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沒敢下的決心，粟裕卻敢下，三次戰略性建議，影響了解放戰爭的進程

文/張冬梅 許述

粟裕第一次進入高層視野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40年10月，他指揮了著名的黃橋戰役，是役，他消滅的敵人比自己的兵力還多。驚訝之余，毛主席富有遠見地評價說：“這個從士兵成長起來的人以后可以指揮四五十萬人馬。”

毛主席沒有看錯人。解放戰爭初期，粟裕在蘇中七戰七捷，威名大震。華中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合并后，毛主席明示：“在陳（毅）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戰役指揮交粟負責。”正司令在位的情況下，把戰役指揮權交給副司令，這不僅在我軍歷史上是唯一的，在古今中外的戰爭史上也罕見。粟裕不辱使命，相繼成功指揮了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沙土集等戰役。1948年5月，粟裕被任命為華野代司令員兼政委，實際上成為華東戰區最高指揮員獨當一面，旋即又指揮了豫東和濟南戰役。之后的淮海戰役是粟裕的巔峰之作。

在粟裕成功的多種因素中，有一點與眾不同，那就是他頗具公心與戰略眼光。

“立德”：功名為下，公心為上

關于粟裕淡泊名利、功名為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兩讓司令”。

抗日戰爭結束不久，華中局建議由粟裕留華中任司令，1945年10月8日中央軍委復電表示同意。粟裕收到復電后，當日即電呈中共中央表示“不勝惶恐”，他推舉張鼎丞為軍區司令，自己改任副職，并指出這樣安排“更有利于今后工作”，因為“（張鼎丞）對于執行黨的政策與掌握全局，均遠非職之能及”，況且張鼎丞資歷也比自己高。粟裕這樣做，無非是為了維護領導班子的團結，顧全大局。在中央軍委任職命令已經下達的情況下，粟裕主動讓位實屬難得，充分表現出他的公心。

◆1948年5月，粟裕在西柏坡留影。左起：薄一波、蔡樹藩、李先念、粟裕、彭真、朱德、陳毅、聶榮臻。

粟裕第二次讓司令是1948年5月，他奉命與陳毅一起赴西柏坡向中央軍委當面匯報工作。毛主席不但采納了粟裕的建議，把本欲渡江南下的三個縱隊留在中原打大仗，還有意把陳毅調到中原軍區和中原局工作。陳毅調動一事沒有任何“先兆”，是毛主席臨時決定的，這一調動實際是為了讓粟裕放手大干一場。當毛主席告訴粟裕“陳毅同志不回華野去了，今后華野就由你來搞”時，粟裕感到“太意外”了，他立即再三請求讓陳毅回華野，但毛主席決心已定。最后，粟裕仍然請求保留陳毅華野司令員兼政委的職務，由他代行其職。毛主席顯然沒想到粟裕會提出這個建議，但還是在“沉思了一下”后答應了。粟裕與陳毅一武一文，長期搭檔，配合默契。一般來說，陳毅“主政”，粟裕“主軍”，有陳毅在，粟裕能夠專意于軍事，并且屢建戰功。陳毅現在要到中原工作了，粟裕不得不軍政大梁一肩挑，但他還是請求保留陳毅的華野原職。一方面表現了他對陳毅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現了粟裕不為名，只惟事業的高風亮節。

◆1945年11月粟裕出任華中野戰軍司令員。

解放戰爭初期，粟裕、陳毅和中央軍委關于華中野戰軍作戰地域的選擇問題有過長期而激烈的爭論，其實質為“內線殲敵”還是“出擊外線”的戰略分歧。粟裕出于公心，屢次建議“先在蘇中打仗再西移”，并以成功的作戰行動促使中央軍委最終改變出擊外線的初衷，把“內線殲敵”作為解放戰爭初期的戰略方針。平心而論，如果粟裕當初二話不說，堅決遵照中央軍委部署，兵出淮南進行外線作戰，就算失利，那也是上級決策失誤，他自己并無責任。但粟裕卻“斗膽”直陳自己的意見，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倘若晉冀魯豫和山東野戰軍出擊外線順利，而粟裕在蘇中內線作戰失利，那他將成為“抗命的罪人”。現在，不少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內線作戰顯然比外線出擊有利。這其實是“事后諸葛亮”，否則也太低估中央軍委的決策能力了。還有人指出，粟裕之所以“執意”在蘇中作戰，是想“揀軟柿子捏”，因為對手太弱，屬于國民黨軍的二流部隊。這種看法看似有理，實則不然。粟裕面對的的確是國民黨軍的二流部隊，但卻有12萬之多，粟裕能指揮的人馬則只有約3萬，況且粟裕的直接對手，這12萬國民黨軍的指揮官李默庵并非庸才，在黃埔同期同學中有“文有賀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之說。粟裕直言完全是出于公心，出于對黨的事業強烈的責任心，這不是每個戰區指揮員都能夠做到的。粟裕在解放戰爭期間幾次提出重要的戰略性建議，“善諫”是能力，“敢諫”則是品質。有人認為粟裕在解放戰爭中之所以“敢”于犯險建言，是因為他長期在南方和華東，遠離中央而沒有看到黨內幾次運動中一些錯誤做法。這種看法是站不住腳的。“文革”期間，粟裕受命深入海防進行調研，發現當時的作戰指導思想和國防工程方面存在某些嚴重問題，于是秉筆直書。當他于1970年如實完成調查報告時，有人提醒他說國防工程部署是經毛主席批準的，但粟裕還是據實上報了。這個時候，“文革”正在進行，粟裕本人也經歷了激蕩起伏和人生冷暖，但他還是像解放戰爭時期一樣“敢”于直諫，唯一的目的是對軍隊和國家負責，公心不改。

