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政策解碼 | 科學引領未來五年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

　　由“推進”到“加快”，二字之變，定下了整個文件的基調和未來五年農業農村的發展方向

　　在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引領下，“十五五”農業農村工作更加強調高質量發展，重點任務也體現出三個特點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賈雯靜

　　2026年6月2日，國務院印發《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十五五”規劃》（下稱“規劃”）。這是“十五五”專項規劃中首批獲準發布的領域之一，距“十五五”規劃綱要發布兩個多月。

　　規劃明確兩階段目標：到2030年，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穩步提升、脫貧攻堅成果持續鞏固拓展、農業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取得重要進展、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加快建設、城鄉融合發展實現新突破；到2035年，鄉村全面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現代化基本實現，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農業強國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十五五”“三農”施工圖由此鋪開。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趙長保表示，與《“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相比，此次規劃既保持了農業農村現代化戰略部署的連續性，又充分體現了新發展階段的新形勢、新要求。是發展視域的拓寬，更是一次全局性的戰略升維，體現了規劃的前瞻性、科學性和戰略性。

農機手駕駛收割機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會亭鎮一良種繁育基地內收割小麥（2026 年 6 月 5 日攝） 新華社發（王高超攝）

　　新理念定向 回應時代要求

　　從“十四五”的“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到“十五五”的“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由“推進”到“加快”，二字之變，定下了整個文件的基調和未來五年農業農村的發展方向。

　　這種“加快”，是黨中央立足我國“三農”發展階段，統籌過去與未來作出的精準研判與科學決策。

　　“加快”的底氣，源于“十四五”階段農業農村筑牢發展根基。

　　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劉景景介紹，過去五年間，我國糧食產量躍上1.4萬億斤新臺階、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4%、全國規模以上農產品加工企業營業收入近18萬億元、截至2025年底農村公路總里程超過470萬公里、行政村5G通達率超90%……這為“十五五”時期實現從基礎夯實向加速提質的跨越創造了制度、產能、科技等條件。

　　時間不等人。

　　一方面我國發展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加快步伐能在變局中更多掌握主動權。具體到農業領域，人口結構變動引發村莊規模和功能出現分化，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深度滲透重塑農業生產經營與鄉村治理模式，糧食供需格局、氣候變化等外部因素，對農業生產結構與資源配置等都提出全新考驗，需要積極應對。

　　另一方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直接牽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實現進程和質量成色，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整體水平。”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涂圣偉表示。

　　在具體推進方法上，注重系統集成、政策協同和整體推進。東北大學城鄉社區建設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李玉恒介紹，規劃提出“一體推進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這比過往文件中常見的“統籌”“協調”更進一步，“一體推進”更突出二者的整體性與協同性，政策導向更加鮮明，表述更為有力。

　　基于此，規劃設定的目標也更具剛性：從“十四五”提出的“取得重要進展”，升級為“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取得重大進展”。涂圣偉表示，這“兩個基本”目標和“重大進展”的表述，與以往不同，清晰傳遞出在關鍵窗口期內提速攻堅的決心。

　　立足三維度 錨定發力坐標

　　在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引領下，“十五五”農業農村工作更加強調高質量發展，重點任務也體現出三個特點。

　　一是提質強基，將科技創新作為重要引擎，推動農業發展動力由要素投入驅動向新質生產力驅動轉變。

　　趙長保介紹，目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依然偏低，科技進步貢獻率距離農業現代化國家還有較大差距，農產品精深加工、農文旅融合發展仍需提升，農業存在產業鏈條短、附加值低的結構性矛盾，農業產業支撐農民群眾持續增收的穩定性不足。

　　加之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先進制造等前沿技術交叉融合，催生孕育農業新質生產力，為農業增長模式轉換提供了條件和可能。

　　在此背景下，農業新質生產力、數字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等成為規劃的重要內容，明確“十五五”時期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要取得重大突破、把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取得重要進展的目標，配套落地舉措并設置專項專欄。

　　比如，規劃首次將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作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戰略任務，提出培育壯大農業領域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再如，規劃專門設置“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一章，系統部署農業科技原始創新、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種業振興、先進適用農機裝備創制以及智慧農業建設，并專門實施“人工智能+農業”行動。

　　“這表明，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先進制造等新一輪科技革命成果正在加快融入農業發展全過程，農業新質生產力已經由理念倡導進入系統布局階段。”趙長保表示，其背后的考量，是順應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加快塑造農業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不斷提高農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更加堅實的科技支撐。

