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透露拾元人民幣的雕版底紋是他做的，出于保密不能詳說……

文│陳發(fā)奎

陳宏閣

我的父親陳宏閣一生最輝煌的時期，當數他在1957年國慶節(jié)和1958年五一節(jié)登上北京天安門觀禮，1959年又在上海人民廣場參加國慶十周年觀禮，翌年60歲時，榮獲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頒發(fā)的全國勞動紅旗手獎章。他是上海五四二廠的高級工程師，一直工作到68歲的生命最后一刻。

父親的一生，與中國共產黨人有密切聯系，為我國印刷技術現代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更為新中國造幣事業(yè)鞠躬盡瘁，發(fā)揮了特殊作用。

父親1900年生于浙江臨海。辛亥革命以后，失去了清廷俸祿的祖父從臺州府興家來到上海，14歲的父親在剛剛成立的中華書局當學徒。滿師后，他管理凸版和平版印刷機，業(yè)余時間自學機械制圖，24歲的他在商務印書館就有創(chuàng)造發(fā)明。父親有私塾和教會學校的雙重文化基礎，能很快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和新技術，逐步樹立起振興民族工業(yè)的信念。他開了一家“陳宏記機器廠”，與許多工商實業(yè)界人士都有交往。商務印書館是中共初創(chuàng)時期的一個重要活動堡壘，父親因此也與地下黨人柳溥慶結為摯友，長期合作共事。

柳溥慶、陳宏閣肖像

父親和柳溥慶都是從印刷廠做學徒起步的。柳溥慶很早參加革命，是1924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的成員。在血雨腥風的年代，父親冒著危險，為“四一二”大屠殺殉難的師兄弟收尸入殮。在白色恐怖下，他選擇了實業(yè)救國、科技強國的道路，埋頭印刷機械研制，但也同情革命，常間接為我黨做事。據母親回憶，地下黨員柳溥慶曾安排父親潛入蘇北根據地工作過。

《中國印刷通史》上記載：“1935年，柳溥慶和陳宏閣二人研制成功中國第一臺手動式照相排字機。”其制造成本非常低廉，使印刷業(yè)可以告別鉛與火，進入新的時代。這臺手動式照相排字機，被史家譽為我國的第一代機，到上世紀50年代末，上海才有了第二代機；70年代末，以王選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研制成功漢字激光照排系統(tǒng)，一般稱為第四代機。柳、陳合作的開山之功，標志著中國的印刷機械制造水平在抗戰(zhàn)前已躋身亞洲前列，他們?yōu)橥苿訚h字信息處理、出版印刷技術的進步做出了貢獻。

照相排字機設計圖

1941年底日本侵占上海租界之后，父親保持民族氣節(jié)，拒絕出任偽政府的甲長（當時規(guī)定要有實業(yè)的工商戶才能做甲長），毅然變賣產業(yè)，蝸居在尚不是敵占區(qū)的臨海老家。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父親應多方邀請重新出山，為上海生生美術公司等修復機器恢復生產。19448年，他到香港永發(fā)印務有限公司修復日本、德國工程師未能修好的機器，長了中國人的志氣。

父親和柳溥慶不光是生意上的朋友，技術上的同道，更是未來事業(yè)的戰(zhàn)友。他對柳的地下黨活動守口如瓶。柳溥慶對不是黨員的父親的信任和支持，也是一以貫之的，這使父親在人生轉折關頭沒有迷失方向。解放前為了避免被劫持往臺灣，兩人經共同策劃商定，先后去了香港，積蓄技術力量以迎接新中國的誕生。解放后，父親再到柳溥慶家中去，見他已換上了解放軍軍裝，與其他師兄一起開始了接管工作。1950年，父親也正式調入國家印刷行業(yè)工作。

在柳溥慶的領導下，父親在生產一線為人民幣印制業(yè)盡心竭力。1959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正式請示國務院更換新版人民幣，周總理作了批示。同年，中國人民銀行印制管理局技術研究所成立，柳溥慶被委以所長重任，調往北京工作。父親則在1956-1961年間穿梭于北京五四一廠、天津五四三廠、上海五四二廠之間，往往一走就是半年。當時，二哥工作的地方就在天津五四三廠附近，親眼目睹父親住在廠區(qū)，不分白天黑夜深入車間，解決機器技術的疑難問題。二哥在北京還見過當時拜父親為師的五四一廠廠長。父親成了柳溥慶印刷技術實踐的有力支撐者，柳常說：“印刷機械上的問題，找陳宏閣！”

第三套人民幣

父親大顯身手的時刻來到了——1959年，五四二廠為改變印鈔技術面貌，開始研制我國自己的新型印鈔機，成立了“245甲型雙面印鈔機設計組”。年屆六十的父條擔任了245甲型機的總體結構設計工作，并配備本廠技術人員朱煥明為動手。這245代號是542的倒數，說明是由五四二廠設計、首創(chuàng)的，以后還要有乙型、丙型……1960年，完成了機器的總體設計布局，1962年“245甲型雙面印鈔機”試制成功（1965年獲圖家發(fā)明證書）。與此同時，以柳溥慶為首的攻關組生產出我國首批水印鈔票紙，有了國產的新型印鈔機器和專用紙張，加上在油墨、防偽等方面也實現了許多改進，印鈔技術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使鈔票的花紋能多色接紋，正背面同時一次印別，多種顏色套印正確。第三套人民幣擁有多種復雜精密的圖紋和線條、增加了票面的美觀，提高了防偽能力。僅一年多時間，我們就打破了外國的技術壟斷，打破了“亞核”（僅次于核武器）神話，結束了鈔票紙和造幣機械依賴進口或委托蘇聯代印人民幣的歷史。

我從書上得知，迄今為止，我國第三套人民幣在我國發(fā)行、流通時間最長，是我國貨幣改造史上的亮麗一頁，也使我國造幣技術跨躍二十年，達到當時國際一流水平。但作出貢獻的兩位關鍵人物，特別是父親，對此一直緘口不言，把喜悅埋藏在心中。父親曾對母親說過，拾元人民幣上的雕刻凹版印刷底紋是他做的，到底怎么回事，出于保密，不能多說。

1958年，獲邀參加五一節(jié)天安門觀禮的陳宏閣，在新落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留影。

盡管要保密，不宣傳，但父親還是受到黨和國家的褒獎，獲得了崇高的榮譽。他在天安門觀禮臺上，周圍不是將軍就是外國友人。能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檢閱新中國的輝煌，父親每次提及，都激動不已。他說：“一生有此榮譽足矣！”六哥還記得：新華社社長吳冷西來上海時，曾到家探望父親，送來兩只菠蘿。

“文革”的暴風雨襲來，兩位老人都受到了沖擊。1966年柳溥慶被召回北京隔離審查歷史問題；父親也因地主成分受到批判，好在當時對國家科技人員還有保護政策，沒遭受進一步的迫害。1967年春節(jié)備戰(zhàn)不放假，父親堅持上班。當年6月30日，他在廠療養(yǎng)所病逝。1978年初，父親的“錯案”平反，我去廠區(qū)辦公室簽字結案，領取補發(fā)的撫恤金。柳溥慶在1974年去世，但直到1989年，他才恢復了從1926年算起的黨齡。

風雨過后，在保密戰(zhàn)線工作的先輩們的事跡才開始逐步公開，我們才得以查閱、收集到許多資料。我覺得這不僅是個人家族史，更是知識分子與黨長期合作的光輝歷史。前輩科技工作者嘔心瀝血換來的果實，我們后人，自當百倍珍惜。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