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全球島嶼最多的國家，那么問題來了

東盟外長會議上，中美高層互動釋放出的新信號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長期被視為對華鷹派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晤后罕見強調保持溝通、避免誤判，其表態為何出現變化？這是特朗普政府外交策略的階段性調整，還是美國對華政策正在趨于務實？

與此同時，圍繞南海、中印關系以及日本外交的一系列新動向，也折射出亞太地區戰略格局正在發生微妙變化。美國為何一邊釋放緩和信號、一邊繼續在南海問題上施壓？中印關系是否迎來改善契機？日本又為何不斷試圖借地區熱點提升自身存在感？

本期《兩岸圓桌派》邀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副主任高志凱、臺灣資深媒體人唐湘龍，圍繞東盟外長會議釋放的外交信號，深入解讀中美關系的新變化、亞太戰略博弈的新趨勢，以及地區秩序演變背后的深層邏輯。

翟翾：日前，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出席東盟外長會議期間，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舉行了會晤。會后，魯比奧公開表示：“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國家，如果雙方不能保持正常關系，將是不負責任且危險的。”他還強調，保持對話、避免誤判，對于維護全球穩定至關重要。

這一表態引發了不少關注。因為在外界的印象中，魯比奧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政壇立場鮮明的對華鷹派人物，而此次不僅整體調門明顯趨于緩和，也沒有提及特朗普近期所謂“中國干預美國選舉”等相關言論，與以往的強硬姿態形成了鮮明反差。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魯比奧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化？這是外交場合中的一種策略性表態，還是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已經出現了新的調整和思考？

唐湘龍：好，我認為首先要從特朗普本人的價值觀，以及他對全球事務的基本立場談起。

一般而言，在政治分析中，人們往往將特朗普歸為務實主義或現實主義的代表。但無論如何概括，他最核心的邏輯其實非常明確，就是一切以利益為導向，講究成本與收益，不會做賠本生意。

至于魯比奧，我們在觀察這個人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一點：千萬不要把修辭上的變化，誤認為是立場上的軟化，這完全是兩回事。

事實上，魯比奧在公開表態上的措辭調整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這種變化并非源于他擔任國務卿，而是出于配合特朗普整體外交布局的需要。

我們都知道，特朗普對于今年5月的北京之行表現得相當積極。從他當時的公開言論和整體狀態來看，能夠明顯感受到他對這次訪問抱有較高期待。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國務卿的魯比奧，也需要配合特朗普整體的外交節奏，在公開場合采取更加克制、更加緩和的表述方式。但這種修辭上的調整，并不意味著他的對華立場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

從政治背景來看，魯比奧一直帶有非常濃厚的美國建制派色彩，也是特朗普身邊最具建制派背景的核心幕僚之一。雖然出任國務卿之后，他在涉及中美關系和中國議題時，整體表態都比較中規中矩，盡管他本人至今仍在中國的制裁名單上，但無論是國務院發布的對華戰略評估，還是與王毅外長會晤、同中方通話，抑或是他本人公開談及中國時，基本都保持了外交禮儀和分寸。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禮貌并不等于立場軟化。外交場合的禮貌，很容易體現在措辭上的緩和，但這只是修辭上的調整，并不是立場上的改變。

這就像一個人，我們常聽說“肝硬化”，卻從來沒聽說過“肝軟化”。它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同樣，魯比奧也可以看作是一位政治立場已經高度固化的政客，他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軟化”。所謂的軟化，基本上都是階段性的、策略性的、技術性的調整。

換句話說，當這種階段性、策略性、技術性的調整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時，他就會選擇這樣做。而當前正是這樣一個階段，因為美國很快將迎來中期選舉。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適度調整公開表態的方式，更符合特朗普政府整體的政治和外交需要。

第二個因素，就是中美高層互動的整體安排。

習近平主席預計將于秋天訪問美國，這很可能成為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布局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與此同時，特朗普后續還計劃再次訪問中國，并參加在深圳舉行的APEC峰會。我們知道，從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他對于APEC這類多邊機制的興趣并不高，甚至一度表現出希望減少參與的傾向。

因此，如果今年APEC主辦權不是由中國承擔，特朗普很可能采取類似去年在韓國參加相關活動時的方式——專程與習近平主席會面，進行幾個小時的交流，然后迅速離開，而不會長期參與APEC會議。

