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申訴“七難”與破局之道：著名刑辯律師李長青主講實務技巧

近日，北京市平谷區(qū)律師協(xié)會在平谷司法局成功舉辦“律師辦理刑事申訴案件經(jīng)驗分享會”。本次培訓由平谷司法局提供場地支持，特邀北京京谷律師事務所主任李長青律師擔任主講，吸引眾多律師、實習律師以及法律從業(yè)人員參與。

李長青律師擁有17年執(zhí)業(yè)經(jīng)驗，曾成功代理大量刑事申訴案件，其中包括廖海軍故意殺人案、吳春紅故意殺人案、吳雙交通肇事案、李某某強奸案、張寶財合同詐騙案，南京理工大學王廣教授貪污案目前進入再審程序等等。

本次培訓，李長青律師結合自身豐富的辦案實戰(zhàn)經(jīng)驗，圍繞刑事申訴談自己在辦理案件過程中“選案難、收費難、閱卷難、會見難、訴說難、文書難、結案難”等七大核心難題進行了深入剖析，分享了寶貴的實務技巧與辦案心得。李長青在培訓中稱，這七大難點有些是法律本身規(guī)定不詳，各方理解不同，有的確實個別人的人為故意刁難。

一、選案難

2008年四五月份的時候，“永定門記憶”為李長青律師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當年李長青還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時候，去永定門遞交一份申訴材料，現(xiàn)場的景象讓李長青很震驚，從馬路邊開始烏泱烏泱的人，穿過那條破爛的胡同，進入到大廳全是人，還有人在胡同兩邊埋鍋造飯。據(jù)說有人已經(jīng)申訴了十幾年，就為了當初一樁案涉1000塊錢的官司，也有人常年累月的奔波與絕望，精神狀態(tài)已經(jīng)陷入偏執(zhí)型精神分裂，現(xiàn)場喊冤的人確實是太多了。眼前情景，讓李長青律師感受到了“喊冤”二字背后的沉重分量。后來，最高法院在全國各地設立巡回法庭，申訴大廳改到小紅門紅寺村，李長青律師多次發(fā)現(xiàn)，申訴的人依然有增無減。

“自己做律師這十幾年，也經(jīng)常有朋友或者熟人推薦申訴案件，或者當事人直接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找上門，大部分案件看不到申訴成功的任何可能性，有的案件看完之后認為判的沒有問題，還有的案件只是量刑的問題，可能判得略微有點重，如果定性沒問題，想翻案太難了。面對這么多找上門來的申訴案件，律師該選擇什么樣的案件來做呢？每個律師可能有所不同，各有各的的標準”。李長青律師在主講中說道，“案件有很多的疑點，有比較大的申訴空間，對當事人有比較重大的意義。比如說廖海軍故意殺人案、吳春紅故意殺人案，這些案件就是在證據(jù)上很不充分，一開始就暗示了這個案件可能存在問題。這一類的案件，對當事人的自由和生命有重大的影響”。

二、收費難

“代理申訴案件是否收取律師費，要因人而異。對于有經(jīng)濟支付能力的當事人，隨行就市收取律師費”。李長青律師認為，“律師費不僅是金錢，更代表著當事人的品格。如果當事人明明有錢卻執(zhí)意要求“勝訴后付費”，往往抱有“有棗沒棗打一竿子”的投機心態(tài)，試圖將絕大部分訴訟風險完全轉嫁給律師。對于這類將風險完全外包的當事人，即便承諾再豐厚，即便勝訴，律師費也極難收回”。

