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學者劉軍山捐獻的2333件碑帖只剩876件？后人發(fā)聲

　　這些天，我在呦呦鹿鳴寫了三篇關于“龐萊臣后人捐獻文物去向不明”的長文。這是年度級的大事件，影響必然深遠。其中最大的問題，并不在于《江南春》起拍價8800萬元這個數(shù)字，而在于捐獻文物在所有權上的定性，以及，各地捐獻人的權益是否得到制度性尊重。

　　這既關系到監(jiān)守自盜的惡劣程度，也關乎華夏文脈的維系。

　　不少讀者朋友留言，其中，劉渭、高燕夫婦的故事，令我頗有觸動。

　　他們，是另一個版本的龐家故事。

　　一切，要從“西安大轟炸”說起。

　　那時，日寇悍然侵華，國人奮起反抗，處于戰(zhàn)略后方的中心城市西安，是日軍重點轟炸目標。據(jù)《西安市志》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37年至1944年，七年間，日軍空襲西安累計147次，造成2719人死亡、7972間房屋被炸毀。僅在1939年5月24日，西大街橋梓口防空洞洞口被炸塌的轟炸中，就有千余平民被活活悶死。

　　大多數(shù)時間里，西安缺乏空中力量，只能被動挨打，直到后期，1943年秋冬之后，“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陳納德將軍，率領美國空軍駐華第十四航空大隊（前身為飛虎隊）和中國空軍混合團進駐西安，升空作戰(zhàn)，陸續(xù)擊落日軍飛機，包括被日方稱為“陸航之花”的日軍王牌飛行員巖橋讓三，形勢才趨向好轉。

　　今天我們都知道，抗戰(zhàn)勝利了，但當時的人，看著那已淪陷的半壁江山，看著那被屠戮的平民和滿目瘡痍，怎能不想起元、清入關的前朝往事？怎能不對華夏未來的前途憂心？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有南京大屠殺；“留頭不留發(fā)”之后，會是什么呢？

　　就是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有一位從山東移居西安的金石收藏研究名家，劉昌營（字軍山）先生，冒著危險，四處搜求研究秦磚漢瓦。這是他選擇的報國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歷代磚文》。

　　在這本未刊本手稿中，他的自序如是說：

　　“惟一年來，每遭坎坷，經(jīng)濟困窘，購求無力，冒彈編錄，收獲無多，寒暑不避，捫壁搜求，懷饑歷野，寒窗冷硯，數(shù)更寒暑，漸成斯篇，應報國之萬一”。

　　他的所作所為，一如同一時期在云南的史學家錢穆先生。

　　國運飄渺之際，在沒有參考資料的鄉(xiāng)下，錢穆克服重重困難，用較為淺白的文字寫下名著《國史大綱》：“中國人寫中國最后一本史書”“帶著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本書謹奉獻于前線抗戰(zhàn)為國犧牲之百萬將士”——萬一中國不幸戰(zhàn)敗覆亡，至少可以給后人留一本中國史書，讓后人知道中國的歷史及文明成就，激勵后人復興中國之心。

　　劉軍山同樣是以“國難之下，傳承中華文脈”的精神搜集秦磚漢瓦、整理寫作的。經(jīng)年下來，他撰寫的稿本達到20 余部 50 余卷，除了《歷代磚文》，還包括《玫華齋歷代瓦當圖記》《華獄金石志》《秦漢瓦當文字》《讀碑目錄》《長安雅陶考》《秦漢古鏡圖》《兩漢錢范模考》等。時人評之：“先生收藏之豐富，鑒賞之精專，一時無人能與之匹配，填補了這一歷史時期的學術空白。”

　　“欲滅其國，先滅其史。”今日的我們，可能無法直接體會在那個家國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文化人就挖掘式、搶救式寫作的急迫，但一定可以理解他們那顆拳拳之心。

　　日軍大轟炸期間，西安不少古跡遭毀，如鐘樓、城隍廟等，另一位文史專家，曹仲謙先生，臨危受命，主持西安碑林藏石保護工程，他雇傭工人用麥草泥將《石臺孝經(jīng)》、《開成石經(jīng)》等四百余碑石封護起來，并用麻袋包扎，挖坑埋藏，因為保護得當，碑林在空襲中安然無恙，1947年啟封，重建天日，時人為之贊嘆不已。之后，曹仲謙任陜西省歷史博物館館長。

