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過3年的醫學規培生，終于敢說話了

意外的事件，頻繁的熱搜，使得醫學規培生被廣泛關注。

今年3月14日晚，湖南長沙一位規培生在橘子洲大橋附近墜江。墜江前，她在同學群和工作群里發消息：“我夜班上完啦!后續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祝各位生活幸福！”

規培，全稱是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這是一項國際通行的醫學教育制度，目的是培養合格的醫生。2020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無規培不行醫的時代。每個醫學生，需要經過2-3年的規培，才能正式成為醫生隊伍里的一員。

這3年，帶給規培生極大的挑戰。工作時間上的超負荷，空間上的無歸屬感，身份定位上的撕扯，收入的微薄……更難過的，是很多壓力無法言說。

我們訪談了3位扛過規培的醫學生。她們之中，有人立志“要當一輩子醫生”，有人在規培之后轉行，有人寫了6萬多字的規培生觀察報告。當發現自己在規培時處于“無法言說”和“很難改變”的結構性困境時，失望、倦怠、焦慮、抑郁就成了很多年輕人的共同反應。

讓她們講出自己的遭遇、感受和困惑，不是為了否定規培制度。日本作家山崎豐子把醫院比喻成一座“白色巨塔”，一個難以撼動的權力體系。正如受訪者小吳所言：這不是一份控訴書，而是一份邀請信——邀請讀者進入白色巨塔的內部，看見那些被遮蔽的生命，理解那些被忽視的痛苦，思考那些需要改變的結構。

這些年輕人，是醫生隊伍的未來，也承擔著廣大公眾健康的未來。

以下根據她們的講述和文章整理。

文 |石潤喬

編輯 |李天宇

運營 |陳迦南

“每周至少工作100小時”

@小吳，女，27歲，

剛結束在某三甲醫院的規培工作

4年前，我從老家來到北京某三甲醫院讀臨床醫學專業型碩士。在這里，一個規培生的一天通常是這樣度過的：

教授每天早上8點例行查房，而我需要在6點半左右趕到醫院，7點前先來一次“小查房”：詢問患者有無不適、給患者傷口換藥；追蹤病人身體各項指標的變化，要把關鍵指標記熟，如果教授詢問，最好脫口而出。

到8點教授查房時，我們要用幾句話提煉出患者的手術情況、化驗指標、治療中的爭議點。同時，要請教授更新每個患者的治療方案。必須問清楚每一個診療細節。假如遺漏了，當天再請示到他就不容易了。

查房結束，我們要迅速把教授的指示轉化成醫囑，錄入到系統中，否則可能引發蝴蝶效應。比如血、尿標本沒有及時送到檢驗室，超聲、胸片等檢查被約到了幾天后，無法確定最新的病情變化，錯過配液室配液時間，錯過藥房發藥時間，最后延誤診治……時間有限，只能寫精要簡短的，等下班以后，再把它豐富成完整的病歷。

上午9點以后，要開始上手術了。在外科科室，可能剛查完房，你就已經收到“手術室的呼喚”了。于是我們一邊喊著“馬上就來”，一邊噼里啪啦地敲著鍵盤，加快開醫囑的速度。作為規培醫師，我們負責術野消毒、拉鉤、吸血這樣的輔助工作。雖然工作難度不大，但我們需要全程跟隨。一臺手術動輒4個小時，結束時已經來到下午。扒拉兩口冷飯，常常又有一臺手術在等著你。

如果你正巧在腫瘤科輪轉，腫瘤細胞減滅術至少要6個小時。最后一臺手術結束，往往是凌晨了；如果你在產科輪轉，這里的夜晚可能比白天還刺激——由于激素變化，很多產婦會在夜里分娩。

▲圖源《機智住院醫生生活》

結束這一天，不管幾點下班，第二天清晨6點前，還是要起床、重復前一天的操作。

如果不用上手術臺，還有更累的工作等著我們，那就是收治新病人。住院病人的醫療史，復雜而漫長，要了解詳細的既往病史、現病史、過敏史等，細致到他們吃的保健品中有哪些成分；要和家屬交代病情、治療的風險與獲益。比如，一位病人長期服用丹參滴丸，他覺得“中藥無毒副作用”，如果術前沒有停藥，就會增加手術中出血的風險。