而對于絕大多數(shù)收入不高、前期訴訟已耗盡家財?shù)牡讓影傩?，如果案件涉及人命關天，只要符合收案的標準，李長青律師也會免費代理。例如廖海軍案和吳春紅案，當事人家屬生活極度拮據(jù)，根本無力承擔高額律師費。廖海軍母親出獄之后，一直申訴奔波在石家莊、北京等地，偶爾打點零工，就咸菜吃饅頭，甚至廖海軍無罪出獄之后到洗衣房打工也掙不了多少錢。同樣，吳春紅案是吳春紅的女兒吳莉莉以及他的婆家一直在幫著申訴，不可能拿出一大筆律師費。如此關乎生命和自由的人命關天案件，也值得去做，律師的投入是基于正義感。即便后期當事人獲得國家賠償，律師也只能象征性收取少量費用，因為這筆錢是當事人用生命和自由換來的，與商業(yè)案件當中的純粹利益糾紛有著本質的不同?！?/p>

李長青律師稱，“不過，即便是免費代理的案件也堅持收取差旅費。這不僅是出于成本考量，更是一種對當事人維權決心的“考驗”。如果當事人自己都不愿付出，律師便沒有理由倒貼。律師服務本質是平等的商業(yè)服務，若既搭時間又貼錢，便失去了職業(yè)尊嚴。對于極個別確實無任何經(jīng)濟來源的當事人，應當尋求政府的法律援助”。

三、閱卷難

“在刑事申訴代理工作中，閱卷無疑是刑事案件申訴的起點，也是最令人頭疼的“老大難”問題”。李長青律師指出，“刑事申訴的閱卷不同于普通的一審、二審案件，由于缺乏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guī)定，律師在申訴階段復制、拍照或拷貝卷宗的權利常常遭遇重重阻礙”。

目前，律師在申訴階段閱卷面臨的最大障礙在于法律適用的分歧，《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zhí)業(yè)權利的規(guī)定》第十四條明確，辯護律師在辦理申訴案件時，需“經(jīng)審查決定立案后”方可查閱案卷。這一條款常被各級法院和檢察院解讀為：在立案審查階段，律師無權閱卷。然而，撰寫高質量的申訴書和代理意見必須建立在全面研判案件材料的基礎上，立案前的閱卷權缺失，極大地限制了律師的工作。

李長青律師認為，“這一規(guī)定并未完全排除立案審查階段的閱卷權。依據(jù)最高人民法院與國家檔案局印發(fā)的《人民法院訴訟檔案管理辦法》及相關立卷規(guī)范，律師有權查閱訴訟檔案“正卷”。而“正卷”明確包含調(diào)查、訊問筆錄及調(diào)查取證材料，這在刑事訴訟中即對應著關鍵的“偵查卷”。此外，2017年兩高一部印發(fā)的《關于逐步實行律師代理申訴制度的意見》也強調(diào)了保障代理申訴律師的閱卷權。基于這些文件，律師在實務中有了據(jù)理力爭的法律武器”。

李長青在培訓中分享了多個親身經(jīng)歷的閱卷案例，其中有一起親歷的閱卷波折“從‘像小偷一樣’到絕處逢生”，也就是在吳春紅案中，2015年李律師前往商丘中院申請閱卷，檔案室以“正卷不包括偵查卷”及“涉及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在據(jù)理力爭無果、原承辦人推諉、原辯護律師不配合的絕境下，閱卷工作一度陷入停滯。直到2016年6月，李律師再次前往，恰逢檔案室換人，才終于“像小偷得手一樣”驚險地拍到了關鍵的偵查卷，申訴之路由此正式開啟。

另外，在滿功章貪污案中，山東棗莊中院同樣以各種理由拒絕提供偵查卷。李長青律師沒有放棄，他不僅向院長寫信闡明閱卷的必要性，還致函當?shù)厝舜蟆Ⅻh委等部門，甚至準備向最高法寫信反映情況。在強大的溝通與施壓下，法院檔案室最終同意閱卷，這也是該院首次向律師開放偵查卷。

