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輪中美經貿會談落幕后，一個事關“大國意志”的判斷已然顯現

? 翟東升、嵇先白、魏子龍 | 中國人民大學

本文節選自《制裁與經濟戰》結語“構建中國范式的制裁與經濟戰知識體系”

▍制裁與經濟戰中意志與認知的較量

在探討制裁與經濟戰的理論和思維過程中，商品貿易內含的權力關系無疑是最常討論和最直觀的一個概念。商品的獨特性和在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直接影響兩國在經濟依賴關系中的權力地位，這解釋了為何糧食和能源在經濟安全議題中如此重要。雖然這種權力關系是制裁與經濟戰的核心，但與古代圍城戰術不同，現代的經濟斗爭并不僅僅在于簡單的封鎖，而更多地在于削弱和瓦解對方的反抗意志。

實際上，在現代國際斗爭中，制裁的施加往往標志著脅迫手段的失敗。如果深入探索，會發現外圍國家默默地順從，主動與中心國家保持一致，才是經濟不對稱依賴下的國際關系常態。制裁與經濟戰的爆發反映了雙方決策者對經濟權力關系的不同解讀。僅當雙方對這種相互依賴關系中的權力動態有根本性的分歧時，制裁才會真正實施。同樣，如果目標國認為任何制裁措施也會對發起國造成損害，并期望發起國只是進行口頭上的威脅，這樣的分歧也能促成制裁的實施。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的分歧和對抗可能加劇，使得制裁從一種口頭威脅轉變為具體行動。

理解制裁與經濟戰中雙方的意志和決心，不僅涉及對市場機制的認識，還包括對自身意志力、決心的評估，以及對本國民眾是否“上下同欲”、能否形成統一戰線的判斷。要全面理解這些動態，我們需要采用一個雙層博弈的視角，考慮國際政治環境與國內政治環境的相互影響。在國際層面，制裁作為國家間力量博弈的一環，通過經濟手段實現政治目的，旨在通過施壓促使目標國改變政策或行為。這涉及對國際形勢的敏銳把握，包括國際聯盟的支持、其他國家的反應以及潛在的經濟與政治后果。在國內層面，國內政治環境對制裁的執行和持久性起到了關鍵作用。在發起國，制裁政策需要獲得政府高層的認可，并考慮國內民意、來自利益集團的壓力以及政治領導的目標。制裁在開始時可能順應國內的愛國主義情緒，社會輿論認為制裁帶來的代價是可接受的。然而，隨著制裁的實施，發起國的部分民眾開始感受到制裁的反作用力，生活質量受到影響，從而對制裁的必要性、持續性和強度產生疑問。而在目標國，制裁可能引發政治動蕩，迫使政府尋求國際及國內的支持來抵御和適應外部壓力。在這種復雜的雙層博弈中，雙方的意志和決心都面臨考驗，發起國需要在國際利益與國內政治成本之間權衡，目標國則需評估制裁影響并尋求適應性和反制策略。

進一步理解制裁與經濟戰的有效性，關鍵在于把握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組織。將國家視為一個有機體而非單一均質體，我們可以看到國內經濟結構由多個相互關聯但功能獨立的部分組成，根據不同的細分標準，如地理位置、產業等，可以劃分為不同的利益集團。通過經濟手段影響特定地區的選票或某產業鏈的經濟利益，制裁與經濟戰能夠對不同利益集團的收入、就業和福利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它們的政治傾向。不同利益集團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取決于國家的產業結構和政治制度，這導致每個國家對制裁的反應各不相同。制裁效果的差異性不僅受經濟結構的影響，還受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和實際國情的影響，使得同一策略在不同國家和針對不同利益集團的效果截然不同。

觀察制裁與經濟戰的多個維度，發現似乎關于其有效性的討論總是充滿變數。然而，引入時間維度，將分析轉化為一個立體的周期性模型，可能為討論制裁與經濟戰的有效性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制裁與經濟戰的成效，深受發起國和目標國的經濟安全意識及預備工作的影響。即便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如果一個國家具備充分的適應和調整能力，它就能有效減輕這些壓力的影響。這種能力可能來自經濟的多樣性、廣泛的國際經濟聯系，或是強大的國家治理和動員能力。例如，對于一個依賴單一出口商品的國家，制裁的影響可能尤為劇烈，因為其經濟結構較脆弱。相對而言，經濟結構多元化的國家可能更能承受外部沖擊，因為它們能通過國內市場和其他國際市場彌補損失。同樣，具有較強國家治理能力的國家也可能更有效地采取經濟調整策略，如貨幣政策調整、產業結構轉型等，應對外部經濟壓力。

