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特稿丨何偉：報童的秘密

The Paperboy’s Secret

童年時，愧疚是我永遠的同伴。我不再提起伍德先生往我口袋里塞的那些硬幣。

本文即將刊登于2026 年 6 月 8 日的《紐約客》雜志，印刷版標題為“Paperboy.” 作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偉）于 2000 年加入《紐約客》擔任專職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他鄉之河：中國教育》。

除了夏天，我送報時總在黑暗中穿行。隱身，是童年的一部分：我看見別人的，遠比別人看見我的多。Photographs by David Williams for The New Yorker

我新聞生涯的第一份工作——那時我尚不知道自己想寫作，距成為駐外記者還有數十年——是為《哥倫比亞密蘇里人報》送報。1979年2月1日凌晨五點，我開始了第一天的工作。那是密蘇里中部以往常見的那種寒冷雪冬。頭版刊登著兩個當地孩子在雪地里玩耍的照片，一行五十四磅的大字標題，傳來遠方世界的消息："凱旋的霍梅尼返回德黑蘭。"報紙共三十四版，封面標價十五美分。我和姐姐埃米一起折疊報紙，對著地址單出發。父親陪我們走了第一天，此后便由我們自己上路。

埃米和我打算輪流跑這條路線，所得收入將用于支付暑期夏令營的費用。我當時九歲，送報或許年紀太小；埃米十三歲，幾乎可以肯定太大了。她生得出眾，黑發白膚，一雙貓眼綠眸；走到哪里，人們都會注意到埃米。春天里，我們隔天輪換，但我看得出來她并不喜歡這份差事。有幾次，她在凌晨五點叫醒我，說自己病了，讓我替她去送。我注意到埃米往往在周三和周日感到不適——偏偏這兩天的報紙因為夾帶大量廣告和特刊而格外沉重。

我們一向相處融洽，也許正因為性格迥異。埃米隨和外向，我則不然；她在學校如魚得水，而我恨透了上學。姐姐不喜歡送報這件事的幾乎每一點，恰恰都是我所樂在其中的。我喜歡早起，喜歡這份重復。我喜歡每天早晨摞在車道盡頭的報紙散發出的那股油墨清香。我喜歡那些正式的文件：停刊通知、新訂戶單。密蘇里人報發行部用白色信封寄來這些表格，上面印著：

良好服務即是良好生意，準時規范的投遞為你帶來豐厚利潤

我最喜歡的，是寂靜與孤獨。那時候，在密蘇里中部的一座小城，幾乎沒有人在天亮前出門鍛煉，遛狗的人也極少。我見到最多的一位，正在我背得滾瓜爛熟的地址單上：格思大道南段110號，格倫·伍德。第一次獨自跑完全程時，他正帶著狗站在屋前。他自我介紹，告訴我那條狗叫薩迪。然后他給了我一枚兩角五分的硬幣。

我興沖沖地回了家。這條路線每天的收入剛剛超過一美元，所以兩角五分的小費實在不少。幾天后，伍德先生又給了我一枚。我向父母提起他的名字時，他們認出他是市書記官，負責在報紙上簽署市政公告。他六十歲出頭，臉上有一大塊紫色胎記。我母親用一種尊重的口吻稱這類色斑為"覆盆子"——我們教會里有位沉默寡言的女士也有類似的印記。和所有身體上的缺陷一樣，"覆盆子"是內心善良的標志，至少我從《圣經》和神父的布道中得到的就是這樣的印象。

埃米送報的早晨，伍德先生也會跟她打招呼，但很少給她小費。一個大人對我表現出更多關注，這并不尋常；即便是九歲的我，也明白埃米身上有一種我所缺乏的吸引力。漸漸地，我不再提那些硬幣，因為我擔心埃米會要求分一半。說實話，她不太可能做這種事，但換了我自己就會，所以防一手似乎更穩妥。

七月，我和埃米把送報掙來的錢全部花在了明尼蘇達州的那個夏令營上。好幾個年長的男孩在那里迷上了埃米，而我在一節手工課上用手術刀劃開了左手腕，被急送醫院縫針。我從未見過那么多血；我看得出來，開車送我去醫院的兩位年輕輔導員嚇壞了。回家不久，埃米就退出了送報的活兒。我當時十歲，已經夠聰明，認清了一個道理：整年辛苦工作只為把自己送進夏令營，這不是傻瓜干的事嗎？我再也沒去夏令營，最終給自己定下兩個目標：成為年度最佳報童，以及攢夠錢在十六歲時買一輛汽車。

許多個早晨，我都會見到伍德先生。他常問我學校和運動的事，還告訴我他曾當過棒球教練和童子軍領隊，又活躍于當地的衛理公會。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他開始親自把硬幣塞進我的口袋。他會靠得很近，把手臂搭在我肩上，然后我就感覺到他的手伸進了我的口袋。我感覺這不太對，但一切來得如此微妙，我甚至說不清從何時開始的。久而久之，這件事幾乎變得稀松平常。跟那些硬幣一樣，回家后我也只字不提。

哥倫比亞大約有六萬居民，城里有兩家相互競爭的報紙，《每日論壇報》在下午發行。兩家報紙都在十月份公布年度最佳報童，以紀念國際報童日。市長屆時往往會頒布正式公告：

鑒于，哥倫比亞眾多市民依賴報童為其送來了解本地及世界大事的唯一渠道；

鑒于，美國及哥倫比亞許多杰出公民在進入商界之初皆曾擔任報童……

我在第三年時，朋友埃里克·紐納榮獲年度最佳報童。密蘇里人報刊登了埃里克從密蘇里州務卿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手中領取獎項的照片。埃里克比我大一歲，是個優秀的運動員，也是個如饑似渴的讀者。他是我認識的報童中，唯一一個幾乎閱讀所有投遞報紙的人。閱讀已成為我早晨例行程序的一部分：折報紙折到一半時，我會停下來讀體育版，回家后再趁著吃早飯把報紙讀完。政治新聞和國際新聞我大多略讀，但凡涉及本地事故、逮捕和丑聞的報道，我無一遺漏。我酷愛辛迪加專欄"親愛的艾比"，尤其喜歡那些標題：

手中之妻，勝過叢中之侄女

超重之子偷吃鄰家狗食破節食計劃

好色救生員陷入性丑聞

成為年度最佳報童的第一步，是贏得月度最佳報童。候選人若收到超過四次顧客投訴，便會被取消資格；此外還須參與訂閱推廣活動。下午，我挨家挨戶登門，勸說居民訂閱密蘇里人報。我發現，盡管我生性靦腆，卻有推銷的天分。我喜歡按下陌生人門鈴后那種緊張感，知道自己必須完成那套銷售說辭。