但今年情況有所不同。由于中國作為東道主，APEC峰會又在深圳舉行，加上中美關系調整、國內政治周期等多重因素疊加，特朗普參與此次峰會的可能性明顯提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魯比奧作為美國實際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卿，當然需要為這些重要外交節點做好準備，包括協調中美溝通、安排高層互動。這些都是國務卿職責范圍內的重要工作。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魯比奧近期在對華表態上的調整，更多是服務于特朗普政府當前外交布局的現實需要，而不能簡單理解為美國對華戰略立場發生了根本變化。

第三個因素，是魯比奧本人面對當前中美競爭格局時所處的現實環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無論是美國國內輿論，還是我們經常引用的皮尤研究中心相關民調，都反映出一個變化：在一些國際比較指標中，中國的國際形象、全球信任度以及公眾評價正在發生變化，甚至在部分指標上超過美國。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對于自身領導力的評價也面臨一定挑戰。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魯比奧今天如果要繼續單純采取強硬姿態，對中國進行高調對抗，實際上也并不容易。

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于中美競爭基本格局的判斷。千萬不要因為魯比奧近期語氣有所緩和，就認為他的立場發生了根本變化，更不能認為他的“政治立場已經軟化”。

如果用一個比喻來說，魯比奧更像是一位已經“立場固化”的政治人物。我們常聽說“肝硬化”，但不會說“肝軟化”，因為它是一個單向過程。同樣，魯比奧的政治立場并不存在所謂真正意義上的“軟化”。他現在表現出來的調整，更多是階段性的、策略性的、技術性的變化。

當這種調整符合美國當前利益時，他就會采取更加克制的表達方式。比如此次在馬尼拉期間，雖然魯比奧仍然需要配合菲律賓方面，就相關議題發表一些立場性的言論，但在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以及雙方互動過程中，他至少表現出了更加謹慎、不愿意突破外交底線的態度。

這種變化，對于中美關系而言，并不是意味著美國對華戰略發生改變，而是意味著雙方在外交層級上維持了一種更加平等、更加正常的互動狀態。

所以，魯比奧現在所做的，并不是“軟化”，只是讓中美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外長層級以上，都維持在一個平起平坐的位置上而已。

翟翾：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魯比奧近期的一些表態，似乎有一定的逢場作戲的感覺。

目前，不少媒體也在分析魯比奧面臨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他長期以來主張通過競爭甚至遏制的方式應對中國；另一方面，特朗普近年來也多次釋放希望改善中美關系、推動雙方高層互動的信號。

這種復雜的政策環境，也體現在一些具體議題上。例如，在伊朗問題上，魯比奧此前曾公開肯定中國在反對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維護國際航運安全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些變化？從魯比奧近期的一系列表態來看，是否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內部正在形成一種更加務實的對華思路？未來，在中美競爭的大框架下，雙方是否可能在一些全球性議題和熱點問題上，在保持競爭的同時，開展有限合作？

高志凱：關于魯比奧國務卿近期在中美關系以及其他國際問題上的一系列表態，我認為可以概括為一個明顯變化：他已經從過去較為極端的對華強硬立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調整。

這種變化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雖然魯比奧現在貴為國務卿，但特朗普總統本人對于重大外交事務始終擁有主導權。特朗普對于重要外交議題有非常明確的個人判斷和政策取向，因此，作為國務卿的魯比奧，更多承擔的是執行特朗普政府外交決策的角色，而不可能在重大問題上公開與總統形成對立。

第二，魯比奧自身身份的變化也非常重要。過去，他是一名美國參議員，可以更多從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角度發表強硬言論；但如今，他已經成為美國國務卿，身份和職責完全不同。

如果有人問他：“你現在對中國的態度為什么比過去溫和？這是否意味著你改變了立場？”他的回答可能會是：過去我是參議員，現在我是國務卿，面對的問題不同，承擔的責任也不同。所謂“此一時，彼一時”，這個身份轉變本身就會影響一個人的政策表達。

第三，任何一位美國國務卿，在真正負責美國外交事務之后，都必須更加現實地認識國際力量格局，尤其是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

他會意識到，中國是一個無法被簡單對待的重要國家。如果一味采取對抗和打壓的方式，實際上既難以實現目標，也不符合美國自身利益。

因此，無論是因為魯比奧需要執行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還是因為他從參議員轉變為國務卿后，所承擔的職責發生變化，抑或是因為他在實際處理外交事務過程中，對中國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這些因素都會促使他的表態更加務實。

特朗普本人其實也越來越清楚，單純依靠強硬手段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比如在伊朗問題上，美國投入了大量資源，但最終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效果。這也會促使美國重新思考如何處理與大國之間的關系。