面對閱卷難，李長青律師坦言，目前律師界并沒有萬能的鑰匙，很多時候只能靠“碰運氣”。但他強調(diào)，律師絕不能因此退縮。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雙管齊下：在個案上，律師必須保持韌勁，想盡各種合法辦法堅持抗爭和溝通，不拿到案卷誓不罷休；在制度層面，則需要不斷呼吁最高法、最高檢出臺更明確的規(guī)定，徹底厘清立案審查階段的閱卷權限，從根本上消除這一阻礙司法公正的頑疾。

四、會見難

李長青律師在談刑事申訴中的“會見難”稱，“會見是律師向當事人直接了解案件真相的特別重要途徑。因為有些案件，光看判決書根本看不出來問題。當事人在喊冤，你不見他就不知道到底冤在哪里。然而，相較于偵查和審判階段，申訴階段的會見面臨著更為特殊的困難”。

刑事申訴案件的當事人通常已在監(jiān)獄服刑，這使得會見性質發(fā)生了根本變化。監(jiān)獄會見不受《刑事訴訟法》調(diào)整，而是嚴格遵循《監(jiān)獄法》及司法部的相關規(guī)范，其門檻遠高于看守所會見。

李長青律師稱，“首先是人員與時間成本極高。過去監(jiān)獄會見往往要求必須有兩名律師同時在場，這對業(yè)務繁忙的律師而言，協(xié)調(diào)時間極為困難（盡管目前部分地區(qū)已放寬至一名律師）。其次是安檢與手續(xù)繁瑣。監(jiān)獄的安保措施極其嚴格，律師必須經(jīng)歷存包、搜身、過安檢等一系列程序，除了紙筆外，大宗案卷材料往往無法帶入。此外，會見全程有民警在場監(jiān)督并進行攝像記錄，辦理批準手續(xù)也十分復雜。律師往往需要早早趕到，耗費半天時間，最終可能只能會見短短一個小時。由于各地監(jiān)獄執(zhí)行標準不一且多需預約，白跑一趟成了家常便飯”。

李長青律師在代理吳春紅案時，就曾兩次因各種手續(xù)或溝通問題未能成功會見。

“除了制度上的壁壘，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同樣棘手，許多申訴案件的當事人文化水平不高，只會說方言且口音極重，這給律師了解案情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李長青律師在會見吳春紅以及杭州的章某火時，都深刻體會到了這種“語言不通”的無奈。“為了準確傳達法律意見并了解案件細節(jié)，律師往往不得不尋找一名懂當?shù)胤窖缘穆蓭熯M行配合。雖然這無疑會加重當事人的經(jīng)濟負擔，但在追求案件真相面前，這往往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在吳春紅案的前期，正是依靠河南當?shù)睾d利律師的協(xié)助配合，才勉強克服了這一溝通難關”。

五、訴說難

“申訴，顧名思義，就是伸直了脖子不停地訴說。這種訴說的對象，既包括掌握案件生殺大權的承辦法官、承辦檢察官，也包括社會公眾與新聞媒體。然而，在現(xiàn)實的刑事申訴之路上，想要發(fā)出聲音并被聽見，往往難如登天”。李長青律師說，“對于申訴律師而言，最大的無奈莫過于受理申訴的法院在作出再審決定之前，想要見到承辦法官極其困難。在缺乏制度性安排的現(xiàn)狀下，律師往往只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去申訴大廳的窗口機械地查詢。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律師根本無從知曉承辦法官究竟是誰，沒有電話可以聯(lián)系，寫信也不知道該寄給誰，更別提去試探和揣摩法院及法官對案件的真實想法與態(tài)度。這種幾乎完全單向、極度不順暢的溝通渠道，讓申訴工作常常陷入“盲盒”般的被動境地”。

“當內(nèi)部溝通渠道受阻時，借助媒體公開案情便成了代理律師的重要策略”。李長青律師指出，“公開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陽光，也是實現(xiàn)公平公正的基礎。律師作為司法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公開案件的行為本質上是司法公開的一環(huán)，也是公民依法監(jiān)督國家機關的憲法權利”。