我花了一年多才贏得月度最佳報童。公告刊登于1980年3月8日第3版，與國際新聞標題并排：

新一輪暴力橫掃薩爾瓦多；29人遇難

蘇聯備戰阿富汗攻勢

哥倫比亞密蘇里人報祝賀月度最佳報童彼得·赫斯勒

文章配有一張照片，還附上了我的年級和家庭住址。那個年代，公開這些信息不被認為對孩子有任何風險；報社對"每周安全騎行少年"專題也如法炮制。關于這次獲獎的報道指出，我身高僅四英尺三英寸，還引述了一位訂戶的話。"他那么小，有時候報紙都拖著地走，"她說，"真是個了不起的小家伙。"我獲贈了"絕妙山姆"理發店的免費理發一次、巴斯金·羅賓斯的一客香蕉船，以及五美元現金。

個頭小是我作為報童最大的劣勢。我長得太矮，曾被留級一年，即便如此在班里仍是最矮之列。我天生協調性好，自信是報童史上折報最快的一批人之一。每個動作——抓報紙、對折兩次、套橡皮筋——迅疾流暢，我覺得自己的雙手簡直像嗶嗶鳥動畫里的殘影。報童們往往對速度和效率著了迷。埃里克比我高大得多，他給自行車裝上了馬鞍袋來平衡負重。我的朋友布萊恩·菲克買了一塊卡西歐數字表，給自己每天騎車完成路線計時。布萊恩決定省掉橡皮筋，改用密蘇里人報雨天發給我們的塑料袋，因為他認為塑料袋從帆布袋里滑出來更快。

我的路線地勢起伏，要投遞四十多份報紙。如今很容易忘記，報紙從前有多厚。密蘇里人報的每版比今天《紐約時報》的版面寬兩英寸，長近三英寸；周日版通常有六十版以上，重約一磅。這樣的重量騎車扛不住，我只能步行，穿越院子，鉆過籬笆和樹叢間的缺口。到了白天以普通人身份路過這片街區時，我能看到綠色草坪上那些細細的、被踩黃的草痕。只有我知道那些草痕意味著什么——是我每天早晨走過的秘徑。

一年之中大部分時間，除了夏天，我都在黑暗中送報。某些住宅在固定的時間亮燈，我可以從那些明暗窗口的規律判斷自己是否誤了時間。密蘇里人報在一篇月度最佳報童專題中引述了獲獎者邁克·瓦格納（十二歲，盧塞恩法庭2號）的話："我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說，卻沒有展開。我深有同感，盡管我也對那個念頭懷有一種恐懼與著迷交織的情緒：總有一天，我會在某個早晨遭遇一具尸體。除了贏得年度最佳報童，埃里克·紐納還因為一件事而聲名大噪：某天清晨，他在埃奇伍德大道偶然發現了一道血跡，那是有人試圖撬車時傷了自己留下的。報紙偶爾會刊登密蘇里人報童最先發現犯罪或火警的故事。（1982年1月12日："少年向警方舉報寡婦家失竊案。"）

一天早晨，我從格思大道南段一幢房子旁邊抄近路時，碰巧看見一個高中生在屋內換衣服。那個男生比埃米高一級，我知道埃米覺得他長得好看。他穿著內衣站在一扇低矮的窗戶前。我們相距大約十英尺，中間隔著一層玻璃，我僵住了。然后，我小心翼翼地試圖走開。但他一定聽到了什么動靜，猛地抬起頭。那一瞬間，我感覺我們的目光對上了。我希望那只是我的錯覺——我知道從有燈光的房間往外看很難看清。

第二天早晨，那扇窗戶已經用臨時縫制的窗簾遮住了。好幾天，我都擔心那個男生的父母會去報社或找我父母投訴。報紙上的標題已經說清楚，這種事是可以被逮捕的。（1980年11月23日："偷窺者：一個被忽視卻亟待重視的問題。"）我準備好了解釋——這不是故意的，我每天早晨都走這條路——但我知道沒人會相信我。

童年時，愧疚是我永遠的同伴。它跟著我走到哪里都不散；總有些什么事——某個隱藏的失誤，某樁秘而不宣的罪孽——正瀕臨被發現的邊緣。我在學校經常惹麻煩，通常是因為在課堂上逗同學發笑，我最怕老師在成績單里夾的那些憤怒的便條。有幾次，我在附近藥店順走了棒球卡。我把一兩包塞進短褲，然后在柜臺買了一包，確保面帶微笑、與收銀員有眼神交流。這很容易，但事后我感覺很糟，在成為習慣之前就收手了。

我就讀于一所小型天主教學校，全體學生會定期被領進教堂，接受和好圣事。帶屏風的告解室設在教堂后部，但也可以選擇與神父面對面交談。選擇后者的人必須走過祭壇，走到教堂正面神父等候的小房間里。或許正因為這種公開性，在意志堅定的男孩們看來，輕蔑屏風成了一種榮耀。在我們眼里，只有女生和軟弱者才會縮到后面；昂首闊步走過會眾，感覺很爽。

成為年度最佳報童的第一步是贏得月度獎項。我知道客戶關系很重要，所以我親手制作了節日賀卡。資料來源：《哥倫比亞密蘇里人報》

但一旦坐到神父對面，我的勇氣就消散了。我含混地交代幾條微不足道的罪——我不聽父母的話，我對姐姐不好——然后盡快溜走。走回座位的路上，那愧疚感依然在旁邊不緊不慢地跟著我。

有幾次，我想到要把伍德先生的事告訴神父。他碰我的時候，我腦子里某個開關會自動關掉：身體僵住，什么都不去想，直到一切結束，那枚硬幣穩穩落入口袋。伍德先生抽雪茄，靠近時，他的衣服上常常帶著那股濃重的氣味。有時他故意假裝沒找準口袋，手順著滑進了我的褲子里。"哎喲！"他會說，"對不起，失手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他手指的觸碰，不由得打了個激靈，往后縮身。

他似乎能感覺到我何時變得太不自在。此后一周甚至更長時間，他不會再摟著我，在這段間歇里仍待我友善。路線上，他是唯一會定期與我交談的人。他的孩子比我大得多，我告訴自己，這是他疼愛我的原因——畢竟，他是一個父親。他妻子很少陪他出來遛狗；我見過她幾次，她話不多。后來，伍德先生問我愿不愿意在周六多掙些錢。他所在的兄弟會——奧德·菲洛斯聯誼會——組織了一批男孩，在密蘇里大學橄欖球賽場上賣飲料。

我決定不把這件事告訴神父。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大多數憂慮最終都是杞人憂天。我看見那個高中男生換衣服之后，什么后果也沒有。也許他根本沒認出我，也許他壓根沒放在心上。在我的經驗里，隱身，是童年的一部分。就像黑暗街道上那些亮著燈的窗戶——我看見別人的，遠比別人看見我的多。