所以，魯比奧現在的變化，與其說是個人立場的徹底轉變，不如說是在現實政治和外交職責約束下，做出的政策調整。

魯比奧對中國政策的看法，取決于他所在的位置。紐約時報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美國當前面臨的一系列外部和內部壓力。

首先，烏克蘭問題已經持續消耗美國以及整個西方的大量資源。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希望至少維持中美關系的穩定，避免在全球范圍內同時面對更多不確定性。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也存在潛在風險。比如人工智能產業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投資泡沫，如果未來出現破裂，甚至引發新的金融危機，美國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

我的一個判斷是，如果美國未來再次發生重大金融危機，真正有能力在關鍵時刻提供幫助的國家并不多，而中國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期間，中國就曾通過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能力，為全球經濟穩定發揮重要作用。

因此，無論是魯比奧國務卿，還是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團隊，在處理中美關系時，都要保留一定的戰略空間。這并不是說雙方關系會發生根本轉變，而是在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美國需要避免把所有選擇都堵死。

所以，我們看到魯比奧近期在處理中美關系時表現得更加謹慎、更加務實。一方面，他需要執行特朗普政府對于中美關系的整體判斷；另一方面，他也必須基于現實力量對比，重新評估如何處理中美關系。

當然，未來如果魯比奧再次競選總統，他是否會重新展現過去更強硬的政治立場，這是另一個問題。但就目前作為國務卿的魯比奧而言，他呈現出的，是一個受到外交職責和現實政治約束后的、更為客觀的形象。

翟翾：高老師，我想進一步請教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美國對華政策呈現出更加務實的趨勢，是否可以說是現在美國的整體國力已經不容許它再這么囂張跋扈了，它必須面對自己內政非常多的問題。換句話說，美國是否是在認識到中國已經不再接受過去的施壓方式、同時自身國力有所削弱的情況下，不得不重新回歸務實的外交路線？

高志凱：我認為，務實其實是美國對外政策中的一個重要特征。當然，像特朗普總統這樣的政治人物是否缺乏足夠的務實精神，或者一些反華仇華敵華的政客不知好歹，推動一些錯誤的政策，這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從歷史經驗來看，自朝鮮戰爭（中國稱為抗美援朝）之后，美國歷屆政府在處理對華關系時，實際上都有自己的戰略考量。他們希望在競爭中維護自身利益，但同時也會避免過度激怒中國，因為美國并不希望與中國再次陷入大規模的陸地戰爭。因此，無論兩國關系如何變化，美國在對華政策中始終存在一定程度的克制與現實主義考量。

最近來看，由于中國造船能力的大幅提升，美國也不愿意與中國陷入一場海上軍事競爭，更不希望爆發直接的海軍沖突。在空中力量方面，情況同樣如此。中國近年來持續推進先進航空技術的發展，而美國的下一代戰機項目仍處于研發階段，雙方在軍事技術領域的競爭態勢正在發生變化。此外，中國在導彈技術、反隱身能力等領域也取得了顯著進展，這使美國在制定對華軍事戰略時必須更加謹慎。

從隱身轟炸機、遠程打擊能力等多個維度來看，美國目前并不希望與中國發生任何形式的戰爭。至于核戰爭，更是雙方都無法承受的災難性后果，因為核沖突最終可能導致兩敗俱傷。因此，我一直認為，中美之間存在一種避免沖突、尋求和平共存的現實基礎，也可以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和平”。

我希望特朗普總統能夠聽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魯比奧國務卿也能夠聽明白高志凱的意思，中美之間不能打仗，不是中國弱、不想打，也不是因為中國怕這個仗，而是因為一旦中美發生戰爭，無論對中國還是美國而言，都將付出巨大的代價，甚至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所以中美之間只有一條正道，那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平”。盡管美國依然強大，創新力也還在，但其國力已今非昔比，如今更缺乏能夠有效扭轉頹勢的強有力手段。

很多人認為，美國憑借當前人工智能的發展趨勢，未來一定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我認為這種判斷并不完全準確。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美國目前推動的人工智能發展路徑，很大程度上仍然以閉源模式為主。我在國際上一直說：“人工智能閉源必敗，人工智能開源必勝?！币虼耍F在美國內部實際上也存在一定分歧：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究竟應該堅持閉源路線，還是進一步推動開源生態建設？

　2023年11月7日，參觀者在烏鎮互聯網醫院體驗智能一體機，并與醫生進行視頻連線。 新華社記者黃宗治 攝

另一方面，美國近年來越來越重視所謂“Physical AI”（具身智能），也就是將人工智能應用于實體領域，例如機器人、無人機等，這代表著人工智能從數字世界進一步走向現實產業。