除了物質準備和抗沖擊能力，意志和認知的較量也至關重要。如果政府未能有意識地塑造對外經濟關系和產業布局，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將隨市場自由流動，無法形成有效的經濟“勢能”來抵御或制造經濟波動。而有意積蓄“勢能”雖可能導致效率損失和經濟成本，卻能為危機時刻提供應急儲備，甚至制造他國危機。

除了上述戰略層面的設計外，制裁與經濟戰還必須考慮戰術層面的各類認知誤區或合成謬誤。現代產業鏈錯綜復雜，各部門和企業在決策時都難免面臨信息不對稱、信息碎片化的問題，這導致短期、局部做出的決策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成為“回旋鏢”。制裁與經濟戰也需要決策部門在平時進行政策工具箱的論證、建設和管理，以動態和全局的視角衡量利弊。

在制裁與經濟戰的中短期博弈中，市場和企業的信心既決定了金融安全和短期供應鏈的暢通，更是能否實現產業升級、突破“卡脖子”技術的關鍵。在華為公司歷盡艱辛、突破芯片封鎖推出新款旗艦“爭氣機”后，相信大部分中國人再也不會像2018年貿易戰那樣談“制裁”色變。

制裁與經濟戰的成敗關鍵在于國家意志與全民認知，這既涉及各方的信心與預期，也與道德立場和公眾情緒密切相關。有效的制裁與經濟戰策略應當旨在削弱對方政權和社會的凝聚力，而不僅僅是廣泛施壓。實際上，不當施壓往往會使目標國內部更加團結。在國際實踐中，我們看到經濟制裁與輿論戰術的結合越來越緊密，目標是戰略性地影響目標國從一般民眾到精英階層的認知和意志。通過在目標國內部培育潛在的輿論力量，在制裁開始時放大悲觀情緒，并將不良后果歸咎于目標國政府的決策失誤，這種輿論影響可能帶來的損害甚至超過制裁措施本身，動搖國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案例顯示，制裁通常對那些貧窮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政權影響有限，反而會對那些開放并堅信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政權造成更大傷害。這一點提醒我們，在設計和實施制裁或經濟戰策略時，應更深入地考慮目標國的社會結構、政治生態以及民眾情緒，以確保施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封鎖圍堵”抑或“平行體系”？——大國經濟戰的場景想定

無論是大國間的對抗還是大國與小國之間的爭端，制裁與經濟戰都是作為政治策略的一環，目的是利用經濟手段來實現政治目標。然而，對不同規模國家的制裁有著顯著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成本與目標差異、網絡結構與權力差異以及關鍵第三方的行為差異三個方面。

首先，在制裁成本方面，對大國實施制裁相較于小國需要投入的資源成倍增加。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參與程度越深入，發起國構建制裁聯盟的難度和成本就越大。此外，大國之間打經濟戰的目的往往在于在全球或區域范圍內維護或擴大影響力，而大國對小國的制裁可能更多集中于實現特定戰略目的或促使對方改變某些政策。大國間的政治對立通常更為尖銳，其中聲譽往往比具體利益得失更受重視。特別是在核武器時代，軍事沖突的高昂預期成本使各方傾向于通過非軍事手段來展示決心和保持聲譽。因此，如果將大國對小國的制裁視為一種以非軍事手段追求政治利益的策略，那么對大國的制裁則更多地表現為在避免軍事沖突的默契下，發起國的一種無奈而謹慎的選擇。這種差異性不僅體現了國際政治中力量對比的復雜性，也凸顯了制裁作為政治手段的多維性和策略性。