我家離密蘇里大學校園不到一英里。父親在社會學系任教，許多教授，其中不乏知名人士，住在我們這一帶。我負責給Thilly大道408號送報，那里住著一位英語系教授和一位小說家，他們共同創辦了《密蘇里評論》。一位著名生物學家在西芒特大道504號蓋了房子。父親告訴我，拉思羅普路106號那幢舊舊的、略顯破敗的兩層樓，地處樹林邊緣，曾經住過一個奇異而偉大的人，名叫索斯坦·凡勃倫。據父親說，凡勃倫住在地下室，出入都從窗戶鉆進鉆出。

每次經過那幢房子，我都會想象有人從地基窗爬進爬出的情景。凡勃倫這個名字很難記，但我把那幢房子和它的地下室與"炫耀性消費"這個詞聯系在了一起。在真正理解這個詞之前，我已被它的詩意所打動。父親工作中的許多詞匯都是如此："方法論"、"縱向研究"、"社會偏差"。

他慣用這些詞，也酷愛講故事。聽到什么生動或驚人的事，他忍不住一說再說，哪怕對象是孩子。因為父親，我知道我路線上703號西芒特大道那幢房子里，曾住過一個在閣樓上自殺的酗酒者。往下幾扇門，另一個男人用槍崩掉了自己的腦袋。其他各處的住宅，則是一座座關于婚姻失敗與拿到終身教職后精神崩潰的敘事紀念碑。時至今日，每當我想起某幢紅磚房子，就會聽見父親描述那位住在里面的教授，某天突然開始無緣無故地讓所有學生不及格。我從小就認識到，大學是個大人可能出格行事的地方。

索斯坦·凡勃倫是那種讓父親著迷的人物。凡勃倫是位經濟學家兼社會學家，1899年出版《有閑階級論》后聲名大噪。他的社會批評折射出他對鍍金時代放任資本主義的厭惡，他那些犀利的格言被廣泛引用。（"無論何時何地，發明始終是需求之母。"）凡勃倫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但因屢次拈花惹草而被解職。同樣的原因也讓他在斯坦福的下一任職位上走投無路。1911年，窮途末路之際，他來到密蘇里大學，彼時一位昔日學生主持著經濟學系。那位學生為他謀得一份教職，并讓他住進了拉思羅普路自家宅邸的地下室。

父親有位年邁的同事曾在校園里見過凡勃倫。他是個消瘦而憂郁的人物，女人為何被他吸引，實在是個謎。那位同事講過一個故事，父親百講不厭：校方警告凡勃倫，說他們知道他在斯坦福勾引行政人員妻子的劣跡，此類行為在密蘇里大學絕不被容忍。"哦，我見過你們那些行政人員的太太，"凡勃倫回答，"你們盡可以放心。"

這個故事或許是杜撰的，但與1934年出版的傳記《索斯坦·凡勃倫與他的美國》中的描述頗為吻合。該書對凡勃倫在哥倫比亞度過的六年有生動的記述——他厭惡那里。商會為新城市口號征稿并設立獎項時，凡勃倫提議將該城描述為"一根叫密蘇里的爛樹樁上的啄木鳥洞"。凡勃倫通常給班上每個學生打同一個分數——M，即"中等"，相當于C。如果哪個學生因為某個獎學金或申請需要更高分數，凡勃倫就直接改掉。有一次，校方就他打分的隨意性質問他。"我的分數就像閃電，"凡勃倫回答，"說落到哪兒就落到哪兒。"傳記中提到的那個細節，正是讓兒時的我著迷的那個：凡勃倫從窗戶進出他的地下室公寓。

父親讀研究生時，曾受業于一位名叫紐孔明的華裔美國社會學家，后者給了他一條忠告：永遠不要接受系主任一職。倘若有人堅持要你承擔某項行政任務，就把它做得一塌糊涂，讓他再也不敢開口。

父親把這條忠告奉若圭臬。他是一位盡職的教師，也喜歡研究，但對行政事務一概拒之門外。在他講述的各種密蘇里大學故事里，許多既風趣又憤世嫉俗，而最難聽的字眼之一便是"院長"。其他的爛詞還有"教務長"和"校長"。在這方面，他追隨著一長串將犀利批評施加于所在機構的社會科學家傳統。在密蘇里大學，索斯坦·凡勃倫曾寫過一篇猛烈抨擊大學行政管理的檄文，題為《美國的高等學問》，他告訴一位同事，副標題將是"徹底墮落研究"。不出所料，密蘇里大學拒絕出版它。

逃避行政職務也保證了父親的低薪。他很少獲得什么加薪，任何讀密蘇里人報的人都清楚，大學正在苦苦掙扎。（1981年8月2日，頭版："密蘇里大學薪資在大八聯盟墊底。"）但這在我們家并未引發什么苦惱。篤信宗教的母親喜歡引用《馬太福音》："駱駝穿過針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我在彌撒中常聽到這節經文，但沒多大年紀我就發現，幾乎沒有人會真的把它當回事，除了我的父母。母親批評那些顯得貪婪或熱衷追逐財富的人，推崇志愿服務精神。父母對子女最高的期望之一，是有朝一日加入和平隊。他們在當地精神病院做志愿者，父親也常帶我去義務食堂幫忙。當學校難以找到體育老師時，父母自告奮勇，每周義務教兩次體育課，分文不取。

父親講了許多故事，但從不涉及個人財務。這個話題令他厭倦，況且也沒什么可說的：他既不儲蓄，也不投資。父母把我和三個姐妹塞進一輛米色AMC大黃蜂，那是七十年代美國汽車工業沒落時期的一艘旗艦。最小的妹妹入學后，母親以一種似乎是刻意為之的方式重返工作崗位，以求把收入壓到最低。她以研究生身份重新入學，多年研究一篇關于十九世紀猶太人移民密蘇里州的論文，最終以兼職講師的身份在一所小型學院教授歷史。

與父母形成對比的是，我對金錢著了魔。我投遞的那些報紙上到處都是美元符號：卡特和里根執政年間，基準利率有時超過百分之二十，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密蘇里人報開設了一個名為"抗通脹妙招"的專欄，提供家庭理財建議：玉米粉可以當面部潔面劑；變質的啤酒可以定型頭發；油箱只加一半更好，因為車輕省油。隨著經濟持續跌跌撞撞，"抗通脹妙招"越來越走投無路："何必花錢買膠帶，自己動手做？將薄棉布與一份油、六份蠟和十份松香融化，即可制成黏性膠帶。"

其他報童也對金錢念念不忘。密蘇里人報有超過六十名報童，大多是男孩，報社會定期在辦公室或附近的比薩店舉辦活動。這些聚會常被報紙報道，照片里我總是站在最前排，顯得又小又積極。有一年，報童們被邀請去比斯卡恩電影院看免費電影。組織者夠精明，把事后的情形壓了下來，沒讓報道見報。電影是《人體異形》（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對于一群每天天亮前獨自出門的孩子而言，這簡直恐怖得令人難以置信。我和埃里克·紐納及他弟弟保羅一起去看，保羅當時頂多七八歲。保羅跑出影院嘔吐；前不久我與兩兄弟談起此事，他們能以驚人的清晰度回憶起具體的場景和演員。埃里克告訴我，那部電影的噩夢一直折磨了他好幾年，直到成年。