但當人工智能進一步走向實體產業時，中國的優勢就更加明顯。因為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制造體系，這為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基礎。我目前人在舟山，看到的就是中國產業力量向海洋領域的延伸，也能夠明顯感受到中國制造業與海洋產業發展的活力。

中國現在發電量世界第一，是美國的2.5倍，工業用電量是美國的6倍。與此同時，中國還計劃進一步提升發電能力，未來發電能力還要翻一番。從這個角度來看，一方面是能源生產能力的持續提升，另一方面是能源傳輸能力的不斷增強。無論是高壓輸電，還是海底輸電，中國都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所以，從這些方面來看，美國在評估未來競爭格局時，必須認真掂量中國這種實實在在的產業力量。而且，中國經濟規模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達到美國的135%；如果按照官方匯率計算，中國經濟規模也僅次于美國。

但是我一直認為，雖然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約是6.8比1，但人民幣升值到6.3比1，在2026年、2027年實現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假以時日，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會進一步擴大，并可能遠遠超過美國。馬斯克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規模到本世紀中葉將達到美國的兩倍。我認為，他提出這一判斷，應該是經過自身思考和計算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歐盟有一位領導人曾經說過，他們發現特朗普總統是懂禮貌的，只不過特朗普總統到了中國會表現得有禮貌，到了歐洲則有所不同。

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今年5月特朗普總統對中國進行重要訪問，同時他也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今年9月對美國進行重要訪問。因此，2026年可能會成為中美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年份。這樣的高層交往，為中美關系提供了一個基本穩定的底線，使雙邊關系不至于進一步惡化。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高層溝通，我希望中美雙方能夠取得更多實質性的成果。

另外，美國當前實際上也需要中國的幫助。美國一方面強調要限制與中國的聯系，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能否長期持續，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美國目前面臨諸多挑戰，我認為，如果美國未來人工智能領域的泡沫發生破裂，可能會引發一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金融危機。到那個時候，我相信特朗普總統會醒悟過來，魯比奧國務卿也會醒悟過來，財政部長貝森特也會醒悟過來，他們環顧四周，只有中國能夠救美國，這是鐵打的事。

翟翾：我們順著高老師剛才的話繼續展開。實際上，目前中美兩國高層似乎都在積極管控雙方分歧，但在具體執行和一線處理中，不同層級的人員可能仍然存在不同的判斷和考量。正如剛才唐老師提到的“肝硬化”這個比喻一樣，中美關系中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并不會因為短期溝通而自然軟化，這個比喻確實非常傳神。

我們看到，魯比奧在此次會晤中多次強調保持溝通的重要性，但與此同時，在南海問題上，他也提到會持續向中方提出相關關切。然而，就在此次會晤前幾天，美國國務院院刊仍然發布署名文章，對中國的南海政策提出批評和指責。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美國正在采取一種“兩手策略”？一方面釋放緩和信號，希望保持溝通與穩定；另一方面又沒有放棄傳統的戰略施壓方式。唐老師，您如何理解美國這種一邊尋求穩定、一邊持續施壓的做法？未來中美之間真正的核心分歧，又可能主要集中在哪些領域？請您分析一下。

唐湘龍：我覺得，魯比奧作為一個國務卿，美國國務院或者說他所代表的美國外交和地緣政治立場，他講什么，對中國來講已經沒有那么重要了。特別是涉及中國的問題，無論怎么樣，他都會說那一套話。

相反，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美國為什么不斷把焦點放在南海問題上？因為在臺海問題上，美國現在越來越使不上力，所以才會把更多注意力放到南海。南海面積不小，占太平洋面積的4%，同時又是重要國際航道的穿越點。此外，在這個區域內，不要說過去一直被討論的海底能源開發，還有各種礦產資源勘探，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戰略吸引力。

你想，以特朗普這樣一個到處“搶油”、到處“搶錢”的政府，它對資源和利益高度敏感。就像中國古語所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不是因為你做錯了什么，而是因為你擁有重要的資源和價值，就可能成為別人關注甚至爭奪的對象。因此，美國對南海問題持續關注，本質上反映的是其自身戰略利益的考量。只要美國的戰略目標沒有發生變化，它對中國南海政策的批評和指責就不會停止。

但是，我們需要留意兩點。第一個方面，剛好今年菲律賓是東盟輪值主席國，我認為菲律賓在南海問題升溫這個話題上有很強的操作因素。作為輪值主席國，在外長會議召開之前，你看菲律賓就表現得非常躁動：會議開始前，在仁愛礁搞一搞；會議接近結束的時候，又在黃巖島搞一搞。