其次，在網絡結構中，大國與小國所處的位置迥異。網絡能夠實現節點之間資源和權力的轉移與積累，帶來指數級的收益增長，最終導致在自然邊界內形成“贏者通吃”的局面。在這樣的網絡中，大國作為發起方，可以利用其在網絡中的權力放大自己的影響力，但這也帶來了副作用和風險，包括可能將對手排除出自己控制的網絡，以及增大網絡中其他成員或關鍵節點離開的可能性。這些風險和代價雖然不那么顯而易見，且可能有所滯后，但其重要性遠超制裁的直接成本。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建立并維持對關鍵網絡的控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和特殊的歷史機遇，一旦失去便難以重建。

同理，在實體經濟側，世界市場中各種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密切相連，形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全球供應鏈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各個環節相互依賴，形成了一個復雜但脆弱的系統。這種依賴關系的復雜性，尤其在國際政治與經濟博弈中展現了其深遠的影響力，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導致國際政治決策可以迅速影響經濟和軍事領域。在這種背景下，運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對全球產業鏈進行深度分析變得極為重要。

最后，關鍵第三方在不同制裁場景下扮演的角色也大相徑庭。在大國對小國的制裁中，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作為關鍵第三方可能加入制裁聯盟或作為“俠客”幫助目標國，其行動通常基于雙方提供的利益價碼。第三方“俠客”的介入使得制裁效果大打折扣。在制裁發生后，目標國得到第三方的援助和支持，通過貿易轉移效應抵消了制裁的傷害，使得原本的經濟聯系轉移到了介入的“俠客”國家。然而，在大國之間的經濟戰中，作為國際政治中重要力量的其他大國，必須在國際大局中審慎考慮自己的定位。當自身行動可能引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時，關鍵第三方的決策將不可避免地考慮到長期的地緣安全和經濟戰略。制裁政策的高昂代價或不均衡的成本分擔將導致整個聯盟的崩潰。

成本與目標差異、網絡結構與權力差異以及關鍵第三方的行為差異，這三個因素共同造成了大國之間以及大國與小國之間在制裁實施上的顯著差異。在大國之間，成功實施制裁的案例少之又少，制裁要么作為談判策略未真正執行，要么發展為持續的經濟戰。在軍力對等的背景下，由于直接沖突的代價極其高昂，經濟戰成為展示決心的可靠方式。

大國之間的經濟戰不僅僅是雙邊博弈，更是涉及各自經濟韌性和網絡影響力的聯盟間博弈，遠超小國能力范疇。盟友體系實質上是增強自身國力的信用杠桿，只有動員盡可能多的第三方支持，才能對對手施加足夠壓力，突破其社會和經濟的自適應能力，迫使其屈服或對其造成長期傷害。但杠桿操作風險高，一旦兌現承諾失敗，就可能失去戰略信譽，導致盟友迅速離散。對于大國來說，中心與外圍之間實際上存在共生關系，外圍可能受到中心的剝削和壓迫，但中心所獲資源部分會轉化為公共產品（如科技創新、產業升級），通過貿易、投資和技術援助等方式反哺外圍。體系的競爭力和生命力關鍵在于是否能持續提供公共產品以維持外圍的忠誠。

客觀來說，當前中國似乎并不適應“平行體系”的敘事框架，而是傾向于將對華發動的制裁與經濟戰解讀為對中國的“封鎖圍堵”。這種觀點忽視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優勢和人才潛力：中國人口達到了14億，擁有眾多能夠驅動創新的高精尖人才，而美歐日的人口總和不足10億。同時，中國擁有廣泛的潛在盟友網絡，包括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與此相對，美國的一些盟友與美國的關系并非鐵板一塊，它們準備在這場國際博弈中利用“較小威脅者”的身份來獲得利益。面對當今局勢，如果仍然堅持消極防御的策略，期待通過時間來解決問題，那將是不切實際的。更合理的做法是采取靈活的策略，攻守兼備，敢于主動出擊，利用敵人的方法反擊敵人。歷史反復證明，只有通過斗爭才能爭取到持續和體面的和平。

▍中美經濟博弈的回顧與展望

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至今，中美之間的經濟角逐經歷了多次波動。追求絕對收益的國際經濟時代已成為過去，世界正進入一個更多追求相對收益的周期，制裁與經濟戰作為主要的斗爭手段將越來越頻繁地出現。

