大的興趣讀完了這本《1929》?

熟悉財經領域的讀者朋友對作者安德魯·羅斯·索爾金應該不陌生?他不是一位經濟學家，但無疑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媒體記者和跨界作家?早在2001年，他就開創(chuàng)了非常成功的訂閱郵件專欄 DealBook, 關注華爾街的并購交易；隨后成為《紐約時報》的記者和CNBC的主持人?

他成功將自己記述2008全球經濟危機的著作《大而不倒》拍成電影，并且參與了對沖基金題材的連續(xù)劇《億萬》的創(chuàng)作? 這就難怪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能強烈地感受到字里行間的畫面感?說實話，如果這本書哪天被改編成一部電影或者連續(xù)劇，我一點都不會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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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宏觀經濟學的“圣杯”

這不會是關于1929年大蕭條的第一本書，也一定不會是最后一本書?

從金融史的角度，索爾金贊賞并引用了加爾布雷思的經典作品《1929年大崩盤》 (The Great Crash 1929)?戈登?托馬斯 (Gordon Thomas) 與馬克斯?摩根威茨 (Max Morgan-Witts) 寫的《泡沫破裂的那一天》(The Day the Bubble Burst) 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 (Charles Kindleberger) 寫的《瘋狂?驚恐和崩潰》 (Manias,Panics and Crashes)?

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有諾貝爾獎得主?美聯(lián)儲 前主席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所寫的《伯南克論大蕭條》(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也有野村證券 (Nomura) 前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 (Richard Koo) 所寫的《大衰退》(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這兩本書都特別指出，研究1929年大蕭條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衰退對于宏觀經濟的重要意義?

伯南克在《伯南克論大蕭條》中指出，解釋大蕭條是宏觀經濟學的“圣杯”, 盡管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人們還根本沒有碰到圣杯的邊兒?在他看來，大蕭條是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插曲――股市崩盤?饑民遍地?乞求施舍?銀行擠兌?瘋狂的貨幣投機……籠罩在這一切之上的，是滾滾聚集的戰(zhàn)爭陰云?

他坦言沉醉于研究大蕭條，因為它是發(fā)生在現(xiàn)代史上一個關鍵時期的令人癡迷的事件? 他強調，大蕭條從根本上提高了我們對經濟的認識，不僅使宏觀經濟學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而且還持續(xù)影響著宏觀經濟學家們的信條?政策建議和研究進程?拋開實用性不說，僅僅對20世紀30年代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崩潰做出解釋，就一直是個令人著迷的智力挑戰(zhàn)?

關于1929年大蕭條爆發(fā)的原因，以及應對政策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凱恩斯學派的巨擘約翰?凱恩斯本人認為，有效需求，包括居民需求和企業(yè)的投資需求不足，是經濟衰退的原因?

貨幣學派的先驅者歐文?費雪則提出“債務-通貨-緊縮”是大蕭條爆發(fā)的根源?1929年之前大概10年時間里，“咆哮的20年代”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導致企業(yè)和個人都對未來充滿了無盡的樂觀，因此愿意無節(jié)制地負債?當經濟在某個節(jié)點處于“過度負債”的狀態(tài)，特別是在資產價格出現(xiàn)嚴重縮水的情況下，債務人或債權人出于謹慎，會加快債務清償，從而引發(fā)資產拋售?企業(yè)資產縮水?減少投資和消費等一系列惡性循環(huán)?

伯南克則認為，大蕭條最重要的教訓在于，政策制定者在面對類似大蕭條這類的特殊情況的時候，必須準備跳出固有思維模式，大膽采用以穩(wěn)定資本市場和經濟運行為目的的極端政策?