它實際上是在通過媒體傳播，用一種“賣慘”的方式，讓自己處于一個弱勢位置。同時，也是在為魯比奧講話創造一個背景——讓他身后有一個貼滿繃帶、像貼著“狗皮膏藥”一樣的菲律賓形象。

但是你會發現，當他們針對所謂南海仲裁十周年，開始拉幫結派、重新炒作所謂規則和主張的時候，實際上反映出來的是一種虛弱。因為和十年前相比，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影響力已經下降了。

畢竟，除了美國和菲律賓之外，東盟11個國家里面，至少有一半國家和南海問題有關。但是這11個國家里面，除了菲律賓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公開呼應美國關于南海仲裁案十周年的相關主張。

東盟整體的沉默，對于菲律賓來說，真的是太打臉了；對于美國來說，也同樣是太打臉了。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左）與印度外長蘇杰生（中）握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一旁觀看。美聯社

第二個方面，就是今天圍繞所謂南海問題的各種主張。當年的南海仲裁，不僅否定了中國在南海的相關島礁主張，也全面否定了中國的九段線。那么菲律賓要怎么說？美國又要怎么說？其實沒有必要因為他們說了什么，就一直耿耿于懷。

我一直認為，中國也應該認真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從來不會去指涉美國的墨西哥灣？美國在加勒比海地區部署第四艦隊，在墨西哥灣這樣的區域長期行使自己的影響力。甚至特朗普上臺之后，還直接推動將“墨西哥灣”的名稱改為“美國灣”?，F在你在谷歌搜索墨西哥灣，旁邊甚至需要加注“美國灣”。對于自己家門口如此廣闊的海洋空間，美國所行使的霸權，已經持續了100多年，甚至接近200年的時間。

那么，今天中國和菲律賓圍繞菲律賓所稱的仁愛礁、黃巖島等問題產生爭議。菲律賓為什么能夠在國際輿論場上獲得一定優勢？因為菲律賓畢竟是英語國家，也是美國過去的殖民地。它使用英語，就像印度一樣，在面對西方媒體、西方社會、西方輿論機構以及西方政治人物時，天然擁有溝通上的優勢。

語言實際上是國際輿論中形成拉幫結派的重要因素。當語言相通的時候，菲律賓在尋求西方認同、表達自身訴求時，當然比中國更容易獲得傳播優勢。這和一個國家國力大小還不一定是最相關的。

今天菲律賓向美國“哭訴”、進行“賣慘”，美國當然會有所回應。因為菲律賓曾經是美國的殖民地。菲律賓先后經歷了西班牙300多年的殖民統治，以及美國半個世紀左右的殖民影響。因此，菲律賓這個國家的發展形態和社會特質，我認為實際上是一個高度亞洲化的拉丁美洲國家，也可以稱之為“拉丁亞洲”。

它在很多方面呈現出非常強的拉丁化特征，與中南美洲國家甚至沒什么差別。中南美洲同樣經歷了西班牙數百年的殖民，以及美國長期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因此，菲律賓所表現出來的一些國家特征，與中南美洲國家存在相似性。

但是，美國今天不斷介入南海島礁主權爭議，不斷對相關問題發表意見，本質上還是因為南海是中國最重要的戰略腹地之一。這個戰略腹地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海洋空間本身，也體現在航天發射、航空母艦基地、核潛艇基地等多個戰略領域。因此，美國對南海問題持續關注，背后反映的是其對中國戰略空間的關注。

美國當然希望在南海地區，以其所謂“規則”以及“自由航行”的名義，繼續保留進入和介入的空間。它非常擔心，如果中國和東盟國家真正達成南海行為準則，而這一準則中又明確強調排除域外國家，限制域外國家在南海地區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或者進行各種具有挑釁性質的行動，那么美國在南海的活動空間就會受到很大限制。

如果這一機制真正建立起來，東盟對于南海問題的政治立場也會更加明確。因此，美國才會持續關注并介入南海議題。

但是，對于所謂島嶼問題，我最近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個現象：為什么沒有人，包括菲律賓在內，也包括那些跟隨菲律賓、跟隨美國聲援所謂南海仲裁案十周年的國家，去反過來思考這個問題？

這次參與相關行動的國家中，除了菲律賓、日本、美國之外，還有一些國家其實與南海沒有直接關系。甚至像立陶宛這樣的國家，也要插一手、簽個字、刷一下存在感。對于這些事情，中國沒有必要過度在意。真正需要做的是，把問題放到更高的國際框架和國際政治史中去看。