然而，當前律師在行使這一權利時面臨著巨大的職業(yè)風險。行業(yè)規(guī)范中雖然限制了“惡意炒作”案件并設定了處罰，但對于“什么是炒作”、“什么是惡意炒作”卻始終缺乏明確的標準。這導致許多利用公開渠道為當事人維權的律師頻頻遭遇投訴，甚至面臨“砸飯碗”的風險。相比之下，不少辦案單位在偵查階段就能讓當事人上電視、上網(wǎng)公開泄露案情卻安然無恙，這種不對等的現(xiàn)狀顯然是不公平的。

李長青律師認為，真正的“惡意炒作”應當界定為編造歪曲事實、泄露國家秘密或個人隱私。只要事實無誤且不涉及保密問題，律師的觀點表達就應屬于合法的言論自由范疇，不應動輒得咎。他特別提醒當事人：如果你委托的律師愿意為你公開發(fā)聲，一定要倍加珍惜，因為他們是在冒著巨大的職業(yè)風險為你爭取正義。

李長青稱，“近年來平反的冤案，幾乎無一例外都得到了媒體的強力關注。吳春紅案最早由上游新聞在2016年曝光，廖海軍案則由法制晚報在2012年左右率先報道。正是這些輿論監(jiān)督推動了司法裁判者更審慎地對待案件。在吳春紅案的再審中，河南高院和檢察院的承辦人員通過審閱大量錄像發(fā)現(xiàn)了關鍵問題，這份對事實的審慎與負責，同樣值得肯定。但不可否認的是，如果沒有前期的媒體聚焦，這些案件能否順利進入再審并最終平反，恐怕仍是一個未知數(shù)”。

六、文書難

李長青律師稱，文書工作是刑事申訴過程當中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它是律師與當事人“訴說”的核心工具，決定著訴說的質量和效果。在實務中，申訴書、申訴代理意見與辯護意見這三種文書，有著截然不同的定位與寫作要求。

一、申訴書應當由當事人親自撰寫，其站位必須偏向主觀，絕不能寫成律師代理意見或辯護詞那般客觀冷靜。作為案件的親歷者，當事人最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法官等讀者最想獲取的信息也正是“當事人眼中的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因此，申訴書只需如實陳述自己的經(jīng)歷、感受和意見即可。切忌在申訴書中使用“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這類法律術語，因為這并非當事人的立場——在親歷者心中，事實理應是清楚的。同時，情緒的表達要適可而止，不要將申訴書寫成華麗成語的堆砌或長篇大論的情緒宣泄，法官需要的是扎實的事實，而不是過剩的情緒。

二、申訴代理意見則是律師針對原審判決撰寫的法律文書，其根本目的在于推翻原判。律師需要通過條分縷析指出原審判決所存在的問題，包括事實問題、證據(jù)問題和法律問題。在語言風格上，申訴代理意見必須極力避免情緒化，力求理性、客觀、持中。如果寫出的文書連自己都無法說服，就更不可能說服法官。所有的判斷都必須有在案證據(jù)作為支撐，絕不能強詞奪理。越客觀平和、越理性克制，文書就越容易打動裁判者。例如，在廖海軍案中，因為有確鑿證據(jù)證明其沒有作案時間，律師做的是“證據(jù)確實、充分的無罪辯護”；而在吳春紅案中，由于既沒有客觀證據(jù)證明其投毒，也無法絕對證明其未投毒，律師只能堅持司法裁判的底線標準，做“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的無罪辯護”。最終，司法判決往往傾向于保守——即在認定一個人有罪或無罪時都保持極度審慎，吳春紅案的結果正是這種司法保守性的體現(xiàn)。

最后，辯護意見卻是再審開庭后的臨門一腳。案件成功進入再審開庭后，律師向法院提交的文書。它主要針對的是再審階段的起訴書，核心目的是論證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其寫作標準與邏輯要求，與前述的申訴代理意見是一脈相承。