紐納兄弟是報童中最具創業精神的。他們買了一臺割草機，再把活兒分包給附近的其他孩子。保羅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買股票的報童。他以孩子的眼光選股，買入了可口可樂和箭牌公司的股票。買了可口可樂股票之后，他禁止家人喝百事旗下的任何產品。像所有箭牌股東一樣，保羅每年都會收到一份年報和幾條口香糖。

我纏著父親幫我投資，但他這輩子從來沒買過一只股票。另一個報童薩姆·阿巴迪爾自己坐公交去市區，找到了一家證券經紀公司。薩姆認為，除非大額投資，否則交易費用太高，這也是我的結論。于是我改在本地銀行開了一張定期存單。那年我十二歲，母親在日記里寫道，我是"埃米的銀行家和知己"。埃米知道，手頭緊了，她弟弟會墊付借款。有幾次，父母也提出同樣的請求。這讓我感到自豪；我們這些報童，往往都有一種老氣橫秋的成熟感。我至今保存著埃里克那年夏天我去夏令營時寄給我的一封信，信中安慰我說，我父母一切如常。他寫道："你父母把你的報紙送得很好。我每天早晨都看見他們。"

我知道，拉客戶是贏得年度最佳報童的最大籌碼。每年十二月，我手工制作節日賀卡，隨報紙一并送出；這通常能帶來相當于兩個月薪水的小費。有一次，我在復活節也如法炮制，但反響寥寥。（我當時根本沒想到，有些訂戶可能不過復活節，或許是因為母親尚未完成她的論文研究。）下雪天，我會上門問訂戶要不要幫忙鏟車道，收取費用。伍德先生邀我加入他在密蘇里大學橄欖球場上的那群男孩后，每個主場比賽日我都去干活。我端著托盤在看臺上走來走去賣飲料；每次補滿托盤，就能拿到一美元。據我所知，其他大多數報童也在不同的團體做著同樣的事；埃里克和保羅跟著一個本地小聯盟組織的群體賣飲料。我們都留心尋找喝醉的觀眾，他們的小費出手更大方。球場禁酒，但密蘇里人報刊登過關于夾帶酒水手段的報道。有些球迷用注射器把伏特加注進橙子里帶進場。

有一次，學校布置我采訪一位市政人員。我找了伍德先生，他邀請我晚上到他家拜訪。多年后，父親說，某種直覺驅使他陪我同去。我們坐在伍德家的客廳里，我進行了采訪。但父親的直覺并未延伸到懷疑的層面。伍德先生是地方政府中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人們敬佩他與青少年男孩共同組織的志愿項目。這些項目被密蘇里人報定期報道。（1981年12月18日："青少年鏟雪服務社區。"）

哥倫比亞距圣路易斯和堪薩斯城各兩小時車程，那是最近的兩座稍具規模的城市。這座城市地處偏僻，但大學的存在使其省份氣質呈現為一種自成一體的世界性。密蘇里人報會把大事件本地化：1981年，里根總統遇刺兩天后，報紙頭版報道了一位哥倫比亞高中畢業生，他以特工身份協助制服了約翰·欣克利。如果海外發生什么事，記者就會去找密蘇里大學的國際學生征詢評論。1980年1月，報紙解釋了為何關注外國新聞至關重要：

盡管哥倫比亞不完全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但伊朗危機和入侵阿富汗的連鎖反應在這里清晰可見，我們已在版面上盡力呈現。……由于這個國家每生產四蒲式耳小麥，就有一蒲式耳運往蘇聯，禁運將對美國麥農造成毀滅性打擊，布恩縣等地也將承受其后果。

這種說教口吻，折射出密蘇里人報是一份教學型報紙的事實——由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生們負責出版與運營。全美沒有另一所新聞學院能出版一份面向社區的日報，許多著名媒體人都是從密蘇里人報起步的，其中包括西摩·托平，他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擔任《紐約時報》常務主編。

《每日論壇報》也聲譽卓著，部分原因在于它雇用了受過密蘇里人報培訓的記者和編輯。人們有時說，哥倫比亞的人均記者數量居全美之首。密蘇里人報的社論版偶爾會向本城讀者致謝：

我們經常聽到人們抱怨，說這座城市被過度報道，人們花了大量時間幫助我們培訓一代又一代的柯克帕特里克、熱蒙和托平。

當然，我們確實在請求你們的幫助。你們，尤其是那些身處公職的人，是我們的編外教師和編輯。我們在培養世界的記者。謝謝你們的幫助。

隨著時間推移，我對報紙的閱讀變得更加老到。我尤其喜歡引語，喜歡一個聲音在故事中活過來的感覺。六年級的一位英語老師第一次告訴我，我應該考慮以寫作為業。但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可能會在密蘇里人報工作，或者成為一名記者。我模糊地以為，自己長大后會像父親一樣成為教授。父親講的那些故事，加上報紙上刊登的那些故事，使我對大學生活的想象色彩無比斑斕。密蘇里人報有幾位很有才華的寫手，他們嗅得出最好的校園故事。1982年，當一位《花花公子》攝影師在假日酒店東館租了一間廉價套間，為該雜志"大八聯盟美女"特刊物色人選時，五百名女性蜂擁而至，其中一位便是密蘇里人報的記者。她從容記錄下現場細節——一臺寶麗來相機、三箱"搖滾啤酒"——以及那位攝影師漫不經心的厭女言論。（"來的很多女孩都太胖了，她們以為我們能創造奇跡。"）

有一年，一名大二學生決定以獵槍作為道具，發表一篇反對自殺的演講，故事登上了頭版，導語堪稱經典：

周一，迪恩·皮金在大學公共演講課的作業展示中，將一支未上膛的獵槍對準自己。槍沒有走火，但他的展示弄巧成拙。

那篇報道描寫了一個同學撲倒在桌子底下，大喊"別這樣！"的場景。我喜歡有動作的故事，凡是涉及男生聯誼會或女生聯誼會的報道我都讀。父親不斷抱怨希臘兄弟會，那至少是密蘇里大學教授們從凡勃倫時代起便頭疼的一個痼疾。（據傳記記載，凡勃倫曾對一名學生說："我不是說我會讓聯誼會或姐妹會的任何成員不及格，但此類組織的成員迄今未有通過我課程者。"）密蘇里人報刊登的兄弟會火災之多，幾乎堪稱一個固定報道欄目；這些住宅往往因為粗心大意和管理不善的廚房而起火。偶爾，報紙記錄一場派對消耗的啤酒數量，其精確程度與報道國內生產總值如出一轍。1982年9月11日，卡帕西塔聯誼會一場九十一桶啤酒的派對登上了第7版頭條（"聯誼會狂歡惹惱大學"），還配有聯誼會主席一句令人啞然失笑的話："我們辦這場派對初衷良善，本意并非讓整個校園爛醉。我們根本沒料到場面會搞成這樣。"