我一直在問一個問題：美國在地球上到底擁有多少島嶼？

我們讀地理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是印度尼西亞，大約擁有1.6萬多個島嶼；第二大群島國是菲律賓，大約有七八千個島嶼。但實際上，如果把美國本土兩大海岸線附近的島嶼，以及美國所擁有的各種島嶼和屬地計算在內，美國擁有大量島嶼資源，能夠叫得出名字的島嶼數量甚至超過1.8萬個。

當然，美國一直強調自己是一個“兩洋國家”。但實際上，它不僅橫跨兩洋，還在三大洋、五大洲擁有大量海外島嶼和屬地。你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所謂“美屬×××島”。例如太平洋地區的關島、大西洋地區的波多黎各，以及印度洋地區的迪戈加西亞基地。更不用說那些通過租借、控制等方式獲得使用權的海外軍事據點。

那么，美國這些島嶼和屬地是怎么來的？無非就是依靠長期以來的軍事力量、殖民擴張以及歷史占領形成的。但很少有人去質疑：為什么美國可以在距離中國海岸線并不遙遠的地方擁有大量島嶼，并且在這些島嶼上不斷建設軍事設施、部署戰略力量？

不要說關島，很多人覺得關島距離中國3000多公里已經很遠。但是再看關島周邊的天寧島，以及一些名義上獨立、實際上與美國保持高度聯系的國家和地區，例如帕勞。表面上它們擁有獨立主權，但在安全、軍事等領域與美國存在緊密聯系。很多中國游客喜歡去帕勞旅游，看到的是那里美麗的海岸線和自然風光，但它背后的政治地位和戰略關系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美國擁有如此眾多的島嶼和海外基地，卻很少有人站出來質問：美國憑什么擁有這么多島嶼？憑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擁有大量“美屬×××”的屬地，并且如此自然地在這些地方部署軍事力量？

反過來看中國，在自己的近海范圍內，與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國家存在一些歷史和現實爭議，本質上是鄰國之間的問題。大家距離很近，出現一定程度的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并不罕見?？墒?，美國為什么要介入？關你美國什么事？

美國今天只不過是長期處于一種被默認的位置，很少有人反過來提出質疑，所以它的話越說越順。但我認為，中國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不能總是被動接受別人指責，而應該把問題放到更大的歷史和國際政治框架中，反問一句：你有沒有認真照照鏡子？

美國長期不照鏡子，所以它甚至忘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

翟翾：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今天在這里不斷指指點點，那你首先應該把自己的這些島嶼問題講清楚、說明白，再來討論別人。

接下來我們請教高老師。最近在中國—東盟外長會期間，我們也看到王毅外長和印度外長蘇杰生進行了會面，而且這一次雙方釋放出了一些比較積極、緩和的信號。雙方提到，兩國領導人已經達成重要共識，包括堅持互為合作伙伴，而不是競爭對手；互為發展機遇，而不是威脅。同時，雙方也表示，將進一步加強在金磚國家機制以及全球南方事務中的協調與合作。

那么高老師，您如何看待這一變化？這是否意味著中印關系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周期？或者說，這是否可以被視為中印關系改善的新起點？請您分析一下。

高志凱：中印關系非常重要。兩國各自擁有14億人口，都屬于發展中國家，也都屬于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員。另外一方面，中印之間確實存在持續了幾十年、尚未解決的領土糾紛。

但是，請允許我強調一點：中印之間的領土糾紛，不能被認為是兩國關系的全部問題，它只是中印關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和印度都應該展現足夠的智慧和勇氣，嘗試先擱置爭議，在管控分歧的基礎上，推動中印之間更加友好、更加建設性的關系。

當然，關鍵問題在于具體應該怎么做，這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知道，1978年的時候，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規模幾乎是平起平坐，接近1:1。有一年，印度的經濟規模甚至還超過中國，人均收入也高于中國。

但是到今天，一個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于五個印度。回顧過去48年，中國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印度當然也取得了發展，但中國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遠遠超過印度。無論是在制造業、科學技術、體育，還是人民整體健康水平等多個方面，中國已經是遙遙領先于印度。

所以，印度實際上也應該認真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當年印度和中國經濟規模幾乎處于同一水平，如今卻變成了印度經濟規模只有中國五分之一的局面？我認為，印度越早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對自身發展越有利。

從中國方面來看，中國愿意與印度發展友好、建設性、互惠互利的關系。但關鍵在于，印度自身也需要改善發展環境。比如，印度的經商環境實在太差了，在國際合作過程中，有時候不是積極學習外國的發展經驗、吸收真正有價值的能力，而是設置過多限制，讓合作方陷入困境，甚至產生“設一個圈套，讓別人掉進去”的感覺。