伯南克在系統(tǒng)研究了胡佛總統(tǒng)在大蕭條爆發(fā)之初，遵循傳統(tǒng)經濟學思路，將自由競爭?自由調節(jié)?自由放任和財務紀律作為指導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原則的做法，認為胡佛總統(tǒng)一再堅持反對聯(lián)邦政府采取大規(guī)模的救濟措施的做法，是危機愈演愈烈?1929年的股災最終蔓延成1929年到1933年的持久大蕭條的最重要的原因?

伯南克認為，1929年的股災固然可怕，但是之后一系列錯誤的政策應對才是大蕭條的真正原因，政府因此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采取了相反的?矯枉過正的，也可能是過猶不及的前所未有的激進刺激政策?

不同于之前的經濟學論斷，本書作者則認為，“歸根結底，1929年的故事無關利率或監(jiān)管，也不在于做空者的機敏或銀行家的失誤?它關乎某種更為永恒的東西：人性?無論發(fā)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規(guī)，人們總能找到新的方式相信好時光永不落幕，人們總能把希望包裝成篤定?而在這場集體狂熱中，人類總會周而復始地失去理智”。

索爾金還引用了未來學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在1920年的擔憂，也就是“人類歷史日益成為教育與災難之間的競速賽”, 并坦承“本書無意宣判這場競賽的勝者?但希望通過重構1929年的歷史圖景，能讓前行之路更清晰，也讓時代警鐘更加振聾發(fā)聵”?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的主題和行為經濟學?行為金融學過去半個世紀對于泡沫?崩盤和經濟危機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處?包括2013年諾獎得主羅伯特?席勒 (Robert Shiller) 教授，2017年諾獎得主理查德?塞勒 (Richard Thaler) 教授，和我本人所著的《剛性泡沫》在內的一系列研究，都支持了《1929》作者的推斷?

人類的行為遠遠不像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所假設的那樣理性，而是經常受到貪婪的誘惑和恐懼和驅使，推動信貸規(guī)模?資產價格和經濟運行周期式地不斷地循環(huán)繁榮和蕭條?

雖然這對于經濟本身而言，可能不過是正弦曲線的波峰和波谷，但是對于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企業(yè)?每一個經濟而言，這可能是一次足以改變一生的致富機會，也可能是一輩子一次的滅頂之災?

正如丹尼爾?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教授在《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所指出的，由于人類與生俱來的損失規(guī)避的傾向，崩盤和蕭條給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總是遠遠大于泡沫和繁榮帶來的心理滿足和快樂?

這也是在一百年后，我們還要閱讀《1929》?回顧大蕭條?防止類似歷史重演的一大原因?

用故事喚醒百年前的記憶

拓展經濟學研究并非本書的目的?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另辟蹊徑，成功地達成了索爾金創(chuàng)作這本書最主要的目的?

他在中文版序中說道: “我在職業(yè)生涯中一直書寫金融危機，如果說有什么信念是我最為堅守的，那便是遺忘的代價永遠高于記憶的代價?”《1929》一書成功地達到了這一目的，成功地讓讀者回到一百年以前，仿佛身臨其境地重新經歷了1929 年美國大蕭條前前后后?林林總總的歷史?

在本書中，你會看到借貸購買汽車?冰箱和收音機的普通消費者，也會看到商業(yè)銀行受此啟發(fā)所積極推出幫助投資者借貸炒股的杠桿性的產品?你會看到像杰西?利弗莫爾 (Jesse Livermore) 這樣的股票大作手通過做空在大蕭條中賺得盆滿缽滿的狂歡，也會看到像摩根財團?查爾斯?米切爾這樣不可一世的組織和銀行在大蕭條面前的脆弱?

你會看到胡佛總統(tǒng)和自己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 (Andrew Mellon) 之間的微妙關系和不愿推出財政刺激政策的顧慮，也能看到羅斯?？偨y(tǒng)如何“出乎意料”地推動美國經濟走向復蘇?你能看到草根檢察官和 華爾街銀行高管之間的激烈辯論，也能看到議員卡特?格拉斯 (Carter Glass) 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難，推出了對美國整個銀行業(yè)產生超過半個世紀之久重大影響的《格拉斯 - 斯蒂格爾法案》?

