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萐父先生的精神遺產——兼論蕭先生啟蒙論說的雙重含義 | 郭齊勇

2024年1月24日是蕭萐父先生百年誕辰，公眾號今日重編、發表此文以表達對先生的深深懷念。——編者按

蕭萐父先生（1924年1月24日-2008年9月17日）

恩師蕭萐父先生生于1924年1月24日，卒于2008年9月17日，享年84歲。蕭先生的精神遺產，表現在其人格風范、社會影響、精神感召、學術思想、教書事業、培育人才等各個方面。傳統儒生一般在社會政事、教育師道、經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學上都有全面的建樹與發展，蕭先生則是在當代社會具有類似全面性的知識人！

一、蕭先生是一位全面的現代知識分子

現代社會使得很多人成為片面或單面的人，使很多知識人墮落成為人格分裂的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蕭萐父先生是全面的人，是保存了古代遺風的剛正不阿的現代知識分子。他有強烈的現代意識而又有深厚的傳統底蘊，是集公共知識分子、思想家、學者、教師、學科帶頭人、文人于一身的人物。在歷史長河中，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短暫的，每個人的行跡、事業或許都只是滄海一粟、水漚泡沫，但中華民族的歷史不正是這些有血有肉、有為有守的普通人的集成么？

蕭萐父先生于1924年1月24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關切國事民瘼，思考世運國脈。在大學期間，他參加學生進步組織，發起、編輯《珞珈學報》。1947年在武漢大學發生的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時，他任武大學生自治組織的宣傳部長，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當年畢業后，回到成都華陽中學任教，同時并受聘為尊經國學專科學校講授“歐洲哲學史”，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積極參加成都地下黨組織的活動。1949年5月入黨，12月受黨組織委派作為軍管會成員參與接管華西大學，后留任該校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1956年進中央黨校高級理論班深造。同年，應李達校長的邀請回武漢大學重建哲學系，1957年正式調入武漢大學哲學系。“文革”期間，蕭萐父先生被定為李達“三家村黑幫”，橫遭迫害。雖經歷被抄家、挨批斗、住“牛棚”，但他矢志不改，在襄陽分校住牛棚放牛勞動改造的日子，他已開始《王夫之》一書的寫作、已開始對中國從明清之際到現代思想啟蒙之坎坷道路的思索。

蕭萐父教授是國際知名學者、我國著名哲學家與哲學史家。他是國家重點學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者與學術帶頭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他曾歷任武漢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國際中國哲學會國際學術顧問、中國《周易》學會顧問，國際道聯學術委員，國際儒聯顧問，中國文化書院導師等；長期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等校訪問、講學；在國內外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學術著作有：《吹沙集》三卷、《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要》、《吹沙紀程》、《明清啟蒙學術流變》（與許蘇民合著）、《王夫之評傳》（與許蘇民合著）等。主要編著有：《中國哲學史》上下卷、《哲學史方法論研究》、《中國辯證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等。晚年選部分論文與詩書，與夫人的畫合集，編為《蕭氏文心》（四種）。 1

蕭先生與夫人盧文筠先生

先生治學，首貴博淹，同時重視獨立思考，獨得之見。先生對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對從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貴的探索與卓越的貢獻。他會通中西印哲學，以批評的精神和創造性智慧，轉化、發展儒釋道思想資源。為總結歷史教訓，他從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意識切入，盡力突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引入螺旋結構代替對子結構，重視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強調普遍、特殊、個別的辯證聯結，認真探究中國哲學范疇史的邏輯發展與哲學發展的歷史圓圈。他與李錦全教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一書得到廣泛認同，累計印行了十余萬冊，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十多所學校采用，培養了兩代學人，被譯成韓文與英文，產生了廣泛影響。先生又以不斷更化的精神，由哲學史方法論問題的咀嚼，提出了哲學史的純化與泛化的有張力的統一觀，努力改變五四以降中國哲學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的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對中國哲學的史料任意地簡單比附、“削足適履”的狀況。

先生治學，宏觀立論與微觀考史相結合，通觀全史與個案剖析相結合，提出了兩個之際（周秦之際與明清之際）社會轉型與文化轉軌的概觀，提出并論證了“明清早期啟蒙思潮”的系統學說，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先生的原創性智慧表現在其學術專長——明清哲學，特別是王船山哲學方面。他以對世界文明史與中華文明史的多重透視為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作為我國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芽與源頭活水的觀點，受到海內外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影響甚巨。他的“啟蒙”論說實際上早已超越了歐洲啟蒙時代的學者們的單面性、平面化與歐洲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

對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傳統與哲學思想資源，蕭先生以寬廣的胸襟，悉心體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堅持殊途百慮、并育并行的學術史觀。他重視一偏之見，寬容相反之論，擇善固執而尊敬異己。他肯定歷史、文化的豐富性、復雜性、多樣性、連續性、偶然性及內在的張力，異質文化傳統的可通約性，古、今、中、外對立的相對性，跨文化交通與比較的可能性。蕭萐父先生還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界少有的詩人哲學家。他晚年一再強調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從容地探索Logic（邏輯）與Lyric（情感）的統一，并認定這一特質使得中國哲學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學實證的狹隘，體現出理性與感性雙峰并峙的精神風貌。

