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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銓。圖源: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官方網站
文 | 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原載《讀書雜志》第20期,作者授權發布
4月30日,我參加了由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聯合主辦的李金銓教授追思會,盡管因為各種因素,我只能線上參加并發言,卻仍舊被深深地觸動了,這或許是我迄今參加的最肅穆、莊重而深沉的一場追思會,除了各方線上線下代表致辭和自由發言外,追思會播放了跟逝者有關的視頻短片,也讓現場參與者逐個上前面對逝者遺照敬獻一支或一束花,背景音樂哀而不傷,都是逝者生前喜歡的古典音樂。借由這場追思會,我們這些之前熟悉或陌生的學人聚集在一起,分享了共同或個別的記憶,獲致了對于李老師的縱深而真切的理解。
在兩岸三地甚至國際傳播學界,李金銓先生都是泰山北斗級別的一代宗師,他對于傳播學的歷史脈絡和全球視野的深度闡釋,我曾經在其晚年代表作《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的書評里略有闡釋:
“《傳播縱橫》縱橫捭闔,以空間為坐標,以時間為脈絡,以華人傳播學與報刊史研究的現狀、發展與出路為運思的聚焦點,可謂苦心孤詣地構建了一種開放而人文的傳播學研究體系。”
對于我這樣一個本科就讀于新聞學專業,后來又曾經在一所師范學院新聞系任教過兩年后轉入史學研究的學人來說,李老師的學術和人格為我確定了一種典范和境界。簡言之,此前我幾乎在大陸新聞傳播學找不到任何一個學者堪稱治學為人之典范者,更別提學術溢出新聞傳播學的門墻而產生一種公共效應,直到我因為偶然的機緣結識了李金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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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畢業留校任教,三年后基于博士論文的書稿《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為例》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經由業師許紀霖教授的推薦,我認識了其時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的李金銓先生,那時候他創設的“中國大陸青年新聞傳播青年學者到訪項目”已經運行了好幾年并在學界形成了良好口碑。我申請了2011年4月份的訪問項目,得以第一次到香港訪學,并且由李老師擔任我訪學期間的指導教授。
那是我初次見到李老師,總體感覺可以用如沐春風來形容,李老師講話不疾不徐,從容不迫,往往在談笑風生間四兩撥千斤,點撥我們這些年輕學者治學路上的門徑與命門。在香港訪學與李老師和其他“多友”(多聞雅集訪問項目的學術共同體成員的互稱雅號)相處一月,尤其是幾次長談,讓我認識到新聞傳播學這個年輕的學科盡管稚嫩,但學術前景廣闊,更需要年輕一代學人殫精竭慮地給它注入新的生命。如果說長期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的大陸新聞傳播學需要一個精神和知識上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而那些受此負面影響的青年學者和學生需要一個自暗中照亮學術盲區的“燃燈者”的話,那么金銓老師當之無愧。他的國際學術視野(他曾長期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任教)與自覺的方法論意識、他出入東西文明之間而對兩者的批判性的省思(集中體現在他早年成名作《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他對近代中國新聞歷史人物的洞察與書寫(主要呈現在他主編的兩冊會議論文集《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典型的既受過中國文化傳統(包括儒家和佛學等)的熏陶,又長期沐浴在西方學術文化與現代文明之核心地帶的知識人的人格魅力,就構成了多聞雅集這個學術共同體“內在的靈魂”。正是他在我學術生命關鍵期的臨在和教誨,讓我意識到自己對新聞傳播學有太多的偏見和定見,這偏見和定見其實也正透露了我轉身到歷史學以后“挾史自重”的虛驕和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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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香港城市大學大學訪學跟李金銓老師和學友行山合影
2012年,我的第一本書《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出版后,李老師以學界前輩的身份撰寫了一篇長篇學術書評,對拙著有贊有彈,這篇學術書評先后在上海《書城》(分為上下期連載)和臺北《思想》刊出,對于將我的學術研究成果介紹給對這段民國知識人歷史感興趣的公共知識界自然有著不容輕忽的作用,對于讓中國大陸甚至海外治現代中國報刊史的同人了解我的學術工作,并進而讓我跟他們建立學術聯系和對話,也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李老師這篇書評里,我看到的是在中國大陸稀缺的嚴肅而真誠的學術批評,他對于我的公共輿論與知識群體的研究如何進一步深化提出了極具啟發性的建議:
“唐著說要辨析關鍵詞的意義,其實他用的還是樸素閱讀的老辦法,使文本的意義在閱讀中跳出來,并找到內在聯系。這是不可或缺或取代的步驟,但如能用一種‘話語分析’的方法進一步解讀,主題應該更鮮明有序,更有系統,層次更分明。”
而對于這本小書,可能在史學界與新聞傳播學內部的報刊史學界起到的作用,也表達了極為真摯而熱切的期待:
“在中國,新聞史寫作最需要提倡樸實的學風,嚴格的訓練,講究用問題意識、邏輯推理和經驗證據,從點到線到面到結構,鋪陳并呈現有意義的歷史圖像。學子切勿一下子就跳到‘史論’,史實貧瘠,贅論滿篇,事情沒有搞清楚就‘微言大義’起來了,實在不是很好的學風。本書作者本科念新聞,后轉攻歷史,再從事新聞史研究,現在回饋給新聞史界,也算是飲水思源的‘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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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作者在川西與李金銓老師合影
縱觀李老師的學術寫作,就會發覺他的公開而坦率的學術批評精神是一以貫之的,比如他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的文章《過度闡釋公共領域》對于德國學者瓦格拉、葉凱蒂夫婦套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來解釋現代中國的公共文化空間的“食洋不化”和“削足適履”有著極為嚴厲的批評。這種批評對于崇洋媚外的中國大陸學界無異于當頭棒喝和醒世良藥。
如今追慕和念想與李老師生前交往的點點滴滴,卻都是一些讓人感慨不已的場景與細節。或許因為是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史的緣故,而李金銓老師又懷抱著一顆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天下情懷,所以我們之間的閑聊往往是圍繞現當代中國的知識人如胡適、儲安平、劉賓雁、余英時等展開。李老師生前常常引用朱熹的一句話來鞭策后學: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他在學術與文化的新舊之間、中西之間全無芥蒂自由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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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師與他香港城市大學的友人張隆溪教授等組織有一個書評討論會,2013年李老師建議書評討論會邀請我去城市大學報告《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的主旨與研究心得、局限等,那一次,我得以面對香港城市大學以及其他大學的同人,公開地報告這本書的研究緣起、問題意識、方法視野和主要學術觀點等,而由李老師做了當面的學術點評,其他學者也紛紛發表看法。
這次書評討論會,讓我在線下體會到何為真正的學術批評和學術討論,以及何為真正的學術和知識共同體。一言以蔽之,必須要有嚴肅、多元而平等的學術討論和對話,在多元互動之中照亮彼此的學術盲點,學者要養成將他人的嚴肅批評當作是真正的學術尊重的自我意識。我在研究生時代曾經撰寫過一篇針砭大陸學術界的隨筆《學術批評的潛規則》,對于中國大陸學術批評的圈子化、等級化、單向度化、形式主義等進行了細致的剖析,而香港城市大學的這次書評討論會,讓我切身地體會到了學術批評的真義。可以說,李老師是身教重于言傳,他深知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常常在日常交往之中金針度人點石成金。在其后主編出版的《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金銓老師將我博士論文的一節《清議、輿論與宣傳——清末民初的報人與社會》放在在書稿導論之后的第一章,而我其實并未參加這個主題的學術會議,由此可見,李金銓老師栽培和提攜后學之不遺余力。
如今來閱讀《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由李金銓老師撰寫的序言《報人情懷與國家想象》,不僅思前想后感慨萬千。這篇導論充分展現了李老師對于中國歷史文化如何向現代轉型,尤其是知識分子文化的各種問題的深入思考,可以說是一篇包含著若干碩博士論文選題的“寶藏”,在問題意識、學術路徑、思想資源、價值立場等多個層面呈現了李老師縱橫四海而又收放自如的學術氣象。我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開設面向全校或文史哲同學的通識課《現代中國傳媒與知識分子》,每次授課都會推薦閱讀李老師主編的《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和《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每次都會有新的感受和發現,而學生更可以從這兩本書體驗到何為真正一流的人文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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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李金銓老師一向認為做學問的人視野要開闊,關切要真誠,方法要得當,情懷要適度,這樣做出來的學問才是有著生命體溫和學術縱深的真學問。2016年四月(李老師去世也是四月,四月真如詩人艾略特所言是一個殘忍的季節)我邀請了李金銓老師到華師大的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一個講座,主題是關于美國主流國內與國際傳播研究的再反思,李老師在該次講演介紹了他卓有創見的“內卷化”和“孤立化”的學術概念。對于中國歷史學界和新聞傳播學的報刊史學界而言,如何在面對一堆經驗性的事實和碎片化的歷史的時候提煉出一個具有解釋力的統攝性概念,這是一個極有挑戰性的學術命題,而李老師以他自己的學術實踐和“道成肉身”展現了這種從歷史到概念、從事實到理念、從碎片到整體如何躍升的可能路徑。
