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涉臺言論背后的美國影子

作者：綺蝶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發表對華挑釁言論，宣稱臺灣發生緊急狀況可能對日本構成“存亡危急事態”，引發中日新一輪外交爭議。本周，美國保守派電臺女主持人Laura Ingraham在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采訪中提及此事。她以中國擴充導彈裝備為切入點重復了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及特朗普對高市早苗的喜愛。但特朗普的反應是：“我們的很多盟友也不是我們的朋友”，指出很多盟友在貿易上對美國占的便宜比中國還多。

顯然，特朗普強調的是經貿和安全視角下的“美國優先”，并不將高市早苗渲染的臺海危局列為優先事務。但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并非突發奇想，而是十多年來美國對亞戰略調整過程中，日本持續右傾、安全政策激進演變、美日同盟不斷升級的集中體現。特朗普還在采訪中提到了他的關稅效力和美軍實力，稱美國是要從實力地位和中國打交道，并稱自己和中國相處得很好。在隨后的答問環節中，特朗普還堅定反駁了Laura Ingraham對他給60萬中國學生發放簽證的質疑，強調此舉符合美國MAGA派的利益。

安倍遺產與高市早苗的野心

剛剛上任的高市早苗，選擇在與特朗普首次會晤后發表對華挑釁言論。一方面，她試圖迎合美日兩國國內的保守鷹派，在自民黨各派系與右翼選民之間尋求平衡；另一方面，她想通過激進言論塑造“女性強勢領導人”或西方所說的“鐵娘子”形象。在特朗普2.0政府推動戰略調整、日本安全焦慮加劇的背景下，她刻意避免在安全議題上像前任那樣“軟弱”。因此，即便面對在野黨的質疑，高市早苗在黨內高壓下仍堅持不撤回涉臺表述，說明她愿意通過言語上的挑釁換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10月28日，特朗普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陪同下前往駐日美國海軍橫須賀基地。

她的這種激進姿態帶有明顯的政治作秀與賭注意味。高市早苗與安倍晉三在政治理念與外交安全觀上高度一致。她試圖利用“安倍遺產”與特朗普建立私人聯系，包括特朗普到訪日本時贈送安倍晉三生前用過的高爾夫球桿，以及在眾議院答問時延續安倍晉三提出的“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調。她的“存亡危機事態”的涉臺表述就是該論調的延續甚至升級。

這種表態既是對中國的挑釁，也是對美國的試探，即特朗普2.0是否愿意接受日本進一步走向“軍事正?；钡恼哌壿嫛?/strong>在石破茂內閣辭職前，英國《金融時報》曾報道五角大樓要求日本和澳大利亞明確表態，在臺海沖突中承擔何種角色。當時日本政府以“假設性問題”為由予以回避，而高市早苗上臺后顯然是通過“假設性立場”向美國這一要求做出積極答復。

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明顯鼓吹武力介入臺海，折射出日本更深層的戰略野心。自安倍晉三推動修憲、強化集體自衛權以來，日本便一直在渲染所謂“外部威脅”，以凝聚日本民意，為繼續修憲提供政治合法性。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日本渲染朝核威脅，配合奧巴馬及拜登時期的民主黨政府，堅持對朝強硬立場、拒絕對話；特朗普兩次執政，美朝關系出現緩和跡象，日本則保持警惕與觀望；在臺海，日本右翼勢力與“臺獨”勢力暗通款曲，不斷渲染臺海局勢的緊張。作為眾議員的高市早苗今年上半年還曾率團竄訪臺灣，她上任后甚至可能允許“臺獨”勢力竄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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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原本明確禁止發動戰爭或維持軍隊，僅允許行使“個別自衛權”，即僅在日本本土遭受直接攻擊時方可反擊。然而，2014年7月1日，安倍內閣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并推動2015年通過安全保障法案，使“存亡危機事態”成為行使“集體自衛”的條件之一，即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時，并由此可能威脅到日本存立時，日本可采取“必要最小限度的武力行動”。至于“何謂密切關系”“是否包括臺灣”，日本政府在文件中刻意留下了模糊空間。

以“國家存亡”或“危機事態”為借口擴張軍力，并非日本首次使用的借口。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日本便以此為由發動侵華戰爭。如今，高市早苗炒作臺海議題，對華發表激進言論，實質上是為修憲、增加軍費、擴大防務權限造勢。經過安倍晉三與高市早苗的政治操弄，臺灣問題這一中國國內事務被刻意包裝為了“日本安全議題”，成為日本右翼推動集體自衛權正常化、突破和平憲法限制的重要借口。

