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閉門會：一些暴論

最近有個產品力領航者大會，由于是閉門會，所以有很多話價值量是很高的（真的很敢說）。這里我總結一下他們部分高價值的對話，給大家參考學習下。

關于AI替代人工，引發的裁員

一位長期對接政府、深耕模型基礎設施的嘉賓，一句話點破了當下裁員潮的本質：“這一波裁員，本質上不是 AI 帶來的，是上一波移動互聯網無序擴張埋下的冗余賬單 —— 現在正好趕上了一個結構性機會，借機清算。”

她進一步拆解，如今真正在裁員的只有兩類公司：“非常牛的公司，因為他們真的用 AI 提了效；非常不牛的公司，他們終于找到了‘AI’這個特別好的借口，可以不影響市值地動手。”

而政府對此早有預判。“社保局早跟各大廠打過招呼，‘你們可以搞，控制節奏，不要一波來’，各省政府都在協調。” 這也是為什么政府反復強調 “一人公司”、推廣 OPC 模式 —— 本質是為裁員潮搭建緩沖帶。她還透露，從五月起，北京的裁員審批將正式交由街道負責。

這與企業老板們的想法形成了尖銳對立：移動互聯網時代，老板喊的是 “招人不設上限”；AI 時代，口號變成了 “Token 不設上限，裁員不設上限”。

AI時代，該怎么教小孩

會場里流傳著一個做大模型出身的朋友講的段子，聽完所有人都笑了，笑完卻陷入了長久的沉默：“中國 AI 教育的現狀已經閉環了：老師用豆包做課件，學生用豆包寫作業，老師用豆包批作業，家長用豆包檢查作業，家長問豆包我家孩子學得怎么樣，豆包說挺好的 —— 從頭到尾，唯一在學習的，是豆包。”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這場閉門會真正的核心課題，是代際沖突。在場的嘉賓大多是現行教育體系的既得利益者，但面對 AI 的沖擊，回頭看自己走過的教育之路，只剩下深深的不安。

一、“教育部是國家的 HR 部門”

接住 “豆包閉環” 段子的，是一位從事 AI 投資與創業輔導的嘉賓，她的一句話讓全場停頓了兩秒：“中國整個教育體系，不是教育，其實是國家的 HR 部門。”

它不是在做教育，而是在做培訓。HR 部門的核心邏輯，是接收原料、按標準化流程加工，最終輸出 “能勝任特定崗位的人”。它追求的是合格率、穩定供應和可預測性，而非教育本該有的樣子 —— 幫助一個人長成他自己。

這套邏輯在過去幾十年行之有效。一個處于追趕期的國家，最稀缺的就是 “能干活的人”。這套體系高效地批量生產產業工人，再把產業工人培養成工程師，最終輸送到大廠成為中高層。它不夠優雅，但足夠實用。

可它成立的前提，是 “我們確切知道未來需要什么樣的人”。而這個前提，在 AI 浪潮下已經徹底崩塌。

那么，這套 HR 式教育培養出來的 “合格人才”，在新的分工體系里將何去何從？

會上還有人說了一句更扎心的話：“硅谷做毒品的人不吸毒，做 AI 的幾個大佬，不讓自己孩子用 AI。”

這句話戳破了所有人不愿面對的真相：我們過去幾十年拼盡全力的教育，可能正在用最快的速度，把孩子培養成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人。

還有一位曾在大廠做投資、如今給企業家授課的嘉賓，分享了一個頗具爭議的觀點：老師們在學生時代，往往不是最優秀的那一批，而是最 “乖” 的那一批。

他說起自己在美國生活時的一個發現：“英語里，其實沒有‘乖’這個詞。我在美國想夸朋友家孩子‘好乖’，憋了半天想不出怎么說。后來我跟當地人聊，他們告訴我，最接近的那個詞是 obedience—— 服從。而那個詞，在他們的語境里，對一個小孩來說，是一個貶義詞。”

我們把 “乖” 當作最高的夸獎，可 “乖” 本質意味著接受既定規則、既定答案和既定獎懲。但AI時代需要的是敢于挑戰規則、創造新答案，并愿意為結果承擔代價的人。

創新來自冗余

美國社會擁有足夠的資本冗余和時間冗余，能夠容忍一些 “暫時看不出用處” 的事情存在。

這個道理放在教育上同樣成立。你必須給孩子留出 “不出成績” 的時間，留出 “看起來在浪費” 的空間，他們才有可能長出規定動作之外的能力。

但中國家庭從獨生子女一代開始，就極度無法容忍 “冗余”。孩子的每一分鐘都被興趣班、奧數、英語、編程填滿。這套體系最高效的產物，正是 HR 部門最想要的標準化勞動力。

當一個家庭、一所學校、一家公司，乃至一個國家，都不允許 “看似浪費的時間” 存在時，創新從概率上就已經被扼殺了。

對應到商業領域也是如此：資本不愿投基礎學科，企業建實驗室大多是為了公關。70 后創業者解決的都是 “大宗商品” 和 “溫飽問題”，哪怕是雷軍，最終做的還是手機這種實用型商品 —— 因為他在金山的溫飽線上掙扎太久，骨子里怕了。

而真正不解決溫飽問題的創新，來自 80 后家境優渥的那一批人。大疆的汪滔說過：“我不是缺那點錢，我是缺那個生活。”

好在現在的 00 后、10 后，終于擁有了足夠的冗余。我相信未來的年輕人，一定能打破 “美國負責發明，中國負責優化與替代” 的魔咒。

中美 AI 創業對比

還有一段更尖銳的討論：“為什么國家會焦慮？因為現在中美 AI 的競爭，已經快成了在中國的中國人和在美國的中國人的競爭。國家有個 top-tier 的 researcher 名單，名單上的人在哪個大廠提了離職，國家會第一時間知道。”

這背后的潛臺詞，恰恰呼應了教育的話題：當一個國家把人當作資源來管理時，最難放手的，正是那些最不 “乖”、最有可能在 “用以致學” 模式下跑出來的人。

這也解釋了另一個現象：為什么這一波有野心的 AI 創業公司，幾乎全部選擇了出海？

答案或許是：美國的創業者有足夠的安全感，因為 “有人收尸”—— 哪怕失敗，也總能被收購，只是價格高低的問題。而中國沒有，失敗往往意味著 “抄家”。顆粒無收還是小事，要是拿了國資的錢，甚至可能要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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