在我看來,李金銓老師是真切地意識到了大陸新聞史學界的敝帚自珍甚至故步自封畫地為牢,而希望以一己之力將橫亙在史學界與新聞史學界之間的隔離墻推到,希望形成一種彼此照亮雙向奔赴的學術氣氛。他是這樣思慮和籌劃的,也是這樣以實際的舉辦跨學科會議、主編論文集、提攜和指引這兩個領域的青年學人的方式來推動消除學科殄域。
史家楊國強在縱論晚清人物時曾指出,湘軍領袖曾國藩是義理、事功與辭章三者兼備的晚清最后的士大夫,而淮軍領袖李鴻章則用人不重人品,而只看才藝和能力,縱使是人品低劣之人,只要有一技之長也可以為他所用。當我們討論學界人物的時候,我們往往首先著重學術之推進與創獲,以及學者在此治學過程中所展現之學術人格的光輝,可當我們在這場為了告別的聚會緬懷李金銓教授的時候,我們除了感念其學術跨越中西兩界的通透與深刻之外,更讓我們不能忘懷的他晚年重返香港以雄才大略搭建的兩岸三地青年學者切磋學術砥礪人生的“多聞雅集”(青年傳播學者訪問計劃的雅稱)之學術烏托邦,這個項目從2005年開始,至今已經二十年惠及200多個青年學人。
這些青年學人主要分布在中國各地大學的新聞傳播院系,個別成員棲身在傳媒一線和歷史學界,以“多聞雅集”為無形學府,以李金銓老師為靈魂紐帶,以“友直友諒友多聞”為交往準則,構建了當代中國一個串聯起傳播學者的最佳平臺。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這個項目在四月和五月會分別邀請七八位學者訪問城市大學,食宿都由該項目安排,在一個月的緊湊時間里會安排學術講座、座談、論壇,參觀香港鳳凰衛視等,行山、聚餐等各種精彩紛呈的活動,讓從天南地北匯聚到又一城的青年學人徹底地松弛下來,在一個陌生而友善的共同體中間打開自己,聯結他人,構成彼此支撐相互照亮的關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金銓老師仿佛是一個燃燈者,他的知識、智慧和人格仿若“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
李老師如月印萬川一般,他會記住每個訪問學者的姓名、研究領域和學術個性,他甚至會記住每一個多二代(指多聞雅集訪問項目學人的孩子一代)的姓名和喜好。他有一種奇特而不可思議的人格魅力,讓每一個人都真切地跟他發生個別的聯結,或者用《小王子》里的語言就是羈絆和馴服,這是一種深度的精神聯結和內在關聯。他向我們展現了即凡而圣的可欲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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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銓老師在武漢大學
因此,環繞在李金銓老師的周圍,你從來不會覺得自己僅僅是千千萬萬朵玫瑰中的平淡無奇的一朵,也不會是成千上萬只狐貍中間的普通一員,他會讓你覺得你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和學術潛能,他像學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助產士一樣,讓那些沉淀在我們精神生命的深處而未被開掘的元素突然間有一種蓬勃的生命力釋放出來。我想,這是多聞雅集這個無形學府最深沉的奧秘,而李金銓老師就像一個奇幻而具有卡里斯馬魅力的魔術師一樣具有無可替代的位置。李老師曾在《傳播縱橫》序言吐露心聲:“多友們熔友誼和學術為一爐,已蔚然形成一所風格獨特的‘無形學府’(invisible college)”。
如今回想跟李老師相處的時光,那也正是新冠疫情前的黃金歲月,比如在內蒙錫林格勒草原的縱馬、蒙古包外的烤全羊、成吉思汗陵園的觀摩、響沙灣的風沙蔽日、川西長坪溝的自然風景、深夜登臨四姑娘山頂旅館的奇遇、都江堰旁邊的喝茶閑聊、從南京到揚州的旅行大巴上的暢談,在大運河的夜航船上的談心,在鑒真博物館草坪上跟孩子們的嬉笑等,這一切就如同一幀幀蒙太奇般的電影鏡頭閃回在眼前,也回蕩在心靈深處,這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我的真生命。奧地利文學家茨威格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曾這樣寫道:
“在一個民族中,總要有上百萬人的存在,一位天才人物才能從中走出;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總要有上百萬個無關緊要的時刻流逝之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節點、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刻才會顯現。”
毫無疑問,李金銓老師在新聞傳播學界就是一位這樣的集傳統中國的君子人格和西方世界的紳士文化于一身的天縱之才,他留下的文章和著作,他開創的事業,他清雅自持而溫潤如玉的人格,他春風化雨潤人無聲的魅力,都會穿越時光的淘洗而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熠熠閃光的永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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