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將對中美競爭格局造成至少兩方面的突出影響。第一，科技水平的高低對國家軍事實力的影響愈發凸顯。新技術在戰爭中的運用與不少原有的裝備形成了代差，使優勢被拉平、相關積累價值歸零。例如無人機的使用就對傳統地面部隊的坦克和裝甲車造成了很大的威脅，以“星鏈”為代表的太空武器取代原本的通信和偵察設備。現代技術的發展蘊含著軍民融合的潛力，將大幅度攤薄武器研發、軍備升級的成本，同時帶來新的戰術戰法，例如在社交媒體上進行開源情報分析、影響輿論等。第二，中國的產業升級將威脅美國對產業鏈的主導權，而在過去這種來源于生產網絡的權力基本由美國一家獨占，蘊含著極高的政治價值。這種權力的運用方式多樣，既可以像制裁芯片產業那樣直接切斷關鍵生產環節的供給，也可以體現在定價權上：以歐盟向美國數字巨頭征稅為例，美國數字公司反手就可以將稅收負擔轉嫁給歐洲消費者。這種權力還能體現在技術標準的制定和各類行業組織、協會的管理上，這些中小型結構和制度構成了美國權力的一根根支柱。網絡性權力生成的過程需要耗費極高的成本，在過去沒有任何一個開放性經濟體能在體量上與美國媲美，除美國外各國的內部市場難以孕育出在全球具備壟斷優勢的產業。而網絡性權力一旦建立便具有很強的慣性，后來者很難打破體系內成員的路徑依賴。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具潛力的內部市場，而且深度融入世界市場，在5G、光伏、電動汽車等領域已經占據產業鏈主導權。

除了以上最重要的兩點外，科技的領先對國家安全與國際競爭的影響還體現在很多方面，甚至無法從當下的視角做出判斷。例如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應用會不會導致國民的審美、價值觀、道德標準向開發者使用的訓練素材傾斜？科技和產業問題顯然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全球治理問題。

正如我們在冷戰以來的各種案例中反復觀察到的那樣，“國家安全”作為美國政府模糊但萬能的兜底理由，再次成為使用制裁武器、發動經濟戰的借口。中美科技戰包含多個維度和層次：供給端的產業競爭，需求端的市場爭奪，虛擬維度的金融限制、技術標準圍堵，等等。盡管中美之間尚未爆發全面的經濟戰，但科技戰已經在微觀、中觀、宏觀層面激烈展開，中美科技戰已經是領域內的總體戰。

在微觀層面，美國為了保護其技術優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限制與中國的技術和人才交流，這些措施包括對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人才的培養和吸引、對華裔科學家的審查以及對赴美留學和學術交流的限制。

在中觀層面，中美科技戰集中體現為美國產業政策的回歸和對中國企業的打壓限制。拜登政府推出《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和《芯片和科學法案》等政策，加大了對國內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的支持，把清潔能源、半導體產業置于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使用總數超千億美元規模的稅收減免和產業補貼，提高本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促進產業回流。美國政府還對中國企業實施多維度的限制措施，意圖減緩或阻斷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進展。這些政策不僅包括傳統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而且擴展到了更為復雜和微妙的操作領域，如“長臂管轄”干預供應鏈、施加金融壓力以及限制在國際市場上的擴張、排擠中國企業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等。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圍堵行為嚴重背離了它曾經鼓吹的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例如通過征收巨額罰款來增加企業運營成本，甚至動用司法手段來逮捕某些高管，以此給中國企業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造成更大的風險。

在宏觀層面，美國政府試圖在產業鏈上將中國排除，在尖端科技領域用“小院高墻”來限制中國的發展。美國及其盟友強調以“價值觀”區分伙伴國家和不合作國家，有政治條件地進行經濟合作，意即與中國合作存在風險。例如，通過“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和“印太經濟框架”，美國試圖用“友岸外包”來重塑全球供應鏈，將中國排除在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美國及其盟友圍繞關鍵技術領域，如6G、人工智能、半導體、量子技術、航空航天、清潔能源等，正在形成細分領域的“技術聯盟”是美國為爭奪新科技霸權而建立的排他性聯盟框架，旨在鞏固其在全球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中的主導地位。