在規培生這里，自己不再是時間的主人，感覺像被時間撕碎了、推著走。

這種時間上的撕扯，甚至包括上廁所。一個細節是，從本科開始，很多人都會聽前輩介紹，醫生根本沒時間喝水。那時還不能充分體會“醫生需要憋尿”的感覺，做了規培生，在手術室里、在跟門診的時候，去衛生間，經常是小跑著的。

我曾有過40個小時連軸轉的經歷，就是24小時值班的制度下，一宿不睡，第二天再干16個小時。24小時值班以后，我還要回到實驗室。醫院的工作并不是全部，作為研究生，我還要去實驗室查看細胞。一個細胞株至少要3000元，把細胞養起來又花費不少心思。再累我也要去，不然，細胞就全死了。

其實規培生的困境，一部分是身份和角色上的沖突：作為“培訓醫師”，我們需要完成臨床輪轉、通過出科考核、獲得規培結業證書；作為“學生”，又要發表 SCI 論文、完成學位論文、通過執業醫師資格考試。

一個規培生朋友說，導師告訴她，“臨床工作是規培的本職，但科研才是你的主業”；可帶教老師卻持相反意見，“你是來規培的，重點在臨床，科研可以慢慢做”。“我就像一根被兩頭拉扯的繩子，兩邊的力量不斷拉扯，感覺隨時都要繃斷。”

在現實中，我們既不是純粹的學生，也不是正式的勞動者（不受勞動法保護），更不是獨立的醫生。

正是因為大家都處在這樣的壓力之下，我才有了對這個群體充分觀察的機會。結束規培之后，我花了一段時間，觀察、分析了在北京、浙江兩家三甲醫院規培過的60位同學，和8個人做了深度訪談，也看到了更多人無法言說的壓力。

我寫了一篇社會觀察報告，目前有62000多字。我一直想探尋，是什么樣的制度安排，讓這么多年輕人在最好的年華里感到生無可戀？是什么樣的外部壓力和精神震蕩，讓他們在廣闊的天地間原地打圈，找不到出口？

寫這篇報告的時候，我第一次統計規培生每周的工作時長：至少是100小時，有的人甚至每周達到110個小時——平均每天接近16個小時。

一位規培生和我說：“我已經忘記上一次和朋友聚會是什么時候了。微信聊天列表里只有同事和病人，話題只有工作和病情。我感覺自己變成了一臺工作機器，而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還有一位年僅20歲的女生，參加規培僅5個月，手機聊天記錄里，“壓力” 這個詞出現了155次。

長期處在這樣高強度的環境下，很多年紀輕輕的規培生，身體都透支了。最脆弱的腰和胃，在動輒幾個小時的手術中，腰要保持一個彎曲度；吃飯只能挑一些時間的縫隙，一位規培生說，他已經練就了用一側牙齒咀嚼的習慣，他認為“這樣能快點吃完”；高強度的熬夜，還讓人心悸、心慌，我宿舍的同學，人手一瓶補劑。

壓力不只體現在時間，還有空間。

值班室，通常是焦慮感最為集中的場所之一：幾平方米的空間、消毒水的氣味兒、隨時可能響起的呼叫與急診通知，讓我們時刻保持“打仗一般”的待命狀態。

而在休息時，有限的床位常優先向高年資的醫師傾斜，很多規培生值夜班時，只能靠在辦公沙發、簡易椅子、行軍床上臨時小憩。沒法真正放松休息，身心長期處于懸置與緊繃之間。

科室的輪轉，也給很多規培生帶來困擾。

規培制度要求，規培生在不同科室間定期輪轉，周期多為 2到4 個月。這一安排的初衷，是幫助受訓者建立更全面的臨床能力，但對于規培生來說，我們就像漂流瓶。

一位規培生這樣描述自己的孤獨感：“各個科室就像一座座孤島，我在其間不斷流轉，卻始終沒有歸屬感。在消化科是外人，到了心內科依然是外人。三年下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帶教老師，也沒有能長期交心的同伴。剛熟悉環境，就要面臨告別。”

而在很多時候，傳統的社會語境可能會把這些遭遇定義為年輕人的脆弱——“抗壓能力差”“韌性不足”。可這種解讀，或許會遮蔽背后更宏大、更隱蔽的復雜成因。

這個社會觀察報告，目前還沒有在任何公開渠道發表。但在我訪談的規培生中，有過極端想法的人不是個例。我總在想，當年輕人認定，生命的長度再也無法稀釋內心的極致痛苦時，他們最終會作何選擇，想要傳遞怎樣的訊號？

