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課堂，死于“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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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不是表演，取消各種各樣的公開課、示范課。”

說這話的人叫王旭明，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他在一個節目的鏡頭前說了這幾句，視頻上了網，幾十萬的點贊。底下的老師留言一排排地飄，幾乎都是同一句話：說出了我們的心里話。

但也有反對的聲音。說這話的人多半不是一線教師，要么是教學督導，要么是教務處長。他們說，公開課是提升教學質量的重要手段，磨課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途徑。

什么是磨課？

你以為是磨刀的磨？磨煉的磨？你想多了。這個“磨”字，更像是在砂輪上把你血肉模糊地打磨一遍，直到你變成一顆光滑、圓潤、毫無棱角的鵝卵石。

教研組集體出動，選一堂課，分析，說課，定方案，一位老師上去試講，其他人在下面做筆記、錄像。完了開會，評課，找問題，改教案，再換一位老師重新講。一遍，兩遍，三遍，十遍。反復實驗，直到最終那堂課像流水線上下來的工業品，精致、完美、毫無破綻。

中國教育界里，很少有哪個詞像“磨課”這樣，聽上去就帶著工業金屬切削的味道。精準，冷酷，一刀一刀地把人的血肉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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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昌理工學院的60歲老教授老王，在2018年秋天經歷了六次磨課。

那時全校609名教師，不分職稱高低，全部被拉去“過堂”。他的問題不是什么教學水平不行，而是課堂上用新媒體不熟練。專家團坐在底下，面無表情地打分，老王一遍遍地試講，一遍遍地調整，一遍遍地返工。有些人運氣不好，磨了三次還是沒過，下學期就從講臺被發配去了實驗員或行政崗位。

老王過了。然而和他一同被拉去磨課的另外五個人，再也沒回來。

大學不是工廠。課堂也不是流水線。

可總有人喜歡把它當流水線來管。

因為這樣省事。

一刀切下去，所有人都得站直了接受打磨。評判標準有二十多項：“案例典型”“使用信息化教學手段”“互動好，精講水平高”，還有一票否決項，比如“授課過程出現知識性錯誤”。

這套標準放之四海而皆準。不管你教的是《高等數學》還是《中國文學》，是《分子生物學》還是《藝術史》，進了這個磨課車間，你就是同一顆螺絲釘。

評優評先、職稱晉升、骨干認定，把一堂公開課當作重要砝碼。“一課定終身”的功利導向，倒逼教師重展示輕實效、重表演輕育人，踏實深耕常態課的教師被邊緣化，精于舞臺表演的教師名利雙收。

三

我想起了一個人。

他叫江辰。一個地方一本高校的中文系講師，三十五歲，從業八年，發過C刊，拿過省社科基金，學生評教連續四個學期優秀。在全校的教學功底考核中，他的教案整理得跟字典一樣詳盡，教科書翻得起了毛邊，手寫的聽課筆記厚厚十幾本。所有人都說，這位老師肚子里有貨。即便在工科主導的高校文科體系里被打壓到邊緣，依然有學生愿意跨專業來旁聽他的課，每次開口都是整段引用。

直到磨課季來了。

江辰的第一節課，講的是一篇散文中細膩的情感流動，層層剖析，引經據典。專家團聽完，寫了張單子給他：啟發性不夠、活躍度不高、互動指數偏低——請增加學生互動環節。

江辰調整了。第二節課，他刻意多提了幾個問題，課堂稍微熱鬧了些。專家團又來了：環節時間搭配不合理——請更精準地規劃教學節奏。

江辰又調整了。第三節課，他把整個教學設計拆成了三個模塊，每個模塊卡著時間走，鈴聲響起的那一刻，剛好收尾。完美。專家團仍然不滿意：PPT與板書不協調，建議將課件進一步美化，增加信息化元素，引入微課。

江辰開始熬夜做PPT，錄教學短視頻。

一個月后，他終于磨出了一堂完美的課。專家團坐成一排，頻頻點頭。互動指數達標，節奏控制滿分，教學手段豐富，課件精美絕倫。江辰站在講臺中央，聲情并茂，肢體語言標準，每一個知識點都卡在正確的時間節點出現，每一個學生都被精準地提問。