　　二是以深融合破局，統籌城鄉發展，助力城鄉關系從輸血走向造血，從幫扶走向融合。

　　趙長保表示，與城市相比，目前農村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還存在短板，城鄉居民收入絕對差距仍然較大，要讓農民就地過上現代文明生活，鄉村建設的任務比較重。

　　城鄉差距的背后，是“人、地、錢、業”四大結構性矛盾交織疊加。農村人口持續外流導致空心化加劇，土地資源閑置與低效利用并存。“加快城鄉要素良性互動，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成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和現實選擇。”趙長保說。

　　對此，推動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成為規劃中的重要舉措，提出到2030年城鄉融合發展實現新突破。“政策取向正從以城帶鄉，轉向城鄉融合、要素平等、協同共生的雙向互動。”李玉恒說。

　　具體任務上，提出推進縣域經濟和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加強縣域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統籌，推動縣域基礎設施一體化規劃建設管護，完善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保障長效機制……

　　規劃還首次提出實施農村現代生活條件補短板工程。要求逐步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完備度、公共服務便利度、人居環境舒適度，推動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創造鄉村優質生活空間。

　　三是以守底線托底，確保糧食安全、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政策取向更加務實、更加穩健。

　　南京林業大學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強介紹，一方面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穩定供給。隨著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變化，農業供需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凸顯。不僅要保證數量，更要提高綜合生產能力，應對資源環境約束、極端天氣和國際市場波動等挑戰。

　　另一方面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李玉恒表示，脫貧地區，尤其是原深度貧困地區，農戶的生計發展韌性尚需增強，自然災害、市場波動及健康風險等現實挑戰需要注意。

　　與此同時，“隨著傳統增收空間逐漸收窄、動能減弱，如何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是一個長期課題。”高強說。

　　針對此，規劃前兩部分聚焦糧食安全和防止規模性返貧致貧“兩條底線”，提出增強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推進農產品供給結構優化和質量效益提升、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強化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并設定到2030年糧食綜合生產能力達到1.45萬億斤左右的約束性目標。

　　提出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精準做好監測識別，健全常態化精準幫扶政策體系，分層分類幫扶欠發達地區。要求強化開發式幫扶，常態化開展“志智雙扶”行動，深入實施“萬企興萬村”行動，把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作為欠發達地區的幫扶單元，繼續給予集中支持。

　　明辨四對關系 把準落實路徑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三農’工作的深度、廣度、難度都在不斷提高，接續做好‘三農’工作，需要處理好以下幾對關系。”趙長保說。

　　一是守正和創新的關系。“三農”工作是壓艙石和戰略后院，應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認識其重要性。該守的底線紅線必須堅決守住，該擔的政治責任必須堅決扛起來。充分發揮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依靠改革創新破解難題。

　　二是快和慢的關系。相對工業、城市來說，“三農”是慢變量，推進工作特別是涉及土地、耕地等農民基本權益的工作，一定要慎之又慎，保持歷史耐心，給農民留足退路。同時，改變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對滯后的局面，鄉村產業發展、鄉村建設也應保持一定速度。無論快還是慢，歸根結底要尊重農民意愿、保護農民利益。以這一點為原則來確定各項工作的節奏，宜快則快、宜慢則慢，讓農民群眾可感可及。

　　三是硬件和軟件的關系。多年來中央優先保障“三農”領域投入，一批重大工程項目落地見效，農業農村基礎設施明顯改善。與基礎設施等硬件相比，城鄉之間在人才、文化、服務、治理等軟件方面的發展差距同樣需要關注。如何“引育留用”全鏈條培養鄉村人才，挖掘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內涵，幫助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管理能力，推動鄉村公共服務體系、治理體系更好適應鄉村人口變化，需要在制定具體工作舉措時認真思考。

　　四是頂層設計與因地制宜的關系。隨著各地農業農村現代化深入推進，不同地域的發展水平、主導產業、支持政策、治理方式等方面差異性越來越大。規劃明確了全國面上的方向目標和重點任務，這是對未來五年“三農”工作的頂層設計，各地需不折不扣貫徹落實。在符合規劃部署的前提下，各地應進一步細化實化本地區的具體舉措，針對實際情況明確工作方案、推進辦法，明確路線圖、施工表，不能“上下一般粗”，這樣才能把規劃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