科技戰是經濟戰的一種特殊形式，美國對華科技戰的手段也包括制裁與經濟戰的許多經典手段，例如物資禁運、投資限制、科技封鎖、建立排他性聯盟以及直接針對個人的精準制裁。在這場戰略性高科技產業的經濟戰中，美國政府依然延續了其過去制裁中的戰略失誤，采取“添燈油”的方式不斷加碼制裁措施。美國歷時近五年仍未能構建針對中國的全面封鎖，僅在少數領域如高端芯片產業上卡住了中國的進口。美國政府并沒能在開始制裁中國高科技前就與國內利益相關方和盟友達成共識，甚至在美國政府高層內部也存在分歧。美國的政治體制也導致其戰術從構思到立法再到實施需要較長的時間。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企業已經由一開始的震驚和悲觀轉為積極準備，部分企業獲得了寶貴的喘息和成長時間。中國政府也在這五年期間探索出了突破“卡脖子”技術的新型舉國體制，由企業牽頭進行有組織的科研攻關，政府引導在不違背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吸納更多的社會主體參與前期風險和成本的分攤。

未來的大國經濟戰將是圍繞技術、市場和政府政策的多方博弈，其持續時間和變化過程將與傳統的工業時代經濟戰有著本質的不同。以科技為焦點的經濟戰將成為我們團隊下一步研究的中心。在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中，這場關于制約與發展的角力還在進行中，雙方都已經感受到了壓力，但都還未全力以赴。截至目前，美國正面臨持續的經濟通脹和供應鏈多元化的緩慢進展，而中國則在外需減弱的背景下尋求增長動力的內外轉換。中美貿易額及其在各自外貿總額中的比重正在縮減，兩國金融聯系也隨著中概股退市和中國政府減持美債逐步解綁。面對全球地緣政治沖突的頻發，中國不得不為周邊可能爆發的突發事件做準備。但無論地緣政治如何變化，中美兩個平行市場體系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比拼各自內部的政治經濟穩定性，在外部比較盟友的規模和質量、體系的穩定，以及哪一個體系更能促進科技創新。

中美之間的經濟戰繼續演化，有可能雙方都感受到沉重的壓力，世界經濟暫時回到合作發展的軌道；也有可能將戰場從產業和技術擴大至更廣泛的領域，經濟戰配合輿論戰、信息戰、特別軍事行動，成為混合戰爭的一部分。鑒于近年來的一系列事件，我們必須為后一種情況做好準備，在此依據程度由輕至重做出一些場景想定。經濟戰可以配合輿論戰制造恐慌和不信任，影響金融市場和社會穩定。比如通過媒體傳播對特定經濟策略或事件的負面解讀，制造市場恐慌，促使資金流出、發生擠兌或者價格踩踏。經濟戰還可以配合信息戰發生作用，例如鼓勵或利用虛擬資產投資等手段，破壞國家的經濟秩序和社會信任。這些行為直接作用于個體公民，但是累積起來就有可能造成整體性的社會風險。在不使用軍事手段的情況下，美國政府還可以通過操縱國際市場上關鍵民生物資的價格和供給對國計民生造成打擊。而在軍事手段介入后，經濟戰的范圍將大幅擴大，強度將大幅提升，例如破壞中國的基礎設施造成大范圍的斷網斷電，引發公共衛生危機。這些手段即便在中國境內難以展開，在境外的行動也可以造成嚴重后果，例如切斷海底光纜，破壞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基礎設施，如中歐班列。這類行為配合輿論戰可以令中國政府和企業多年來在海外的聲譽積累歸零，對中國造成嚴重的財產和外交打擊。美國政府還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制造對中國產品的恐慌，令中國品牌失去市場。沖突更進一步，中美之間一旦爆發小規模的正面沖突，美國還可能利用其海上力量優勢對中國施行進出口禁運，封鎖第一島鏈，鼓勵各行為體私掠、收繳中國的財產和物資等。這些混合戰爭的形式也帶來了復雜的國際法律和道德問題，同時對全球經濟穩定和國際關系和平發展構成挑戰。上述假定是在“料敵從寬”的原則下做出的，但我們必須思考在經濟戰上升為混合戰爭的情況下如何應對，如何考量收益和成本。