筆者（右）與蕭萐父先生

1958年至80年代初，蕭先生與唐明邦先生、李德永先生合作為本科生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自1978年招收碩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來，蕭老師先后開設了“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國辯證法史”、“明清哲學”、“佛教哲學”、“道家哲學”、“馬克思的古史研究”、“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等課程或系列專題講座，開啟了多個學術路向，為中國哲學史界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在長期的教書育人過程中，他提煉出了二十字方針：“德業雙修，學思并重，史論結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這是他對做人與治學之道的深刻總結。

作為知識分子的蕭先生，從青年時代開始，追求民主、自由，積極參加過40年代末的民主運動；一生坎坷，始終關心國家與人類的命運；從反右到文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既被批判又批判別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曾經目眩神移，迷失自我”；文革之后，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堅定地以批判與指導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而自命。他既繼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傳統，又吸納了西方現代價值；既正面積極地從文化與教育方面推動現代化，又時刻警醒現代化與時髦文化的負面，與權力結構保持距離，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覺與能力。晚年，他一再呼喚知識分子獨立不茍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導士人風骨，絕不媚俗，并且身體力行。他被褐懷玉，以浩然正氣杜絕曲學阿世之風，絕不為了眼前名利地位而摧眉俯身事權貴。蕭萐父先生具有人格感召力。

作為思想家的蕭先生，雖然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學術。他致力于發現與發掘中國文化思想內部的現代性的根芽，因而與持西方中心主義的啟蒙論者、食洋不化者劃清了界限；他發潛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歷代官方或所謂正統文化重視的哲學家、思想家，重在詮釋、弘揚在歷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價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與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劃清了界限，這就是“平等智觀儒佛道，偏賞蕾芽新秀”。他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樣性，努力發揮儒、釋、道及諸子百家中的豐富的現代意義與價值，特別是本土文化中蘊含的普世價值，并盡其可能地貢獻給世界。

簫先生（中）與武漢大學中國哲學教研室同仁

作為學者的蕭先生，堂廡很寬，學風嚴謹，所謂“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與同道、學生都盡可能做到“多維互動，漫汗通觀儒釋道；積雜成純，從容涵化印中西”。有人以為蕭先生屬侯外廬學派，但他晚年否定了這一點，他強調他的確受到過侯外廬先生的影響，但同時也受到過湯用彤等先生的影響，甚至受后者的影響更大。他曾檢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提法，認為那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蕭先生晚年更重視經學，曾與筆者多次詳談三禮，詳談近代以來的經學家，如數家珍。他也重視儒學的草根性，多次講中華人文價值、做人之道、仁義忠信等是通過三老五更，通過說書的、唱戲的等，浸潤、植根于民間并代代相傳的。

作為教師的蕭先生，一生教書育人，認真敬業，傾注心力；提攜后進，不遺余力。他對學生的教育，把身教與言教結合了起來，重在身教。他強調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晚年他對筆者談過青年學人的培養問題。有一次他對我說：你盡量給中青年提供各種機會與條件，如出國，晉級，享受特殊待遇等，多方照顧，到學校爭取一些利益，這是對的。但年輕人要經得起磨礪、坎坷，對他們不要溺愛，而應適當批評、敲打。他認為，做人比做學問更重要，現代仍要講義利之辨。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都要把根扎正。他下功夫培養各領域的學生，除了他的專長明清哲學之外，他還有意識地開拓了《周易》、儒學、道家與道教、佛教、現代中國哲學、出土文獻中的哲學等領域，培養了這些領域里的學術專才。他還鼓勵學生自愿選擇、從事政治學、管理學、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他一再主張甘坐冷板凳。

作為學科帶頭人的蕭先生，有著開放、宏闊的學術視野、杰出的組織能力，敏銳地把握海內外學術界的動態，讓本學科點的老師與同學拓寬并改善知識結構，通過走出去與請進來的方式，實現并擴大對外交流，虛懷若谷地向海內外專家請益。他有凝聚力，善于團結、整合學科點老、中、青學者，以德服人，尊重差異，照顧多樣，和而不同。他有全局的觀念與團隊精神，事事考慮周圍的人。如上所述，他很有學術眼光，深具前瞻性，開拓了若干特色領域。

作為文人的蕭先生，兼修四部，文采風流，善寫古體詩詞，精于書法篆刻，有全面的人文的修養與文人的氣質。他對分科過細的體制內的教育多有批評。

筆者（左）與蕭萐父先生

分別地看，蕭老師是知識分子、思想家、學者、教師、學科帶頭人與文人。然而蕭先生畢竟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是偉大的人師。我之所以要從這個視角去解讀蕭公，是因為我覺得文化界、大學教育界太多的所謂教授，包括本人在內，越來越不夠資格做知識分子、教師與文人，更不要說思想家、學者與學科帶頭人了。