◆粟裕任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左二）時，與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左一）等在華東戰場觀察地形。

為照顧戰略全局，粟裕還能夠犧牲本戰區的局部利益，這集中表現在“七月分兵”上。孟良崮戰役前，華東戰區雖機動月余，卻屢尋殲敵機會不得，形勢十分嚴峻。對此，中央軍委的態度在1947年5月8日有個“分水嶺”。之前，中央軍委一再指出：“不要過早驚動敵人后方”（5月4日）、“不要分兵”（5月6日）。但8日的指示則起了變化，中央軍委要求粟裕以6月10日為界，之前若不能創造戰機殲敵，之后就配合劉鄧大舉出擊。中央軍委意圖明顯，即以外線出擊緩解內線壓力。孟良崮大捷后，中央軍委的態度如兩江匯一，肯定了繼續內線殲敵的可能性，并要求山東戰區用半年多時間打破敵人的重點進攻。孟良崮戰役雖然暫時緩解了國民黨軍的攻勢，但其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戰略并未改變。中央軍委認為山東內線殲敵良機難尋，于6月29日再次致電華野，再次提出分兵指示，并陳述理由如下：“敵正面既然絕對集中兵力，我軍便不應再繼續采取集中兵力方針，而應改取分路出擊其遠后方之方針。”可見，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是隨著戰局的變化而變化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軍委6月29日電只提山東軍情，沒有論及劉鄧。這是因為在中央軍委的總體部署中，劉鄧出擊外線是為了解救山東危局，華野出擊外線是自救，而不是為了支援劉鄧。其實，僅就山東戰區而言，內線殲敵的機會不是沒有，只是時機未到，正如粟裕所說：“山東還有五十多個縣城在我手中，而且連成一片，膠東、渤海、濱海三個地區還可以回旋，在內線殲敵的條件還是存在的。”盡管如此，粟裕還是在6月30日即復電中央軍委表示迅速執行。粟裕沒有說出來，但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來，華野為戰略全局做出了局部犧牲。對此，華野部分將士是有意見的，粟裕還向他們作了解釋：“劉鄧大軍在六月底將南渡黃河，軍委已經告知我們，我們必須以戰斗行動來策應劉鄧大軍的戰略行動……（否則）對全局是不利的。”從未在外線作戰的華野外線兵團遇到了很多困難，但粟裕考慮更多的卻是戰略全局和兄弟部隊的困難。1947年8月18日，粟裕致電中央軍委：“依近日情況判斷，敵有大部隨劉鄧南去可能。果如是，則劉鄧很吃力，我們應盡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敵人，”為此，他建議華野外線兵團的作戰區域不應限制在魯西南，而要越過隴海線，南下至豫皖蘇一帶尋機殲敵。這一建議正中毛主席下懷，他于24日復電指出粟裕此意見“極為正確”，這一用語在毛主席的電文中是極少見的。

“建言”：立足全局，遠見卓識

早在紅軍反“圍剿”時期，粟裕就認識到：“軍事指揮員應該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個指揮員對戰略問題有了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頭腦，才能運籌自如地指揮作戰。”在解放戰爭中，他進一步指出：“作為一個戰役指揮員，在即將執行上級賦予的作戰任務時，應當結合戰爭的全局進行思考，從全局上考慮得失利弊，把全局和局部很好地聯系起來。”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則回憶道：“他給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就是他總是從全局出發，從黨的最大利益出發；緊密結合本地區的實際，考慮完成任務的最佳方案。”正是站在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粟裕提出了幾次戰略性建議，主要的三次建議分別發生在解放戰爭戰略防御、戰略進攻和戰略決戰階段，都極大地影響了解放戰爭的進程。