我送報到兩家兄弟會。我路線上最偏僻的一段靠近校園，那里的居民區逐漸讓位于幾幢兄弟會樓和廉價學生公寓。就在那里，我終于遭遇了一具尸體。一天清晨，我正爬上一幢破舊公寓樓的內部樓梯，抬頭看見兩只紋絲不動的腳。鞋底朝向我，腳跟相觸，構成一個V字形。在那段似乎無比漫長的時間里，我一動不動。然后，鼓起勇氣，我繼續向上走。一步一步，身體的其余部分漸漸進入視野：雙腿、軀干、頭。他是一個留著胡子、頭發油膩的男人，衣物齊整，仰面躺在一個樓梯平臺上。我停下來，心跳加速。然后，我蹲下身，仔細聽了聽，深吸了一口氣，做出了我的診斷：醉漢。

我送報的最大一家兄弟會是西格瑪-阿爾法-艾普西隆聯誼會。會所是一幢氣派的白色建筑，新古典復興風格，六根愛奧尼亞柱巍然矗立。我總是從后面進入，穿過鄰近院子里我那條秘密小徑。密蘇里老虎隊比賽日的翌日清晨，黑暗中穿越聯誼會的草坪，如同進入炮兵陣地的彈著區。各種雜物從兩層門廊上被扔下去，散落滿地。可能有男女衣物。有一次，我撿到了一個臺球，塞進口袋。西格瑪-阿爾法-艾普西隆草坪上最常見的彈藥殘骸，是啤酒罐和啤酒瓶。哥倫比亞實施五美分押金法后，我就把能裝進帆布袋的空瓶空罐都收羅起來。

每年春天，西格瑪-阿爾法-艾普西隆的成員都會在草坪上挖一座墓穴。第一次見到時，我嚇得魂飛魄散。走過草坪時，我絆上了一個長形坑穴和一口木棺材，其輪廓在拂曉前的昏暗中影影綽綽。第二年，我不再那么吃驚，此后，棺材和敞開的墓穴每年春天如期而至，成了春天到來的尋常信號。小時候，我始終不知道這個奇異儀式的用意。密蘇里人報沒有報道過，我大概也沒有告訴父母——多年后，他們對此毫無印象。這也是童年的慣常狀態：許多奇怪而令人不安的事，都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被接受了。

前不久，我找到了那個年代的幾位西格瑪-阿爾法-艾普西隆成員。他們解釋說，棺材與一個虛構人物"帕迪·墨菲"有關。不同分會有各自的版本，但密蘇里大學這一支的帕迪·墨菲是一個死于酒精中毒的人。每年，由一位不同的兄弟扮演帕迪，躺進棺材，接受一系列模擬悼詞的嘲弄。那口棺材是由一位曾在圣路易斯殯儀館做暑期工的兄弟帶來的。他開著一輛敞篷車，讓棺材直挺挺坐在副駕駛座上，沿70號州際公路，一路兩個小時，駕進了哥倫比亞。

1981年4月24日，密蘇里人報在意見版頭條刊登了一篇無署名評論：

格倫·伍德，城市之友：退休而不被遺忘

在過去17年半里，格倫·伍德坐在市書記官的椅子上。但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不僅僅是一位市書記官。還有一位市民的朋友、議員的知己、知識的儲藏庫、善意的使者，都因伍德先生而駐留在那把椅子上。

那時我已近十二歲，足夠強壯，騎上了自行車送報。騎車的好處之一，是我可以和伍德先生打聲招呼，但不必停下來。甚至在騎上車之前，我就已經明確表示，不想再讓他碰我了。從未有過正面交鋒，但我總能找到方法保持距離。當他問我是否愿意參加奧德·菲洛斯聯誼會的青少年活動時，我告訴他我太忙了。

通過報紙上讀過的那些報道，我知道伍德先生的行為是錯誤的。但我心里仍有些困惑，因為他在社區里聲望如此之高。密蘇里人報的社論指出，伍德先生曾擔任童子軍領隊和主日學校教師，并提到了他的計劃：

伍德先生去年十二月宣布退休時，表示期待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奧德·菲洛斯聯誼會青年分會的十幾歲男孩身上。

在我投遞報紙的那些年里，密蘇里人報的規模保持不變，日均約三十版，發行量穩定。我從未想過報紙或報童可能有個不確定的未來。但近日重讀那些年的老報，我發現了一些麻煩的苗頭。1983年一篇關于一系列并購的專題報道指出，哥倫比亞已成為全美仍擁有相互競爭日報的第三小城市。1981年，周日版刊出一篇專題——《為數據騰出空間》——報道第一波家用電腦的浪潮。文章提到了一種叫做"來源"的東西，它能在機器之間傳輸信息：

家用電腦將對社會產生什么影響？……隨著類似"來源"這樣的信息服務悄然滲入越來越多的家庭，報童的時代可能走向終結。

孩提時，我對這類預言毫不在意，也沒有意識到密蘇里人報正在為招募報童而苦惱。偶爾有人在工作途中遭到襲擊的報道見諸報端。1980年，一名成年女性送報者在送報途中遭到搶劫和性侵；幾年后，一名十四歲的報紙賣報員在持刀行兇中被劫。報紙有時會以這樣的描述來頌揚報童，但聽起來并不特別吸引人：

密蘇里人報的報童承擔著重大責任。他或她須做到：

不論清晨時分、風雨交加、嚴寒低溫或身體抱恙，準時為每位訂戶送達報紙。

在上學前完成全程投遞。

應對偷報紙者。

勇敢面對惡犬的威脅。

我被狗咬過不止一次，其中最兇的一只是格思大道南段的一條凱恩?。那條狗個頭小，卻兇殘異常，常常把我的腳踝咬得血流不止。父親打電話給動物管控部門，但那里出了名地不可靠；這一次，有人找那條狗的主人談了幾次，然后就放棄了。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心不在焉地獨居在一幢破舊出租屋里。有人建議喂狗零食，但那條狗理都不理，徑直撲向我的腿。后來，父親咨詢了我們家的郵遞員，郵遞員走到他的郵車旁，回來時手里拿著一大罐催淚噴霧。那罐噴霧上印著一只狗的圖案，腮邊淌著涎水，神情兇惡。

父親在我第一次試用噴霧那天陪我同去。我一直覺得，跟他相比，我長成了一個軟弱的人。他講起自己童年的異域故事，那是在洛杉磯一個工人階級區，那里的打架斗毆是家常便飯。年少時，他在左手刺了一個帕丘科標記，一個大拇指附近十字形的符號，在他所在社區的奇卡諾幫派小混混中頗為流行。父親皮膚深褐，到了四十歲，那個標記已難以辨認。但他十幾歲時，那標記還十分醒目，足以在他們第一次見面時便引起未來岳父的不快。