在2008年8月30日的一次聚會中，我們心知蕭先生將不久于人世了，大家的神色都很凝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親口對我說：以蕭先生的學問與影響力，本省是對不起他的（按指本省常有意無意地忽略、漠視甚至壓抑蕭公）。我說：蕭先生屬于人類，屬于中國，不僅僅屬于他生活與服務了半個多世紀的本省。章先生又說：在一定意義上，像蕭先生這樣全面的知識人，將成絕響。9月23日，蕭師仙逝的頭七祭日，在告別儀式前，章先生接受記者采訪，慨然嘆曰：“蕭老師學貫古今中西，詩詞歌賦皆通，我很佩服他。他對真理的執著，對人格操守的堅持，對學術自由的追求和對學者尊嚴的維護，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風范、氣度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一代學人逝去，是為學殤。” 2 我覺得，章先生是蕭先生的知音，故引用他的評價作為本節結語。

二、蕭先生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解讀中包涵了“啟蒙反思”的意蘊

關于蕭先生的“明清早期啟蒙思潮”的內涵、意義與價值，陳來教授與高瑞泉教授的討論 3 極具啟發性。

1995年夏在波士頓大學出席國際中國哲學會

左起：陳來先生、蕭先生、杜維明先生與筆者

有的同志認為，今天思想界有關“啟蒙反思”的論說與蕭先生的“明清啟蒙思潮”的論說是針鋒相對的。我的理解恰恰相反，我認為兩者恰好具有一致性。在一定意義上，蕭先生的啟蒙觀或啟蒙論說包涵了“啟蒙反思”的意蘊。蕭先生并未照抄照搬西方啟蒙時代的理論，也沒有照抄照搬“啟蒙反思”的理論，而是從中國思想文化的歷史與現狀出發，從健康的現代化（特別是人的現代化）出發，作出了深刻的反思。誠然，他堅持啟蒙論說，反對取消、解構啟蒙的看法，不同意把啟蒙心態視為“有問題的心態”。4 然而實際上，蕭先生強調的“啟蒙”，內涵十分豐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啟蒙”所能包括的。我在本文中特別要談談我本人過去忽略的方面，近年來我已開始重視全面地理解蕭先生的啟蒙論域。 5

第一，蕭先生的啟蒙觀的要旨，是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自己的現代性的根芽，強調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現代性。他主張的是中國式的啟蒙，是中華文化主體的彰顯，而不是全盤西化與全盤式的反傳統，他駁斥了中國自身不能產生現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見，這就疏離、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也就蘊含了“啟蒙反思”。

1987年，蕭先生說：“中國的現代化，決不是，也決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對于多元的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作一番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文化組合和文化重構。因此，就必須正確認識到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現代化的內在歷史根據或‘源頭活水’，也就是要找到傳統與現代化之間的文化接合點。這是目前應當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6 蕭先生不希望繼續陷入中西對立、體用兩橛的思維模式之中。

他認為，所謂啟蒙，是中國式的人文主義的啟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體性的，走別人的路。1983年，他在其名篇《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中開宗明義：“中國是否曾有過自己的哲學啟蒙或文藝復興？如果有，它的歷史起點在哪里？經歷了什么樣的特殊道路？” 7 蕭先生思考的中心是在中國多種思想資源中尋找什么樣的思想資源作為接上現代化的基礎或起點。他所尋找的是中華民族自我批判、自己走出蒙昧的16世紀泰州學派等新動向，特別是17世紀明末清初一大批思想家與文化人的思想異動。故他強調的是“中國有自己的文藝復興或哲學啟蒙，就是指中國封建社會在特定條件下展開過這種自我批判。” 8 他的關鍵性的思路是“從我國17世紀以來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歷史接合點。” 9與西方思想家視西方啟蒙為絕對、普遍的立場，絕然不同。

蕭萐父先生

1986年，蕭先生說，“特別是要意識到對外開放所含蘊的我們民族要自我振興在文化上所面臨的艱巨任務和歷史責任。既要擺脫近代史上曾有過的‘中體西用’、‘全盤西化’、‘本位文化’之類的老框框，又要反對失去主體的自卑思想。正確的主體思想來自歷史創造活動，來自對歷史形成的文化現實及其發展的正確理解。我們這個民族既有自己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又在歷史上曾經成功地消化了外來的文化因素……我們繼續著17世紀以來的歷史行程，正在更自覺、更深廣也更有選擇地吸取、消化西方文化及其發展的新成就。如果我們能夠樹立正確的主體思想，在一個新的基礎上把它們融會貫通，讓人類創造的文化信息在中國‘聚寶’，經過重新創造再反饋出去，那將對人類文化的新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10 很明顯，蕭先生主張在寬容開放中不失其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蕭先生論證“中國式的人文主義思想啟蒙”，探索“中國式的思想啟蒙道路的特點”。 11 他特別重視“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學而強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消化西學，重建“中華文化主體”。 12 在本土文化中，例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那里，就孕育著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胎兒。