前面提到粟裕在解放戰爭初期力主在蘇中內線殲敵，除了公心可鑒，更表現了他獨具慧眼的戰略眼光，這集中體現在1946年8月1日和14日電報中。如南戰斗后，海安成為雙方爭奪焦點，鑒于天長和盱眙難保，粟裕請求將淮南第五旅東調至蘇中參戰，但陳毅表示反對，并向中央軍委建議“粟部亦宜逐步向西轉移”。海安保衛戰后，粟裕再次向中央軍委“要兵”（淮南主力），此電顯示了他非凡的戰略眼光：“我各戰略區除在戰略上應互相配合外，在戰役上似不應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實上也很難做到），而在單獨作戰，以自己力量解決當面敵人，否則會影響到另一戰略區之機動。”陳毅再次反對，仍建議“粟部迅速西調”。面對粟裕和陳毅的爭論，中央軍委未能及時做出決議，兵力不足的粟裕只好在予敵重大殺傷后放棄海安。李堡戰斗結束后，粟裕于8月14日致電中央軍委，對歷次爭論進行了總結：

◆粟裕作蘇中作戰總結報告。

“戰爭初期，各主要作戰方向，應充分利用內線殲敵的有利條件，哪里好消滅敵人就在哪里打仗，各戰區之間有戰略性的配合，不宜過早作戰役性的配合；如果急于戰役性的配合，我軍兵力作更大的集中，則敵人的兵力也將隨之作更大的集中，對各個殲敵不利。在兵力敵優我劣的情況下，過早地進行大會戰，我們是難以有勝利的把握的。在戰爭初期，我軍兵力應該隨著敵我力量的消長，我軍指揮藝術的提高和戰局向我解放區縱深發展而逐步集中，由一次殲敵一個旅，逐步集中兵力發展到一次殲敵幾個旅，這樣比較有利。”

這些極像毛主席語氣的話居然出自一個戰區指揮員筆下，實屬難得。從粟裕的多封電文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如“整個戰局”“戰略”“戰役” “內線”“外線”等關鍵性字眼。蘇中戰役勝利結束后，中央軍委再次推遲了出擊外線時間，直到1947年3月才最終明確了內線殲敵的戰略方針，并指出“轉入外線之時間，現亦不必顧慮。”可見，從1946年6月26日決定外線出擊到1947年3月改為內線殲敵，中央軍委用了整整八個月時間！粟裕的戰略性建議和成功的戰爭實踐對中央軍委確立解放戰爭初期正確的戰爭指導方針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粟裕的第二次戰略性建議是解放軍“問鼎中原”的關鍵。1947年底，解放軍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后，敵我雙方相持不下，“你打不過來，我也打不過去”。為打破僵局，毛主席于12月4日提出了分兵渡江計劃，準備實行千里躍進大別山之后第二個戰略躍進。1948年1月22日后，毛主席收到粟裕電報，該電認為應當在江北打幾個大的殲滅戰后視情而動。粟裕并未明確反對分兵渡江，但他集中三路軍，忽分忽集，合力殲敵的建議顯然包含了取消分兵渡江的思想。毛主席與陳毅面商后，仍然堅持己見，于1月27日致電粟裕，要他率第1、4、6三個縱隊渡江，在湘贛浙閩諸省執行寬大機動作戰任務，迫使蔣介石從中原調動80個旅中的20-30個旅回防江南，并要粟裕“熟籌見復”。中央軍委的意圖十分明顯，就是要在蔣介石的后院放幾把火，迫使其調動軍隊回防江南，以減輕中原戰場，特別是大別山劉鄧大軍的巨大壓力。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有三點。一是毛主席已經定下分兵渡江的決心，他甚至在給陳毅的手令中明令組建東南野戰軍，還詳細規定了該軍的組織領導。二是對“熟籌見復”的正確理解。毛主席要粟裕“熟籌見復”的并不是要不要渡江，而是在必須渡江的前提下就渡江的時間和地點詢問粟裕的意見。第三，中央軍委1月27日電表明粟裕1月22日的建議未被采納。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申述原見，是需要一定勇氣的。但粟裕還是于1月31日再次致電中央堅持原議，中央軍委次日即復電堅持渡江。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中央軍委上一次復電間隔了五天，這一次復電卻只間隔了一天，可見渡江決心勢難扭轉。有異議的粟裕該何去何從？他請求讓渡江縱隊休整一段時間，為渡江做好充分準備，實際上也想利用這段時間進行再思考。深思熟慮之后，粟裕還是認為不過江，在中原地區打大殲滅戰為好，但他又怕自己的“一孔之見”干擾了中央軍委的決心，沒有上報。粟裕一度稱自己的建議為“管見”，實際上，這是他站在高處的“遠見”，正如他在回憶當時的心境時所說：“作為一個戰役指揮員，在即將執行上級賦予的作戰任務時，應當結合戰爭的全局進行思考，從全局上考慮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聯系起來。”4月初，陳毅回到濮陽，粟裕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匯報，陳毅大為吃驚。經過多次深入交換意見，陳毅支持粟裕將建議上報中央軍委。4月18日，粟裕終將該電發出，第四次建議在中原打大仗。這封電報篇幅長達三千字（在粟裕電文中極少），證據充分，說理透徹，更有粟裕自己的戰爭實踐經驗。看到電報，毛主席也猶豫了，權衡了三天也無法拍板，于是通知陳毅和粟裕去晉察冀面議。毛主席最后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同時也規定，如果華野和中野無法粉碎國民黨軍在中原的防御體系，華野一兵團仍要立即渡江南下。豫東戰役勝利結束后，中央軍委于7月14日才明確改變了渡江計劃；濟南戰役勝利后，中央政治局會議又作出“人民解放軍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的決策。