▲圖源《匹茲堡醫護前線》

壓制情緒，漸漸讓自己“沒有感覺”

@小G，女，31歲，規培結束后轉行

小時候，我眼里的“醫生”是有光環的——電視劇里的白大褂，救死扶傷，真是帥氣。學生時代，偶然翻到一本護理方面的專業書籍，一下子看入迷了。憧憬逐漸累積，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一共8個選擇，我都寫了醫學相關。

2018年，我在長沙一家三甲醫院規培。夢想接近現實了，才漸漸發現之前想的有點過于美好了。日常工作中的醫生并不瀟灑靚麗，有時是疲憊、甚至邋遢的。很多時候，這個群體看起來有點“冷冰冰”，那種救死扶傷的熱情，很少外露。

這或許是被消耗、被壓抑的結果。有一次，一位家長掛號比較靠前，但來得很遲。他和孩子到了以后，立馬要求看診。我攔住他勸說：“您看現在還有這么多患者，都是按照次序來的，耐心等一下，很快就會輪到您。”或許是聽不得孩子哭鬧，這位父親崩潰了，用手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后來保衛科來人才把他控制住。

我也被患者端著手機錄音、舉著手機錄像，還被人舉著攝像頭尾隨，我走到哪里，他就拍到哪里。我克制著情緒，理解很多患者和家屬沒有安全感，可他們這么做，我的安全感也在慢慢喪失。

但我還是個規培生、一個住院醫師，絕不能“惹事”。一旦跟患者產生矛盾，為我兜底的還是在職醫生。

其實，醫院就是一個承接病痛、焦慮甚至是絕望的地方。對規培生來說，可能還多了一層：需要承接醫護老師的情緒。

一次早上交接班，為了應付即將到來的醫學英語考試，我躲在后面悄悄背起了英語。兒科主任發現了，立刻停下，把我從人群中揪了出來。“這個同學你重復一下，剛才我交班的病人是什么情況？”我懵了，因為這個病人不是我們組的，我也沒有匯報任務。但我不敢辯駁，馬上道歉。

這位兒科主任脾氣火爆，大家都知道他有高血壓，眼球甚至出過血，但還是抑制不住地發火。可能和他所在的科室有關。在兒科輪轉時，早上6點就有人排隊了。能明顯感受到，家長們都很焦慮。

我逐漸明白，醫生的外在表情和內在感受之間總是不一致的。也許有人能維持這種平衡，但我不太適合。我性格敏感、細膩，還有些懦弱。遇到矛盾，首先想自己的問題。

▲圖源《機智住院醫生生活》

最極端的情況，是轉瞬之間面對生死。

研三那年，我在心血管科待了一年，心血管科總有病人因為心衰、心梗等疾病去世。冬天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會有患者病情危重。印象最深的是，上一秒查房的時候，一個病重的老人還在跟我聊天，我們說“挺好、挺好”。前腳剛邁出病房，家屬就喊“快回來！”我趕緊跑回去搶救，同時動員所有同事。

那是我第一次在搶救時看著患者去世。我第一次觸摸死者的皮膚，已經沒有血色，按壓時卻是濕漉漉的。人的生命就這樣輕飄飄地轉瞬即逝，我控制不住地內疚：“前一秒還聊天呢，怎么就去世了呢？你沒有把人家救活。”

我想過盡量不自責，“這不是你的錯”，哀傷如果無法消化，那就把情緒壓制下去。后來再觀察科室里的醫生，無論男女都是一副撲克臉，看上去早就生死看淡，這是長期壓制自己的結果。我的臨床導師是個男性長輩，他緩解壓力的方式是喝酒、嚼檳榔。

漸漸學會讓自己“沒有感覺”。患者家屬哭的時候，我起初還會掉眼淚。哭了兩回，就有點麻木了。有時幫到患者了，人家跟我說聲“謝謝”，說實話，我內心沒什么波瀾。

表面上，我還是要笑著去安慰患者和家屬。出于職業素養，醫生應當給予患者正向的反饋。查房時，我會說：“你恢復得蠻好的，你很配合，你的飯量還是要保持住。”有時候，我可以發自內心，有時候只是在應付。不應付不行，很多病人會投訴。有一次，帶教老師只是語氣顯得急躁，就被投訴了。