父親讓我在那條狗撲來時站穩。?犬嗷嗷叫著沖過來，我朝它臉上噴了一股長長的、沉甸甸的霧流。它倒在一棵樹干旁，我又補了一噴。它的呼吸漸漸急促費力。"它可能要死了，"父親說。但隨后，就像一個瘋狂的彈簧小玩偶，那只?犬蹦了起來，再度撲了過來。接下來幾天，它似乎對噴霧產生了免疫力。

每一代人都會美化自己年少時的苦難。像我這代許多人一樣，我會抱怨直升機式父母，懷念童年那些漫長的、無人監管的日子。但我同樣對那個世界的艱苦毫不抱幻想。這從我曾經投遞的那些報紙上一目了然——刊載了許多關于兒童遭遇慘禍的報道——孩子們溺死在冰冷的水塘里，或者爬上電線桿觸電身亡。

那時候，還盛行著許多對受害者的指責。1979年，一位女性寫信給"親愛的艾比"，抱怨自己找工作因超重而屢遭拒絕。"面對現實吧，大多數胖女人沒有她們苗條的姐妹那么有吸引力，"艾比這樣勸說，"所以，幫自己一個忙，別再向別人尋求'善意'了。去看醫生，制定減肥計劃。"另外兩名寫信者在一家服裝店上班，她們的男上司在墻上鉆孔，以便偷窺更衣間。"沒有必要正面交鋒，"艾比建議道，"每天早上檢查更衣室的墻上有沒有新孔，發現了就用膠紙封住。養成習慣，你的老板很快就會意識到你已經識破了他那套齷齪把戲。"這套方式在當局不感興趣或無能為力時似乎頗為普遍。有問題，自己解決。

催淚噴霧失效后，我借了朋友喬·科平的克羅斯曼氣槍。喬買這把槍，是因為它強勁的氣彈系統。槍體沉重，漆黑金屬，看起來像真槍；在那個年代的男孩眼里，亮橙色的槍口標記會顯得荒唐可笑。我把手槍藏進帆布袋，和報紙一起帶走。那條狗下次出現時，我掏出槍，雙手穩穩端起，扣動扳機。那狗筆直蹦上半空，翻著跟頭，嗷叫著落地。接下來一周，我又打了它五六次。就這樣了事；此后它再也沒有來犯。

1982年5月4日下午，父親告訴我，有件事需要談談。他不想在家里說，神情看起來很沉重。我們一起出發，徒步走向校園。

他一反常態地沉默。我那時將近十三歲，基本上已經摸清了在學校里如何混日子。我們走得越久，我越發感到，父親的心事并非來自某位老師的糟糕報告。

他在大學和平公園找了一條長凳。那是個美麗的下午，學生們在陽光里怡然徜徉。我們坐下來后，他說："我想告訴你，伍德先生被逮捕了。今天的《論壇報》上有。明天會登在密蘇里人報上。"

起初，我不知道說什么。然后我問，伍德先生為何被捕。

"他在一輛公共汽車上被發現與一個少年在一起，"父親說，"他因雞奸罪被捕。"頓了頓，"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嗎？"

我緩緩點頭。雞奸這個詞偶爾出現在逮捕案件的報道里，盡管它令我困惑——這個詞似乎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圣經》中關于所多瑪的段落也缺少關鍵細節。但我現在不打算問這些問題。

"我知道伍德先生送報時常常跟你說話，"父親說，"我們需要知道他有沒有對你做過什么。有沒有碰過你，或者做過什么不恰當的事。"

這一刻，我才明白他的情緒為何讓我那么陌生。我第一次在父親眼中看到了真正的恐懼。我想了片刻，然后回答。

"沒有，"我說，"什么都沒發生。他沒有對我做過任何事。"

"你確定嗎？"父親說，"這很重要，我們需要知道真相。如果他做過什么，警察需要找你談。"

"我確定，"我說。

他的臉放松下來，說他慶幸自己當初陪我去伍德家做學校作業。"誰知道他當時打算做什么，"父親說，"報紙上說他多年來一直在猥褻男孩。"

我問伍德先生會怎么樣。

"他會進監獄，"父親說，"獄中的犯人對戀童癖做的事……會很可怕。"

我問他是否已經進去了。

"還沒有，要等審判。到那之前，他會待在家里。你最近早上沒再看見他出門吧？"

"沒有。"

"好，"他說，"確保你不和他有任何接觸。"

那個陽光燦爛的下午走回家時，我感受到父親的如釋重負，覺得自己好像保護他免受了某種可怕之事的侵擾。但我已經在盤算：如果再次見到伍德先生，我該怎么辦。

第二天早晨，那摞報紙在車道盡頭等著我。我把它們抱進屋，讀了頭版：

阿根廷擊沉英國驅逐艦

哥倫比亞男子在普拉瑟斯維爾附近兩車相撞中遇難

前市書記官被控雞奸罪

報紙上有一張伍德先生被捕前的照片。報道說，他退休后在一家校車公司找了份工作，有一天，一位家長起了疑心。

那位家長聲稱曾目睹伍德——他一直為拉斯特曼巴士公司駕駛校車——與一名男孩走到車廂后部消失，領導調查的戴爾·理查德森警長如此表示。

警方稱，當警察與那名未成年人正面交涉時，他承認與伍德發生過口交行為。警方未說明具體行為是否發生在車內。

理查德森稱，那名男孩還點出了另外五名與伍德有過牽涉的未成年人，年齡在13至16歲之間。警方已對這六名男孩及其家長進行了問詢。

警方認為，伍德最初是通過國際奧德·菲洛斯聯誼會結識這些男孩的，他自1933年起便是該聯誼會成員。據理查德森稱，許多被指控的性行為發生在聯誼會例會結束后的會所內。

我折好所有報紙，走了出去。越走近格思大道南段110號，我就越緊張。但那幢房子里的燈全都是熄的。我把報紙扔到門廊上，繼續沿著那條寂靜的街道走下去。

整個夏天和秋天，密蘇里人報和《論壇報》不斷刊載關于伍德先生案件的報道。父母沒有和我或姐妹們談論這些文章，我也注意只在獨處時才去閱讀。

1982年6月21日，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家聯邦法院，約翰·欣克利以精神失常為由被裁定無罪。次日清晨，這條新聞登上了密蘇里人報頭版，第7版的一個標題則寫道："法院批準對伍德進行精神鑒定。"伍德的律師似乎在嘗試欣克利案奏效的那套策略，以"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為由作出無罪答辯。被捕時，伍德已向戴爾·理查德森偵探承認，自1938年起他曾多次虐待男孩，并稱戀童行為"是他無法控制的事"。密蘇里人報一篇文章引述了這位警員的話：

