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連坐”讓我想起了上學時的經歷，老師面容嚴肅地講課，突然有個同學接了他的話茬。
這位老師上課除了他說話，不允許任何人發出聲音。
他兇狠地掃了教室一圈，問誰說的。聲音在教室里回蕩，出于恐懼，無人應答。
他一連問了三遍，見還是鴉雀無聲，就讓我們全班集體罰站了一節課。
我當時無比怨恨那個不敢承認的同學，覺得他害了全班人，也害了我這個聽話的學生。
但現在想想，覺得自己當時的怨恨對象錯了，不該恨同學，是那位老師處理方式太簡單粗暴了。
類似的經歷，我相信不少人都在上學期間經歷過。
“連坐”的厲害之處不僅在于可以威懾犯罪，還在于可以起到孤立犯罪分子，瓦解親密關系的作用。
在古代，“連坐”正式成為法律條文，要從商鞅說起。
商鞅確立了“什伍連坐”制度，軍隊中五人為一伍，十人為一什；戶籍以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
一人犯罪整個什伍都要被牽連治罪，而且懲罰相當嚴格。
“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一方面是嚴懲，一方面是獎勵告密者，鼓勵人們照顧揭發。
這樣做的效果十分明顯，秦國治安不僅大為改善，還直接加強了對人們的管控，整個國家的動員力遠超其他諸侯國。
因為連坐與告密在強化治安的同時，摧毀了周朝賴以立國的宗法制度，將人們從家族和親密關系中抽出來，重新編號，變得原子化，只能聽從國家的號令，統一行事。
儒家作為周文化的推崇者與法家爭鋒相對。
葉公告訴孔子，他的鄉里有個人，父親偷了羊，他就去舉報了他父親，葉公覺得這個人很正直。
孔子說，我們那正直的人和你們不一樣，父親為孩子隱瞞，孩子為父親隱瞞，正直就在這里面。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孟子看法與孔子類似，他曾經舉例，舜的父親犯了錯，舜作為君主是應該盡到自己的職責，但他首先是一個兒子，他最好的做法是辭職，背著父親逃跑。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顯然不能為法家接受，韓非痛斥儒家是不服從管教的亂民，害蟲。
為什么孔孟不主張親屬之間揭發？因為一旦親屬之間開始相互揭發，互相為敵，整個社會的倫理基礎將蕩然無存。
家庭瓦解，親屬、朋友反目，人人自危、冷漠，任何過錯都可能會無限放大，只為自保和獲得獎勵。
沒有了人性和道德支撐的秦國最終滅亡是理所當然的。
“親親相隱”思想在我國現行法律中也有體現。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在證人出庭作證方面，規定了不得強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到庭質證。
無論是孔孟的思想，還是我國目前法律的規定，都不是在鼓勵犯罪，而是從更高的層面上考慮倫理道德對社會的作用，法律本身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回到這幾天特別火的話題，一人犯罪，影響三代合理么？
過年的時候，村里的喇叭大聲吆喝，誰敢燃放鞭炮，以后孩子升學、找工作、參加都會受影響。無疑抓住了人們的“軟肋”。
雖然，我國現行法律沒有“連坐”的相關規定，但是在入編、考公、參軍、升學的政審中，都會審查有無家屬犯罪的情況。
此規定有當年“出身論”的味道，也有“連坐”的影子。
一個人為什么要為自己沒做過的事情承擔責任？作為子女，他可能本身就是犯罪的受害者，再去限制他的工作，豈不是二次傷害？
有人說，作為罪犯家屬的肯定受到過相應好處，為此也要懲罰他。
這樣想，當然有合理性，但在操作上難度極大，當事人知情么？如何鑒別？
牽連了子女，會不會導致他怨恨社會？犯罪者有沒有可能出獄后報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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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羅翔老師所言，如果每個人都像羅爾斯設想的那樣降下“無知之幕”，假設自己在某一天，晝夜奮戰，離理想的工作只有一步之遙，卻因為從未謀面的父親而喪失了機會，你愿意么？
“罪責自負”和“無罪不罰”是正義的底線，也應該成為我們認可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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