作為規培生，我幾乎沒有什么宣泄壓力的機會。其他朋友周末還可以逛個街、唱個KTV。而我還要做實驗、寫文章。我知道，很多規培的同學都在吃精神類藥物。大家會在白大褂的口袋里面揣一盒“黛力新”，隨時緩解低落的狀態。

害怕副作用，我沒有吃藥。其實我的胃早在研二就開始抗議了，不定期反酸水，吃不下東西。但我不知道要怎么緩解這些情緒，索性當它們不存在。臨近畢業的時候，狀態差到極點。嚴重失眠，一個病人的病歷沒寫，就能讓我焦慮一整夜。

那個“當一輩子醫生”的執念就此松動。也許是敏感，也許是過度壓抑自己，也許是累積了太多失望，在某一個瞬間，我真的放下執念，決定轉行。

像我這樣的還是少數。我們班有30多人，兩三人退培，一兩個考試不合格，延遲畢業。大部分同學順利畢業，至少一半的人做醫生。我覺得，能留下來的都是勇者，而我，真的扛不住了。

畢業以后，我來到北京做臨床研發工作。上班頭兩年，以前的事情來回翻滾，常常在工位上陷入低沉、想不開。在戀人的鼓勵下，我才陽光起來。也接過以前同學的電話，聽她們倒苦水。有個女生當時在班里排名前三，規培的時候也總是被夸獎。目前，她已經在一家大醫院扎下根來。但她現在的狀態是：經常一回家就哭。有太多負面情緒需要消化。

今年是我結束規培的第5年，我感覺自己剛剛邁入新生活。有時候，還會想起那三年里唯一開心的時光。那是在外科輪轉的時候，我作為助手參與手術。我第一次嘗試切皮、用手摸心臟。人的心臟熱乎乎、一跳一跳的。那天，我站了9個小時，腿和腳都發腫了，但成就感卻獨一無二。

▲小G規培期間，唯一開心的時刻發生在手術室

“一個月的規培工資，只夠做一次心理咨詢”

@海英，女，29歲，結束規培后，

留在醫院系統工作

2022年，我考上了醫學研究生，從老家北上。原本，我已經讀完五年制本科，可以留在老家的一所區級中醫院工作，還可以拿編制。但我總覺得未來的發展空間不夠大。于是不顧家人的勸阻，堅持考研，終于來到了東部地區的一家大型三甲醫院做規培生。

沒想到僅僅過了半年，我就開始抗拒這種生活。每天早上6點40分，我一定要在宿舍頂樓的天臺抽兩根煙，磨蹭到7點才能出發。我的好朋友比我更抗拒。除了起床困難，她也不愿意寫論文，一下班就癱在床上刷手機。等到截止日期的前一天，通宵不眠，趕一份不成熟的文章交上去。

我們絕對不敢把這一面呈現給別人。在這家醫院，一旦被發現“心理狀態不好”，可能就被退培了。

以我的好朋友為例，巡查的教學秘書抓到她遲到，提出給她一個處罰。她解釋“我狀態不太好”，以為這樣可以得到諒解。結果，對方上報給學院的科教科。她被叫過去談話，“你心理狀態怎么回事？還能繼續輪轉嗎？去掛號做個權威量表回來，證明沒有問題，才能讓你繼續規培”。

去看醫生之前，好友在網上找了份大差不差的量表，練習幾次，保證得分在心理健康的范圍之內。終于過了這一關。

我們所在的環境，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都被嚴格地管理著。剛住進宿舍樓的時候，還有露天陽臺。后來陽臺就被改造成全封閉式的，而且，窗戶只能打開20厘米。聽說是跟曾經發生的墜樓事件有關。

在網上，只要提及醫院的名字，就會被定位到你個人。有個規培生，只是在社交平臺上抱怨了一下，提了醫院的名字。也不知道學院的老師怎樣找到她的，很快，她就被勒令刪除微博。對方還通報了她的導師。

大家平時最活躍的交流，可能是全體規培生的“換班微信群”。我敢說，這家醫院所有人都換過班。有時候某些科室太累了，有人不想去，或者實驗室那邊實在脫不開身，也會找人花錢買班。我們每個月發放600元規培工資，所以賣班也不算貴。一個夜班通常賣到150元，趕上五一、國慶和過年假期，價格漲到300到400元。最貴的時候，有人賣過800元。