理查德森稱，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伍德始終配合。伍德似乎唯一擔心的，理查德森表示，是那些男孩的"身心健康"。

那名偵探似乎在淡化犯罪的嚴重性。《論壇報》的一篇報道指出：

據理查德森稱，那些男孩表示伍德會先對他們實施口交，然后他們會反過來配合。一名男孩表示，伍德每次會付給他一美元。

理查德森稱，伍德從未強迫這些男孩參與，也從未傷害過他們。他還補充說，警方已建議這些男孩的父母為孩子尋求心理輔導。

報道中多次提及伍德向受害者付錢或贈送禮物。那些男孩的姓名未被公開，但我相信其中一些人曾和我一起在密蘇里大學球場賣飲料。每讀一篇報道，我心中便涌起一陣愧疚。我沒有詞匯來描述自己所經歷的一切——那個年代，"引誘"這個詞是用在狗和馬身上的。我只知道，母親和《馬太福音》說的沒錯。貪婪是軟弱，而伍德先生利用了它；他給我硬幣，是因為我太渴望得到那些錢了。我相信，我對所發生的事負有一部分責任。

我也知道，我本應對父親說實話。但報紙上的那些報道讓我確信，我做了正確的事。我不想與那些警察交談；我不想站在那個法庭上；我不想出現在這些文章里：

雞奸案律師盤問少年證人

代理前市書記官格倫·伍德的哥倫比亞律師約翰·施瓦貝昨日在庭審中暗示，至少有一名被伍德指控猥褻的男孩曾主動引誘這位67歲老人實施性行為……

施瓦貝以略微變換的語氣追問，那名男孩是否曾主動要求伍德對其實施口交？"我不記得了，"那名少年回答。當施瓦貝重復追問時，那名少年激動地回應："我說了我不記得，所以請不要再問。"……

隨后，施瓦貝讓那些男孩一一確認，伍德曾幫助他們輔導功課、在奧德·菲洛斯聯誼會以志愿者身份執教棒球，并一直是他們的朋友。

"你并不恨伍德先生，對嗎？"施瓦貝問每一個男孩。只有一人給出了否定回答。那名持異議的少年說："有一點。"

那些男孩緊繃著身體，被高大的證人臺襯得格外矮小，回答問題時偶有結巴，偶爾發出一聲緊張的笑聲。他們的目光只短暫地落在伍德身上——伍德穿著外套打著領帶，雙手頻頻捂臉。

伍德的律師要求法官駁回指控，理由是那些少年是"犯罪本身的共謀"。這一動議被考量之后駁回。最終，部分指控在辯訴交易中被撤銷，伍德的律師極力爭取免于監禁。伍德接受了大學醫學院一位精神科教授的評估，該教授出庭作證，認為伍德不應對社區構成威脅。"考慮到人為誤差，再次發生此類行為的可能性應該微乎其微，"他說。他還告訴法庭，與成年人發生自愿同性行為的年幼男孩通常會恢復正常，此類接觸往往是"充滿愛意、關懷與正向的關系"。

多位社區名流出庭為伍德作品格證人。前市長小H·克萊德·威爾遜就伍德對市政的貢獻出庭作證，并表示如果將其收監，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意義"。密蘇里人報描述了辯護律師在結案陳詞中的表達：

施瓦貝請求法官科恩利允許他"借用一個象征"，將伍德的一生比作一座"花園"，其中長出了一株丑陋的雜草。"無需因此將這些花朵扔進垃圾桶，"施瓦貝說，"哪怕判格倫·伍德郡拘留，也無異于判他死刑。"

從得知逮捕消息的那天起，我便預感伍德先生遲早會想方設法再次見到我。結果，那一刻終于在一場大雨的掩護下到來了。雨天我無法騎車，鄰居們也幾乎不會外出。

那天，我把報紙放到他家門廊上，他突然出現在我身后；傾盆大雨中，我根本沒看見他。"對不起，"他說。

"我不能見你！"我說，但在風雨聲中，我的聲音聽起來如此幼小。我看見他在哭，身體突然軟了，也開始啜泣。他雙臂環抱住我，一遍遍重復著那兩個字。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這一刻大概不到一分鐘，卻感覺如同永恒。最后，我掙開身，跑了。

跑到街尾，我躲在一棵樹下，等到呼吸平穩下來。回到家，我確保臉上什么都沒有留下。

1982年9月28日清晨，折報之前，我在第8版發現了這個標題：

大學因薪資上調導致崗位流失一事懸而未決

教師薪資漲幅尚無定論

緩刑申請被駁回；伍德判刑入獄

文章引述了巡回法官弗蘭克·科恩利的話。"沒有哪個案子像這個案子一樣，讓我作為法官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內心煎熬，"他告訴被告，"我目睹了你所做過的許多善事。"他接著說，"但那些善事，已被那些惡行敗壞了太多。"他援引了精神科醫生對伍德與男孩之間關系的定性。"本庭不認為這是一段充滿愛意與關懷的關系，"他說，"這是一段極為卑劣的關系。"法官就五項雞奸罪名作出判決，判處伍德十年有期徒刑。

科恩利法官的母親住在我的投遞路線上，我把報紙扔到她家門廊。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走在格思大道南段時沒有感到緊張。走到110號，那幢房子灰暗一片，和自從逮捕那天起每天早晨的樣子一模一樣。

從那年秋天起，報紙上開始出現一系列關于男孩的可怕故事。密蘇里南部，一名女子和她的男友因將她七歲的兒子關在地下室三個月而被捕。當局找到那個男孩時，他只有三十二磅重。密蘇里人報引述了那名女子解釋其男友行為的話："他不喜歡他，"她說，"他不想讓他出地下室。"另一起本地案件涉及兩名成年童子軍領隊，他們在一次野營活動中，用紅燒的衣架在童子軍的臀部上烙印，衣架被彎成了男性生殖器的形狀。哥倫比亞一名大學生因向其前養父后腦開槍而被捕判刑。多年來，那名男子收養了多名孤兒，全部是男孩，對他們反復鞭打、拍攝裸照，并施以灌腸，還錄下孩子們的呻吟聲以便回放。那名大學生曾向一家家庭服務機構投訴，卻未獲任何回應，于是借了鄰居的一把.22口徑手槍。有問題，自己解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后，那名年輕人告訴密蘇里人報："我早料到自己會進去待一段時間的。"

這些報道引發了痛苦的來信和社論。市民們開始追問社會是否出了什么問題，他們也在爭論格倫·伍德是否理應入獄。伍德一個女兒的丈夫寫信給《論壇報》：

在格倫·伍德案的任何版面或任何新聞播報中，有一個故事從未出現……那是一個家庭支離破碎，卻憑借對一位仁慈、憐憫與恩典之神的信仰，彼此緊緊相扶的故事……那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故事，是逆著漫無邊際的逆境頑強抗爭的故事……我們不得不生活在審判、批評與偏見之中。