因此，我認為，中印雙方都有發展合作關系的意愿，但現實中的合作潛力仍然受到一些因素限制，因為印度目前還不完全具備推動更深層次合作所需要的一些條件。

另一方面，中國愿意改善與印度的關系，但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尤其是涉及我們所說的9萬多平方公里藏南地區的領土問題，仍然是一個重大挑戰。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將是未來中印關系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翟翾：所以從目前來看，印度方面似乎也釋放出了一些相對友善的信號。在當前整體國際局勢發生變化的背景下，通過此次與王毅外長的會面，也讓外界看到，印度可能希望調整對華關系，避免進一步強化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唐老師怎么看？中印關系下一步如何走？

唐湘龍：剛剛高教授講的內容非常重要。1992年、1993年之后，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在人類歷史上都難以想象的階段。一個擁有14億人口規模的國家，在30多年的時間里，以一種“拔腿狂奔”的方式不斷向前發展。

今天回頭來看，當年中國和印度其實幾乎處在同一個起點：人口規模接近1:1，土地面積大約3:1，當時兩國人均GDP水平也相差不大，甚至接近1:1。但是到了今天，兩國經濟規模已經拉開了巨大差距，大約達到5:1。這個差距擺在臺面上，30年前的中印關系和今天的中印關系，已經完全不同。

印度過去甚至連一條像樣的高速公路都沒有，現在雖然有所發展，但仍然只能勉強建設一些基礎設施。而直到今天，印度依然沒有一條真正意義上投入運營的高鐵。這種發展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恰恰因為這種差距越來越大，也導致了印度對中國更加深層次的焦慮。

這種焦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藏南問題。我們平常能夠看到的關于藏南地區的新聞并不多，但偶爾會出現當地一些藏胞表達訴求的消息?，F在你經常可以看到，他們表達的訴求是“我是中國人，我要回中國”。

這和幾十年前印度經常利用西藏問題來牽制中國、包庇達賴喇嘛以及一些流亡藏人，是完全不同的情況。換句話說，因為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差距已經被拉開，生活在印度一側的人看到，中國西藏地區的同胞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而自己所在地區的發展相對滯后，這種反差會形成一種非常直接的感受。

藏南地區的這些居民，與中國西藏地區在文化、語言、宗教等方面存在相近性。因此，隨著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藏南問題未來對印度來說一定會成為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

2024年新德里城市一角紐約時報

第二個方面，就是去年印巴空戰帶來的沖擊。去年這場沖突對印度的影響非常大。自1962年之后，印度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塑造自己作為印度洋地區大國、重要國際力量的形象。長期以來，它在周邊地區保持較強影響力，包括對孟加拉、緬甸、巴基斯坦等國家采取強勢姿態，甚至曾經直接吞并錫金。

但去年印度給巴基斯坦修理了之后，讓它重新認識到自身實力的局限。坦白講，印度非常清楚，它面對的不僅僅是巴基斯坦，而是背后中國因素帶來的影響。1962年，印度曾經在與中國的沖突中遭遇失??；而去年，它又感受到一次來自中國影響力的間接沖擊。

印度當然會通過各種方式包裝這些沖突事件，但是國際社會其實都看得很清楚。去年5月7日之后，印度實際上進入了一段“奇幻漂流”。所謂“奇幻漂流”，就是印度對自己的地緣政治地位產生了深度的懷疑。

如果繼續走傳統路線，它發現自身處境越來越困難。現在美國把“印太司令部”里的“印度”都去掉了，本身就說明了一些問題。既然印度在這個戰略框架里并沒有發揮預期作用，那又何必繼續把印度掛在這個名稱里面呢？對印度而言，這多少帶有一種被輕視、被羞辱的意味。

同樣，在中東地區也出現類似變化。過去美國、以色列推動一些機制時，印度曾經是重要參與對象，但現在隨著地區格局變化，很多安排已經不再突出印度的位置。與此同時，當沙特面臨安全問題時，它選擇與巴基斯坦加強軍事合作，那么印度在哪里？印度的影響力顯然受到挑戰。

所以，去年那場印巴沖突，我們不能簡單理解為幾架戰機、幾場空戰的問題。它真正影響的是印度對自身實力和國際定位的判斷。印度意識到，如果沖突繼續升級，自己可能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因此，未來印度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與中國改善關系。因為一方面，西方國家對印度的期待正在發生變化；另一方面，印度在西方社會中的一些負面聲音也在增加。比如印度移民在部分西方國家引發的一些社會討論，這些現象雖然并不是主流，但也反映出印度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正在變得更加復雜。