晚年的蕭先生特別指出：“早期啟蒙說”的深刻的理論意義，首先在于“駁斥了國際上普遍存在的中國社會自身不可能產生出現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義偏見，有力地證明了中國有自己內發原生的早期現代化萌動，有現代性的思想文化的歷史性根芽。”“一部中國史，并非如西方學者所說‘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在中國人當中，并不缺乏對于公開地自由地運用其理性的權利的追求，任何否認中國人同樣應該享有人類的普遍價值、把中國人看作‘天生的奴隸’的種族論的觀點，都是完全錯誤的。” 13

第二，蕭先生的啟蒙觀，特重非西方民族與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之體認，批駁了西化派否定中國有自己的哲學、有自己的認識論的看法，批評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的意涵。這恰好是“啟蒙反思”的題中應有之意。

蕭先生肯定“中國文化要走自己的路”與“尋根意識”，強調“‘無形的根’，那就是‘中國文化中的真道理’，即具有普遍價值的民族精神，乃是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源頭活水”；“西方文化的道路和模式卻并不是絕對的和唯一的……西方現代文化是歐美各民族文化的現代化，仍然是民族性和個性很強的東西，盡管其中寓有世界性的要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現代化要走自家的路（但不脫離人類文明的發展大道），并不是錯的。文化的民族主體性的問題，確乎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14

筆者（右）與蕭萐父先生

他說：“長期以來流行一種見解，即認為中國哲學注重倫理學，著重講修身；而西方哲學才注重認識論，著重講求知……應當突破歐洲近代實證論者的狹隘觀點，看到哲學史上提出過的認識論問題。” 15 這不僅是對馮契先生的肯定，也表明他自己的學術徑路與工作重心。蕭先生十分重視中國哲學史上的認識論，曾下功夫研究了漢魏之際、明清之清的認識論問題。他很重視中國先哲“察類”“明故”“求理”的過程與特色，又重視辯證思維。他指出：“需要重新審視中國古代辯證理性思維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民族智慧中的辯證思維，既區別于印度，又不同于希臘，而有其自身的歷史特點和邏輯發展……作為認識成果的辯證法，也同樣表現為一系列范疇和規律在歷史上的依次出現并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得到理論總結……歷史上的辯證法的認識成果，是多層次、多側面的，并非完全表現為哲學理論形態，而是以不同程度的抽象、多種形式的范疇表現于各種思想文化的史料之中。” 16 他重視史家、兵家、農家、醫家、天學、數學及政論、文藝評論和學術史觀中的辯證智慧。

蕭先生批評西化思潮，特別是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對本土哲學智慧的漠視與曲解：“到了近代實證科學思潮興起并傳入中國以后，一種以解剖學為基礎的嶄新醫學及其形而上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開始拒斥傳統的中醫學，中醫學的基礎理論被認為違反實證科學而陷入困境，《周易》也被看作充滿神秘象數的一座迷宮而無人問津，中醫與《周易》的會通關系漸趨疏遠了。”“在中國，歷史地形成了醫易之間互相會通的文化傳統。三才統一的宇宙模式，動態平衡的系統思想，以陰陽五行為核心的范疇體系，乃是醫易相通的邏輯基石。” 17 他對古代醫學與易學中蘊藏的有機整體、動態平衡、生命信息、生理節律等予以高度肯定。

對于氣論與傳統思維，對于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蕭先生有很多發明，又特別發揮王船山詩化哲學與歷史文化慧命，指出：“船山多夢，并都予以詩化。詩中夢境，凝聚了他的理想追求和內蘊情結。”“船山詩化了的‘夢’，乃其人格美的藝術升華。”“船山之學，以史為歸。……通過‘史’發現自我的歷史存在，感受民族文化慧命的綿延……” 18 他對道教、禪宗等的思想方式與人的胸次、境界、性靈的關注，都與西方近代理性主義、實證主義、科學主義不可同日而語。

他對西方從16世紀以來的“科學—理性”主義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從維柯到法國百科全書派，從黑格爾到摩爾根、孔德、斯賓塞等所持的普遍主義的、單線演化論的觀點予以揚棄。 19 以上表明，蕭先生的啟蒙論說，恰好超越了西方從啟蒙時代到康德的啟蒙論說，包容了今天“啟蒙反思”的內容。

三、蕭先生的“人論”超越了啟蒙時代的“人的重新發現”

蕭先生說：“啟蒙，是15世紀以來世界歷史的主題。啟蒙的核心是‘人的重新發現’，是確立關于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和自由的人類普遍價值的公理，特別是確認每一個人都有公開地自由地運用其理性的權利，并且以人道主義原則為人類社會至高無上的原則和普世倫理的底線，反對任何形態的人的異化。在全世界范圍內，這一歷史進程至今也沒有完結。” 20 蕭先生在具體討論“人的發現”時，時時突破了這一范圍。