◆粟裕主持研究淮海作戰方案。右起：陳士榘、張震、粟裕。

將“小淮海戰役”發展為“大淮海戰役”的第三次建議對解放戰爭進程影響巨大，它充分體現了粟裕從全國戰略全局出發，在江北大量殲敵，為日后渡江作戰減輕負擔的指導思想。1948年9月24日晨，濟南尚未完全攻下，粟裕就提出了“小淮海戰役”的建議，不過，這還僅僅是一場華野的“獨角戲”。粟裕的主旨是攻敵打援，而且重在打援。按照他的部署，華野部隊將分成兩部，分兩步走：第一步以少部兵力攻占兩淮，以主力準備截殲由徐州及隴海路東段南援之敵；第二步敵若不援則乘機攻占海州和連云港。雖然“小淮海戰役”規模不大，但仍然體現了粟裕深遠的戰略眼光：“為將來渡江創造有利條件。”中央軍委于9月25日復電表示贊同，并增加了殲滅黃百韜兵團的戰役目標，將“兩步走”發展為“三步走”，使“小淮海戰役”成為“中淮海戰役”。11月6日，“中淮海戰役”打響后，海州之敵迅速向西靠攏。8日，黃百韜兵團還未就殲，粟裕即向中央軍建議將“中淮海戰役”進一步發展為“大淮海戰役”：殲滅黃兵團后，放棄“中淮海戰役”原定的后兩個作戰目標，主力西向，進擊徐（州）蚌（埠）線，包圍并殲滅徐州之敵。可見，“大淮海戰役”的目標與“小淮海戰役”已經大相徑庭，是把中原的“幾口飯一口吃下去”。如果這一目標能夠順利實現，不但將使中原局勢徹底改善，全國解放戰爭的全局也必將大為改觀，其戰略意義不言而喻。粟裕之所以敢下這個決心，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正如他在8日的電文開頭所說：“近來全國戰場的不斷勝利，尤其是東北的偉大勝利與完全解放，促成戰局的急劇大變化。”顯而易見，粟裕提出“大淮海戰役”是以全國戰略全局為出發點考慮的。“大淮海戰役”截斷徐蚌線和遼沈戰役攻占錦州有異曲同工之妙。毛主席提出攻占錦州關門打狗，但他并未提出截斷徐蚌鐵路，進行南線決戰，這是因為遼沈戰役中，四野兵力超過東北國民黨軍，所以毛主席敢下這個戰略決心。淮海戰役中，華野和中野加在一起不過60萬，要面對的卻是80萬國民黨軍，所以連毛主席也不敢吃這口“夾生飯”。毛主席沒敢下的決心，粟裕卻敢下，真是膽過姜維。

