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文 | 謝林
《三聯生活周刊》對一土學校事件的調查，讓很多人看出，李一諾夫婦的個人能力不足，才是導致學校經營“暴雷”的關鍵緣由。更進一步，則有人指出，他們所操盤的其實不是一所常規的民辦學校，而是創新學校與科技創業項目的結合，學校只是整個創業項目的現金牛業務。科技創業項目則是以“燒錢”模式為其生存的根本，部分參與的家長本質上是在做“風險投資”。這種理解，確實給一土學校資金上出現的困境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解釋。
他們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一土學校的失敗其實是科技創業項目的失敗。然而，我認為即便這些說法是可靠的，也不能如很多人那樣斷言，這就是一個“騙局”。
不過令人恍惚的是，這個新聞出現很長時間，我都無法對此有絲毫的興趣。不是很清楚，輿論關心的是什么？
有一部分人，十分關注創新教育實踐在客觀政策環境中舉步維艱的現實。但很快發現，這種聲音未能形成一定的聲量，回應者寥寥。甚而，還出現了另一種與之立場不同的觀點，呼吁要對教育保持敬畏之心，要對創新舉措在政策上持有相當謹慎的態度。
絕大部分觀察者所關心的，還是經營管理的問題，為什么暴雷、錢去了哪兒。如果我們區分行動者與觀察者，這些話題確實是觀察者十分感興趣的。從行動者視角，我們要首先分類，普通的家長和投資的家長。那些參與大額投資的家長，其想法肯定要和投資回報率聯系起來，但這就與普通群眾們屬實無關了。其他小額投入的家長或與教育創新利益相關的家長，可能更關心的仍然是：
如何找到一個教育創新的卓越領袖。
不能簡單認為，這次一土學校暴雷了，就證明了李一定不是一個好的創新教育創始人。也不能認為，他們采用了資本的玩法就不是想搞好教育，或者不能搞好教育。我認為，能讓一件創新事物生存下去，現代社會能用的合理合法工具和資源當然是可以用的。因為，我們說的是“教育創新”，而非承襲過去的路徑。
我經常把這些教育創新與清末民初的教育救國聯系起來看。兩者要回應的問題不同，但都是想在教書育人這個領域里尋求做事以促改革。回顧歷史，那些教育救國的先輩們，如果只干教育也是不太行的，也需要在教育、實業、金融、軍閥等要素之間保持協調。只不過，那時教育常常是被輸血的一方，而在一土事件中，教育似乎成了輸血出去的一方。當然，無法核實這種說法。簡單比較下，那些先輩們失敗的次數比李一諾們多多了。
回到之前的疑惑，我們到底關心一土學校的什么。我想大家內心真正關心的，肯定還是教育，那些斥責其欺瞞不實的話語只是看客的情緒表達，或者對事件受害者的一時共情。
這件事本來應該更有巨大的意義，終于可以不僅僅停留在教育創新理念的務虛層面，說一些創新的玄學，也不是小打小鬧的作坊式創新，或僅能寄于某些孤立個案的特異學習方式，而是如何真正組織起具備成長性、包容性的有效教育行動。
遺憾的是，《三聯生活周刊》對事實的調查，只是被粗略地被解讀為，“理想學校的失序”。顯然，失序的意義太小了，這自然會讓大家把目光聚焦于個人能力、情懷初衷，抑或政策不暢、環境惡劣。然而，我看到的是，教育創新的失敗，一種竭盡全力后的崩潰，這對于在同一跑道上的行動者是有現實啟發的。
如同教育救國一樣，如果一場教育創新要被真正符合規律的實踐，我認為它更適合有相當實力的人物，或者至少在順序上，應該是先有實力，再促成教育創新。而不是以教育創新為創業的項目，甚至還要以此求得現金流，那可能就不是很好的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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