由于蕭先生有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蘊，又處于今世，故他的啟蒙觀，尤其表現在對天與人的關系，人的終極信仰，人與自然，以及有關人的全面性、豐富性的闡揚上。人不是單面的人，人不只是個體權利、利益、智力的集合體；啟蒙也不意味著個體權利、知性與個性自由的無限膨脹；這不僅與近代西方啟蒙理性的“人的覺醒”不同，而且包涵了批評人類中心主義，批評工具理性與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蕭先生的啟蒙論說包涵了“啟蒙反思”。

蕭先生揭示了《周易》哲學中科學易與人文易的價值，尤指出后者“超越占卜迷信之外的神道意識，對宇宙人生終極意義的追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窮理盡性’、‘原始反終’，圣人以此‘齋戒’、‘洗心’、‘退藏于密’的精神家園……往往涵蘊于‘人文易’的深層義理中，諸如宇宙既濟而未濟，大化生生而不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莫不言簡意深，值得珍視。” 21 蕭先生探討“人文易”，使之與“民族魂”相聯系，并借以批判啟蒙理性，特別是工具理性。他指出：“人所面對的理世界，既有理性（工具理性）所認知的實然之理，也有心靈（價值意識）所感悟的應然之理。兩者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但卻永遠不能互相代替……‘剛柔相錯’所展示的‘天文’，屬于工具理性所認知的客觀物象及自然知識的實然之理，但人總是按一定的社會需要和價值理想去‘觀天文、察時變’，其目的和意義便離不開人文意識中應然之理的指向；而作為人類文明的根本標志，‘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和理論重心，構成‘人文易’的豐富內涵……內蘊于民族文化深層中的價值取向與精神動力，是民族傳統中最有活力的文化基因，可以長期影響乃至支配一個民族的普遍心理素質和文化走向。” 22

蕭先生發揮了王船山《周易外傳》中“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的思想，肯定人與天地的貫通，并在此基礎上認同儒家的人禽之辨、華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 23

蕭先生書法作品

蕭先生通過對唐君毅哲學的討論，肯定以人的道德理性、精神自我來界定人的本性、本質，旨在超越物質現實與自然生命，反對自然主義、功利主義。蕭先生肯定唐君毅，“首先是道德自我的建立……確立了自貴其心的個體獨立人格及其自覺追求真善美等理想的價值，反對了重物輕人、重外輕內的各種拜物教及人的異化，且與梨洲、船山同調，高揚耿介不阿的‘豪杰精神’。其次是人文精神的闡揚。這是把道德自我作為精神主體的合乎邏輯的展開，歷史地總結中西人文思想的成就和異同，肯定了中國文化（包括哲學智慧、道德理想、藝術精神、人格境界、宗教意識等等）的精神價值，提出了通過中西文化的洞察和返本以開新，展示未來人類文化（自由、民主、和平、悠久等人文理想）的前景，并寄望于中國傳統人文精神的發展能夠融攝西方之科學、民主與宗教的精神精華，以創建一理想的人文世界。以上兩個層面，頗與傳統的內圣與外王、明體與達用、成己與成人等致思程序相應。最后是文化價值的哲學升華。這是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系統反芻，對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的進一步了解之后……將哲學系統擴展為以整個生命存在和心靈活動為基礎，對人類文化的各種價值形態，對人類哲學的各種義理，進行哲學心靈的遍觀和升華，即其最后完成的‘心有三向’、‘心通九境’的系統理論……”；“約而言之，從道德自我之建立到人文精神的闡揚，再進到文化價值的哲學升華，圍繞著人，開展出人生、人心、人性、人格、人倫、人道、人極、人文的多層面慧解……君毅之學，人學也。” 24 我之所以長段引用以上原文，是因為蕭先生借解讀唐君毅的哲學闡揚了自己對“人”的全面、多樣的理解，這種理解當然超越了西方啟蒙時代對人的理解的褊狹性。

蕭先生對徐復觀思想的闡揚，重視其對周初“憂患意識”的抉發，指出：“這種人文精神，以‘敬’為動力，以‘德’為目標，以‘成己成人’的社會義務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和應盡之責，因而是一種自覺的道德理性……認定性善說是通向人的終極價值和安身立命的橋梁，是確定人的尊嚴和人與人相互信賴的根據。故由‘性善’說可以推廣為‘仁政’說，確定人民的好惡為指導政治的最高準繩，即中國思想史中以道德主體性為基礎的最高的民主政治精神，只是缺乏民主制度的構想。” 25 蕭先生特重徐先生對傳統思想資源，主要是儒道資源中的自由精神、人格自由的詮釋，最后指出：“他（指徐復觀，下同）在孔孟儒學中發掘出道德自律與人格獨立的主體性原則，他在莊學、玄學中又發掘出審美觀照與藝術自由的主體性原則。他既肯定人不僅是道德主體，而且是藝術主體，也就承認了主體的多元化，人還可以作為獨立的認知活動的主體，政治與經濟活動的主體，科技與宗教活動的主體等……他力求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亦即主體自由的精神，高度自覺的憂患意識，不為物化的人道之尊。這是現代化價值的生長點，是傳統與現代化的接合處。” 26 蕭先生在對徐復觀的討論中包含有如下思想要點：人是全面的人，具有多元主體性；具體的現代人可以通過學習傳統儒道思想資源，吸取“不為物化的人道之尊”；而且說這就是現代價值的生長點，是傳統與現代化的“接合處”。