課堂結束，掌聲響起。

所有人都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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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團走了。江辰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把門關上，一直坐到天黑。

他把那份被磨了十幾次的教案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忽然覺得這不像自己寫的東西。那些被砍掉的引用呢？那些他對文本的最初感受呢？那些在課堂上會自然生長出來的意外對話和靈光一閃呢？

都被磨沒了。

“課堂是生命的在場。一堂好課更應該是師生共同開展的一次探險旅行。旅途中會發現你預想不到的風景。有時那些意想不到才是課堂上最亮麗的景觀。” 但經過幾十遍試講的“完美”課堂，已經沒有意外，沒有困惑，沒有生成的縫隙。每一次提問都預設好了標準答案，每一個學生都是這出教育大戲里的群眾演員。

連舉手、停頓、掌聲都是彩排過的。

四

這種磨課之風，不是大學自己刮起來的。

它的根，長在中小學公開課的死循環里。

你可能不知道，一堂小學或初中的公開課，為了追求零瑕疵，不少學校會提前數月磨課。固定提問、預設答案、篩選學生、排練互動。學生今天被拉到這班聽了，明天被拉到那班再聽。一節課可以試上十幾遍甚至幾十遍。上課那天，講臺上的老師吐出的每一個字都是定稿，臺下學生的每一句回答都是背熟的臺詞。

曾在某個節目里大聲呼吁“取消公開課”的王旭明，用了一個直白得近乎粗糲的詞：折磨和摧殘。

“這些課都是把學生從教室拉到講臺上，甚至還要配合老師做表演，這是對學生權益的侵犯。”

這種表演性思維像病毒的DNA序列一樣，不知不覺地跨越了學段的邊界，悄悄感染了大地的各個角落。

大學課堂的精髓，從來都不在表演。

從柏林大學創始人洪堡提出科研與教學相統一，強調師生通過共同教學與科學研究活動培養嚴謹的治學態度；到蔡元培執掌北大時宣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說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這些先行者用了上百年時間才將“傳道、授業、解惑”的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的育人范式，而新一代教育管理者只用了一場磨課就把它們打回了原形。

西南聯大時期，聞一多先生品詩，一堂課深挖一篇佳作，旁征博引，全無磨課的影子。沈從文先生立足本心，將寫作真諦娓娓道來，靠的也不是什么互動指數。那些真正的大師，沉心治學，將畢生所學融入日常授課，從不需要公開課來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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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偶爾會想起那個帶學生的高校老師。

磨課季結束后，他又站回了自己的課堂。沒有專家團坐在底下打分，沒有錄像機對準他的一舉一動。只有他自己和一屋子的學生。

他試著用回自己最初的教案。但幾輪磨課下來，原本自然的課堂節奏已經被打得七零八落，他在臺上總忍不住看表，總忍不住把那些精心設計的互動環節硬塞進去。那些意外生成的瞬間，那些跟學生臨時碰撞出的思想火花，都被磨課訓練出的條件反射給掐滅了。

洪堡在構想柏林大學的現代體系時，反復強調，只有將科研和教學結合起來，才有利于學生形成良好的思維方式和高尚品格。兩百年后的大洋彼岸，教育管理者們發明了一種成本更低的管理哲學：只要把課堂裝點得像那么回事，評估報告上自然會數據漂亮，至于學生腦子里到底有沒有東西——那是下一任領導的績效問題。

大學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傳承的創新引擎，課堂就是它的燃燒室。當燃燒室被反復打磨成光滑圓潤的裝飾品，你還能指望這臺引擎發得出力嗎？

幾十年后有人寫中國高等教育史，寫到大學課堂的消亡，大概會追溯到“磨課”這個詞從工業社會借來的那一天。那個詞像一把刀片，一刀一刀地割掉了課堂的最后一點生猛，最后一點失控，最后一點可能性。

最后磨出來的，是一顆鵝卵石。

光滑，圓潤，在陽光下閃著好看的光。

什么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