▍”如何止戰？——制裁與經濟戰的戰略戰術

在面臨“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復雜國際局面時，我國如何在不動武的情況下，通過精心策劃的經濟外交手段，維護我國的正當利益，同時又不違背我國與世界各國一道友好合作、和平發展的莊嚴外交承諾？具體而言存在三個“關鍵”：制裁前的關鍵在于威脅而非實施；制裁中的關鍵在于波動而非壓力；制裁后的關鍵在于攻心而非攻城。

在探討制裁與經濟戰的策略時，首要的考慮是制裁前的威脅而非實施。真正擅長戰略的國家往往能在不顯露鋒芒的情況下達成目標。當一個國家擁有巨大的市場力量時，它無須真正執行制裁，僅憑經濟威脅就能達成對外政策目標。這種策略要求在制裁或威脅發起之前，進行深入的籌備，主要是通過培育與對手之間的不對稱依賴關系。例如，通過傾銷糧食或大量進口特定商品，可以影響另一國的經濟結構，造成資源的嚴重錯配。在全球產業鏈的背景下，這種戰略塑造能力被稱為產業鏈編輯能力。通過增加雙方產品之間需求價格彈性和壟斷程度的差異，可以提高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成功率。

其次，制裁期間的關鍵在于引起波動而非單純施加壓力。“壓力波動”理論指出，制裁的有效性并不取決于施加的壓力大小，而在于能否在短期內造成超出對方社會或統治集團承受范圍的波動。因此，發起制裁前，需考慮到受制裁國的自我調節能力，并針對這一能力進行打擊，造成其失序或損傷，以此達到最理想的制裁效果。避免逐步加碼的做法，因為這會給敵方更多準備和反應的時間，削弱制裁的心理沖擊效果。

最后，制裁結束后的關鍵在于攻心。制裁通常會迅速消耗雙方的依賴性，如同一次性武器，再次使用需要較長時間的重新準備。制裁往往產生長期的寒蟬效應，即使制裁措施被解除，受制裁國的經貿往來也難以迅速恢復到之前的狀態。因此，制裁發起國在制裁結束后應主動與受制裁國重建經貿關系，以緩解寒蟬效應。這種補償或援助不僅有助于實現制裁目的，還能防止受制裁國形成對制裁的“免疫力”，為未來有效的經濟制裁威脅打下基礎，同時傳達出一種信息：對抗將遭受重大損失，但順從則會帶來實質利益。這樣的策略不僅能制造更大的波動，幫助實現制裁目的，還能避免對方獲得經濟制裁的“免疫力”。

反之，作為被制裁的一方，若想在對抗中取勝，可以考慮以下策略。在被制裁前或預感到經濟脅迫的危險時，有意識地增強經濟安全和供應鏈韌性，鼓勵自力更生和艱苦奮斗，提高國家的自給自足能力。通過鼓勵國民的愛國精神和團結自強，可以增強國內的凝聚力和抵抗力。發展本土供給有助于減輕制裁帶來的物資短缺影響，提高經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提前做好準備，通過預先的經濟和技術準備，例如囤積必要物資、尋找替代性進口來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制裁的影響。這種準備工作未必會大大縮小制裁措施所造成傷害的絕對值，但至少可以推遲傷害的作用時間，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時間來調整和應對。

在遭受制裁時，尋求“俠客”的外部支持、在國際舞臺上尋找支持和庇護是緩解制裁壓力的重要途徑。通過與第三方國家進行經濟和政治資源交換，可以獲得必要的支援。同時，與其他被制裁國組成互助聯盟，共同應對制裁壓力，可以形成制衡力量，減少孤立感。在國內阻斷制裁的連鎖效應，通過立法限制本國企業和公民參與他國制裁行動，確保國內企業和金融機構不因恐懼而切斷與被制裁實體的聯系，有助于維持經濟穩定。通過立法限制本國企業和公民主動或被動地卷入到配合他國的制裁行動中也很有必要。如果能通過阻斷次級制裁的立法，明確禁止本國企業和公民遵從美國法律，將是對自身主權的確認和保護，避免讓弱勢的企業、金融機構和公民獨自面對外國強權。