筆者（左）與蕭先生、章開沅先生（右）

蕭先生多次談到人的有限性，人的缺失、弱點，人對自然與超自然的敬畏等，他不僅重視人文，尤其尊重、重視天與天道，尊重、重視地或自然，重視天地與人的貫通，重視世界上與本民族之大的宗教傳統，全面理解個體人與天、地、他人、萬物的關系，自身身體與心靈的關系。因為在中國哲學文化中，儒釋道資源中，人文不與宗教、自然、科學相對立。由上即知，蕭先生的現代“人論”是很豐富的，這才是“人”的真正的“再發現”。

四、蕭先生的啟蒙：既走出中世紀，又走出現代性

康德是在啟蒙運動與宗教改革之后，在當時的德國而不是法國的背景上談啟蒙的。康德所謂“啟蒙”即人要有勇氣擺脫不成熟的狀態，勇于自己去運用自己的理性。康德哲學包涵有人就是理性、理性就是人的看法。 27 啟蒙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理性的普遍性的高揚。啟蒙理性與科技的片面發展或所謂現代性帶來人的異化，人的整全生命的被肢解，人變成了理性的工具，人變成了物化的對象，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主體，人喪失了自己的全面性。

針對康德“什么是啟蒙”的問題，福柯在二百年后解釋，啟蒙即是“出路”。蕭先生也是主要探討“出路”的。據韓水法研究，這種解讀意涵著：“啟蒙既不是一個凌駕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純粹的運動，也不是人類的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一個族類對另一個族類，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教化。每一個個體作為自為者都是啟蒙的主體；與此同時，每個主體對于任何一個主體都可以是，或者應當是一個批判性的主體……他本身就承荷啟蒙和驅動啟蒙。” 28

蕭先生（右）與方克立先生（左）會見謝和耐、汪德邁（左二）

杜維明指出，與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不同，西方近代的人文精神“并不能把人擺在宇宙大化的格局中來討論，它只是把人當作一個與自然異化、與天道異化而獨立出來的一種浮士德式的人。也就是說，這種人的特點在于，為了得到新的經驗、新的真理、新的價值、新的成功，即使要出賣我的靈魂也在所不惜。無疑的，這樣一種精神表現為‘以動力橫絕天下’，它雖成就了鬼斧神工，繁興大用，以至鑿鑿然不知其何所止境。但是它只是一種氣命之伸展和周納，而無托體之基，無精神歸路，其結果當然也為人類帶來很大的災害。” 29 胡治洪總結杜維明的看法：“西方‘原子式’的個人主義、突出抗衡與制約關系的民主及工具理性和科學主義，即為啟蒙理念系統的核心與實質。這一系統發展出一種強勢的人文精神，但卻是人類中心主義的、排斥性的人文精神……” 30

蕭先生與杜維明先生（左）

如前所述，蕭先生對于西方近代以來的個人主義、片面民主、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等給予了系統批判，對傳統人文精神與西方人類中心主義的人文精神的差別有系統的論說。

蕭先生的思想、精神中有顯隱之兩層，顯性的是“走出中國中世紀”，隱性的是“走出西方現代性”，這兩層交織一體，適成互補。我們對蕭先生的思想，不能只突出其任何一面、一層。蕭先生主張“兩化”，“即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和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要把‘全球意識’與‘尋根意識’結合起來。” 31 他批判了理性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生態災難與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歷史的虛無主義與道德價值的相對主義。他強調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當代中國倫理共識的重建，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化中國”的討論。

筆者（右）與蕭先生、羅伯特教授（中）在波士頓

蕭先生也多次參與國際性的“文明對話”，他一貫充滿了文化包容意識與多元開放心態，擺脫東西方中心主義。他說：“對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擺脫東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閉思考模式，走向多元化，承認異質文化的相互交融”；“東方與西方有共有殊，東方各民族之間、西方各民族之間也各有同有異。” 32 他主張尚雜、兼兩、主和的文化觀，在差異、矛盾、對立中互動。這些方法也包含著“走出中國中世紀”與“走出西方現代性”的兼有、差異與互動，一體兩面之交叉互動。當然，他的主要思路是，只有從現代性才能走出現代性。