領導了初期調查的理查德森發表了回應。在此前的報道中，這位偵探曾似乎刻意淡化伍德罪行的影響。然而此刻，他說清楚了事實真相：

與這些男孩交談時，他們表達了愧疚、羞恥，以及不亞于、甚至超過我們在強奸受害者身上所見的心理創傷。一些人講述了伍德最初如何接近他們，如何粗暴地將他們的褲子拽下……伍德告訴我，在過去三十年里，他對小男孩有一種無法控制的執念。我忍不住想，在這漫長的三十年里，他的某些親友一定對他的部分行為有所察覺。他們為什么沒有及時幫助他？我也想知道，在這三十年里，究竟還有多少男孩淪為了他的受害者。

近日重讀這些文章時，我認出了許多詞句和細節，因為十三歲的我曾如此癡迷地一遍遍閱讀它們。1982年9月8日，密蘇里人報刊登了另一篇報道，標題為"愛荷華報童失蹤；搜救隊一籌莫展"。一個與我同齡、名叫約翰·戈施的報童離奇失蹤。戈施成為第一批印上牛奶盒的失蹤兒童之一。

他也成了讓孩子們停止擔任報童的原因之一。去年，我見到了布魯斯·摩爾——他于1982年開始在密蘇里人報工作，后來成為發行經理。"你是最后一批騎自行車送報的孩子之一，"摩爾告訴我，"這并非因為密蘇里人報不想雇用孩子。而是因為社會認定，讓孩子在那個時代的黑暗中送報是不安全的。"

戈施失蹤至今將近四十四年，他的案子懸而未決。當我閱讀當年密蘇里人報的那篇舊報道時，其中一個細節在我記憶深處回響。那天早晨男孩失蹤時，他的父母發現了他用來運送周日版《得梅因紀事報》那份厚重報紙的小拖車。戈施的母親說："每一份報紙都還在車上。"

我從未贏得年度最佳報童。到了職業生涯的尾聲，我已經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因為我認清了其中的規律。孩子們往往在年紀較小時獲得認可——這正是我十歲時就當上月度最佳報童的原因。我的判斷是：密蘇里人報想鼓勵年紀更小的報童，而到了年紀大一些，他們多半已經快要離開，再把獎項給他們沒什么意義了。這是一條很好的人生教訓，凡勃倫聽了一定會點頭稱是：在一家公司工作越久，你就越不被重視。

我的最后一個工作日，恰巧落在1984年8月22日，星期三。那天早晨，頭版的最大標題是："共和黨大會通過戰略方案：福特猛烈抨擊蒙代爾。"那份報紙共六十二頁，標價二十五美分，重十五點四盎司。重量至關重要——正是因為背著一個異常沉重的袋子，在停車場騎車拐了個急彎，我側滑摔倒，左脛骨骨折。我躺在停車場上大聲呼救，直到有人叫來救護車。

出事之前，我其實已經在考慮辭職了。在下一個國際報童日，密蘇里人報公布年度最佳報童時，也刊載了一則小小的公告：

特別表彰在工作中摔斷腿的彼得·赫斯勒

那段最后時光中，還有兩個早晨在我腦海中歷久彌新。一是西格瑪-阿爾法-艾普西隆會所起火那天。1984年1月某個酷寒的早晨，我從后院草坪繞過去，看見門廊已被燒得焦空。消防員剛剛離開；他們水管里噴出的水在柱廊上凍成了美麗的冰柱，沿著柱子蜿蜒流淌。

另一個早晨，是格倫·伍德入獄之后的某天。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但有一次送報時，在人行道上遇見了他的妻子。她在遛狗，我跟她打了招呼。

那女人一聲不吭。我們目光相遇，我看見她臉上滿溢著冰冷的憤怒。一陣愧疚與羞恥的浪潮漫過我，我匆匆走過。連同最后一次見到她丈夫的那一幕，那次相遇是我童年記憶中最難以承受的時刻之一。

十六歲那年，我用送報攢下的錢買了一輛1974年的道奇飛鏢。那輛車是密西西比棕色，像一整個街區那么長；高中時，我愛極了它那徹底的不酷。父母從未攢過一分錢，這反而在我考入普林斯頓大學時派上了用場。我獲得了佩爾助學金和大筆經濟援助，帶著成為一名作家的決心踏入校園。頭三個學期，我一次次申請入門級創意寫作課，遞交短篇小說，卻一次次被拒之門外。我感到自己無可救藥地土氣：從來沒有什么重要的或有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從未考慮過寫伍德先生，因為那段記憶太過沉痛。

我的父母至今仍住在我長大的那幢房子里。他們一定是這個國家為數極少、仍在訂閱兩份紙質日報的耄耋老人之一。哥倫比亞如今是全美第二小的、擁有各自獨立所有權的相互競爭報紙的城市。《論壇報》和許多報紙一樣，歷經企業收購與人員削減后已大不如前。但密蘇里人報因得到大學的補貼而蓬勃發展。去年，我在位于校園邊緣的寬敞報社辦公室里，見到了執行主編伊麗莎白·科納·斯蒂芬斯。那里感覺像一間充滿活力的老式編輯室；即便是在暑假，也有五十名學生記者在崗位上忙碌。"這套模式之所以對我們有效，是因為我們從1908年就開始這么干了，"斯蒂芬斯說，"它已經深深嵌入我們的課程之中。"

近日，我與其他幾位昔日報童交談，他們都提到這份工作如何塑造了日后的自己。埃里克·紐納二十四歲時創立了紐秀公司，該公司最終發展為全球最大的修鞋公司之一。埃里克相信，他在送報時對效率的那種癡迷，是他后來擅長在圣地亞哥和墨西哥管理工廠的原因之一。他經常遇到我們這一代的其他首席執行官，他們小時候也送過報紙。埃里克還說，這樣的工作如今已無法想象。"我不會讓我的孩子早上五點出門，"他說。

和埃里克及許多其他昔日報童一樣，我從來無法睡懶覺。時至今日，我見到狗還是會感到不自在。我善于理財。我實現了父母的夢想，加入了和平隊，但回國后寫了一本關于那段經歷的書，拿到第一筆預付款后，我打電話給一位在瑞士信貸工作的大學同學，開始學習投資。我記得那節經文：對于一個自由撰稿人來說，駱駝穿過針眼，比不會打理財務更容易活下去。我對寂靜與孤獨依然保有一份渴望，也能守住秘密。直到三十歲，我才將伍德先生的事第一次告訴他人。我至今偶爾會有一陣愧疚襲來，因為我的人生和婚姻順遂，而我懷疑，對另一些曾經受傷的人來說，未必如此。四十多年來，我一直保存著那份我摔斷腿那天送的密蘇里人報。如今那些報紙已經泛黃；橡皮筋多年前便已腐爛。我開始寫這個故事時，把那份報紙攤開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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