在分享實務技巧的同時，李長青律師還向在場律師傳遞了刑辯律師應有的職業(yè)精神。他以2018年河北唐山廖海軍故意殺人案為例，講述了該案一家三口歷時19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并最終獲得國家賠償370萬元的曲折歷程，該案被央視新聞深度報道。李長青律師感慨道，刑事申訴律師必須具備執(zhí)著的精神，不畏威脅，勇于、敢于為人喊冤。正是憑借這種對法治的信仰和對真相的堅持，才能最終推動正義戰(zhàn)勝邪惡。

七、結案難

由于最高法院對于申訴案件按照信訪處理，既不受理也不駁回，每三個月可以來訪一次，使案件長期懸而不決，律師結案就成了大問題。

李長青律師建議在委托合同中約定最高法院階段10次信訪之后結束委托事項。

八、律師使命

在最后的互動環(huán)節(jié)中，現(xiàn)場氣氛持續(xù)升溫，參會律師們紛紛就日常辦案中遇到的棘手問題，與李長青律師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探討。

貴州大學法學院王春麗教授好奇問李長青律師，“刑辯難，申訴更難，我本人遇到申訴案件就會本能的發(fā)怵，申訴成功一起案件就已經(jīng)很了不起了，何況成功了這么多起，是什么信念支撐你接這么多申訴案件，而且還能堅持到底”？

“當年在律所實習實習就寫過一篇文章“律師的使命”，在我心中，律師從來不是一份單純謀生、養(yǎng)家糊口的職業(yè)，一本律師執(zhí)業(yè)證承載著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從社會使命來講，身為辯護人，我們必須窮盡所能、盡職盡責，深挖案件全部事實，向裁判者提供無罪、罪輕法律依據(jù)。司法裁判講究兼聽則明，公訴方控訴，辯護方還原真相、抗辯說理，法官居中裁量。倘若我們辯護人軟弱無力、敷衍了事，無法厘清案件疑點、講清辯護觀點，不然就辜負了這份職業(yè)，這就是社會責任使命。”。李長青講道，“所謂的歷史使命，法律法規(guī)、司法規(guī)則的修正，往往都源自一個個鮮活的個案。歷史與法治永遠是曲折向前的，前行路上難免有波折、有倒退、有不盡人意的現(xiàn)狀，哪怕現(xiàn)實常有不如意，法治進步的大方向永遠不會改變。普遍性的個案暴露的司法問題，我們就一定要發(fā)聲、一定要爭取、一定要建言。早些年閱卷難、辯護權受限等諸多行業(yè)痛點，針對司法解釋、法律條文，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過修改建議”。

“近期，我們呼吁確立“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提出修改刑事法的建議，究其根本，是為了保障公民基本人權?，F(xiàn)實里不乏這樣的悲劇，唐山企業(yè)家姜永龍涉黑案中其中一被告人因同一件事反復被追訴、多次被判刑，現(xiàn)在又被拖進涉黑案中，過往生效判決隨意撤銷、案件無限反復審理。無休止的追訴，不僅摧毀一個人的人生，更破壞了司法公信力與法律穩(wěn)定性”。李長青說，“守護人權都是藏在每一個細微之處：庭審中是否解開戒具、合法權利是否被保障等等，所有合法權益都是法律人前赴后繼、據(jù)理力爭換來的結果。所以律師在維護好當事人的個合法權益的同時，不要忘記我們的社會使命和歷史使命”。

此次培訓緊扣一線辦案實務，內(nèi)容極具針對性，不僅有效拓寬了參訓律師在刑事申訴領域的專業(yè)視野，更切實提升了大家的實戰(zhàn)辦案能力。這不僅是一場實務技能的深度培訓，更是一次刑辯精神的莊嚴傳承，為廣大律師搭建了一個寶貴的學習與交流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