在制裁的僵持階段或結束階段，被制裁國也可以祭出必要的反制措施。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優勢，對制裁發起國的政府、企業或公民施加壓力。例如，俄羅斯切斷對歐洲的能源供應便是一種有效的報復手段。這種反擊不限于傳統的經濟制裁，還可以包括支持或默許對制裁發起國不利的行為。當然，這種反制行動可能導致制裁升級，最終演變為全面的經濟戰，甚至軍事沖突。被制裁國也可以在制裁發起國內部展開宣傳攻勢，提醒其民眾和在野黨政治家制裁所帶來的代價是否值得，在道德上是否站得住腳。最終，寄希望于下一屆政府能改變相關政策。這種策略需要對制裁發起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有深入的了解，以及有效的信息傳播渠道。

以上這些策略涵蓋了從內部自強到外部尋求支持、從預先準備到應對反擊的多個方面。通過綜合運用這些策略，被制裁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制裁的影響，保護國家利益和主權。然而，這些策略的有效性也取決于多種因素，包括國家的經濟實力、國際地位、外交能力以及制裁的性質和范圍等。

在全球化的今日，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但復雜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糾葛也使得以制裁與經濟戰為代表的對抗性外交和對外經濟政策變得越發流行。因此，深入系統地探究制裁與經濟戰的歷史腳印、理論基礎及在現實政策中的運用，變得至關重要。從歷史的長河中汲取經驗，通過理論的鏡頭分析現象，借助實踐的試驗場測試策略，這三者的結合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制裁與經濟戰的本質，也能為制定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提供可能性，還能為國際社會尋找解決沖突和推進合作的更有效途徑提供思路。

《制裁與經濟戰》

書號：978-7-300-33963-4

著者：翟東升 嵇先白 魏子龍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內容簡介】

如何應對不斷升級的制裁與經濟戰，是中國當下對外經濟政策中的緊迫議題。本書是一部為中國應對嚴峻挑戰、更多進入世界舞臺中心提供智力支持的作品。

自管仲時代以來，把經濟上的不對稱依賴當作武器，就是治國之道的重要內容。在現當代，國際斗爭中的制裁與經濟戰案例更是層出不窮。本書展示了古今中外若干經典案例，利用跨學科方法，著力構建中國范式的制裁與經濟戰理論，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發展和安全提供理論支持和策略指導。本書能夠大大提升讀者對這一領域的認知水平，對關心中國和世界未來的讀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翟東升，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美國政治經濟、歐洲政治經濟、戰略思想史、貨幣金融的政治經濟學、帝國的政治經濟學、區域國別學理論與方法等，創有民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自1999年以來，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評論文章兩百篇，出版專著三部，提出了若干原創性學術思想以及大量宏觀政治經濟趨勢判斷，其中一部分得到了實證檢驗。

嵇先白，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政策研究室高級研究員，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國際政治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地緣經濟學、地區主義、亞太國際關系、東南亞研究。

魏子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歐洲研究。

【目錄】

第一章 制裁與經濟戰的基礎理論

第一節 什么是制裁與經濟戰

第二節 制裁與經濟戰的一個極簡模型

第三節 雙層博弈與國家間的差異性

第二章 制裁與經濟戰的戰略戰術

第一節 制裁博弈中的能力建設

第二節 制裁博弈中的信息、認知與非理性因素

第三節 何為“人大學派”的制裁與經濟戰理論

第三章 中國古代史中的制裁與經濟戰

第一節 西漢對匈奴的經濟戰

第二節 “宋遼夏三角”視角下北宋對西夏的制裁

第三節 明朝對蒙古的經濟分化

第四節 本章案例總結

第四章 近現代史上作為戰爭手段的經濟戰

第一節 拿破侖對英國的“大陸封鎖”

第二節 世界大戰中的經濟戰

第五章 現當代美國對外的經濟制裁與經濟戰

第一節 里根政府的對蘇經濟戰

第二節 美國對中東國家的經濟制裁

第六章 俄烏沖突中的制裁與經濟戰

第一節 曠日持久的俄烏天然氣爭端

第二節 俄烏沖突背景下的對俄制裁與應對

第七章 當代美國經濟制裁的主要形式

第一節 金融制裁與國際金融基礎設施

第二節 聰明制裁與次級制裁

第三節 科技制裁與網絡制裁

第八章 當代制裁與經濟戰的前沿問題

第一節 反制裁措施

第二節 非傳統制裁發起方

第三節 制裁與經濟戰中的道德和法律因素

結語 構建中國范式的制裁與經濟戰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