綜上所述，蕭先生通過對文革的反省，針對國家、民族文化（特別是政治文化）建設的現實、緊迫問題，著力于西方啟蒙理性與啟蒙價值的引入，特別是發抉中國傳統中與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過功夫的明清之際思想家們的新思想萌芽等）。但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蕭先生是一位東方、中國的有底蘊的知識人，其論說啟蒙的時代又是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的開端，在現代性的弊病暴露無遺之際。在這種背景下，由這樣一位中國杰出的詩人哲學家，一位生命體驗特別敏銳的思想家來論說啟蒙，其啟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啟蒙主義的內容，而恰恰超越了啟蒙時代的啟蒙精神，包涵了諸多反思啟蒙或啟蒙反思的內容。他實際上有著雙向的揚棄，意在重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看不到這一點，那就恰好低估了蕭先生的思維水平與他的啟蒙論說的意義。

五、蕭先生學術的多面相與人才培養

蕭先生的學問是博大的而不是偏枯的。明清之際學術思潮只是蕭先生的一個領域，絕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氣象，這當然是指他的心胸、意境，也指他在理論建構上與學術上的多面相。他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理論與歷史的功底，能融會貫通。他的理論貢獻在啟蒙論說、傳統反思、哲學史方法論與中國哲學史及辯證法史的架構等方面；他的學術貢獻在于他深度地、極有智慧地探討了中國哲學史的多個面相，在經學（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漢唐、明清、現代等斷代哲學史的研究上，他有創新見解，又開辟領域，培養人才，使之薪火相傳。

關于《周易》，蕭先生考察了易學分派，提出了“科學易”與“人文易”的概念，傾心于“人文易”，指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提示“人文易”內蘊的民族精神包括有時代憂患意識、社會改革意識、德業日新意識、文化包容意識等，重視反映人文意識新覺醒的近代易學。

關于儒家，蕭先生肯定了《禮運》大同之學，孟子的“盡性知天”之學以及分別來自齊、魯、韓《詩》的轅固生的“革命改制”之學，申培公的“明堂議政”之學，韓嬰的“人性可革”理論“皆屬儒學傳統中的精華；而子弓、子思善于攝取道家及陰陽家的慧解而分別涵化為《易》、《庸》統貫天人的博通思想，尤為可貴。” 33 他肯定《易》《庸》之學的天道觀與人道觀，指出：“所謂‘至德’，并非‘索隱行怪’，而只是要求在日常的社會倫理實踐中堅持‘中和’、‘中庸’的原則，無過不及，從容中道；這樣，在實踐中，‘成己’‘成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就可以達到‘贊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體，尊德行，合內外，儒家的人道觀體系也大體形成。” 34 蕭先生闡釋了儒家的儒經、儒行、儒學、儒治的傳統及其多樣發展，特重對儒學的批判與創造轉化。

關于佛教，他透悟佛教哲學的一般思辨結構（緣起說、中道觀、二義諦、證悟論），重視解析其哲學意義，對佛學中國化過程中極有影響的《大乘起信論》（他有《釋譯大乘起信論》專書），對慧能，對《古尊宿語錄》（他參與點校《古尊宿語錄》），對禪宗的證悟論都作過深入研究而又有獨到的見解。

蕭先生朗誦詩篇，李錦全先生準備和詩

關于道家與道教，他對老子、莊子，對道家人格境界與風骨、隋唐道教、黃老帛書都有精到的研究。我在舊作中曾寫到，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術界“涌動著一個當代新道家的思潮，蕭萐父是其中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是熱烈的理想主義者，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的入世關懷。他在90年代倡導‘新道家’，當然與他的際遇和生命體驗不無關系。他是一個行動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他的生命，儒的有為入世和道的無為隱逸常常構成內在的緊張，儒的剛健自強與道的灑脫飄逸交織、互補為人格心理結構。要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風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與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對儒、道的取向又確有差異。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對儒學的真精神采取寬容的態度，也不妨礙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濃烈的儒者情懷，他所批評的是儒學的負面與儒學的軀殼。” 35

關于漢至唐代的哲學，他對秦漢之際，對楊泉、魯褒、何承天、劉禹錫、柳宗元等都下過功夫。

關于明清之際哲學思潮，是他的專長。他全面深入地研究了這一思潮的全盤，把這一段哲學史作為一個斷代，作為哲學史教材的一編予以凸顯并細化，又特別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黃宗羲、傅山等個案。他是當之無愧的王夫之專家和明清之際哲學的專家。

關于現代哲學思潮，他研究了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諸流派及其他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潮方面，他對李達、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馮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方面，他對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唐君毅、徐復觀等人作了深入研究，他還研究了梁啟超、劉鑒泉、蒙文通等學者的思想與學術。