　　因為類似的經(jīng)歷，曹仲謙與劉軍山相交莫逆，常聚會在曹家小樓研討學問：

　　曹仲謙先生家小樓，劉昌營常與其在此研討學問。圖自高啟綸《曹仲謙先生家的小樓軼事》

　　曹仲謙也為劉軍山的《歷代磚文》手稿未刊本寫了跋文如下：

　　“前稿為山左范縣劉君昌營著，劉君博雅嗜古，每遇奇磚異瓦不惜重金購之，積瓦當至800余種，磚數(shù)甚多，或都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一一考訂，毫發(fā)不爽！且親歷出土地之地，詳為踏勘，參以金石歷史書籍圖錄，必歸究竟而后已，可謂勤校學者也。予愛其精確博識，擇其中可供研討者信手錄出，擬公同好耳！未敢私也。”

　　劉軍山之孫劉渭向我介紹說，1950年，劉軍山受聘于陜西省圖書館（時稱陜西省立西安人民圖書館），負責整理清點鎮(zhèn)館之寶——《磧砂藏》共計9124冊，組織清理抗戰(zhàn)中為躲避日機轟炸疏散到鄉(xiāng)下原存陜圖的宋元明清時期出版的佛教經(jīng)典達18000余冊。這些都在《潛旭所學集》《陜西省立西安人民圖書館清理原存宋元明清佛教經(jīng)典筆記》中做了記述。

　　然而，就在研究著述大都已經(jīng)完成，準備付梓出版的時候，1956年7月，劉軍山先生突發(fā)疾病去世。近一個月后的1956年8月1日，其子劉百訓將父親集畢生精力收藏的401種、4955冊古籍善本圖書和1260種、2333件珍貴的碑帖，以及潛心研究幾十年撰寫的22部書稿共50余卷，全部捐贈給陜西省圖書館收藏。1957年3月27日，劉百訓又將父親生前所收藏的石刻、陶器、磚瓦、錢范等四大類共276件文物全部捐贈給陜西省博物館收藏。

　　“與其私于家，誠不若公于館。”劉家全部捐完，捐得徹徹底底。

　　1956年8月1日陜西省圖書館接受捐贈時的圖書清冊和碑帖清冊封面

　　1957年，陜西省博物館開出的受贈文物收據(jù)，石刻、陶器、磚瓦、錢范等文物一共276件

　　基于此，1956年，陜西省文化局局長魚訊頒發(fā)了一份甲等獎狀，列明捐贈圖書401種、4955冊、碑帖1260種、2333件，并表示“劉先生所藏圖書碑帖頗多古本舊搨，對于保存祖國文化遺產(chǎn)具有重大的意義”：

　　1976年，劉百訓去世。“2007年，我偶然在網(wǎng)上看到在拍賣一件漢代龍形瓦當拓片立軸，上面的題跋部分有爺爺?shù)淖郑约坝≌拢谎劬涂闯鲞@件拍品是爺爺?shù)摹！眲儆栔觿⑽颊f，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爺爺遺物的真跡。這件拍品有如下說明：“款識:景軒仁兄指正。范縣劉昌營軍山氏拓片識鈴印:劉昌營印(白文)”。

　　2007年10月14日，劉渭寫信給陜西省圖書館館長：

　　“……我不知此拓片的持有人是怎樣收藏到的，但由此我不禁對我父親所捐贈給貴館的圖書，碑帖和拓片等的收藏保管狀況提出疑問，不知能否請館長先生安排下屬認真核查后將詳情予以相告，我將不勝感激。(由于我長期在外地工作，不能親自到貴館了解情況，敬請諒解)

　　煩請館長先生關注此事，以了卻劉氏后人對先輩遺物保存狀況擔憂的心事。拜托了!”

　　劉渭說，這封信沒有得到回復。劉渭之妻高燕則聯(lián)系西安碑林博物館（原陜西省博物館），得到的回復是：你們捐贈的這些都是文物，在陜西歷史博物館。而歷史博物館則說，當初捐給誰的就找誰……“18年了，到現(xiàn)在，還沒有結果。”

　　后來，劉渭多次前往西安，到陜西省圖書館和他們交涉，2015年11月，得到了一份非正式的《初步核對說明》：“經(jīng)核實《陜西省圖書館接收劉昌營家屬捐贈碑帖清冊》，共計1260種，2333件，現(xiàn)存僅為496種，876件。鑒于我館目錄與清冊對碑帖命名有所出入，實際存藏量應不止于此。”

　　此外，4955冊古籍善本，包括劉軍山的手稿，也有大的出入。“當時沒有提供書面數(shù)字，只在口頭上說還有一千多冊，我聽到這個，眼淚當場就掉下來了。”劉渭說，“15年到現(xiàn)在，又十年過去了。陜西圖書館也再沒有給我提供新的核查數(shù)字。”