日右翼這一邏輯也與特朗普1.0和2.0時期對日本“分擔更多防務責任”的戰略訴求契合。雖然特朗普對高市早苗涉臺言論進行了冷處理，但從戰略認知層面看，高市早苗以及其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與美國兩黨在臺海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一致。

美國對日本右翼的縱容和引導

美國多年來出于地區戰略考量，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崛起采取了默許甚至助推的態度，在縱容中推動日本安全政策的右傾化。

為了應對中國經濟和軍事的持續崛起，奧巴馬執政時期推出“重返亞太”和“亞太再平衡”戰略，將日本視為亞太地區的重要戰略支點或基石，并在釣魚島問題上力挺日本。2014年4月，美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當時，美國就已經開始為日本的安保松綁，默許安倍晉三推動日本自衛隊“軍隊化”，突破和平憲法限制。特朗普1.0時期，美國正式推出印太戰略，提出日本必須承擔更多防務責任，施壓日本擴大軍事預算，增加駐日美軍防務分擔費用。特朗普及其右翼勢力支持日本印太地區承擔積極角色，包括集體自衛權擴張和參與印太軍事演習。但特朗普更多是以交易的眼光看待美日聯盟，需要日本付出一定的經濟成本。

▲9月11日至25日，美日“堅毅之龍2025”（Resolute Dragon）聯合軍演在沖繩、九州和北海道三地舉行。

正式將臺海議題納入美日雙邊框架，則是拜登政府推動的結果。拜登延續了特朗普1.0的印太政策框架，強調美日同盟對印太安全的核心作用，允許并推動日本參與在東海、南海等地區的聯合軍演，包括環太軍演（RIMPAC）。雖然拜登政府的核心目的仍是增強印太地區的集體防御能力，在臺海問題上對同盟合作保持一定的約束力，但他的言辭則給于了日本在臺海問題上繼續發揮的空間。尤其在是否協防臺灣的問題上，拜登至少四次提到“戰略清晰”，觸碰臺海紅線，也讓日本借機對美炒作臺海議題。

2021年4月，時任日本首相菅義偉訪美，同拜登會晤后發表聯合聲明，首次提及美日對“臺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重要性”以及“兩岸問題和平解決”的共同關切。5月份，蘭德公司專門研究日本的政治學家杰弗里·W·霍恩(Jeffrey W. Hornung)便發文稱，美國希望日本在“臺海危機”中向美軍提供“情報、監視、撤僑”等支持角色。2022年5月，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美，并在同拜登的聯合記者會上主動提及臺海局勢，稱日美重申了雙方對臺基本立場未變，強調了臺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拜登當時呼應稱，一個強大的日本和強有力的美日同盟，將成為該地區的積極力量。2024年4月，岸田文雄再次訪問白宮，美日發表聯合聲明，宣稱臺海和平與穩定對全球安全與繁榮至關重要。

從奧巴馬時期日本推動修憲，特朗普1.0時期施壓日本承擔更多防務，再到拜登執政時期美日共同表達臺海關切，美國官方雖然未明確支持日本介入臺海局勢，但美國國內鷹派勢力以及現在的MAGA派對日本在東海、臺海安全局勢中扮演更積極角色抱有一定的期待。但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美國引導日本重塑其安全角色的同時，也要承擔日本冒進所導致的風險。任何偏離“戰略模糊”的舉動，比如明確支持日本介入臺海局勢，都會增加和中國直接對抗的風險。這并不符合特朗普及其MAGA派的政策路線和利益訴求。

在中美全面競爭的大背景下，日本在對華議題上已經倒向美國，尤其是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日益激進。臺獨勢力也在借勢在美日兩面押注。高市早苗發表涉臺言論的同一時期，臺獨勢力甚至將觸角伸向歐洲，進行類似高市早苗式的政治作秀，試圖借助外部勢力制造輿論。這些行為都是中美復雜戰略博弈中的小插曲。

雖然特朗普不在乎高市早苗如何定義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但美國在政策層面仍將繼續支持美日同盟，鼓勵日本強化“防御性姿態”。但關鍵挑戰在于，如何在鞏固同盟、引導日本安全政策演變的同時，保持戰略模糊，防止被日本右翼勢力、臺獨勢力的激進言行卷入沖突，這是美國升級對華競爭過程中須謹慎權衡的戰略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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