他還開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較研究領域，支持了楚地簡帛的研究等。

筆者（右）與蕭萐父先生

蕭先生培養了很多學生，這些學生在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的各領域繼續跟進他的開拓，予以補充或深化。他也鼓勵他的學生按個人的興趣向科技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傳播學發展。據個人不完全統計，他最早的弟子是許蘇民；他與李德永、唐明邦老師合作培養的碩士研究生有：童鷹、宮哲兵、董建橋、高廣、蕭漢明、蔣國保、李漢武、劉春建、吳方桐、李維武、黃衛平、舒金城、郭齊勇、鄧紅蕾、張鐵勇、柴文華、余金華、蕭洪恩、田文軍、徐水生、呂有祥、趙陽、梁雋華、何建明、李煉、李大華、鄭潮波、別祖云、金光鴻、陳紅兵等。他培養的博士研究生有：李維武、郭齊勇、甘萬萍、吳根友、徐水生、龔雋、劉惠文、鄧名瑛、劉澤亮、朱哲、李大華、閔樂曉、王仲堯、高華平、張志軍、鄧輝等。

蕭先生的精神遺產是非常豐富的，本文不免掛一漏萬。從以上我們簡述他的學術思想的諸層面與人才培養中，我們不難發現，他處處閃耀著活力與智慧，他的開拓精神，嘉惠學苑，啟迪后生，帶動一片。他常常說：集諸家之長，走自己的路。在學習諸家方面，他常常向教研室、博碩士研究生推薦國內外老中青學者的論著，充分肯定別人的成就，虛心向學術界的師長、朋友甚至青年學習。他的開放心態、博大氣象及貫通百家的學力，令人敬仰。他有很強的學習的能力，永遠保持著學術上的朝氣、敏銳與激情。他對學生重在培養、薰染、提升其學習與繼續學習的能力，引導他們健康地成長，認真地做人做事。

注釋：

1 參見吳根友等撰：《訃告》；又請參見郭齊勇：《史慧欲承章氏學 詩魂難掃璱人愁——蕭萐父教授學述》，載蕭漢明、郭齊勇編：《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國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田文軍：《錦里人文風教永詩情哲慧兩交輝——蕭萐父教授學術生涯掠影》，載郭齊勇、吳根友編：《蕭萐父教授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見朱玲等：《蕭萐父遠行 珞珈師賢少一人》，《楚天都市報》，2008年9月24日A08版特別報道中的“各界評說”欄。

3 參見陳來：《歷史自覺和文化主體》，《讀書》，2008年第5期；高瑞泉：《芳情不悔說啟蒙——讀蕭萐父<吹沙三集>、<蕭氏文心>等著作的體會》，《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8年第5期。這是2008年有關蕭先生思想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成果。

4 蕭萐父：《自序》，《吹沙三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頁。

5 參見郭齊勇：《蕭萐父先生文選序》，載蕭著《蕭萐父文選?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

6 蕭萐父：《文化反思答客問》，《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73頁。

7 蕭萐父：《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1頁。

8 蕭萐父：《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5頁。

9 蕭萐父：《文化反思答客問》，《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7頁。

10 蕭萐父：《對外開放的歷史反思》，《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8頁。

11 蕭萐父：《文化反思答客問》，《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60、61頁。

12 蕭萐父：《活水源頭何處尋》，《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90--91頁。

13 蕭萐父：《“早期啟蒙說”與中國現代化》（與許蘇民合作），《吹沙三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6、48、49頁。

14 蕭萐父：《辨異?自主?尋根》，《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37頁。

15 蕭萐父：《通觀全過程，揭示規律性》，《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31頁。

16 蕭萐父：《<中國辯證法史稿>弁言及后記》，《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72-573頁。

17 蕭萐父：《<醫易會通精義>序》，《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85-591頁。

18 蕭萐父：《船山人格美頌》，《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24-427頁。

19 參見蕭萐父：《“早期啟蒙說”與中國現代化》（與許蘇民合著），《吹沙三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0頁。

20 蕭萐父：《“早期啟蒙說”與中國現代化》（與許蘇民合著），《吹沙三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0頁。

21 蕭萐父：《易蘊管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14—115頁。

22 蕭萐父：《易蘊管窺》，《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116—117頁

23 參見蕭萐父：《王夫之辯證法思想引論》，見蕭先生主編的同名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9頁。

24 蕭萐父：《論唐君毅之哲學史觀及其對船山哲學之闡釋》，《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51—552頁。

25 蕭萐父：《徐復觀學思成就的時代意義》，《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99-500頁。

26 蕭萐父：《徐復觀學思成就的時代意義》，《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03-504頁。

27 參見康德著、何兆武譯：《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28 韓水法：《啟蒙的主體》，廣州：《開放時代》，2008年第5期，第113頁。

29 東方朔整理：《杜維明學術專題訪談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04頁。

30 胡治洪：《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162頁。

31 蕭萐父：《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與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66頁。

32 蕭萐父：《古史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拓展》，《吹沙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467、466頁。

33 蕭萐父：《儒門<易><庸>之學片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94頁。

34 蕭萐父：《儒門<易><庸>之學片論》，《吹沙二集》，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98—99頁。

35 郭齊勇：《史慧欲承章氏學 詩魂難掃璱人愁——蕭萐父教授學述》，載蕭漢明、郭齊勇編：《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國文化的昨天、今天、明天》，北京：東方出版社，1994年，第45頁。

校對：張志強

圖片：謝遠筍

編輯：王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