　　捐往陜西省博物館的276件文物（石刻、陶器、磚瓦、錢范），則是情況不明。

　　暫且不說情況不明的部分，僅僅說碑帖，從2333件到如今的876件，是一個很刺激當事人的數(shù)字。

　　高燕說：“近二十年我們一直有一個希望，將爺爺耗盡一生心血的手稿出版，這是爺爺?shù)倪z愿，是父親的遺愿，也是我們的心愿，三代劉氏家族的心愿。”劉軍山的手稿也捐了，根據(jù)2015年的初查，陜西省圖書館還存有16種（清冊是19種）。

　　我找到了1988年出版的《陜西省圖書館館史》，在“1930-1949先后為圖書館捐贈圖書的有：……劉軍山，捐有圖書（不詳）。”但在1949年之后，特別是1956年，并未記載來自劉家的捐贈。恰好，1956年，陜西省圖書館制訂了《陜西省圖書館征集散失圖書資料辦法》，并發(fā)展“陜西省圖書館之友”40余人。我為此詢問劉渭、高燕，但他們比我還晚知道這個信息。

　　該論文同樣將劉軍山的捐書時間寫為“約在解放前三四十年代” ，該論文是迄今為止對劉軍山捐獻藏書最為詳細的描述：

　　館藏中鈐有劉軍山印記的古籍、拓片、稿抄本數(shù)量很多。藏印有“軍山”、“劉昌營印”、“軍山藏書印記”、“軍山手抄”、“劉氏珍藏”等。

　　劉軍山，字昌營（鹿鳴注：這里作者寫錯了，根據(jù)家屬所述，軍山是字，昌營是名），山東范縣（1964 年劃入河南）人，久居西安，是活躍于三四十年代，與陳直、王子云同時的金石收藏及研究名家，1951 年前后曾受聘陜圖整理清點《磧砂藏》。館藏劉軍山稿本《羽陽千秋館兩漢錢范模圖考》、《潛旭草堂長安雅陶圖考》等多種，均為其金石考校著作，甚為珍貴。羽陽千秋館、潛旭草堂應為劉軍山室名。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的明正德九年（1514）司禮監(jiān)刻本《少微通鑒節(jié)要》五十卷《外紀》四卷，即為劉軍山藏本，并有劉軍山跋；其他如王杰稿本《清高宗御制文三集暨余集》不分卷，清康熙十八年（1679）李漁刻套印本《芥子園畫傳》五卷、明萬歷刻本《廣博物志》五十卷等古籍，及劉軍山所捐拓片等，都為館藏之珍善。

　　在這篇文章中，我也沒有看到劉軍山捐獻藏品現(xiàn)有總數(shù)。幾個月，一兩年查不清，我還能理解，但是，18年，太漫長了。

　　劉渭與龐萊臣的曾孫女龐叔令，所面臨的問題，在本質(zhì)上是一樣的：作為捐獻人后代，多年來，難以了解文物真實情況。

　　如果不是《江南春》以8800萬的起拍價意外出現(xiàn)在2025年拍賣會，龐家也沒有機會引起新聞媒體的關注，無法得到輿論的支持，也不會終于知道原來當年捐的《江南春》已經(jīng)被南京博物院當做贗品偽作以6800元的價格給賣掉了。

　　這種情況太不正常了。相信，類似遭遇的捐贈人，絕不止于龐萊臣后人、劉軍山后人，這種情況反復出現(xiàn)，對于社會道德根基的破壞，是持久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因為，隨著時間流逝，捐贈人的后代正在逐漸遠去。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就提出了對捐贈文物“有限所有權”的觀點：當私人藏家向國家捐獻文物時，文物的所有權確實發(fā)生了轉移，但是，轉移的是以附帶義務為前提的所有權，即，受贈機構有義務妥善保管、積極研究、向大眾展示。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托責任，因此，嚴格來說，受贈機構得到的主要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保管權”，而不是完整的所有權。

　　如果受贈單位長期沒有履行這一義務，保管粗糙、不研究、不展示，甚至拒絕捐贈人查閱，就失去了捐贈時“基于公共利益”的本意，也就不宜繼續(xù)主張該文物的所有權，不宜繼續(xù)主張“保管權”，捐贈人有權要求退回捐贈文物。

　　回想當年劉昌營先生在日寇轟炸下嘔心瀝血地搜集和寫作，不禁著急。

　　我今天寫作本文，也是想明確提出建議：請陜西省接受劉軍山遺留文物的幾家機構，立即讓其孫劉渭、高燕夫婦查看捐獻文物的現(xiàn)狀，根據(jù)《清冊》核查文物去向，并在上級文物管理部門和第三方專家的見證之下，商討合理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