有件事讓我印象最深。有一年除夕，我花了400元和本地的同學換了班，攢了一個連貫的年假，想要飛回老家過年。當天，我按照順序整理好病歷，放在桌上，被一位護士翻得亂七八糟。下班的時候，帶教命令我重新整理好。其實，整理病歷不全是規培生的工作，帶教老師也有責任整理。當時我急著去趕飛機，就請求帶教能否請護士老師自己整理一下。對方堅決不同意。幸好，另一位帶教老師主動解圍，我才趕上了飛機。

在同學圈子里，還有人說了這樣一件事。有名規培生向醫院領導、科教科實名舉報自己的帶教老師。她認為，輪轉科室強迫她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點，過于壓榨人。我和這個舉報人一起在某個科室輪轉過，她是個干活很利落，性格比較強硬的女生。不過，胳膊擰不過大腿，醫院并沒有把帶教怎么樣，反而將她當作反面典型。

說實話，每次看到規培生自殺的新聞，我都有深深的無力感。規培這3年，我幾次聽到有規培生在學校里自殺的消息，沒有看到遺書，也不知道具體原因。只能說，大家都活在一種壓抑又疲倦的氛圍之下。但該上班還得上班。我們都知道，一個人對抗不了整個體系。

▲圖源《良醫》

所以在很多時刻，我都會服從，想著熬過這次就好了，其實后續還有很多苦果等著我吞咽。一次，我的帶教老師被病人投訴了。她面露難色，跟我商量：“能不能幫我去頂一下？你是學生，不是醫生，所以你可以說失誤是你導致的，醫院拿你也沒辦法。”

事情是這樣的：有個病人預約了要來住院。醫生應該給病人及時打電話溝通信息，但她忘記了。病人等待無果后，就向醫院上級投訴。聯系病人這種活兒，平時是規培生干的。只是在這件事上，我從沒拿到過這位病人的信息。

如果把責任推到我身上，我也擔心，會不會影響導師對我工作能力的評價。但是，如果拒絕帶教老師，又擔心對方會暗暗地給我記下一筆。我只好一口答應了。心想，“誰讓你是研究生？誰讓你是醫院里地位最低的那類人呢？”

就這樣堅持到研二下學期，我要面對的問題忽然升級了。那時候，我的睡眠問題加重，還出現了自殺念頭。我吃兩種不同的安眠藥，每天只能獲得3小時的睡眠。蕁麻疹也飛速地冒了出來。

最后，只能直面心理危機。我在購物網站找到一位心理咨詢師，付了600元，電話聊了一個小時。對方說，“你不要把一切歸因于自己，不該把刀口對準自己”。那天晚上，在宿舍樓停放電動車的黑暗角落，聽著咨詢師的話，我痛哭流涕。

一個月的規培工資，一次咨詢就花完了。我不敢再跟父母要錢。所以只能借網貸，再用期末的獎學金還上。我提前計算好要做10次心理咨詢，6000元。所幸，聊完以后，我的自殺念頭減少了。軀體化仍然繼續，而心理痛苦的程度減少了20%。

研三下學期，事情變得更棘手了。我要發表兩篇論文，完成答辯考、規培結業考，找工作。為了能扛住，我每天喝四五杯咖啡，晚上睡三個多小時。每天吃不下去飯菜，只能買盒水果，吃到一半也吃不下去了。體重一度降到90斤以下。

這時的我沒有獎學金，做心理咨詢的錢也沒有了。一切只能靠我自己了。我改變了生活方式：拒絕負面的新聞，不聽悲傷的歌曲，只聽《強軍戰歌》，跟著閱兵的節奏去做事。由于人在運動的時候，會產生血清素和多巴胺，每天我都去操場跑5公里。夜里10點多，操場上空無一人，我也會跑下去。主要是，怕自己哪天不跑了，就扛不住了。

神奇的是，跑步的時候，我不覺得累。有兩個念頭交替著閃現。我會想到回到老家，找份工作，還要去看看雪山，那時“我就解脫了”。另一個念頭是對著眼前的世界說：“你有本事就把我弄死，只要弄不死我，我就讓你看看，我有多難殺。”

臨近畢業的時候，我終于拿到老家一家三甲醫院的offer。畢業回家以后，所有為畢業透支精力的后遺癥狀開始浮現，我沒有力氣起床、吃飯，走在路上也會腿發軟，突然蹲下去。這種虛弱的狀態，一共持續了三個月。

但我知道，我還得站起來，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海英拍攝的“日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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