“立功”：獨當一面，功勛卓著

粟裕不但為中央軍委提出了戰略性建議，還在上級指示未達或不及請示時獨當一面。如果不站在全局的高度處置問題，沒有一定的戰略眼光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解放戰爭時期，由于戰場形勢和敵情瞬息萬變，通訊和交通工具也不夠發達，中央軍委與各戰區的聯系并非事事及時，時時順利，各戰區實際上成為獨立的戰略單位。中央軍委也深知無論主觀和客觀上都不能對戰區干預過細，只能進行“宏觀調控”，于是給了戰區指揮員相當的自主權和臨機處置權。對此，粟裕十分感懷，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毛主席）十分重視戰場指揮員的意見，給予應有的機動權和自主權，充分發揮戰場指揮員的能動作用。”中央軍委雖然“放權”了，但戰區指揮員自身也必須具備戰略眼光，能夠根據中央軍委總的戰略決心，聯系本戰區實際，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在特殊情況下“先斬后奏”既是無奈的，也是必需的。如果只會等、靠、要，缺乏戰略眼光，就不能獨當一面，不是一個稱職的戰區指揮員。粟裕長期轉戰南方，遠離中央，上級的指示很多時候不能及時到達，這在客觀上使他比其他戰區指揮員更多獨當一面和自主處置的鍛煉機會。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后，粟裕失去了與上級的聯系，只好“自力更生”，他在回憶錄中總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教訓時說道：“我感覺到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應該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個指揮員對戰略問題有了較深刻的理解，有了清醒的頭腦，才能運籌自如地指揮作戰。在我以后的作戰生涯中長期遠離中央，所以我對于盡可能地去了解和學習戰略性問題格外重視。”

◆1949年5月，粟裕在布置上海戰役作戰方案。

粟裕在解放戰爭中經常獨當一面。豫東戰役中，當粟裕決定放棄殲滅新五軍，改攻開封時，已經來不及向中央軍委請示，只好“先斬后奏”。他于1948年6月16日向中央軍委呈報攻打開封的具體方案時表示：“因情況急迫請示不及，已令各部執行，有何指示，請即賜復。”中央軍委次日復電表示：“情況緊張時獨立處置，不要請示。”在渡江戰役前，總前委經中央軍委同意，制定了《京滬杭作戰綱要》，它規定部隊渡江后首先要站穩腳跟，然后再視情擴大戰果。這一決議建立在國民黨軍將進行頑抗的基礎上，不料江防一突破，敵人即倉皇撤退。在這種情況下，粟裕果斷下令各部隊立即追擊，結果在郎溪、廣德地區取得了殲敵五個軍的勝利。粟裕當然也給中央軍委作了匯報，但戰機稍縱即逝，只能是先斬后奏的“補報”了。

許多論著在談及粟裕的幾次戰略性建議時，給人的感覺是粟裕一提出建議，中央軍委就立即采納，但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中央軍委同意粟裕的建議是有所保留或者說有條件的，那就是粟裕要拿出“貨真價實”的“證據”，在這之前，中央軍委并沒有明確表示放棄最初的戰略決心。粟裕的可貴之處恰恰在于他不但從全局的高度提出戰略性建議，還以成功的戰爭實踐證明了自己建議的正確性，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

◆粟裕在渡江戰役期間留影。

解放戰爭戰略防御階段，粟裕在蘇中戰役中以3萬人對抗12萬之敵，最后消滅對方44%的兵力。蘇中戰役的勝利不但初步平息了粟裕、陳毅之間的爭論，起到了戰略偵察的作用，還創造出了成功的“盈利模式”，連毛主席都要全軍學習，他于1946年8月28日親自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向各戰略區通報蘇中戰役的經驗：“我粟譚軍從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個半月內……每戰必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敵一部，故戰無不勝，士氣甚高；繳獲甚多，故裝備精良；憑借解放區作戰，故補充便利；加上指揮正確，既靈活又勇敢，故能取得偉大勝利。這一經驗是很好的經驗，希望各區仿照辦理，并望轉知所屬一體注意。”用這樣的語言表揚一個戰區指揮員，對于毛主席而言是很少見的。8月以后，中央軍委對南北兩線的作戰方針都進行了調整，主要以內線作戰的方式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大大影響了解放戰爭的進程。戰略進攻階段，粟裕連續四次建議在中原大量殲敵，并以代司令員兼政委之職全面主持華東軍政工作，隨后成功指揮了解放戰爭以來最大的一個殲滅戰——豫東戰役，徹底改變了我軍在中原戰場的不利態勢。毛主席于1948年8月接見華野特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等人時高興地說：“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戰略決戰階段，粟裕不但提出了舉行淮海戰役的建議，還把“小淮海”發展為“大淮海”，并順利實現了中原戰場的大轉折，使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京國民政府面臨大廈將傾之勢，此戰意義之大毋庸贅述。戰略追擊階段，粟裕又指揮了解放上海、福建等東南重地和追殲殘敵諸戰役，加速了解放戰爭最后勝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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