《1929》以非常鮮明的方式回顧了整個歷史，回顧了 1929 年大蕭條的形成?大蕭條過程中的恐慌和大蕭條對整個社會和經濟的持久影響?讀者朋友們請千萬不要低估這種對歷史事件演義式的敘述?

席勒教授在其著作《敘事經濟學》里面花了很大篇幅討論，人是敘事的動物?人很難理解理論，很難記住數(shù)據(jù)，很難進行邏輯推演，但是人特別愿意閱讀?聆聽和講述 故事?故事比理論更能打動人，因此也比理論更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即使故事本身可能并不嚴密甚至不符合邏輯?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1929》極大地彌補了以往研究在生動敘事方面的不足，為普通讀者提供了大量鮮活?生動?身臨其境的故事和情景，讓大家對于一百年前發(fā)生的那一樁改變整個世界命運的重大經濟活動，產生了更加直觀和鮮明的印象?本書也借此喚醒和刷新了整個社會對于一個世紀以前的那一場重大事件的記憶，并促進了對歷史進一步的理解和關注?

本書的另外一個吸引人之處，在于當下的全球經濟和《1929》之前若干年的全球經濟，確實存在很多驚人的類似之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人們不禁想起 1907年美國的股災和金融危機；2020年的新冠疫情讓人們不禁想起1918年席卷全球的大流感；過去幾年的科技股浪潮讓人們不禁想起“咆哮的20年代”的燈紅酒綠和紙醉金迷；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總統(tǒng)任期內對全球各國征收的關稅，讓人們不禁想起大蕭條期間各國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政策；近期全球一系列軍事沖突，更是讓人們警覺這類似于20世紀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暗流涌動?矛盾升級的全球秩序?

如果說在1929年之后的一百年里，全球在應對危機領域取得了什么進展，形成了什么新常態(tài)，那很可能是人們對于1929年大蕭條的體驗和應對，催生了像存款保險公司?金融穩(wěn)定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對大蕭條有所記憶的機構和像伯南克這樣對大蕭條有所研究的政策制定者?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以中美為代表的全球主要經濟體，都有意識地采取了激進的刺激政策，以避免1929年大蕭條的重演?

但與此同時，正如席勒在《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 和我本人在《剛性泡沫》中所指出的，政府旨在防范金融危機的政策，一定會激發(fā)投資者“這一次不一樣了”的非理性樂觀情緒和投機意愿，也一定會激發(fā)更加強烈的投機和加杠桿活動，并最終導致泡沫發(fā)生和政策所努力防范的金融危機的再一次降臨?

如果說從《1929》一書所記錄的1929年發(fā)生的所有事件，以及過去一個世紀全球經濟的起起伏伏，乃至整個人類歷史的滄海桑田能夠得出什么經驗和教訓的話，那就是，真正永恒的教訓可能并非在于如何防止狂熱或者規(guī)避蕭條，而恰恰是在于如何保持謙遜，即保持那種能夠明白沒有完全理性的人類，沒有完全有效的市場，沒有萬無一失的制度，也沒有哪代人能夠幸免于此的謙遜?

爬得越高，摔得越慘，事先越確信無疑，事后的跌落就越漫長，越痛苦?這，可能就是所謂的人性?

從更積極的角度來看，《1929》還傳遞了另外一個基于歷史的重要信息，持久的人類樂觀精神，以及驚人的人性和社會韌性使人們總能從逆境中復蘇，并想出不重蹈覆轍的辦法?

人們也總會對自己充滿信心，對未來雄心勃勃?那些相信未來會無限美好的信念從未真正消亡，只不過是在等待下一個時機將市場再一次推向云霄?這，可能也是所謂的人性?如果《1929》真的能夠幫助人類領悟到這些，那就可謂善莫大焉了?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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