在某種程度上，印度正在逐漸成為國際社會中一個“眾人嫌”的角色。

翟翾：那我們繼續請教唐老師。剛剛提到，中印關系出現了一些緩和跡象。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在這一次中國—東盟外長會期間，王毅外長確實與印度外長蘇杰生進行了會面，可是并沒有與日方代表進行會晤。

但是，日本方面為什么會出現另一套敘事？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向記者表示，在馬尼拉期間，他曾經與王毅外長互致問候，并且討論了中日關系。

但到了7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明確回應，表示可以非常清楚地說明，此次馬尼拉期間，王毅外長與日方并沒有會見安排，也沒有任何簡短交流。也就是說，中方直接否認了日方所對外釋放的這一說法。

那么，唐老師，您怎么看待這一情況？日本為什么要對外釋放這樣的訊號？而王毅外長沒有與日方會面，這背后又釋放出了怎樣的外交訊號？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左二）、韓國外長趙顯（左）和中國副外長華春瑩（右）以及東盟各國外長出席東盟加三外長會議歐新社

唐湘龍：日本當然是另外一個故事。日本長期以來與印度保持較密切的互動，實際上一直試圖通過拉攏印度的方式來制衡中國。日本過去的一種思維邏輯是：只要是曾經與中國發生過矛盾、關系不好的國家，就可以成為日本拉攏的對象。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在印度半島拉攏印度，在中南半島拉攏越南。這種思維其實帶有很強的情感慣性：你曾經和中國發生過沖突，那我們就可以發展關系，因為我們擁有所謂“共同的對手”。

但問題是，并不是因為一個國家和中國關系不好，就可以“撿到籃子里都是菜”。國際關系不是這么簡單。

你看現在的茂木敏充，他不斷在中國周邊活動，與印度、菲律賓，甚至臺灣地區保持互動，究竟是為了什么？為什么日本近年來總是在中國周邊這些與中國存在矛盾的陸鄰國、海鄰國之間不斷穿梭？

歸根到底，日本外交思維中最核心的對象就是中國。它所有這些行動，本質上都是為了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

當然，不只是茂木敏充，換成任何一位日本外相，恐怕都會面臨類似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一個曾經對他人造成過嚴重傷害的群體，當看到曾經的受害者不斷成長、變得強大時，內心往往會產生復雜情緒。

就像一個曾經強大的人逐漸衰弱，而過去被自己欺負的對象卻越來越強大，這種心理壓力是非常明顯的。今天日本面對中國崛起時，其實存在類似的心態：既有羨慕，也有嫉妒，同時又有一種無可奈何。

所以，我認為茂木敏充這一次關于會面的說法，是一個非?；?、甚至有些幼稚的外交錯誤。

我不敢說王毅外長和茂木敏充在馬尼拉期間完全沒有任何接觸，畢竟王毅外長中文、英文、日文都很好，雙方偶然交流幾句話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不是經過正式安排的外交會談，比如雙方坐在正式會談桌前，有翻譯、有記錄、有攝影、有官方新聞稿，那么就不應該對外宣布“雙方舉行會談”。

這是基本的外交禮儀。因為不這樣做不僅會給對方造成困擾，也會讓對方認為你把普通交流包裝成正式外交成果，這在外交上是不合適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理解茂木敏充面臨的壓力。今天日本國內，特別是在高市政權背景下，中日關系在政治層面已經陷入一定困境。

我過去在很多場合都講過，高市內閣實際上已經錯過了修補中日關系的重要時間窗口。為什么？因為從每年7月7日“七七事變”紀念日開始，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中國社會都會經歷一系列與日本侵略歷史相關的紀念節點。

在這樣持續不斷的歷史記憶強化過程中，中日之間想要進行關系緩和和政治互信建設，難度會不斷增加。

茂木敏充有他的外交壓力。尤其是在當前環境下，美國未必真正重視日本，中國也不會輕易給予日本特殊位置。那么未來，如果到了APEC會議時期，中美俄等主要國家領導人都參與其中，日本又處在什么位置？

APEC本來就是亞太地區的重要機制，日本也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如果日本在這樣的重要多邊場合逐漸被邊緣化，那么它在外交和地緣政治上的困境會更加明顯。

所以，從茂木敏充這一次試圖借助與中國相關的話題提升存在感的做法中，我看到的不只是他個人的外交壓力，也看到了日本整體在地區格局變化中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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